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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我正担任驻菲律宾大使。1月8日，外交部通知，1月15日北京举行追悼会时使馆可下半旗。但是，菲律宾华侨已自发地于1月8日下半旗，菲律宾政府一些部门也下半旗了，中国使馆怎么办?“下!”当使馆工作人员来问我时，我毫不犹豫作做了这样的回答。
本来，驻外使节要遵守外事纪律，下半旗与否要听从中央的统一规定，大使无权自作主张。但我很怀疑，迟至15日才下半旗的规定，可能与“四人帮”插手有关。因此，我先下半旗，同时向外交部报告和提出意见。
“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一直想方设法插手外交工作，但周总理不让他们得逞。我们外交部的干部可谓得天独厚，有周总理做“保护伞”，“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四人帮”把矛头直指陈毅元帅时，周总理亲自规定了四条：一不准提“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三不准冲击外交部；四不准泄露外交机密。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外交工作的进行。“四人帮”曾借此大肆攻击周总理。谢富治到外交部看到这四条规定后，甚至很不满意地说道：“这样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在所谓“二月逆流”时，总理召集我们和外交部两派开会，陈毅气冲冲地走进来说了句气话，总理平心静气地向他说：“陈总，你要耐心一点。”陈总一边说：“我还不够耐心吗?!”一边还是听从总理的劝告坐了下来。周总理向“造反派”问道：“你们把领导干部的汽车还给他们没有?他们年龄都大了，不能骑自行车上班。如果摔坏了，我惟你们是问!”接着又说：“你们要把他们的电话重新安上，我随时都要给他们打电话。”
后来，虽然还是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几起违反外交政策、影响外交关系的事件，但总理都亲自进行了善后工作。
与此同时，总理始终没有放松外交工作的开展。他抓住时机，推动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主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谈判；主持同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建交……
我们每一个外交战士，都不能不深深地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
我是1954年调到外交部的，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了二十二年。总理给我的教导太多、太多了。
当林彪被定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时候，有一天，外交部几个负责人正同周总理谈话，陈毅走了进来。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总理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
周总理立即摆手说：“呃，我只能做助手。”
以前，我们也多次听到周总理谦虚地说他只能做助手。可陈老总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
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西德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三国只想关闭原子俱乐部而不让新的原子大国加入”。但是，这个条约也迷惑了相当多的国家，必须及时揭露。这是一场同美、苏两霸的尖锐斗争。当时，只有古巴、柬埔寨、几内亚、阿尔巴尼亚明确支持我国政府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部分驻外使节紧急会议，指定十八位大使立即返回驻在国，分别向该国领导人面陈中国主张，揭露三国部分禁试条约的实质。时间很晚了，会议还没有结束，周总理招待我们吃晚饭。吃完饭，已是八点多钟了，总理指示我们这十八位大使第二天就返回所。
这有点出乎意外。不要说大家都想趁回国开会的机会，料理一下留在国内的孩子们，就是返回的机票和签证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周总理知道大家的心事，说道：“大家难得回来，但是事情紧迫，必须立即向各国领导人表明我们的态度，提出我们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至于签证和机票都已经给你们办好了，明天派专机先送你们去香港，从那里转道回各自的驻在国。”
周总理时刻把党和国家的事情、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却从来把个人的事情置之度外，对于一些对他的不正确议论更是毫不在意。
1958年，在外交部的一次部务会上，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听到什么风声，似乎总理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乘机大放厥词，说什么总理管事太多，以致别的领导人不好工作；总理身为外交部党组书记，不召集会议，使副书记也不好召集会议。甚至对报纸报道总理经常深入群众，特别是和演员、歌唱家、文工团员接触的消息，也说成是总理爱出风头，等等，不一而足。更有一位司级干部，自称在一次宴会上，不屑喝总理专给他敬的酒，当场把酒倒在地上(事实是他当时受宠若惊，当着总理的面一饮而尽)。陈毅再也听不下去了，当即批评了会议主持人，制止了这些无端的攻击。
