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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自觉年纪大了的胡忠，逐步退下火线。诸子各自按兴趣、专业和能力开拓不同生意，然而促使他们走向各自事业道路的重大因素，则是家族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行的分家。据合和实业创办人及现任董事局主席胡应湘忆述，到了1969年，父亲胡忠虽已年迈，但健康状况良好，他决定分家，让诸子有资本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意。原本，胡忠夫妇按注册公司时的做法进行分家，即两夫妇占两份，5子各占一份，但这样的安排受到长子及四名女儿的大力反对，内部矛盾骤现。
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长子胡文瀚。胡文瀚觉得自己很早就开始协助父亲开拓业务，年资最长、出力最多，所以应多分一份。4名女儿也觉得不公平，她们也是父母的骨肉血脉，父母却重男轻女，让她们一点也分不到。为此，家族在进一步商讨后，得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将家产分为10份，胡忠夫妇及长子胡文瀚各占2份，其他4名儿子各占1份，4名女儿各占半份 （Sayer， 2006）。尽管这个分家方法并非绝对公平，但总算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利益均沾，降低了原方案的不公平性，一家人才能和气收场，子女们从此各自在人生和事业的跑道上彼此竞争，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四兄弟各展所长 取长补短
分家翌年 （1970年），胡忠成立合和屋宇有限公司（Hopewell Housing Ltd），主要管理及筹划家族名下各处物业，包括后来兴建的湾仔胡忠大厦―该大厦落成后成为家族的旗舰物业。当然，更吸引社会和传媒目光的是分家之后的胡忠家族，5个儿子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合作中有竞争，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大放异彩，令不少家族艳羡不已。
胡文瀚投身冷气工程
先说胡文瀚。身为长子，年龄又与诸弟妹们相差颇大的胡文瀚，在协助父亲“的士”生意的同时，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在父亲支持下开始了旅游及有关冷气工程的生意。随着社会日趋富裕，冷气机 （空调机设备） 越来越受到市民欢迎，市场空间巨大。不过由于价格不菲，尚未成为必需品，所以在当时很少有人留意到相关市场。即使留意，也因为制造技术要求太高，很少有本地商人或生产商敢踏入这片新领域。但胡文瀚是冷气工程专业出身，当他注意到这个新市场后，勇敢投入其中，率先研发和生产，并在1959年6月推出首台香港生产的冷气机，轰动社会 （《南华早报》，1959年6月18日），这也证明香港工业不只是生产低价值产品，并把“香港制造”推上更高层次。
1960年，胡文瀚与美国威斯汀国际电子 （Westinghouse Electric International Inc.） 签订协议，获得生产“威斯汀”品牌冷气机的授权，他更斥资100万元从美国购入相关的先进生产设备，提升产品质量（《南华早报》，1960年11月23日）。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冷气机更加普及，销量节节上扬。看准市场空间还会持续扩大，胡文瀚将分家后手上的资金投入其中，并在1975年成立惠风工业有限公司 （Weatherite Industries Ltd），进一步扩大了生产的投资。这一举措不但提升了生产质量及销售量，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其个人收入与财富也与日俱增，名望声誉日隆。
在风风火火地发展冷气机业务的过程中，胡文瀚还敏锐地察觉到冷藏货仓市场。他认为相关生意大有可为，于是与家人联手斥资购地，兴建冷藏仓库，无论是规模及货仓数目，都成为业界首屈一指的领头人。
在打理家族及个人生意之余，胡文翰也对政治及社会事务兴趣浓厚，积极参与。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已参与不少工商业活动，由于表现突出，1968年被委任为市政局议员，参与地区事务的商讨和决策，更在1972年被提升为立法局议员，地位更加重要。
在社会事务方面，胡文瀚曾先后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主席、贸易发展局副主席、生产力促进局副主席，并担任工业训练委员会、职业训练局、香港房屋委员会及理工学院筹建委员会等组织的委员。他在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期间，曾致力提倡“购用港货运动”和打造香港货品的“Q唛”（优质品牌） 标记，大力推动香港工业发展，受到民众、工商界的称颂 （Su， 1975； 香港大学， 1992）。在一般人心目中，胡文瀚可以说是胡氏家族对外的一张名片。
胡忠次子胡应洲，从小立志行医，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所以成为兄弟中唯一没有参与家族生意的人。胡应洲是心脏科权威，不过作风低调，外界对他认识不多。上世纪60年代初，他曾短时间回港，并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他结识了同样曾经留学美国的国际著名钢琴家曾庆衡，两人坠入爱河，之后返美结婚。婚后，胡应洲和曾庆衡育有2子，分别是胡文旭和胡文禧。
胡应洲一房虽一直留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仍关心内地及香港的医学发展，曾利用个人在分家时获得的巨大财富，支持美国、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大学，成立多项研究基金，并设立访问学者教席及奖学金等，提拔精英学者。另外，胡应洲曾协助中国卫生部培训医生，捐款推动中美医学交流，为国内医学发展做出多方面贡献 （贺莉丹，2008）。
