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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最近引来网友的热捧,媒体的热议。不少议论认为,在“权学交易”盛行的环境中,高官张平满足于一张中专学历,令人感动。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让其本人都可能感到意外的由一张中专文凭所引发的感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一些高官利用手中权力获取学位的反讽,网友对这种现象很是看不惯,现在终于看到一个例外;有人认为,这是对高校公信力丧失,在权力面前失去学术尊严的发泄,大学可以授予其他官员博士、硕士,但大家瞧不起你,令大家“感动”的是中专学历。
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次“感动”中去发掘成就这样的“感动”的社会原因。在笔者看来,说“反讽”也好,“发泄”也罢,大家对此感动,其实是希望,张平这一个案,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现象:官员在学历等利益面前,约束自己的权力;高校在官员面前,保持自己的学术尊严;社会对于人才的评价,打破包括学历在内的“身份标准”。
但是,让张平这一个案变为一种现象,显然很难。
首先,官员追逐学历,起因并不在于官员自身,而在于选拔、任用官员的一些规定和制度。在一些地方,学历是选拔、任用、晋升干部的硬性指标,前几年,有地方公开招聘处级干部,甚至公开提出了博士学位的要求。这迫使不少官员想方设法获得更高学位,为晋升做好准备、找到垫脚石。
其次,官员的权力缺乏监督与约束,高校在官员权力前面没有学术尊严。按理,官员想读书、获得更高学位,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其他受教育者一样,参加入学考试、完成教学内容、达到培养要求,这并不会引起大家的反对,甚至有可能让大家对官员作风有好的评价。同样,高校招收官员读书,应视为普通的受教育者,对其一视同仁,按照学校的教育要求和学术要求,进行录取、培养和授予学位,这是高校办学本应该坚持的操守。可是,在现实中,由于官员的权力缺乏监督与约束,他们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为高校配置资源带来好处(比如投资、项目、课题、经费),而高校的招生录取、培养管理、学位授予,由于行政管理的影响,不透明、不公开,没有健全的教育评价和学术评价机制,官员的权力就这样与高校的学术,形成了默契的共享。
以上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民众对于官员读书获取更高学位,普遍不相信“货真价实”,而最简单的道德评价,竟然是不作为。这其实还造成两方面伤害:一是对于少数“货真价实”读书的官员的伤害;二是对于读书价值与意义的伤害——是否攻读更高学位应该是个体的正常选择,而鼓励提高能力与素质的终身学习,是健康社会的正确选择。
改变这种情况,有人建议,必须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同时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取消不合理的学历要求、学历标准,这显然是正确的。可是,笔者认为,对于纯净官员读书获取学位的环境,使读书本身具有价值,最关键在于重建高校的学术尊严。学术尊严是保证读书价值、学位价值的最后“防火墙”——即便在重视能力高过学历的美国,权力受到监督的总统也想获得学术头衔,但保持学术尊严的太学,并未给总统打开方便之门。
高校重建学术尊严,一方面,这需要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对于高校来说,想获得办学的自主与办学的尊严,必须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如果高校的办学经费获取、课题项目申请,不受政府的制约,不被政府官员左右,高校就不会看政府官员的脸色办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目前在《人民日报》发文,称大学评估太多太滥,文中说:“有少数公务员,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权力。有的那么年轻,就在一些学术性的评估工作中对他老师的老师指手画脚,我看着非常难受。”为何孙辈的外行学生可以对祖辈老师指手画脚,而且祖辈容忍其过分行为,正在于官员手中有权有资源,并直接影响学校获取资源。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管理必须变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只有高校内部实行学术管理,才会减少行政力量对于教育与学术的干涉,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好地按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办事。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中,官员们想用自己的权力去换取学位,很难。
