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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继军，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浙江地域特色人居环境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T）、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CCI）访问学者。兼任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特色小镇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及成果鉴定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浙江省高校本科专业教学评估专家。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建设绩效评估专家组组长、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规划设计评审专家。
本次访谈中的思考与实践的小结是2009年以来，丁继军、杨小军、张小波和翁旨远等多位老师，依托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和艺术与设计学院，面向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围绕浙江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未来社区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设计需求和设计问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特别是聚焦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生态协同”理念，面向以“新文化生活空间系统设计”为核心的新环境设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探索的阶段性总结。
《设计》丁继军
《设计》：在澳大利亚访学的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
丁继军：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于2009年3月至2009年9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CCI）访问学习。人们通常以为英国是“创意产业”概念的发源地，实际“创意产业”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澳大利亚。早在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第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力推创意产业概念，将创意产业发展作为—项国家战略加以实施，希望将澳大利亚构建为一个“创意国度”（Creative Nation）。受此启发，1997年英国布莱尔政府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小组”，1998年正式采用“创意产业”的概念，因此广受全球推崇的创意产业诞生地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创意产业与创新教育的典型代表是“昆士兰模式”。
半年的访学经历，让我对全球与澳大利亚的创意产业和创新教育，特别是“昆士兰模式”有了全面的认识，同时从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CCI）的发展当中也深受启发。
首先是“智慧之州”战略的顶层设计。昆士兰因田园诗般的自然环境、舒适的气候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素有“阳光之州”之称，为了以知识、创造力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让全体昆士兰人民享受经济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质量这一愿景，昆士兰州政府主动推出并实施长达十五年的“智慧之州”战略，区域经济发展逐步从过去以矿产与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知识经济转型。智慧之州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研究与发展，科技扩散，产业化和创业精神，协作，链接，网络与联盟，知识与技能，多元化、充满活动的创意文化。在其中一个或几个元素上进行投资无法确保经济增长，因而战略实施是通过对创意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商业化的大量投资，以及政府与企业、网络和联盟建立的合作参与，来加快产业创新的步伐。同时，通过投资于知识、技能、多样性、创造性和链接性，来建立可持续的创新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可见，只有在创新型社会的所有构成元素上进行投人，才能确保未来的社会繁荣。（图1）
其次是三区联动的发展机制。昆士兰模式诊释创意社群三区联动的产业发展机制。昆士兰模式的内涵与核心理念是一个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由政府推动并投资，注重“微型企业”知识型集聚和鼓励社区公民参与创意活动的“三区联动”校区、园区、社区融合发展的—种创意产业实践。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越工业化进程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时，发展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产业是转型期的一种战略选择，而“昆士兰模式”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一种形态，它是将创意人才教育、创意产业集聚、创意企业孵化、创意成果转换、文化生产与消费、全民参与创意等功能，通过合理布局和协作机制有效地融合为一体的一种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图2、3）
