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自我”“超我”三重视角下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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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本解读一直是教师备课的重中之重。陶渊明人生的大部分时候,内心一直在“本我”和“自我”间挣扎,想要达到“超我”的理想状态。只有真正地透过文字去体会、理解陶渊明的真实心理,才能真正地走入《归去来兮辞》。
  关键词:心灵选择 本我 自我 超我
  人生,总要面临选择,这是常态。选择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舍、不甘、彷徨、犹疑、苦闷。是逃避还是直面选择,这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终极命题,因为它关系到你能不能成为你想成為的自己。
  现代人如此,古人亦如此,比如陶渊明。被欧阳修誉为东晋唯一一篇可以称道的文章的《归去来兮辞》,如冬日的太阳,在一个晦暗的时代散发着温暖的光辉,在名与利的喧嚣中散发着一股来自高贵灵魂的芳馨。细细品味它,便能发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充溢着生命力量的陶渊明。
  本我:率性自然、重视家庭、寄情田园、悠然山水
  “本我”是最原始的自我,是人的天性使然。陶渊明本性直率,不喜逢迎伪装,这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命子》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陶渊明也颇以祖辈皆具此超远之质性和自然之心性为荣。此种心性对他的诗文颇有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为人处世上则更是如此——“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宋书·陶潜传》)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写《归去来兮辞》时,陶渊明大约四十一岁,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见到家后,竟奔跑起来,天真可爱之至;“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归家后,有酒足矣,嗜酒之本性表露无遗;“云无心以出岫”,如此自然之景,恰是陶渊明真实自然之心性之最佳写照。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也,不拘于俗。”(《庄子·杂篇·渔父》)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率真坦诚、不拘于俗的自然之人。
  陶渊明是个至孝至纯之人,家庭观念颇强。“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陶潜传》),养家一直是他心头的一大责任。“感惟崩号,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母亲的去世是他心头难以言说的痛。“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膝下有五个孩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孩子嬉戏在侧,承欢膝下,尽享家庭之乐,是陶渊明人生的一大乐趣。
  “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陶渊明自幼家境贫寒,甚至“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曾向友人叩门乞食。而从事农耕,自给自足可以说是他归隐后获得物质和精神自由的唯一方法。耕种虽然使人身体劳累,但是身体和心灵却可以获得自由。于是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田园将芜胡不归”“三径就荒”,陶渊明怎能忍心看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荒芜下去;“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执杖而耘籽”,在这里,田园劳作是陶渊明独特精神世界的别样表达,不同于“谈玄论道”,亦不同于“炼丹成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水更是陶渊明一向的精神寄托。“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大自然给了陶渊明最好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层面的愉悦。在辞官回乡后的二十二年间陶渊明就一直过着这样贫困的田园生活,却获得了一世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拘无束。
  自我:有所希冀、有所不甘、徘徊犹疑、矛盾苦闷
  “自我”是现实世界中的自己,在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挣扎、矛盾、徘徊、妥协、抉择。
  史料记载,陶渊明虽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但他的曾祖父陶侃初任县吏,之后做过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其父亦曾出仕。九岁丧父后陶渊明与母妹三人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而孟嘉亦是当时的名士。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陶渊明,喜读儒家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年少时也曾有过“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理想。陶渊明平时亦好读史书,在他的《咏三良》《咏荆轲》等诗中,对那些忠肝义胆、豪侠仗义之人颇多仰慕之情。