大约半年以后，总理找我去办一件事情。一见面他就说：“听说外交部有人说我管得太多了，你看这件事我该不该管呢?”这时我顺便把那次部务会上的情况汇报了一下。我惊讶地发现，总理对此竟一无所知，进一步问我：“真有这么些事?有记录吗?”我说：“当然有。”总理说：“给我找来看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他还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如实禀告自己当时曾发言反对他们的说法。
周总理对毛主席十分尊重和爱护。有天晚上，总理因一件紧急事情要给一个驻外使馆起草复电，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总理逐字逐句说他的腹稿，叫我记录。电报拟好时已是清晨四五点钟了，总理打电话问：“主席睡了没有?”回答说：“主席刚睡下，要不要叫起来?”总理说：“事情虽然紧急，但主席刚刚休息，就不打扰他了。”于是，总理自己又反复修改，发报时，窗外已洒满金色霞光。
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和摩洛哥领导人时，亲自答应帮助他们修建铁路和种植茶叶(摩洛哥：每年从我国进口价值一千多万美元的茶叶，主席说我们不能赚取其外汇)。时隔不久，总理即找我吩咐：“凡是主席答应的事，你们都应急速与有关部门联系办理，不能延误，并及时向我汇报。”
总理审慎处理对外关系的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1956年，我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一个汽车司机，不慎撞死了当地一个居民，因是黑夜，又在郊外，没有被发现。此事还要不要报警，使馆内有两种意见。报告国内后，总理立即批示大使亲自向坦总统尼雷尔报告真相，并把司机交由他们按坦桑尼亚法律处理。尼雷尔对此十分感动，从此大大增强了对我国的信任和友谊。
总理对外事工作抓得很细致、很周到，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过问，自己动手。
有一次，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巴方代办陪同总理赴巴。下飞机迎接仪式结束后，代办来向我辞行，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总理与迎接要员握别后，问我：“代办在哪里?”我说：“他已向我辞行，我已向他致谢。”总理听后很不愉快地说：“他是陪你的，还是陪我的?我怎么能不亲自感谢他呢?”
南斯拉夫与我建交，经历了一段特殊曲折的过程。建交后，为了给大使找一处合适 的官邸，总理亲自带我到刘澜涛家看房子，并亲自和刘澜涛谈。澜涛同志表示完全服从总理安排，立即搬家。缅甸总理吴努来华参加我国庆典礼，晚上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礼花时，寒气袭人，周总理立即叫人到百货大楼买来大衣。通常每次国宴的主宾席位及菜单，每年国庆的天安门城楼座位、晚会节目，总理都要亲自检查，有时礼品也要亲自过目，如有一次送给西哈努克的玉器就是总理亲自挑选的。可能有人觉得总理未免管得太细了，其实不然。由于座位、礼品、节目等安排不当而引起客人不愉快，以至退席，在外交上也不是少见的。
周总理对工作、对干部，都要求很严。有一次，我奉命去某国访问，预定第二天出发。当晚午夜过后两点多钟，我还在办公室准备有关资料，忽然接到总理的电话，询问另一个国家发生突然事变的情况。贸然之间，我随口回答说：“我明天就要去X 国访问，没有注意您所说的那个国家的情况。”总理严肃地反问我说：“你现在走了吗?”是呀，我还没有走，为什么就没有注意那个属于我主管范围的国家的事变情况呢?我赶忙回答说：“总理，我错了，请等半个小时，我向您汇报。”。
还有一次，驻外使节回国开会，会议结束时已临近国庆节。我多年没在国内过国庆了，很想捱到节后再返回几内亚。9月27日，周总理打来电话，问道：“你怎么还没有走呀?立即动身，赶回去主持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是对驻在国的尊重嘛。”第二天我便搭乘最近的航班，经欧洲转非洲。虽然没有赶上去几内亚的航班，但经过交涉，一架路过的飞机专为我在几内亚降落，总算使我在国庆招待会开始前一刻钟赶到使馆。
总理对外交部干部和他身边人员的使用、提拔、定级等问题也都要求很严。他在外交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曾特意说明，为了工作需要，凡调到外交部工作的人都要降一级使用，并举例说某某如分配到别的部门可以当部长，但在外交部只好当部长助理。可是，总理对干部又特别关心、爱护。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爆炸后，他立即电告在日本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要他改乘轮船回国。龚澎病重时，总理亲自到医院探视，并指定医疗小组专为她治疗，还亲自听取医疗方案的汇报。“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保护了很多干部，在一次大会讲话中也保护了我和我的妻子(当时她只是外交部的一个处长)。有一次和总理谈话时，我偶然提到自己喜欢打猎，总理就说要送我一支猎枪。过了几天，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即拿来一支猎枪，说是苏联朱可夫元帅送给总理的，总理叫转送给我。我爱如至宝，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迄今没有下落。