胡应湘创立合和实业
最为现今香港人熟知的是胡忠三子胡应湘，让他在诸兄弟中脱颖而出的，是分家后他创立了合和实业，并让公司在1972年上市。醉心建筑与地产发展的胡应湘，自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学成返港后，已有近10年“起楼”经验，建筑历练已非初出茅庐时的一片空白，而他也深刻感受到地产行业极为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分家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便是进军地产。据他本人忆述，为了走出自己的事业道路，他于1970年成立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并向汇丰银行借贷1500万港元推动业务，但当时的汇丰银行大班蒲伟士（William Purves） 要求他的父亲胡忠做担保人。胡应湘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并最终获得父亲支持，在借贷合同上签了名字，让胡应湘从此踏上了个人事业的康庄大道。 由于家族实力雄厚，胡应湘一开始便能获得多项工程合约，其中包括兴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及渣甸山花园，公司聘用的员工多达600人，这在当时来说算是一家大企业了，可见其一出手便气势如虹。至于更加备受社会和市场关注的则是胡应湘于1972年将合和实业上市，吸纳更多资本支持进一步的市场开拓。合和实业上市后，已退下火线的父亲答应担任主席一职，副主席则是大哥胡文瀚，掌管实务的董事总经理一职由胡应湘担任，而不同家族成员各自分得一定股份，此举标志着胡应湘和家族发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合和实业上市翌年就碰上了大型股灾，受股灾冲击，合和实业的股价更创下大跌九成多的纪录。尽管经历如此巨大的危机，合和实业仍能在胡应湘悉心经营下，于20世纪70年代中逐步走出谷底，然后迅速反弹，除承接不少建筑工程，更独资或合资购入地皮，发展地产。其中最突出的发展项目包括参与策划及兴建著名屋苑，如北角云景台、九龙湾德福花园、荃湾建威花园和荃威花园等，让胡应湘名气骤起。胡应湘认为红磡海底隧道通车后，湾仔铜锣湾一带可以发展成为与中上环等量齐观的另一个商业中心，于是趁湾仔地皮价格低廉时大量吸纳，并于1978年在湾仔兴建合和中心。合和中心楼高66层，建成后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湾仔地标，同时也是合和集团旗舰物业。最令业内人士及公众惊叹的是它采用了同业很少使用的“滑模建筑技术”（slipform） 兴建，建筑速度惊人 （胡勇前，1980）。对此，胡应湘解释说：
滑模是一种较为新式的建筑方法，它比普通方法的施工进度快得多，可以节省大量人工和建筑成本。不过由于这种方法在技术上要求极为严格，假如施工时处理不好的话，会遇到很多问题（如建筑物出现倾斜和扭曲等毛病），让建筑商感到极为头痛……（合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并达到每三天完成一层建筑物的可观成绩。（胡惠德，1979）
也就是说，当年的胡应湘敢于尝试、引入新技术，并全力钻研和解决其中的问题，所以能快人一步达到目标。合和中心完成后，胡应湘又着手在相邻地段兴建胡忠大厦，该大厦在1991年落成后，与合和中心一起成为湾仔区地标 （Sayer， 2006），合和实业也因此成为当时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与新鸿基、长江实业、恒隆和大昌地产齐名 （冯邦彦，1997）。当然，胡应湘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参与李保罗家族“保罗工程”（Paul Lee Engineering） 的投资可谓遇人不淑。因为大股东李保罗一时扩张过急，在1973年股灾后，为解决财务问题做出违法行为，最后不但令公司兵败如山倒，身为第二大股东的胡应湘也险些被拖下水（郑宏泰，2017）。
回到胡应湘自己的生意，内地改革开放后，胡应湘也快人一步参与了多项基础建设，投石问路的试金石就是牵头集合当时主要华资巨富如郑裕彤、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冯景禧等，一起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项目经过一段时间洽谈后于1980年签约，随后展开工程，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落成营业。中国大酒店成为当时广州的新地标，不但促进了旅游业发展，更为改革开放树立了合作与发展模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峰，1980；Sayer， 2006）。
当合和实业取得亮丽成绩的同时，年纪较小的胡应洸和胡应滨自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著名学府毕业返港后，也曾加入家族企业，既参与“的士”生意的经营，也协助管理家族旗下的多项物业地产生意。由于他们年纪较两位兄长相差甚远，当兄长在事业上不断突破，取得突出成绩时，胡应洸和胡应滨仍是刚刚投身商界的新鲜人。分家后，他们自然希望能与兄长看齐，追求自己事业的目标，建立自己的王国，而胡忠当然也公平地给予协助。
从资料上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当胡应洸和胡应滨先后成家立室之后，在生意投资上也有重大动作，其中较吸引传媒目光的是两兄弟在1976年趁股票市场开始复苏时，收购大宝地产（Trafalgar Housing）。大宝地产于1973年1月成立，3月上市，原大股东为庄重文和林勇仁，重点地产项目在官塘鸿图道25号、兴业街4号及弥敦道569号 （Trafalgar Housing Ltd， 1973）。只可惜，大宝地产上市才几天便遇上股灾，股价大跌。胡应洸和胡应滨看好公司潜力旋即收购，并在胡忠支持下，于1975年成功将大宝地产纳入家族企业的版图，成为家族另一上市旗舰企业。其后，胡应洸和胡应滨更注入大笔资金，誓要争取一番表现，希望大宝地产在他们的带领下能发光发热，能与兄长的公司并驾齐驱。
