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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横空出世，是继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之后，良渚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整个水利系统由塘山长堤、低坝系统和高坝系统三个部分组成，蓄水量达到4600万余立方米，加起来超过三个西湖！
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和最大的公共工程。从初见端倪到局部了解，直至整体格局的揭露，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现，经历了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历程。
从“土垣”到“塘山”——塘山长堤的发现
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首先是从塘山遗址开始的。
1987年夏天，路过吴家埠遗址的王明达注意到大遮山前有一段东西向的长垄，从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当时以“土垣”来命名。到了1995年，罗村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碎陶片。1996年12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有了重大收获，发现其第二层为良渚文化层。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方向明日记：“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現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喜。当晚，大酒。”
狂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玉器残件、玉料残块和石质工具，并清理出局部的红烧土面和埋设陶器的灰坑。于是，“土垣”成为了塘山遗址。
2002年4-7月，考古队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发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确认金村段的营建是一个连续堆土加高的过程，并在南部斜坡处用大量块石筑成护坡。由此，塘山的文化内涵具有多重功能，它不但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
从“大墓”到“大坝”——高坝系统的发现
如果说塘山的发现是水到渠成的话，高坝系统的发现认识则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文物部门接报后，马上会同公安部门进行现场踏勘。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位于良渚古城西北约8公里的山间。原来表面长满植被，后因施工建竹器市场，小山的上部几乎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其表面覆盖一层2-3米厚的黄土为外壳，内部全是青淤泥，结构类似豆沙包，是人工堆土而成的遗迹。至年底，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坝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坞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水坝群。
2010年1月18日，我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刚暴露的草，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了黑褐色。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没有相互经纬交叠，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南荻，状若小芦苇，也就是苕溪的“苕”。
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我们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3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
水坝发现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进行了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抵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这组坝体的发现，让我们对良渚人的营建水平大感意外。
上帝之眼——低坝系统的发现
塘山长堤和高坝系统，都是通过传统的考古调查勘探方法，用洛阳铲找到的。而低坝系统则是运用遥感技术首先从卫片上找到的。
2011年年初，通过一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副教授李旻给的良渚地区1960年代的美国corona间谍卫星影像和实地调查勘探，我们发现了低坝系统。
这张卫片编号D86 079 ，表明这是卫星在轨运行到第86圈，拍的第79张照片。后面以小字体标注为 S 11 FEB 69 1106-2 AFT，说明它的任务号是1106-2，由后部照相机拍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正是自然植被很少的隆冬季节。影像分辨率很高，精度大约1.8米左右，根据解密信息，这是锁眼系列中第二代的KH-4B卫星所拍摄的。
在一次查看卫片过程中，焦点位置放得太靠下，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良渚时期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随即前往勘探，一天时间，就证实了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其东西两侧，还另有两条人工短坝。这三条坝，后来被我们命名为狮子山坝、鲤鱼山坝和官山坝。至此，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
2013年夏，我们将7个水坝共15个碳14样品送到北大检测。其中11个样品得出检测结果，树轮校正后全部落在4700-5000年之间。为了验证准确性，我们又将岗公岭的2个样本送到日本年代学研究所测定，结果和北大的数据只差了十三年，证实这些结论准确可信。
2017年7月，我们再次将所有坝体全部取样送北大检测，获得的14个数据全部落在4900-5000年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距今近5000年时，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水利系统工程。
从隐于山野到闻达天下——保护与申遗
2016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不仅荣获了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也入选了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先生点评道：“良渚的水坝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良渚水坝比它还早了1000年，不评给它，还评给谁呢？”国际国内众多考古学家、水利专家纷至沓来，都对良渚先民恢宏的规划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叹为观止。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研究还在持续进展，相关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2017年1月，高坝和低坝系统正式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3月，国家文物局力主将水利系统纳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7月，良渚水坝的溢洪道确认，国内顶尖水利专家召开研讨会，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具有拦蓄水功能，山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道作用，各坝组合形成了具有上下游两级水库的较完整的水利系统”。