周总理不是神，批评人也有错误的时候。在欢迎民主德国前总理格罗提渥时，为了一个礼节安排上的缺陷，总理先后查问了当时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张致祥(文委主任)、余心清(典礼局长)和高登榜(机关事务管理局长)，但三人都不知道这一缺陷是谁的责任。这时我来了，总理问我，我也不知道。总理就很生气，大声批评我说：“你们就是推来推去，到底是谁管的?你立即把事情补救好。办不好，惟你是问。”我莫名其妙，也不知究竟是谁管的，但首先还是把工作上的缺陷补救过来了，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次晨两点多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彦打来电话，说是总理叫打的，说事情查清了，不是我的责任，他批评错了，希望不要在意。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感动。
周总理的一次惊险出访
1960年，在我前往几内亚出任中国驻黑非洲国家的第一任大使前夕，周总理特意约我作了一次长谈，谆谆嘱咐我切不可有任何的、丝毫的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同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我们要体谅他们的处境和困难，支持他们反帝、反殖的斗争，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总理强调说：“外交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要广交朋友。有人把做当权派的工作和做人民的工作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做当权派的工作就是投降主义，这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非洲的访问。访问前夕，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达拉斯市遇刺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要求各被访问国家取消夹道欢迎仪式。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了要求，只有埃及和几内亚仍然坚持要夹道欢迎。后来经过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努力，埃及也同意取消了。只剩几内亚，直到总理抵几前夜，多次交涉仍无结果，杜尔总统坚持此事要待周总理到后他在机场同总理面谈。我了解杜尔的性格，知道我再多谈也无济于事，就在周总理的专机到达时，第一个登机向总理报告。周总理却安详地说：就尊重杜尔总统的决定，听从几内亚政府的安排。结果，总理和陈总就乘坐敞篷汽车，在成千上万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的热烈气氛中，进入科纳克里。我们当时的紧张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1月23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杜尔总统陪同，乘汽车到科纳克里东北面的金迪亚访问。访问结束时，几方突然改变计划，安排总理和陈副总理乘直升机返回科纳克里。我知道几内亚的直升机是从苏联购买的，驾驶员都是捷克人，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我深恐发生意外，急向总理报告，建议不坐直升机。总理让我与几方商量，我即找几内亚国防部长福代巴交涉。他请示杜尔总统后告诉我说：总统将自己驾驶直升机，请我们放心。我只好再去报告总理，总理镇定地说：“杜尔总统亲自和我谈了，我怎么好拒绝呢?就尊重他们的安排吧。”这样，我和黄镇、孔原诸同志只好眼巴巴望着直升机飞上长天，随即乘汽车开足马力赶回科纳克里。直至见到总理、陈总，大家才松了口气。
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时，令人担心的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临总理抵达前几天，由我国援助建设的火柴卷烟联合工厂突然报告说丢失两吨炸药。我们尽力追查，毫无结果，最后只好把工厂里凡是总理必经的路都用推土机推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炸药。我们都劝总理不要去访问这个工厂了，但总理说：这；是我们援助几内亚建的第一个工厂，我怎么能不去呢?总理还是去了，群众热烈欢呼。事后查清并未丢失炸药，而是工厂管理人员登记账目有误，造成一场虚惊。
1月26日，周总理同杜尔再次深谈后，发表了《中国和几内亚联合公报》。午夜，周总理在机场通过“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向几内亚人民发表了热情的告别词。飞机起飞前还和我们再一次研究、修订了在加纳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使之更加符合非洲和其他民族独立国家的实际需要。陈毅副总理说得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因为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1975年夏，我受命负责同菲律宾和泰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
6月7日，马科斯访问中国。那时，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沉疴不起，医生不让他再参与工作，但他还是强忍病痛，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当马科斯称赞中国是第三世界当然领袖时，周总理说：毛主席讲了，中国不称霸，不当头。还向陪同来访的马科斯的女儿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人摘大国霸权主义，你们应该起来反对!