四兄弟互相协助取长补短
胡家兄弟虽说已分家了，各自有发挥的舞台，但其实关系仍相当紧密，四人均会发挥自己所长互相协助。如胡文瀚看到冷藏货仓的商机，便与家人合作，在1977年及1978先后成立了耀丰冻房仓库和耀辉高级货仓两家公司，其中的冷藏货仓生意更执当时市场之牛耳，能有此成绩，胡文瀚可谓功不可没。至于相关货仓的设计兴建，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也由家族旗下建筑公司 （主要是中央建业） 一手统筹包办，这部分当然由胡应湘负责。后来，相关的资产注入大宝地产，壮大了大宝地产的实力，而日常业务也交由胡应洸和胡应滨两兄弟主管，胡忠则担任监管督导角色，由此可见四兄弟合作取长补短的一面。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胡忠诸子均有高学历，属于专业人士，又具有国际视野，家族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家族在胡忠夫妇仍健在时分家，分歧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各成员因此能提升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上分家后各人有了自己可以调动和支配的资金，更有发展自己事业的能量。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无论是选择从商还是走上专业道路，胡忠诸子都能在各自领域中尽展所长，并取得突出成绩，所以有媒体称：“胡忠在事业上的成就已是不容置疑的，但他最成功的投资却不是‘的士’或地产，而是子女的教育和培养”（黄惠德，1980），這可谓一矢中的地说明家族人力资本的质与量，对于家族的持续发展，其实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分途并进 诸子成就高低有别 尽管立志进军商界的胡氏四兄弟学历相当，背景和启动资本相若，也同样得到父亲在不同层面的协助与支援，但走上各自事业道路后，却又因为眼光、际遇有别，最后分出真章，呈现出高低之别。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对四兄弟表现十分关键的判别年代，这10年间，不但香港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胡氏四兄弟掌控的各个企业发展基础也发生巨变，并左右了他们在此后岁月的事业走向。
胡文瀚一房发展动力减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已届60岁的胡文瀚已有退休的念头，但他的子女―主要是两个儿子胡文佳、胡文欣？ 似乎无意接管冷气机生意。长子胡文佳选择进入合和实业，虽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其中，但对冷气机生产缺乏兴趣；二子胡文欣选择移民加拿大，过着悠哉悠哉的宁静生活。其实，胡文瀚儿子们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众所周知，投身工业生产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无法假手于人，利润也远不如金融地产业，可以说赚的是“辛苦钱”。其次，电器市场面临巨大竞争，主要对手日本多年来专心一致、锐意发展，产品更受市场欢迎，相比之下，惠风工业长期处于下风，难以突围。此外，胡文瀚自担任公职后，对生意经营兴趣大减，反而将精力放在议政论政上，失去了带领企业再战江湖的斗志。这恰恰说明，缺乏全力打拼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失去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香港地价及工资持续增长影响，生产成本日渐飞涨，电器制造业无疑已是花开荼蘼，利润甚薄。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港商均利用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将生产线北移内地，惠风工业却因即将退下来的一代 （胡文瀚） 无心恋战，下一代 （胡文佳和胡文欣两兄弟）无意接班，失去了另辟蹊径的动力，错失时机，公司发展动力逐步消减，业绩也疲不能兴。
胡应湘一房开拓内地异军突起
相对于胡文瀚一房发展动力减弱，胡应湘一房可谓动力无限，其中的着力点就放在走向开放的内地市场。正如前文提及，改革开放之初，胡应湘就牵头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推动旅游业，而这次接触交往的经验，让触角敏锐的胡应湘察觉到内地商机无限，发展空間广大。
胡应湘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值得肯定，即使他的出发点纯粹是受企业家精神开拓新市场、赚取高利润动机所驱使。
具体地说，胡应湘看到内地交通运输网络还很落后的问题，向国家提出兴建连结广州至深圳 （因香港与深圳仅一河相隔，因此也连结了香港）―俗称广深高速公路―的建议，为珠三角人流、物流提供便利。建设方案引进了当时欧洲创新的合作方法BOT―兴建、经营、转交（Build-Operate-Transfer，简称BOT），这种合作方式可以借力打力，在资金和技术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发展基础设施，同时又能为投资者带来盈利，创造双赢格局。这个建议在1984年―即广州中国大酒店落成开业之时―获得政府批准，胡应湘当时预计工程最快可在“两三年间完成”（Sayer， 2006： 67），即最迟在1987年就能通车。