眼下的问题在于,掌握着权力的官员,愿意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愿意给高校重建学术尊严的空间吗?而高校的管理者,又愿意让高校回归学术本位吗?如果这些回答是否定的,网友们的感动,有可能只是白费感情。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让其本人都可能感到意外的由一张中专文凭所引发的感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一些高官利用手中权力获取学位的反讽,网友对这种现象很是看不惯,现在终于看到一个例外;有人认为,这是对高校公信力丧失,在权力面前失去学术尊严的发泄,大学可以授予其他官员博士、硕士,但大家瞧不起你,令大家“感动”的是中专学历。
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次“感动”中去发掘成就这样的“感动”的社会原因。在笔者看来,说“反讽”也好,“发泄”也罢,大家对此感动,其实是希望,张平这一个案,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现象:官员在学历等利益面前,约束自己的权力;高校在官员面前,保持自己的学术尊严;社会对于人才的评价,打破包括学历在内的“身份标准”。
但是,让张平这一个案变为一种现象,显然很难。
首先,官员追逐学历,起因并不在于官员自身,而在于选拔、任用官员的一些规定和制度。在一些地方,学历是选拔、任用、晋升干部的硬性指标,前几年,有地方公开招聘处级干部,甚至公开提出了博士学位的要求。这迫使不少官员想方设法获得更高学位,为晋升做好准备、找到垫脚石。
其次,官员的权力缺乏监督与约束,高校在官员权力前面没有学术尊严。按理,官员想读书、获得更高学位,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其他受教育者一样,参加入学考试、完成教学内容、达到培养要求,这并不会引起大家的反对,甚至有可能让大家对官员作风有好的评价。同样,高校招收官员读书,应视为普通的受教育者,对其一视同仁,按照学校的教育要求和学术要求,进行录取、培养和授予学位,这是高校办学本应该坚持的操守。可是,在现实中,由于官员的权力缺乏监督与约束,他们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为高校配置资源带来好处(比如投资、项目、课题、经费),而高校的招生录取、培养管理、学位授予,由于行政管理的影响,不透明、不公开,没有健全的教育评价和学术评价机制,官员的权力就这样与高校的学术,形成了默契的共享。
以上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民众对于官员读书获取更高学位,普遍不相信“货真价实”,而最简单的道德评价,竟然是不作为。这其实还造成两方面伤害:一是对于少数“货真价实”读书的官员的伤害;二是对于读书价值与意义的伤害——是否攻读更高学位应该是个体的正常选择,而鼓励提高能力与素质的终身学习,是健康社会的正确选择。
改变这种情况,有人建议,必须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同时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取消不合理的学历要求、学历标准,这显然是正确的。可是,笔者认为,对于纯净官员读书获取学位的环境,使读书本身具有价值,最关键在于重建高校的学术尊严。学术尊严是保证读书价值、学位价值的最后“防火墙”——即便在重视能力高过学历的美国,权力受到监督的总统也想获得学术头衔,但保持学术尊严的太学,并未给总统打开方便之门。
高校重建学术尊严,一方面,这需要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对于高校来说,想获得办学的自主与办学的尊严,必须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如果高校的办学经费获取、课题项目申请,不受政府的制约,不被政府官员左右,高校就不会看政府官员的脸色办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目前在《人民日报》发文,称大学评估太多太滥,文中说:“有少数公务员,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权力。有的那么年轻,就在一些学术性的评估工作中对他老师的老师指手画脚,我看着非常难受。”为何孙辈的外行学生可以对祖辈老师指手画脚,而且祖辈容忍其过分行为,正在于官员手中有权有资源,并直接影响学校获取资源。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管理必须变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只有高校内部实行学术管理,才会减少行政力量对于教育与学术的干涉,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好地按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办事。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中,官员们想用自己的权力去换取学位,很难。
眼下的问题在于,掌握着权力的官员,愿意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愿意给高校重建学术尊严的空间吗?而高校的管理者,又愿意让高校回归学术本位吗?如果这些回答是否定的,网友们的感动,有可能只是白费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