会晤原定15分钟，周总理却以惊人的毅力，同客人一直谈了半个多小时。6月9日，周总理又在医院同马科斯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
这一天，周总理还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向在场的一些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大家听了，无不饮泣。
6月30日，周总理又带病与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他向客人们再次郑重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克立总理请周总理把“不称霸”三个字写给他，说要制成领带送给朋友，周总理也欣然答应了。
我们的周总理一直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他明知自己“时间也不长了”，仍然不顾难忍的病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尽个人最后的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无可估量的宝贵遗产。
本来，驻外使节要遵守外事纪律，下半旗与否要听从中央的统一规定，大使无权自作主张。但我很怀疑，迟至15日才下半旗的规定，可能与“四人帮”插手有关。因此，我先下半旗，同时向外交部报告和提出意见。
“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一直想方设法插手外交工作，但周总理不让他们得逞。我们外交部的干部可谓得天独厚，有周总理做“保护伞”，“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四人帮”把矛头直指陈毅元帅时，周总理亲自规定了四条：一不准提“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三不准冲击外交部；四不准泄露外交机密。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外交工作的进行。“四人帮”曾借此大肆攻击周总理。谢富治到外交部看到这四条规定后，甚至很不满意地说道：“这样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在所谓“二月逆流”时，总理召集我们和外交部两派开会，陈毅气冲冲地走进来说了句气话，总理平心静气地向他说：“陈总，你要耐心一点。”陈总一边说：“我还不够耐心吗?!”一边还是听从总理的劝告坐了下来。周总理向“造反派”问道：“你们把领导干部的汽车还给他们没有?他们年龄都大了，不能骑自行车上班。如果摔坏了，我惟你们是问!”接着又说：“你们要把他们的电话重新安上，我随时都要给他们打电话。”
后来，虽然还是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几起违反外交政策、影响外交关系的事件，但总理都亲自进行了善后工作。
与此同时，总理始终没有放松外交工作的开展。他抓住时机，推动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主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谈判；主持同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建交……
我们每一个外交战士，都不能不深深地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
我是1954年调到外交部的，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了二十二年。总理给我的教导太多、太多了。
当林彪被定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时候，有一天，外交部几个负责人正同周总理谈话，陈毅走了进来。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总理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
周总理立即摆手说：“呃，我只能做助手。”
以前，我们也多次听到周总理谦虚地说他只能做助手。可陈老总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
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西德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三国只想关闭原子俱乐部而不让新的原子大国加入”。但是，这个条约也迷惑了相当多的国家，必须及时揭露。这是一场同美、苏两霸的尖锐斗争。当时，只有古巴、柬埔寨、几内亚、阿尔巴尼亚明确支持我国政府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部分驻外使节紧急会议，指定十八位大使立即返回驻在国，分别向该国领导人面陈中国主张，揭露三国部分禁试条约的实质。时间很晚了，会议还没有结束，周总理招待我们吃晚饭。吃完饭，已是八点多钟了，总理指示我们这十八位大使第二天就返回所。
这有点出乎意外。不要说大家都想趁回国开会的机会，料理一下留在国内的孩子们，就是返回的机票和签证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周总理知道大家的心事，说道：“大家难得回来，但是事情紧迫，必须立即向各国领导人表明我们的态度，提出我们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至于签证和机票都已经给你们办好了，明天派专机先送你们去香港，从那里转道回各自的驻在国。”
周总理时刻把党和国家的事情、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却从来把个人的事情置之度外，对于一些对他的不正确议论更是毫不在意。
1958年，在外交部的一次部务会上，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听到什么风声，似乎总理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乘机大放厥词，说什么总理管事太多，以致别的领导人不好工作；总理身为外交部党组书记，不召集会议，使副书记也不好召集会议。甚至对报纸报道总理经常深入群众，特别是和演员、歌唱家、文工团员接触的消息，也说成是总理爱出风头，等等，不一而足。更有一位司级干部，自称在一次宴会上，不屑喝总理专给他敬的酒，当场把酒倒在地上(事实是他当时受宠若惊，当着总理的面一饮而尽)。陈毅再也听不下去了，当即批评了会议主持人，制止了这些无端的攻击。