但广深高速公路面对重重困难，更差点一度夭折，可性格倔强的胡应湘，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多次延迟下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全面落成，打通了香港、深圳、东莞和广州之间沿珠三角东部的交通大动脉，让人流、物流畅通无阻，大大便利了经济与商业活动，为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项目也壮大了胡氏家族实力及增强了胡应湘的信心，为胡应湘进军电力及其他基础建设铺陈道路 （紫华，1990；Sayer， 2006）。
除道路等基础设施外，当时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影响工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阻碍了经济发展。在当地政府的邀请下，胡应湘参与了沙角电厂B厂及C厂的投资及兴建。项目由胡应湘掌控的财团占50%，中国银行占40%，胡应湘的日本朋友 （KanematsuGosho） 占5%，深圳及广州市政府各占2.5%，同样以BOT模式合作与营运。沙角电厂B厂于1987年落成，C厂则在1993年投产，广州和深圳等地的用电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外，胡应湘还参与了深圳罗湖联检大楼的兴建，这幢大楼是深圳与香港的通关口岸，1985年落成后，通关时间节省不少，方便两地人民交流（Sayer， 2006）。
胡应洸、胡应滨两兄弟退出市场
当胡应湘东奔西走为自己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忙碌时，两名胞弟胡应洸和胡应滨也频频四处投资，但碰到的棘手问题同样不少。具体地说，由于早年留学美国的缘故，胡应洸和胡应滨在美国当地似乎也有不少商业人脉，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开采金矿和石油的机会。他们得知一个位于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场矿产丰富，含金量高 （Montilla， 1981），两兄弟便斥巨资投入其中，更曾引来一些跟风者。但开采了一段时间，所谓的富矿却只闻楼梯响，即使稍有所得，数量也不多，两兄弟在其中损失不小。另外，公司也因应内地改革开放政策，投资天津，开设“滨海养虾场”，两兄弟进军一个同样没怎么接触过的行业，结果也同样无法取得预期成果，投资无法收回。
与此同时，两兄弟也参与香港及澳门的房地产投资，同样虎头蛇尾，失败收场。大宝地产在80年代的发展道路无疑坎坷，公司在澳门凼仔的一个大型地产项目同样是焦头烂额。该项目位处凼仔黑沙村，计划兴建47座私人住宅，但20世纪8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让公司亏损严重。据分析，在1983年的亏损拨备高达6.46亿港元 （《南华早报》，1983年10月3日），可见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恶劣，债权人及小股东自然十分不满，担心项目血本无归。为此，公司最后于1986年作出了壮士断臂的决定，宁可将地皮发展权益由澳门政府先收回，回笼资金以清还债务 （《南华早报》，1986年9月30日）。
其实，大宝地产不是没有转圜的机会，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动工兴建的港岛大坑道豪宅大宝阁，到1984年7月落成发售。可惜，那时的房地产市场最为低迷，楼价一跌再跌，公司急着现金周转不能等到楼市升温，只能降价求售。结果是这个本来可以擦亮招牌的豪宅项目，不但不能达到原本的效果，还导致亏损 （该项目靠近山边，因需花费额外工程费用来平整山坡，令建筑成本大涨，但售价却无法弥补这方面的额外开支），未能纾解公司财政困窘的状况。 所谓“祸不单行”，当大宝地产仍在努力奔走度过难关时，胡应洸的婚姻出现危机，最后决定与妻子离婚。1988年胡应洸到美国办理离婚手续期间，因驾使小型飞机失事去世。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家人伤心不已，胡忠夫妇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分外悲痛。这个变故显然影响了胡应滨对大宝地产去留的看法，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与潜在买家商讨出售大宝地产的控股权。
1989年1月，市场传出消息，由印尼华商蔡世亮掌控的海裕国际旗下的海裕实业正与胡应滨洽商收购大宝地产 （Ko，1989），双方洽谈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大宝地产旗下的两家货仓公司―耀丰冻房仓库和耀辉高级货仓，因为这两家公司能为大宝地产带来稳定回报和收入，而耀丰冻房仓库早在1987年就已出售近三成股权给海裕实业，这让蔡世亮握有更多谈判筹码，在讨价还价上占有优势。相反，大宝地产正处于财务困境中，经营表现又一直欠佳，加上胡应滨无心恋战，所以在谈判时处于劣势。不久双方达成协议，胡氏家族将大宝地产的控股权转让给蔡世亮 （《南华早报》，1989年1月25日），大宝地产改名为海晖国际重新上路，与胡忠家族正式脱离关系 （冯邦彦，2017）。从此以后，胡应滨变得低调，几乎绝迹商场与社交场合。
大宝地产在80年代投资失利虽说有时不我与、运气欠佳的因素，但胡应洸和胡应滨的眼光和能力不足也应负上责任。更具体地说，虽然二人能敏锐地察觉到生意机遇，但他们开拓市场时的手法或时机拿捏不准，既过于杂乱，也未能洞察时机。例如投资美国的矿业便是败在未能掌握资讯、还没了解矿场蕴藏量便贸然参与；天津的养虾场起步太快，政策环境等尚未协调，因此两者均是严重虧损。至于香港和澳门的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却碰上了楼市大低迷期，利息大幅升高，加上工程拖延日久，资金链断裂，结果导致债台高筑，最终被迫将大宝地产卖盘，使家族财务及声誉都蒙受损失。
在波涛汹涌的商场上，企业家要敏锐地捕捉和开辟新市场十分困难。因为新市场未经开拓，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建立配套制度，风险必然极高，偶有不慎、拿捏失准，很容易招来没顶灾难。本来财力雄厚的大宝地产，在20世纪80年代兵败如山倒便是很好的例子。
