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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与郭嵩焘的“重商”思想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郭氏看到了商业在强国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未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因此其为中外通商而反对言“战”。郑氏的“商战”思想并不是纯粹的“重商”，其主张“商战”目的是为了通过商业竞争，战胜西方列国的经济侵略。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郭嵩焘；重商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47-01
晚清时期的郭嵩焘是倡导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重商富民”思想。而郑观应在目睹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机时，为挽救国家前途命运，提出了“商战”思想。
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非常重视商业在国家地位与作用，主张“重商富民”，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西方的商业发展是其富强的原因，“西方以通商致富强的成功秘诀，是一切工商事业，无论开设工厂，制造舟车，修建铁路，远洋贸易，‘皆商人为之’，政府不与争利；国家只收其税，以济财用。”因此他主张发展商业，鼓励私人投资。
郑观应亦批判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外国则以商业立国。古代，百姓各自谋生，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无需交易粮食、布料。现今，各国相互兼并，谋求自身利益，皆以商贸强国，用精兵保护通商。国家间的结盟和条约均为通商贸易。“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郭氏主张：中国应该订立通商则例。他指出，道光二十二年开通五口通商，咸丰十年增加十口，光绪二年增加五口。通商口岸的贸易往来日益繁盛。然通商条约由洋人订立，“每遇中外人民受涉事件，轻重缓急，无可依循”。每办理洋人与中国人纠纷的案件，各通商口岸领事和各地方官员相互抵难，“无一能持平处断者”。因此，他主张国家自行订立通商法。而郑观应亦提出：朝廷欲振兴商务，督抚大臣当体查商情，如实禀告，奏请朝廷设商部。为此他给督抚大臣的建议是：“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还提出“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以达到“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郭氏主张改革旧式的教学内容，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培育西学人才。他认为培养经济实用型的人才是保证国家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条件。“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法律，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而专习之。”他一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敬泽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用人而已矣”。而郑氏认为，中国社会崇尚农本商末，一直未有关于商业的专著。“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如未能步入仕途，只能教书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如算学、化学、光学、电学、矿学、医学、农学、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而兴办商务应该从培养精工制造人才开始：“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即希望通过设立格致书院先培养制造业人才。
由上可见，郑氏在设商部，立商法，设机器技艺格致书院、培养人才方面的“商战”思想与郭氏订立通商则例，改革旧式的教学内容、培育西学人才的“重商”思想是一致的。
而要明确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与郭嵩焘的“重商”思想的不同，可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商战”的含义来看。1999年版的《辞海》将其解释为：商业竞争的形象比喻；近代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压迫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人亦以商战称之。郑观应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入，资本输出看作是“经济的帝国主义”，提出要用“经济的民族主义”进行抵抗。可见“商战”的含义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要运用国家的政治权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各国开展经济竞争，以收回失去的权利。因此，郑氏的“商战”思想不仅要求重视商业发展，还要同西方各国竞争，靠商业击退列强。
其次，从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的具体内容来看。在《盛世危言》中，郑氏除了倡导“商战”，还倡导“兵战”。他认为中国要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商战”和“兵战”应并举。“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中国要自强，抵御外侮，应“以商富国，以兵卫商”。“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即主张以“兵战”治标，“商战”治本。
而郭嵩焘在中外通商方面，反对言战。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是因发展了商业，但并未认识到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此其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商贸，且要和平的同西方进行商贸往来。他上奏道：“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为办理洋务机宜不越理、势、情三者，宜一切持平处理，使中外诸臣不生异议事。”他认为：“其实洋人于中国未尝不尊崇结纳，而以富强相期，要在知所以处置之法而已。”洋人之情在于通商，西方各国仅欲与中国和平友好的进行商贸往来，同时也希望中国在通商中富强。因此，他提倡办理洋务应“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衷，使就绳尺”。可见其提出发展商业的思想只是纯粹的“重商”思想。
郑氏的“商战”思想与郭氏的“重商”思想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郭氏看到了商业在强国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未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他只是纯粹的主张“重商”，反对言“战”。郑氏的“商战”思想并不是纯粹的“重商”，其目的是为了能够通过商业竞争，战胜西方列国的经济侵略。
参考文献：
[1]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郭嵩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
[5]郭嵩焘：《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
