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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六大，工人向忠发成最高领导人
当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共产党已经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42名，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因形势严峻，代表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出席。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这段时间里，向忠发实际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原是一名兵工厂工人。他1922年入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央委员，当时实际地位并不高，但在中共六大上，由于共产国际片面追求中共领导人的“工人化”和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向忠发平地飞升，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工作能力不强，实际上没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相反，他在生活上非常腐化，竟用党的经费住洋房，还养了一个情妇。
六届三中全会批李立三
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间，各种斗争极其残酷。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不少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杨殷（1892─1929），广东中山人，中共早期工运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六大上，杨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28年底出任常委。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在上海被捕，几天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1896─1929），广东汕尾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彭湃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与杨殷等4人同时就义。2009年，彭湃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不过，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当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年11月，李立三正式离开中共中央，不久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交待错误。此后，他羁旅莫斯科长达15年。由于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蒙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確定把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成为一个大区域，巩固和发展它成为中央根据地。因此，会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25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开始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对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不满，指责中共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从而使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在此后承认有错误，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等人仍不依不饶，最终导致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等人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会议开得极不正常，瞿秋白、周恩来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主席仍为向忠发，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称为中央总书记。
3位候补常委中，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是中共党内早期工运领袖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任命为首任煤炭部部长。他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因病去世。
卢福坦（1890─1969），山东泰安人，是早期山东工运和青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大注重工人成分的背景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六届四中全会成为候补常委。 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此次会议虽名为全会，但实际许多中央委员缺席。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12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博古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代替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称为书记处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有博古、周恩來、张闻天、张国焘、王明、陈云、项英7人。博古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此前，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
陈云（1905─1995），上海人。他具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才华。陈云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很快成为党内劳工运动的领袖，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形势，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为有效筹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但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党内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纠正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工作。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中央“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也是特殊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中共转危为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改组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途中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一贯喜欢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张国焘又开始搞“小动作”。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坚持“提拔工农”干部、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等意见，引起会议激烈争论。经各方协调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毛泽东7人组成（张国焘、王明、项英当时不在中央所在地）。红军长征后，项英留在了南方，后来领导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被叛徒杀害。
在中央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川陕，但张国焘坚决反对，主张南下川康。不久，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并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在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先行北上，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教育，但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遂于1938年4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投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随后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张国焘投敌后并未得到长时间的重用，在此后的时局变化中，其命运亦是风雨飘摇，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可。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增补刚刚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后，中央书记处成员主要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仍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只是其身份改为中央书记，中央书记处已不再设总负责人。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他早期即为“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并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康生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左”倾路线，1933年起在苏联工作了4年。此次成为常委又是得益于王明的推荐，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加上落脚延安以来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六届六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基本没有变动。
六大，工人向忠发成最高领导人
当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共产党已经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42名，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因形势严峻，代表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出席。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这段时间里，向忠发实际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原是一名兵工厂工人。他1922年入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央委员，当时实际地位并不高，但在中共六大上，由于共产国际片面追求中共领导人的“工人化”和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向忠发平地飞升，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工作能力不强，实际上没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相反，他在生活上非常腐化，竟用党的经费住洋房，还养了一个情妇。
六届三中全会批李立三
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间，各种斗争极其残酷。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不少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杨殷（1892─1929），广东中山人，中共早期工运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六大上，杨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28年底出任常委。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在上海被捕，几天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1896─1929），广东汕尾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彭湃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与杨殷等4人同时就义。2009年，彭湃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不过，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当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年11月，李立三正式离开中共中央，不久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交待错误。此后，他羁旅莫斯科长达15年。由于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蒙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確定把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成为一个大区域，巩固和发展它成为中央根据地。因此，会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25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开始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对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不满，指责中共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从而使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在此后承认有错误，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等人仍不依不饶，最终导致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等人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会议开得极不正常，瞿秋白、周恩来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主席仍为向忠发，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称为中央总书记。
3位候补常委中，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是中共党内早期工运领袖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任命为首任煤炭部部长。他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因病去世。
卢福坦（1890─1969），山东泰安人，是早期山东工运和青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大注重工人成分的背景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六届四中全会成为候补常委。 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此次会议虽名为全会，但实际许多中央委员缺席。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12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博古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代替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称为书记处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有博古、周恩來、张闻天、张国焘、王明、陈云、项英7人。博古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此前，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
陈云（1905─1995），上海人。他具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才华。陈云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很快成为党内劳工运动的领袖，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形势，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为有效筹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但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党内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纠正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工作。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中央“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也是特殊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中共转危为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改组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途中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一贯喜欢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张国焘又开始搞“小动作”。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坚持“提拔工农”干部、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等意见，引起会议激烈争论。经各方协调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毛泽东7人组成（张国焘、王明、项英当时不在中央所在地）。红军长征后，项英留在了南方，后来领导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被叛徒杀害。
在中央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川陕，但张国焘坚决反对，主张南下川康。不久，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并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在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先行北上，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教育，但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遂于1938年4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投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随后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张国焘投敌后并未得到长时间的重用，在此后的时局变化中，其命运亦是风雨飘摇，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可。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增补刚刚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后，中央书记处成员主要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仍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只是其身份改为中央书记，中央书记处已不再设总负责人。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他早期即为“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并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康生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左”倾路线，1933年起在苏联工作了4年。此次成为常委又是得益于王明的推荐，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加上落脚延安以来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六届六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基本没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