相反，胡应湘虽然同样碰到不少困难，却最终能一一克服，继而踏上宽阔高速的发展之路。胡应湘的公司能不受大宝地产牵连，反映出及早分家有助于分散家族风险这一很少让人注意到的好处，可见对于华人家族而言，及早分家到底孰好孰坏，不能一概而论。
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长子胡文瀚。胡文瀚觉得自己很早就开始协助父亲开拓业务，年资最长、出力最多，所以应多分一份。4名女儿也觉得不公平，她们也是父母的骨肉血脉，父母却重男轻女，让她们一点也分不到。为此，家族在进一步商讨后，得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将家产分为10份，胡忠夫妇及长子胡文瀚各占2份，其他4名儿子各占1份，4名女儿各占半份 （Sayer， 2006）。尽管这个分家方法并非绝对公平，但总算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利益均沾，降低了原方案的不公平性，一家人才能和气收场，子女们从此各自在人生和事业的跑道上彼此竞争，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四兄弟各展所长 取长补短
分家翌年 （1970年），胡忠成立合和屋宇有限公司（Hopewell Housing Ltd），主要管理及筹划家族名下各处物业，包括后来兴建的湾仔胡忠大厦―该大厦落成后成为家族的旗舰物业。当然，更吸引社会和传媒目光的是分家之后的胡忠家族，5个儿子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合作中有竞争，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大放异彩，令不少家族艳羡不已。
胡文瀚投身冷气工程
先说胡文瀚。身为长子，年龄又与诸弟妹们相差颇大的胡文瀚，在协助父亲“的士”生意的同时，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在父亲支持下开始了旅游及有关冷气工程的生意。随着社会日趋富裕，冷气机 （空调机设备） 越来越受到市民欢迎，市场空间巨大。不过由于价格不菲，尚未成为必需品，所以在当时很少有人留意到相关市场。即使留意，也因为制造技术要求太高，很少有本地商人或生产商敢踏入这片新领域。但胡文瀚是冷气工程专业出身，当他注意到这个新市场后，勇敢投入其中，率先研发和生产，并在1959年6月推出首台香港生产的冷气机，轰动社会 （《南华早报》，1959年6月18日），这也证明香港工业不只是生产低价值产品，并把“香港制造”推上更高层次。
1960年，胡文瀚与美国威斯汀国际电子 （Westinghouse Electric International Inc.） 签订协议，获得生产“威斯汀”品牌冷气机的授权，他更斥资100万元从美国购入相关的先进生产设备，提升产品质量（《南华早报》，1960年11月23日）。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冷气机更加普及，销量节节上扬。看准市场空间还会持续扩大，胡文瀚将分家后手上的资金投入其中，并在1975年成立惠风工业有限公司 （Weatherite Industries Ltd），进一步扩大了生产的投资。这一举措不但提升了生产质量及销售量，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其个人收入与财富也与日俱增，名望声誉日隆。
在风风火火地发展冷气机业务的过程中，胡文瀚还敏锐地察觉到冷藏货仓市场。他认为相关生意大有可为，于是与家人联手斥资购地，兴建冷藏仓库，无论是规模及货仓数目，都成为业界首屈一指的领头人。
在打理家族及个人生意之余，胡文翰也对政治及社会事务兴趣浓厚，积极参与。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已参与不少工商业活动，由于表现突出，1968年被委任为市政局议员，参与地区事务的商讨和决策，更在1972年被提升为立法局议员，地位更加重要。
在社会事务方面，胡文瀚曾先后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主席、贸易发展局副主席、生产力促进局副主席，并担任工业训练委员会、职业训练局、香港房屋委员会及理工学院筹建委员会等组织的委员。他在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期间，曾致力提倡“购用港货运动”和打造香港货品的“Q唛”（优质品牌） 标记，大力推动香港工业发展，受到民众、工商界的称颂 （Su， 1975； 香港大学， 1992）。在一般人心目中，胡文瀚可以说是胡氏家族对外的一张名片。
胡忠次子胡应洲，从小立志行医，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所以成为兄弟中唯一没有参与家族生意的人。胡应洲是心脏科权威，不过作风低调，外界对他认识不多。上世纪60年代初，他曾短时间回港，并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他结识了同样曾经留学美国的国际著名钢琴家曾庆衡，两人坠入爱河，之后返美结婚。婚后，胡应洲和曾庆衡育有2子，分别是胡文旭和胡文禧。
胡应洲一房虽一直留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仍关心内地及香港的医学发展，曾利用个人在分家时获得的巨大财富，支持美国、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大学，成立多项研究基金，并设立访问学者教席及奖学金等，提拔精英学者。另外，胡应洲曾协助中国卫生部培训医生，捐款推动中美医学交流，为国内医学发展做出多方面贡献 （贺莉丹，2008）。
胡应湘创立合和实业