最后是基于TND即传统邻里开发模式的新都市主义社区的规划设计。昆士兰科技大学（QUT）200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它是昆士兰创意产业园（ CIP）的重要组成部分。而CIP则隶属在凯文格罗夫都市村庄（简称KGUV）的整体之中。KGUV占地16公顷，距离布里斯班市中心2公里，紧邻高科技基地密尔顿和文化、演艺活动中心南岸公园。规划KGUV的目的是为了将工作与休闲娱乐、教育与企业发展、研究与商业开发以及居住与旅游目的地等结合起来，它是围绕大洋洲第一个为发展创意产业而建设的项目一一昆士兰创意产业园CIP而设计的，因此规划者提出了“创意社区”的理念和建设目标，同时KGUV是全球第一个以“创意社区”理念规划和建设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社区。（1）强调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和混合使用。KGUV抛弃了以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为代表的注重功能分区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坚持传统的功能结构规划促使它成为一个紧凑的混合功能社区，人们在一个可达性很强（基本上在500米）的步行范围内居住、学习、工作和娱乐。KGUV以QUT创意产业园（CIP）为城市功能的特色核心，以大洋洲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沃斯（Woolworths）为社区生活的核心，同时这两个相互紧邻的区域共同组成整个社区（可以称为小镇或者邻里）的真正中心。围绕社区中心布置商业设施、中小学、健身活动中心、绿地公园、适合各阶层的多元化住宅、写字楼、轻型制造业等设施。KGUV的住宅单元迎合不同的所有者来设计，不同的价格和建筑类型适应不同收入阶层、生活方式和年龄层。同时将QUT无缝结合到都市村庄内部，使大学走出原来的校区进入社区，创造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大学”。创意产业园区（ CIP）内包括了La Boite剧院、“艺术之州”教学区、动画和设计实验室、}l}练和表演场、10余家在孵化器内的创意型公司以及大洋洲唯一的文科类国家级中心一一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简称CCI）。创意产业学院学生的作品向社区公开展示，企业则面向市场输出创意产品并且及时向创意产业学院的师生传递市场信息，增加了KGUV“创意社区”这个创新工场在全球化时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社区的文化生活品质。（2）以人为尺度，强调公共生活的空间设计。首先，以人为尺度体现在KGUV社区以步行、公共交通为主要通勤方式，大多数日常需求都在离家或工作地点5-10分钟的步行环境内完成，采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荷兰的交通平静化（Traffic calming）理念，在道路宽度和路面的设计上最大限度地限制小汽车的速度和数量，比如路面设计为蛇形的弯道，既有效降低了车速又增加了道路的景观功能;社区内的街道呈网络状与整个城市的主要道路系统联系，将穿越性交通（主要是凯文格罗夫大道等）移至社区外，街道基本是步行街并且相对比较狭窄，有利于形成一个适合步行、骑自行车的大氛围。其次，以人为尺度体现在KGUV社区主要通过建筑和景观的设计来界定和塑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和步行网络，以利于在这些空间中举行各种公众活动，如音乐会、聚会等，营造适合邻居和朋友经常会面、增加沟通进而激发创意的空间氛围。在社区中心附近的建筑都靠近街道布局，形成一个传统街道的格局，增加市镇气氛，其设计重点主要集中于社区中心、街道、街区，即所谓点、线、面。CIP高耸的观光电梯类似传统中世纪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教堂钟楼的性质，由于全玻璃的表皮材质和独立于主体建筑之外的独特设计而成为整个KGUV的视觉中心，为创意社区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识别性，它和一街之隔的沃尔沃斯超市共同形成“创意社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中心（ Discernible Center）。KGUV的入口标志色彩设计鲜明夺目;一系列的绿地和公园结合地形地貌的变化有机组合和穿插在整个社区空间之中，其中既有线状的绿地库岗公园（Kulgun Park）、点状的绿地格雷吉穆斯（Grey Gums Park）、麦克卡斯凯（McGaskie Park），又有面积很大的维多利亚高尔夫公园等。主街道麦斯克大道由于具备了最多样的用途（主要是银行、餐饮、咖啡馆等商业空间）而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焦点区域。沿着Musk大道的建筑有连续、错落的，由各种材料和色彩设计构成的雨篷来保护行人免受不良天气的干扰;水刷石的人行道和各种材质的城市家具、户外烧烤等休闲设施、雕塑等公共艺术供人们使用和欣赏，使人们从邻近的室内空间里解放出来到公共区域进行各种活动。从而产生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所阐述的各种自发性、社会性活动：包括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驻足观望有趣的事情以及坐下来晒太阳、儿童游戏、互相打招呼、交谈、各类公共活动，以及最广泛的社会活动一一被动式接触，即仅以视听来感受他人，如摇滚歌会。这些开放的空间和建筑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可识别的都市环境”（《城市意象》，凯文林奇），人们能很方便看到维多利亚广场的高尔夫球场，毗邻的起伏的市郊以及中心商业区。最后，以人为尺度还体现在环境的包容性和安全性。