  作为士族后代,本就有出仕的职分,更何况有兼济天下雄心壮志的陶渊明?《荣木》中有言:“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疆。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梦想,很少有人能对功业荣名自始至终不屑一顾,陶渊明亦是如此。所以在他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官场生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甘的、挣扎的、矛盾的。“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不管是因为个人年少时的志向,还是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陶渊明内心对做官确实是曾有过渴望的,且属意于“长吏”这样职位较高的官吏;“引壶觞以自酌”,自斟自饮,饮的许是悠闲,但更可能饮的是杯杯苦闷;“门虽设而常关”,常关之门,阻隔了外界的喧扰,但也更阻断了自己通往仕宦之路的所有可能性;“策扶老以流憩”“抚孤松而盘桓”,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步,一次又一次的徘徊,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陶渊明内心的挣扎与不安宁;“悦亲戚之情话”,当他人都在秉着出仕之志,“学而优则仕”时,陶渊明的选择却背离了当时所谓的“正统”,大概心曲也只能诉说给“亲戚”听,那种盼人理解却少人理解的苦闷许是不时会萦绕在陶渊明的心头;“世与我而相违”,陶渊明并非不愿入仕,而是本身的情志很难迎合世俗,几多无奈,几多心酸;“复驾言兮焉求”,写《归去来兮辞》之前的陶渊明,也曾对仕途有所追求,有所希冀;“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陶渊明也曾心神不宁,也曾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在迎合世俗和顺从本心间做着权衡、挣扎和决断。鲁迅先生就曾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才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陶渊明,抉择人生时,没有绝对的决绝和洒脱,也曾犹豫、矛盾、苦闷,亦如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超我:坚持选择、回归真我、旷达超脱、乐天安命
  “超我”即经过一番夹杂着感性和理性的权衡之后,所达成的一种超越了“自我”的个人的理想人生状态。“超我”可能等同于“本我”,也可能高于“本我”。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前后历經十三个年头,五进五出,做官时间总计不过四年。第一次,“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第二次,出仕为桓玄幕僚,但只是专司日常事务的一般官员,当年陶渊明便辞官回家。第三次,就任刘裕参军之职,但很快便又辞官欲回归田园。陶渊明离开刘裕的幕府后,并未马上回家,次年春天,做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但随着刘敬宣离职改授宣城内史,他也辞职回乡,这是他在官场上的第四次进出。第五次就是《归去来兮辞》中所提到的这一次,也是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出入仕途——“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吏……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综观陶渊明这五次进出官场,可谓皆为小官,且在职时日较短,并且基本上均为“自免官职”。根据陶渊明的诗文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推测,陶渊明在职期间,与诸长官关系似乎尚可,也未曾有明显的政见不和或者冲突。可以说,陶渊明之所以会频频辞官,并最终选择彻底离开官场,主要和他的心性有关——“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既自以心为形役”,陶渊明内心最渴望的是远离“樊笼”,无拘无束,过着“守拙归园田”的自在生活。于是“奚惆怅而独悲”“知来者之可追”“觉今是而昨非”“请息交以绝游”,虽然曾有过多次的犹豫彷徨,但最终陶渊明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回归本我,逍遥于山水田园之中。甚至在《饮酒(其四)》中,陶渊明借“失群之鸟”这个意象,许下了“千载不相违”的伟愿。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对于生死,陶渊明一直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时代原因以及他自身的性格都对他的生死观影响颇大。时代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不少文人墨客自然会更多地倾心于庄子。朱自清先生就曾指出:“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陶诗的深度》)可以说庄子处穷间陋巷,困窘织屐,稿项黄徽,但却从不为富贵名利所惑,悠游自在的人生态度,明显影响着陶渊明。“富贵非吾愿”“乐琴书以消忧”是最好的写照。而庄子“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大宗师》)的生死观更对陶渊明影响颇深。“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万物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而个体生命却短暂蹙逝,正所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这一切又何妨?“帝乡不可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对于生命而言,死本就已经注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其一)》),死生有命,荣辱、得失、是非皆为身后之事,陶渊明早已看淡这一切,不如饮酒赋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顺遂自然来得实际真切。这一切无不在向我们表明陶渊明经过一番挣扎后,终于超脱“自我”,达到“超我”——旷达、洒脱和乐天安命。
  这是一篇来自陶渊明的心灵独白,甚至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篇私人日记,当然更是一次生命的觉醒和解脱的过程。现实中,陶渊明在“本我”“自我”间痛苦挣扎,但最终他完成了“超我”的实现。他用这篇心灵独白完成了人生的升华,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坚定了生命的航向,而这也恰如卡夫卡所言——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能写作,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
  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陶渊明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篇绝佳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关乎生命选择和成长的内在力量——人生也许曾有过不适、犹疑、苦闷,但请大胆地拷问自己的内心和过去,让反省和真诚在内心野蛮生长,并最终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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