最为现今香港人熟知的是胡忠三子胡应湘，让他在诸兄弟中脱颖而出的，是分家后他创立了合和实业，并让公司在1972年上市。醉心建筑与地产发展的胡应湘，自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学成返港后，已有近10年“起楼”经验，建筑历练已非初出茅庐时的一片空白，而他也深刻感受到地产行业极为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分家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便是进军地产。据他本人忆述，为了走出自己的事业道路，他于1970年成立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并向汇丰银行借贷1500万港元推动业务，但当时的汇丰银行大班蒲伟士（William Purves） 要求他的父亲胡忠做担保人。胡应湘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并最终获得父亲支持，在借贷合同上签了名字，让胡应湘从此踏上了个人事业的康庄大道。 由于家族实力雄厚，胡应湘一开始便能获得多项工程合约，其中包括兴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及渣甸山花园，公司聘用的员工多达600人，这在当时来说算是一家大企业了，可见其一出手便气势如虹。至于更加备受社会和市场关注的则是胡应湘于1972年将合和实业上市，吸纳更多资本支持进一步的市场开拓。合和实业上市后，已退下火线的父亲答应担任主席一职，副主席则是大哥胡文瀚，掌管实务的董事总经理一职由胡应湘担任，而不同家族成员各自分得一定股份，此举标志着胡应湘和家族发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合和实业上市翌年就碰上了大型股灾，受股灾冲击，合和实业的股价更创下大跌九成多的纪录。尽管经历如此巨大的危机，合和实业仍能在胡应湘悉心经营下，于20世纪70年代中逐步走出谷底，然后迅速反弹，除承接不少建筑工程，更独资或合资购入地皮，发展地产。其中最突出的发展项目包括参与策划及兴建著名屋苑，如北角云景台、九龙湾德福花园、荃湾建威花园和荃威花园等，让胡应湘名气骤起。胡应湘认为红磡海底隧道通车后，湾仔铜锣湾一带可以发展成为与中上环等量齐观的另一个商业中心，于是趁湾仔地皮价格低廉时大量吸纳，并于1978年在湾仔兴建合和中心。合和中心楼高66层，建成后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湾仔地标，同时也是合和集团旗舰物业。最令业内人士及公众惊叹的是它采用了同业很少使用的“滑模建筑技术”（slipform） 兴建，建筑速度惊人 （胡勇前，1980）。对此，胡应湘解释说：
滑模是一种较为新式的建筑方法，它比普通方法的施工进度快得多，可以节省大量人工和建筑成本。不过由于这种方法在技术上要求极为严格，假如施工时处理不好的话，会遇到很多问题（如建筑物出现倾斜和扭曲等毛病），让建筑商感到极为头痛……（合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并达到每三天完成一层建筑物的可观成绩。（胡惠德，1979）
也就是说，当年的胡应湘敢于尝试、引入新技术，并全力钻研和解决其中的问题，所以能快人一步达到目标。合和中心完成后，胡应湘又着手在相邻地段兴建胡忠大厦，该大厦在1991年落成后，与合和中心一起成为湾仔区地标 （Sayer， 2006），合和实业也因此成为当时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与新鸿基、长江实业、恒隆和大昌地产齐名 （冯邦彦，1997）。当然，胡应湘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参与李保罗家族“保罗工程”（Paul Lee Engineering） 的投资可谓遇人不淑。因为大股东李保罗一时扩张过急，在1973年股灾后，为解决财务问题做出违法行为，最后不但令公司兵败如山倒，身为第二大股东的胡应湘也险些被拖下水（郑宏泰，2017）。
回到胡应湘自己的生意，内地改革开放后，胡应湘也快人一步参与了多项基础建设，投石问路的试金石就是牵头集合当时主要华资巨富如郑裕彤、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冯景禧等，一起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项目经过一段时间洽谈后于1980年签约，随后展开工程，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落成营业。中国大酒店成为当时广州的新地标，不但促进了旅游业发展，更为改革开放树立了合作与发展模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峰，1980；Sayer， 2006）。
当合和实业取得亮丽成绩的同时，年纪较小的胡应洸和胡应滨自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著名学府毕业返港后，也曾加入家族企业，既参与“的士”生意的经营，也协助管理家族旗下的多项物业地产生意。由于他们年纪较两位兄长相差甚远，当兄长在事业上不断突破，取得突出成绩时，胡应洸和胡应滨仍是刚刚投身商界的新鲜人。分家后，他们自然希望能与兄长看齐，追求自己事业的目标，建立自己的王国，而胡忠当然也公平地给予协助。
从资料上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当胡应洸和胡应滨先后成家立室之后，在生意投资上也有重大动作，其中较吸引传媒目光的是两兄弟在1976年趁股票市场开始复苏时，收购大宝地产（Trafalgar Housing）。大宝地产于1973年1月成立，3月上市，原大股东为庄重文和林勇仁，重点地产项目在官塘鸿图道25号、兴业街4号及弥敦道569号 （Trafalgar Housing Ltd， 1973）。只可惜，大宝地产上市才几天便遇上股灾，股价大跌。胡应洸和胡应滨看好公司潜力旋即收购，并在胡忠支持下，于1975年成功将大宝地产纳入家族企业的版图，成为家族另一上市旗舰企业。其后，胡应洸和胡应滨更注入大笔资金，誓要争取一番表现，希望大宝地产在他们的带领下能发光发热，能与兄长的公司并驾齐驱。
四兄弟互相协助取长补短