[6]陸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者简介：
杨婵（1992—），女，汉族，籍贯：江西贵溪，学历：历史学硕士，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史。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郭嵩焘；重商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47-01
晚清时期的郭嵩焘是倡导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重商富民”思想。而郑观应在目睹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机时，为挽救国家前途命运，提出了“商战”思想。
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非常重视商业在国家地位与作用，主张“重商富民”，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认为西方的商业发展是其富强的原因，“西方以通商致富强的成功秘诀，是一切工商事业，无论开设工厂，制造舟车，修建铁路，远洋贸易，‘皆商人为之’，政府不与争利；国家只收其税，以济财用。”因此他主张发展商业，鼓励私人投资。
郑观应亦批判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外国则以商业立国。古代，百姓各自谋生，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无需交易粮食、布料。现今，各国相互兼并，谋求自身利益，皆以商贸强国，用精兵保护通商。国家间的结盟和条约均为通商贸易。“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郭氏主张：中国应该订立通商则例。他指出，道光二十二年开通五口通商，咸丰十年增加十口，光绪二年增加五口。通商口岸的贸易往来日益繁盛。然通商条约由洋人订立，“每遇中外人民受涉事件，轻重缓急，无可依循”。每办理洋人与中国人纠纷的案件，各通商口岸领事和各地方官员相互抵难，“无一能持平处断者”。因此，他主张国家自行订立通商法。而郑观应亦提出：朝廷欲振兴商务，督抚大臣当体查商情，如实禀告，奏请朝廷设商部。为此他给督抚大臣的建议是：“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还提出“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以达到“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郭氏主张改革旧式的教学内容，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培育西学人才。他认为培养经济实用型的人才是保证国家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条件。“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法律，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而专习之。”他一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敬泽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用人而已矣”。而郑氏认为，中国社会崇尚农本商末，一直未有关于商业的专著。“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如未能步入仕途，只能教书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如算学、化学、光学、电学、矿学、医学、农学、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而兴办商务应该从培养精工制造人才开始：“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即希望通过设立格致书院先培养制造业人才。
由上可见，郑氏在设商部，立商法，设机器技艺格致书院、培养人才方面的“商战”思想与郭氏订立通商则例，改革旧式的教学内容、培育西学人才的“重商”思想是一致的。
而要明确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与郭嵩焘的“重商”思想的不同，可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商战”的含义来看。1999年版的《辞海》将其解释为：商业竞争的形象比喻；近代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压迫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人亦以商战称之。郑观应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入，资本输出看作是“经济的帝国主义”，提出要用“经济的民族主义”进行抵抗。可见“商战”的含义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要运用国家的政治权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各国开展经济竞争，以收回失去的权利。因此，郑氏的“商战”思想不仅要求重视商业发展，还要同西方各国竞争，靠商业击退列强。
其次，从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的具体内容来看。在《盛世危言》中，郑氏除了倡导“商战”，还倡导“兵战”。他认为中国要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商战”和“兵战”应并举。“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中国要自强，抵御外侮，应“以商富国，以兵卫商”。“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即主张以“兵战”治标，“商战”治本。
而郭嵩焘在中外通商方面，反对言战。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是因发展了商业，但并未认识到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此其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商贸，且要和平的同西方进行商贸往来。他上奏道：“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为办理洋务机宜不越理、势、情三者，宜一切持平处理，使中外诸臣不生异议事。”他认为：“其实洋人于中国未尝不尊崇结纳，而以富强相期，要在知所以处置之法而已。”洋人之情在于通商，西方各国仅欲与中国和平友好的进行商贸往来，同时也希望中国在通商中富强。因此，他提倡办理洋务应“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衷，使就绳尺”。可见其提出发展商业的思想只是纯粹的“重商”思想。
郑氏的“商战”思想与郭氏的“重商”思想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郭氏看到了商业在强国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未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他只是纯粹的主张“重商”，反对言“战”。郑氏的“商战”思想并不是纯粹的“重商”，其目的是为了能够通过商业竞争，战胜西方列国的经济侵略。
参考文献：
[1]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郭嵩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
[5]郭嵩焘：《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
[6]陸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者简介：
杨婵（1992—），女，汉族，籍贯：江西贵溪，学历：历史学硕士，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