我们深知，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很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宏大，它必将成为未来几十上百年内良渚考古的焦点之一。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良渚先民的梦想与荣光！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和最大的公共工程。从初见端倪到局部了解，直至整体格局的揭露，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现，经历了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历程。
从“土垣”到“塘山”——塘山长堤的发现
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首先是从塘山遗址开始的。
1987年夏天，路过吴家埠遗址的王明达注意到大遮山前有一段东西向的长垄，从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当时以“土垣”来命名。到了1995年，罗村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碎陶片。1996年12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有了重大收获，发现其第二层为良渚文化层。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方向明日记：“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現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喜。当晚，大酒。”
狂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玉器残件、玉料残块和石质工具，并清理出局部的红烧土面和埋设陶器的灰坑。于是，“土垣”成为了塘山遗址。
2002年4-7月，考古队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发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确认金村段的营建是一个连续堆土加高的过程，并在南部斜坡处用大量块石筑成护坡。由此，塘山的文化内涵具有多重功能，它不但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
从“大墓”到“大坝”——高坝系统的发现
如果说塘山的发现是水到渠成的话，高坝系统的发现认识则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文物部门接报后，马上会同公安部门进行现场踏勘。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位于良渚古城西北约8公里的山间。原来表面长满植被，后因施工建竹器市场，小山的上部几乎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其表面覆盖一层2-3米厚的黄土为外壳，内部全是青淤泥，结构类似豆沙包，是人工堆土而成的遗迹。至年底，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坝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坞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水坝群。
2010年1月18日，我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刚暴露的草，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了黑褐色。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没有相互经纬交叠，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南荻，状若小芦苇，也就是苕溪的“苕”。
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我们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3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
水坝发现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进行了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抵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这组坝体的发现，让我们对良渚人的营建水平大感意外。
上帝之眼——低坝系统的发现
塘山长堤和高坝系统，都是通过传统的考古调查勘探方法，用洛阳铲找到的。而低坝系统则是运用遥感技术首先从卫片上找到的。
2011年年初，通过一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副教授李旻给的良渚地区1960年代的美国corona间谍卫星影像和实地调查勘探，我们发现了低坝系统。
这张卫片编号D86 079 ，表明这是卫星在轨运行到第86圈，拍的第79张照片。后面以小字体标注为 S 11 FEB 69 1106-2 AFT，说明它的任务号是1106-2，由后部照相机拍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正是自然植被很少的隆冬季节。影像分辨率很高，精度大约1.8米左右，根据解密信息，这是锁眼系列中第二代的KH-4B卫星所拍摄的。
在一次查看卫片过程中，焦点位置放得太靠下，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良渚时期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随即前往勘探，一天时间，就证实了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其东西两侧，还另有两条人工短坝。这三条坝，后来被我们命名为狮子山坝、鲤鱼山坝和官山坝。至此，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
2013年夏，我们将7个水坝共15个碳14样品送到北大检测。其中11个样品得出检测结果，树轮校正后全部落在4700-5000年之间。为了验证准确性，我们又将岗公岭的2个样本送到日本年代学研究所测定，结果和北大的数据只差了十三年，证实这些结论准确可信。
2017年7月，我们再次将所有坝体全部取样送北大检测，获得的14个数据全部落在4900-5000年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距今近5000年时，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水利系统工程。
从隐于山野到闻达天下——保护与申遗
2016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不仅荣获了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也入选了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先生点评道：“良渚的水坝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良渚水坝比它还早了1000年，不评给它，还评给谁呢？”国际国内众多考古学家、水利专家纷至沓来，都对良渚先民恢宏的规划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叹为观止。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研究还在持续进展，相关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2017年1月，高坝和低坝系统正式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3月，国家文物局力主将水利系统纳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7月，良渚水坝的溢洪道确认，国内顶尖水利专家召开研讨会，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具有拦蓄水功能，山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道作用，各坝组合形成了具有上下游两级水库的较完整的水利系统”。
我们深知，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很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宏大，它必将成为未来几十上百年内良渚考古的焦点之一。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考古人80年不断追寻，终于吹去5000年的尘土，展现良渚先民的梦想与荣光！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