大约半年以后，总理找我去办一件事情。一见面他就说：“听说外交部有人说我管得太多了，你看这件事我该不该管呢?”这时我顺便把那次部务会上的情况汇报了一下。我惊讶地发现，总理对此竟一无所知，进一步问我：“真有这么些事?有记录吗?”我说：“当然有。”总理说：“给我找来看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他还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如实禀告自己当时曾发言反对他们的说法。
周总理对毛主席十分尊重和爱护。有天晚上，总理因一件紧急事情要给一个驻外使馆起草复电，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总理逐字逐句说他的腹稿，叫我记录。电报拟好时已是清晨四五点钟了，总理打电话问：“主席睡了没有?”回答说：“主席刚睡下，要不要叫起来?”总理说：“事情虽然紧急，但主席刚刚休息，就不打扰他了。”于是，总理自己又反复修改，发报时，窗外已洒满金色霞光。
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和摩洛哥领导人时，亲自答应帮助他们修建铁路和种植茶叶(摩洛哥：每年从我国进口价值一千多万美元的茶叶，主席说我们不能赚取其外汇)。时隔不久，总理即找我吩咐：“凡是主席答应的事，你们都应急速与有关部门联系办理，不能延误，并及时向我汇报。”
总理审慎处理对外关系的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1956年，我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一个汽车司机，不慎撞死了当地一个居民，因是黑夜，又在郊外，没有被发现。此事还要不要报警，使馆内有两种意见。报告国内后，总理立即批示大使亲自向坦总统尼雷尔报告真相，并把司机交由他们按坦桑尼亚法律处理。尼雷尔对此十分感动，从此大大增强了对我国的信任和友谊。
总理对外事工作抓得很细致、很周到，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过问，自己动手。
有一次，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巴方代办陪同总理赴巴。下飞机迎接仪式结束后，代办来向我辞行，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总理与迎接要员握别后，问我：“代办在哪里?”我说：“他已向我辞行，我已向他致谢。”总理听后很不愉快地说：“他是陪你的，还是陪我的?我怎么能不亲自感谢他呢?”
南斯拉夫与我建交，经历了一段特殊曲折的过程。建交后，为了给大使找一处合适 的官邸，总理亲自带我到刘澜涛家看房子，并亲自和刘澜涛谈。澜涛同志表示完全服从总理安排，立即搬家。缅甸总理吴努来华参加我国庆典礼，晚上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礼花时，寒气袭人，周总理立即叫人到百货大楼买来大衣。通常每次国宴的主宾席位及菜单，每年国庆的天安门城楼座位、晚会节目，总理都要亲自检查，有时礼品也要亲自过目，如有一次送给西哈努克的玉器就是总理亲自挑选的。可能有人觉得总理未免管得太细了，其实不然。由于座位、礼品、节目等安排不当而引起客人不愉快，以至退席，在外交上也不是少见的。
周总理对工作、对干部，都要求很严。有一次，我奉命去某国访问，预定第二天出发。当晚午夜过后两点多钟，我还在办公室准备有关资料，忽然接到总理的电话，询问另一个国家发生突然事变的情况。贸然之间，我随口回答说：“我明天就要去X 国访问，没有注意您所说的那个国家的情况。”总理严肃地反问我说：“你现在走了吗?”是呀，我还没有走，为什么就没有注意那个属于我主管范围的国家的事变情况呢?我赶忙回答说：“总理，我错了，请等半个小时，我向您汇报。”。
还有一次，驻外使节回国开会，会议结束时已临近国庆节。我多年没在国内过国庆了，很想捱到节后再返回几内亚。9月27日，周总理打来电话，问道：“你怎么还没有走呀?立即动身，赶回去主持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是对驻在国的尊重嘛。”第二天我便搭乘最近的航班，经欧洲转非洲。虽然没有赶上去几内亚的航班，但经过交涉，一架路过的飞机专为我在几内亚降落，总算使我在国庆招待会开始前一刻钟赶到使馆。
总理对外交部干部和他身边人员的使用、提拔、定级等问题也都要求很严。他在外交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曾特意说明，为了工作需要，凡调到外交部工作的人都要降一级使用，并举例说某某如分配到别的部门可以当部长，但在外交部只好当部长助理。可是，总理对干部又特别关心、爱护。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爆炸后，他立即电告在日本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要他改乘轮船回国。龚澎病重时，总理亲自到医院探视，并指定医疗小组专为她治疗，还亲自听取医疗方案的汇报。“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保护了很多干部，在一次大会讲话中也保护了我和我的妻子(当时她只是外交部的一个处长)。有一次和总理谈话时，我偶然提到自己喜欢打猎，总理就说要送我一支猎枪。过了几天，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即拿来一支猎枪，说是苏联朱可夫元帅送给总理的，总理叫转送给我。我爱如至宝，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迄今没有下落。
周总理不是神，批评人也有错误的时候。在欢迎民主德国前总理格罗提渥时，为了一个礼节安排上的缺陷，总理先后查问了当时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张致祥(文委主任)、余心清(典礼局长)和高登榜(机关事务管理局长)，但三人都不知道这一缺陷是谁的责任。这时我来了，总理问我，我也不知道。总理就很生气，大声批评我说：“你们就是推来推去，到底是谁管的?你立即把事情补救好。办不好，惟你是问。”我莫名其妙，也不知究竟是谁管的，但首先还是把工作上的缺陷补救过来了，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次晨两点多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彦打来电话，说是总理叫打的，说事情查清了，不是我的责任，他批评错了，希望不要在意。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感动。
