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坝村村委会等了大约三个小时，陈森才从外面回来。
　　陈森今年47岁了，是高州市根子镇农村信用社驻元坝村的信贷员。他每日的工作流程是：不管天晴还是下雨，都骑着他那辆旧摩托车，沿着漫山遍野种满荔枝龙眼等水果的山道，穿梭于分散居住的500户农家之间，在村委会的协助下一一了解他们的收入状况、还债能力以及信用程度，然后将这些情况上报给镇农村信用社，由镇农村信用社来决定各个农户的信用等级和贷款额度。
　　当然，陈森还负责整个村的贷款发放和存款工作。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陈森说：“现在比以前要忙多了，也累多了！”
　　以前陈森可舒服了，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是不会在烈日下和细雨中骑着他的摩托车到处跑的，更不会到农民家去调查什么收入状况之类的。
　　原因很简单，以前农村信用社根本就没有或很少贷款给农民，贷款对象不是个体户就是乡镇企业，而大额非农贷款的发放遵循的显然不是商业原则，自然也就无需做什么调查了。
　　
　　“金融机构欠农民的债太多了”
　　
　　事情是在2000年3月份起变化的。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茂名市中心支行梁山副行长介绍，去年3月份人行广州分行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人行茂名市支行和茂名市农信社三家在地方党政的大力支持下，选择了江泽民曾经视察过、并且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高州市根子镇作为创建“信用镇”的试点。
　　创建“信用镇”的目的是为了积极防范信贷风险，较好地解决农民贷款难、农业信贷投入不足等实际问题而建立的一种由农户自愿参加，政府监督指导，农信社提供贷款信用的信贷管理模式。
　　梁山深有感触地讲：“金融机构欠农民的债太多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的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农民，可以这么说，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可他们却没有反哺过农民！”
　　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吸纳了农民的血汗钱，不回报农民也罢，还拿着这些钱在非农大额贷款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掉进严重亏损的泥沼里。
　　茂名市农村信用社显然也在承担着亏损的压力，梁山副行长虽然没有透露亏损的具体数字，但他肯定地告诉记者整个茂名农信社系统基本处于亏损状态。1998年至1999年局部地区还出现过挤兑风波，成为全省有名的高风险地区。
　　于是，农村信用社这条大船不得不掉头，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航道上：面向农业、面向农村、面向农民。
　　
　　创建“信用镇”
　　
　　茂名市是广东典型的农业大市，“三高”农业享誉全国，极需金融上的支持，但过去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结构极不合理，出现了大户贷款多，小额分散贷款少；非农贷款多，“三农”贷款少；非正常贷款多，正常贷款少的“三多三少”现象。这不仅导致农业得不到金融的支持而发展缓慢，而且导致全市农信社陷入困境。
　　茂名市“信用镇”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信用镇”的创建首先明确农信社、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权利和义务。农信社严格按照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在核定的农户信用贷款额度内保证贷款及时发放，并给与优惠利率；镇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向农户提供生产销售信息，支持配合农信社组织资金和监督贷款的投放和回收，但不能干预信用社贷款自主权；村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农信社摸清农户家底，把好农户资信评估质量关，协助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但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据梁山副行长介绍，目前农民信用等级分为优秀、较好、一般和较差，授信贷款额度分别为5000～8000元、3000～5000元、1000～3000元，以及不核定额度逐笔审批等形式。为加强贷后检查监督，农信社按“一户一档”建立贷款台账，如发现农户不按规定使用贷款或不按期归还，又无正当理由的，则降低其信用等级，直至取消其信用贷款资格。
　　这项制度出台实施以后，深受农民欢迎和拥护。人行茂名中心支行曾组织人深入农村作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94.5%的农户认为信用社贷款方便了，76.2%的农户认为信用社更贴近群众了，71%的农户认为信用社对农民生产经营更重视了。
　　根子镇柏桥管理区青年农民何佑，去年被评为个人信用为优秀，拿到了根子镇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证》，不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一年内在8000元这个额度内可随时到信用社办理贷款事宜。
　　何佑高兴地讲，以前到农信社贷款没有关系很难贷得到，现在我拿着小额贷款证可以随用随到农信社贷款，就和到银行取款差不多，以前要几天才能拿到的钱，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
　　据根子镇农村信用社陈为平副主任介绍，根子镇总共约有1.6万农户，截至目前为止，农信社给5239个农户发放了小额贷款证，发证率达到30%多。去年根子镇农信社及时向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1642笔，金额569万元，基本上满足了农户由于荔枝促花保果管理的资金需要，使全镇荔枝生产在周边地区普遍减产的特殊情况下，仍然获得丰收。
　　令陈为平更欣慰的是，起初怕贷款像以前一样难以收回的担心被事实证明是不必要的。去年根子镇农村信用社向柏桥村农民发放贷款276笔，除3笔因特殊困难到期尚未归还外，其余273笔均能按时还本付息，按时还贷率达98.6%。
　　针对这一现象，梁山又有感触，他说：“农民是很纯朴的，他欠了债心里总不踏实，睡不着觉，总想早点还掉，不像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借钱的时候就想着赖账！”
　　“创建‘信用镇’对农信社和农民而言，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人行茂名中心支行一名同志这样讲。
　　今年，在总结根子镇的成功经验后，创建“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的活动已在茂名全市推广开来。
　　
　　小额支农贷款遍地开花
　　
　　“如何真正把钱贷给农户，是当前很大的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金融机构真正在为农民、农业、农村，为它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贡献。”