胡家兄弟虽说已分家了，各自有发挥的舞台，但其实关系仍相当紧密，四人均会发挥自己所长互相协助。如胡文瀚看到冷藏货仓的商机，便与家人合作，在1977年及1978先后成立了耀丰冻房仓库和耀辉高级货仓两家公司，其中的冷藏货仓生意更执当时市场之牛耳，能有此成绩，胡文瀚可谓功不可没。至于相关货仓的设计兴建，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也由家族旗下建筑公司 （主要是中央建业） 一手统筹包办，这部分当然由胡应湘负责。后来，相关的资产注入大宝地产，壮大了大宝地产的实力，而日常业务也交由胡应洸和胡应滨两兄弟主管，胡忠则担任监管督导角色，由此可见四兄弟合作取长补短的一面。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胡忠诸子均有高学历，属于专业人士，又具有国际视野，家族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家族在胡忠夫妇仍健在时分家，分歧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各成员因此能提升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上分家后各人有了自己可以调动和支配的资金，更有发展自己事业的能量。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无论是选择从商还是走上专业道路，胡忠诸子都能在各自领域中尽展所长，并取得突出成绩，所以有媒体称：“胡忠在事业上的成就已是不容置疑的，但他最成功的投资却不是‘的士’或地产，而是子女的教育和培养”（黄惠德，1980），這可谓一矢中的地说明家族人力资本的质与量，对于家族的持续发展，其实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分途并进 诸子成就高低有别 尽管立志进军商界的胡氏四兄弟学历相当，背景和启动资本相若，也同样得到父亲在不同层面的协助与支援，但走上各自事业道路后，却又因为眼光、际遇有别，最后分出真章，呈现出高低之别。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对四兄弟表现十分关键的判别年代，这10年间，不但香港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胡氏四兄弟掌控的各个企业发展基础也发生巨变，并左右了他们在此后岁月的事业走向。
胡文瀚一房发展动力减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已届60岁的胡文瀚已有退休的念头，但他的子女―主要是两个儿子胡文佳、胡文欣？ 似乎无意接管冷气机生意。长子胡文佳选择进入合和实业，虽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其中，但对冷气机生产缺乏兴趣；二子胡文欣选择移民加拿大，过着悠哉悠哉的宁静生活。其实，胡文瀚儿子们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众所周知，投身工业生产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无法假手于人，利润也远不如金融地产业，可以说赚的是“辛苦钱”。其次，电器市场面临巨大竞争，主要对手日本多年来专心一致、锐意发展，产品更受市场欢迎，相比之下，惠风工业长期处于下风，难以突围。此外，胡文瀚自担任公职后，对生意经营兴趣大减，反而将精力放在议政论政上，失去了带领企业再战江湖的斗志。这恰恰说明，缺乏全力打拼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失去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香港地价及工资持续增长影响，生产成本日渐飞涨，电器制造业无疑已是花开荼蘼，利润甚薄。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港商均利用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将生产线北移内地，惠风工业却因即将退下来的一代 （胡文瀚） 无心恋战，下一代 （胡文佳和胡文欣两兄弟）无意接班，失去了另辟蹊径的动力，错失时机，公司发展动力逐步消减，业绩也疲不能兴。
胡应湘一房开拓内地异军突起
相对于胡文瀚一房发展动力减弱，胡应湘一房可谓动力无限，其中的着力点就放在走向开放的内地市场。正如前文提及，改革开放之初，胡应湘就牵头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推动旅游业，而这次接触交往的经验，让触角敏锐的胡应湘察觉到内地商机无限，发展空間广大。
胡应湘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值得肯定，即使他的出发点纯粹是受企业家精神开拓新市场、赚取高利润动机所驱使。
具体地说，胡应湘看到内地交通运输网络还很落后的问题，向国家提出兴建连结广州至深圳 （因香港与深圳仅一河相隔，因此也连结了香港）―俗称广深高速公路―的建议，为珠三角人流、物流提供便利。建设方案引进了当时欧洲创新的合作方法BOT―兴建、经营、转交（Build-Operate-Transfer，简称BOT），这种合作方式可以借力打力，在资金和技术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发展基础设施，同时又能为投资者带来盈利，创造双赢格局。这个建议在1984年―即广州中国大酒店落成开业之时―获得政府批准，胡应湘当时预计工程最快可在“两三年间完成”（Sayer， 2006： 67），即最迟在1987年就能通车。
但广深高速公路面对重重困难，更差点一度夭折，可性格倔强的胡应湘，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多次延迟下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全面落成，打通了香港、深圳、东莞和广州之间沿珠三角东部的交通大动脉，让人流、物流畅通无阻，大大便利了经济与商业活动，为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项目也壮大了胡氏家族实力及增强了胡应湘的信心，为胡应湘进军电力及其他基础建设铺陈道路 （紫华，1990；Sayer， 2006）。