周总理的一次惊险出访
1960年，在我前往几内亚出任中国驻黑非洲国家的第一任大使前夕，周总理特意约我作了一次长谈，谆谆嘱咐我切不可有任何的、丝毫的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同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我们要体谅他们的处境和困难，支持他们反帝、反殖的斗争，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总理强调说：“外交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要广交朋友。有人把做当权派的工作和做人民的工作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做当权派的工作就是投降主义，这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非洲的访问。访问前夕，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达拉斯市遇刺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要求各被访问国家取消夹道欢迎仪式。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了要求，只有埃及和几内亚仍然坚持要夹道欢迎。后来经过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努力，埃及也同意取消了。只剩几内亚，直到总理抵几前夜，多次交涉仍无结果，杜尔总统坚持此事要待周总理到后他在机场同总理面谈。我了解杜尔的性格，知道我再多谈也无济于事，就在周总理的专机到达时，第一个登机向总理报告。周总理却安详地说：就尊重杜尔总统的决定，听从几内亚政府的安排。结果，总理和陈总就乘坐敞篷汽车，在成千上万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的热烈气氛中，进入科纳克里。我们当时的紧张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1月23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杜尔总统陪同，乘汽车到科纳克里东北面的金迪亚访问。访问结束时，几方突然改变计划，安排总理和陈副总理乘直升机返回科纳克里。我知道几内亚的直升机是从苏联购买的，驾驶员都是捷克人，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我深恐发生意外，急向总理报告，建议不坐直升机。总理让我与几方商量，我即找几内亚国防部长福代巴交涉。他请示杜尔总统后告诉我说：总统将自己驾驶直升机，请我们放心。我只好再去报告总理，总理镇定地说：“杜尔总统亲自和我谈了，我怎么好拒绝呢?就尊重他们的安排吧。”这样，我和黄镇、孔原诸同志只好眼巴巴望着直升机飞上长天，随即乘汽车开足马力赶回科纳克里。直至见到总理、陈总，大家才松了口气。
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时，令人担心的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临总理抵达前几天，由我国援助建设的火柴卷烟联合工厂突然报告说丢失两吨炸药。我们尽力追查，毫无结果，最后只好把工厂里凡是总理必经的路都用推土机推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炸药。我们都劝总理不要去访问这个工厂了，但总理说：这；是我们援助几内亚建的第一个工厂，我怎么能不去呢?总理还是去了，群众热烈欢呼。事后查清并未丢失炸药，而是工厂管理人员登记账目有误，造成一场虚惊。
1月26日，周总理同杜尔再次深谈后，发表了《中国和几内亚联合公报》。午夜，周总理在机场通过“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向几内亚人民发表了热情的告别词。飞机起飞前还和我们再一次研究、修订了在加纳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使之更加符合非洲和其他民族独立国家的实际需要。陈毅副总理说得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因为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1975年夏，我受命负责同菲律宾和泰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
6月7日，马科斯访问中国。那时，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沉疴不起，医生不让他再参与工作，但他还是强忍病痛，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当马科斯称赞中国是第三世界当然领袖时，周总理说：毛主席讲了，中国不称霸，不当头。还向陪同来访的马科斯的女儿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人摘大国霸权主义，你们应该起来反对!
会晤原定15分钟，周总理却以惊人的毅力，同客人一直谈了半个多小时。6月9日，周总理又在医院同马科斯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
这一天，周总理还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向在场的一些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大家听了，无不饮泣。
6月30日，周总理又带病与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他向客人们再次郑重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克立总理请周总理把“不称霸”三个字写给他，说要制成领带送给朋友，周总理也欣然答应了。
我们的周总理一直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他明知自己“时间也不长了”，仍然不顾难忍的病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尽个人最后的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无可估量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