　　“现在信用社贷款，主要方向还在县城里面，还是贷给乡镇企业，贷给私人企业，为县委书记、县长服务，他叫贷给谁，就贷给谁。”
　　“现在真正的农村、农户不能获得国家金融的支持，有很多乡镇企业，贷进去可能就收不回来，反倒贷给农民能收回来。”
　　“真正走乡串户，贷到农民手里，帮助发展生产、调整结构，解决他们的婚丧嫁娶、助学金，恐怕现在刚开始。”
　　这是去年年底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山东考察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时说的一些话，这些肺腑之言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中央让农村信用社担起给与农民金融支持这副重担来可谓用心良苦，一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有助国家经济增长，二来可以借此转变农村信用社过去错误的贷款方向，改善经营状况，防范金融风险。
　　2001年初人行继去年向农村信用社增发150亿元再贷款后决定再增发200亿元再贷款，在2001年5月份召开的全国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工作座谈会上，戴相龙要求农信社改革服务方式，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加强信贷管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并提出，到2005年，全行业不良贷款率要控制在20%以下，全国农村信用社亏损面控制在15%以下。
　　“农信社搞小额支农贷款是农信社的理性选择。”江苏盐城响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孙文亮斩钉截铁地说。
　　在这位有着强烈市场意识的主任看来，农信社推行小额支农贷款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响应市场的号召，而不是响应上面的政治号召。过去的非农大额贷款方式已经让农信社背上了沉重的亏损包袱，而小额贷款额小、面广、分散，风险比过去要小得多！
　　向错误的过去告别，农信社的态度是诚恳的，江苏动起来了，山东动起来了，广东动起来了，河南、江西、湖北、浙江、贵州、重庆、四川、云南、宁夏、新疆，几乎全国都动起来了，区别只在于推广的范围大小不同。
　　山东济南市农信社是去年在全市推行“农户贷款证”小额贷款制度的，13.9万户农民由此获得7.032亿元贷款。农户贷款面之广、贷款额之大，在济南市农信社历史上从未有过。更可喜的是，最新统计数字表明，通过农户贷款证发放的贷款，其本金收回率达到98%以上，利息收回率100%。
　　济南农信社业务人员承认，过去他们没有把农民当作第一位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失误。而农民贷款难、信用社贷款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此有关。
　　据济南市农信社业务人员介绍，去年底，济南郊区农村许多农信社门前都出现了农民排队还贷、还息的场面。为了在规定时间及时归还本息，有的农民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
　　
　　如何降低运作成本？
　　
　　阻碍小额贷款广泛推行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最明显的就是成本太高。
　　据江苏响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孙文亮介绍，为了在全县推行小额支农贷款，农信社聘用了不少信用代办员，最多时达到157人，按平均每人月工资500元计，一年下来要90多万元。对于响水这样一个苏北经济落后的县农信社而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央行这几年对农村信用社和国家专业银行一样管理，存款准备金率和备付金率一样，信贷资金管理办法一样：存贷利率也要执行和国家专业银行一样的基准利率，只是可上浮一定幅度，同时要求对农业生产贷款不上浮或少上浮。
　　孙文亮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搞小额支农贷款没有利润，甚至还要亏本，那么没有一个农信社会干这种傻事。在这个方面，还是应该让市场来做主。”
　　响水县农信社的做法是，让贷款利率上浮在50%以内。茂名的做法也基本类似，据人行茂名支行副行长梁山讲，目前为了宣传小额贷款的需要，让更多的农户加入进来，在农户核定的贷款限额内不上浮利率，超过限额的则要相应上浮，而向长远看，小额贷款利率恐怕还是要市场化。□
　　附录：亚洲的草根资本
　　自从1997年全球小额信用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以来，小额贷款就真正走上了轨道。那时，全世界大约有700万借款人和600多个小额财政项目。今年，借款人预计将达到2000万，项目将达到1000个。峰会的参与者设想到2005年，使借款人达到1个亿。
　　小额贷款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功已经引起亚洲政府和商界的重视。在亚洲这个全世界最多贫困人口居住的地方，小额财政项目增长迅速。越南现在借款人比1997年开始时增加了一倍达到5.7万人，而在印度尼西亚，借款人的数目从五年前的不到1500人攀升到近9000人。菲律宾新任总统阿罗约将小额贷款作为反抗贫穷的主要武器，计划在三年之内使1200万人口脱离贫困。中国更是早在1993年就将小额贷款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武器之一。
　　但小额贷款面临自身的难题。主要的问题是资金不足。与中国的农村信用社不同，国外许多小额贷款机构大体上都没有资格接受存款，并且小额贷款的人力成本很高，效益不像银行贷款那么显著，它们在发放贷款上获得的利息还不够支付运作成本。
　　这就是需要政府帮助介入的地方。政府可以直接给这些机构提供它们所需的资金，或者作为中间人，为这些机构牵线搭桥，引来投资者。实际上，菲律宾政府就是少数采取后者的政府之一。亚洲发展银行和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发放给菲律宾小额财政项目上的3470万美元就是在菲律宾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
　　另外，由于小额贷款的借款人往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押，为了化解风险，有些贷款机构想出了一种“社会抵押”的方式，也叫做同伴压力：每个人和其他四个人拴在一起，第一个人贷款后，五个人一起负责还贷，直到第一个人还掉了贷款的一半，第二个人才能借款，然后如此继续下去。
　　实践证明，小额贷款风险性很小，这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小额贷款项目的还贷率都超过了98%。虽然小额贷款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它可以使那些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们获得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体面而自尊地活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