除道路等基础设施外，当时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影响工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阻碍了经济发展。在当地政府的邀请下，胡应湘参与了沙角电厂B厂及C厂的投资及兴建。项目由胡应湘掌控的财团占50%，中国银行占40%，胡应湘的日本朋友 （KanematsuGosho） 占5%，深圳及广州市政府各占2.5%，同样以BOT模式合作与营运。沙角电厂B厂于1987年落成，C厂则在1993年投产，广州和深圳等地的用电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外，胡应湘还参与了深圳罗湖联检大楼的兴建，这幢大楼是深圳与香港的通关口岸，1985年落成后，通关时间节省不少，方便两地人民交流（Sayer， 2006）。
胡应洸、胡应滨两兄弟退出市场
当胡应湘东奔西走为自己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忙碌时，两名胞弟胡应洸和胡应滨也频频四处投资，但碰到的棘手问题同样不少。具体地说，由于早年留学美国的缘故，胡应洸和胡应滨在美国当地似乎也有不少商业人脉，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开采金矿和石油的机会。他们得知一个位于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场矿产丰富，含金量高 （Montilla， 1981），两兄弟便斥巨资投入其中，更曾引来一些跟风者。但开采了一段时间，所谓的富矿却只闻楼梯响，即使稍有所得，数量也不多，两兄弟在其中损失不小。另外，公司也因应内地改革开放政策，投资天津，开设“滨海养虾场”，两兄弟进军一个同样没怎么接触过的行业，结果也同样无法取得预期成果，投资无法收回。
与此同时，两兄弟也参与香港及澳门的房地产投资，同样虎头蛇尾，失败收场。大宝地产在80年代的发展道路无疑坎坷，公司在澳门凼仔的一个大型地产项目同样是焦头烂额。该项目位处凼仔黑沙村，计划兴建47座私人住宅，但20世纪8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让公司亏损严重。据分析，在1983年的亏损拨备高达6.46亿港元 （《南华早报》，1983年10月3日），可见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恶劣，债权人及小股东自然十分不满，担心项目血本无归。为此，公司最后于1986年作出了壮士断臂的决定，宁可将地皮发展权益由澳门政府先收回，回笼资金以清还债务 （《南华早报》，1986年9月30日）。
其实，大宝地产不是没有转圜的机会，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动工兴建的港岛大坑道豪宅大宝阁，到1984年7月落成发售。可惜，那时的房地产市场最为低迷，楼价一跌再跌，公司急着现金周转不能等到楼市升温，只能降价求售。结果是这个本来可以擦亮招牌的豪宅项目，不但不能达到原本的效果，还导致亏损 （该项目靠近山边，因需花费额外工程费用来平整山坡，令建筑成本大涨，但售价却无法弥补这方面的额外开支），未能纾解公司财政困窘的状况。 所谓“祸不单行”，当大宝地产仍在努力奔走度过难关时，胡应洸的婚姻出现危机，最后决定与妻子离婚。1988年胡应洸到美国办理离婚手续期间，因驾使小型飞机失事去世。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家人伤心不已，胡忠夫妇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分外悲痛。这个变故显然影响了胡应滨对大宝地产去留的看法，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与潜在买家商讨出售大宝地产的控股权。
1989年1月，市场传出消息，由印尼华商蔡世亮掌控的海裕国际旗下的海裕实业正与胡应滨洽商收购大宝地产 （Ko，1989），双方洽谈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大宝地产旗下的两家货仓公司―耀丰冻房仓库和耀辉高级货仓，因为这两家公司能为大宝地产带来稳定回报和收入，而耀丰冻房仓库早在1987年就已出售近三成股权给海裕实业，这让蔡世亮握有更多谈判筹码，在讨价还价上占有优势。相反，大宝地产正处于财务困境中，经营表现又一直欠佳，加上胡应滨无心恋战，所以在谈判时处于劣势。不久双方达成协议，胡氏家族将大宝地产的控股权转让给蔡世亮 （《南华早报》，1989年1月25日），大宝地产改名为海晖国际重新上路，与胡忠家族正式脱离关系 （冯邦彦，2017）。从此以后，胡应滨变得低调，几乎绝迹商场与社交场合。
大宝地产在80年代投资失利虽说有时不我与、运气欠佳的因素，但胡应洸和胡应滨的眼光和能力不足也应负上责任。更具体地说，虽然二人能敏锐地察觉到生意机遇，但他们开拓市场时的手法或时机拿捏不准，既过于杂乱，也未能洞察时机。例如投资美国的矿业便是败在未能掌握资讯、还没了解矿场蕴藏量便贸然参与；天津的养虾场起步太快，政策环境等尚未协调，因此两者均是严重虧损。至于香港和澳门的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却碰上了楼市大低迷期，利息大幅升高，加上工程拖延日久，资金链断裂，结果导致债台高筑，最终被迫将大宝地产卖盘，使家族财务及声誉都蒙受损失。
在波涛汹涌的商场上，企业家要敏锐地捕捉和开辟新市场十分困难。因为新市场未经开拓，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建立配套制度，风险必然极高，偶有不慎、拿捏失准，很容易招来没顶灾难。本来财力雄厚的大宝地产，在20世纪80年代兵败如山倒便是很好的例子。
相反，胡应湘虽然同样碰到不少困难，却最终能一一克服，继而踏上宽阔高速的发展之路。胡应湘的公司能不受大宝地产牵连，反映出及早分家有助于分散家族风险这一很少让人注意到的好处，可见对于华人家族而言，及早分家到底孰好孰坏，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