KGUV是一个内聚和包容的社区，它通过大学的嵌入、社会多元化住宅等功能构成的方式摒弃了社会区分。每个周末的市集不分人种、身份、收入等等，成为各阶层的人们享受阳光、购物交流、欣赏各种街头表演的其乐融融的高品质公共空间。KGUV又是一个安全的社区，就像简.雅各布（Jane Jacobs）所说的“街道眼”，建筑俯瞰着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井井有条的街道成为生活的焦点，它们是为本地人和旅游参观者设计。由于联系城市的主要机动车道被安排在社区外，社区内又进行了交通宁静化的设计，鼓励人们采用步行和自行车的方式解决在社区日常生活的交通出行，甚至特别规划设计了环绕社区的健身和参观历史的步道系统，使人们在享受这个在成长的活力中心的文化、休闲和娱乐设施，感觉到舒适和安全。还有周边一些有吸引力的地方，如维多利亚公园、Suncorp体育场和羅马街公园等，共同创造了一个整合的、可渗透的、连通的、高度易读的、开放的建筑和公共街道、公共空间的布局。（3）历史遗产保护更新与重视人文的细节设计。在凯文格罗夫路上，以前属于格纳军队保护区的北音B检阅场地，现在属于QUT创意产业园的一部分，已经被注册成为昆士兰文化遗产，成为一个具备重要意义的文化遗址。场地内的营房和马厩坚持整旧如旧、空间置换、最小干预的设计原则，保留了原来军营分散围合的建筑布局、高大开敞的空间结构和坡屋顶的山墙，更新改造了建筑的立面，重新进行了色彩设计，室内空间被重新规划利用为创意产业学院的教学和管理用房，一些图形创意类和影视公司则利用原有建筑的高大室内空间，营造了演绎空间和工作绘图及展示空间。这些建筑和室内空间既保留了原有军队营房建筑的造型和材质特色又通过园区内部的公共空间和产业园的新建筑在视觉上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易于识别。KGUV社区的公共空间具有各种形态，连续性强而且富有变化。镌刻着KGUV社区各种故事的不锈钢材质的铭牌被镶嵌在极具自然亲和力的材料一—水刷石的街道路面上，可以一路走走停停，细细阅读品味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有趣故事，别有一番情趣，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慢设计”吧。在社区中心的入口设计了一个高约5米的树型雕塑，虽然是钢铁材质，但是整体圆滑曲线的轻薄造型、灵动的饱和度较高的色彩设计与周围以水平垂直线条为主造型的建筑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之成为入口处的明显标志，由于设置在Musk大道，成功地强调了社区中心建筑的入口特征，很好地起到吸引人们注意和引导人流的作用，而雕塑本身也成为社区公共空间的一件艺术品。在KGUV社区的街道转角、T字交道口、转弯位置上设计具有地标性的建筑，这些建筑具有城镇街道景观作用，如QUT的卫生和健康学院、昆士兰州立创意产业学校的建筑等，都注重临街立面的细部设计，在功能、材料和色彩等设计方面与街道上的人们的活动相互呼应。这些设计在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同时最终营造了一种具有浓郁社区感的公共空间。在综合总体规划的“愿景与城市设计的语境”一节中，规划者认为：理想城市的核心内容是学习，创新，社会性和可持续性。KGUV提供了一个创新和创意的平台，使居民积极参与到住宅社区、教育、艺术和商业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KGUV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连接市中心的社区，它提供了一个村庄式的独特气氛，邻里和大学创造了一个丰富的学习、决策和创造性环境，为昆士兰州和整个澳大利亚展示了城市社会重要的差异点。这为多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并确立了新基准：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 “昆士兰模式”的本质是一个以创意产业为核心，关注个人、鼓励创新与合作的城市发展模式。其表现特征就是政府、教育和研发机构、商业组织和社区协力合作共同投人，营造这样一个创意环境它既是学和研究机构的所在地，又是创意企业的聚集区既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地，又是文化产品的消费区同时，生态环境与人环境舒适，生活设施便利，适宜居住。因而，昆士兰模式所代表的创意社群是一种符合创意经济、网络社会和城市空间互动、和谐发展的新模式，对国内设计教育与研究、创意产业园设计、城市功能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很有借鉴意义。
《设计》：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室内外环境设计如何应对和发展？
丁继军：三次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提出随着科技的汇集与传播，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信息传播技术变革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状态，人类已进入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科技飞速发展正从本质上改变着我们的审美标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面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环境设计呈现出一种现实的反应，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时代的科技发展促进了世界设计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使得新的技术和材料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各种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流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资讯，为当代中国环境设计提供了有效而迅捷的手段;另—方面，信息时代技术的发展对环境设计的地域文化特征产生了强力冲击，导致环境设计的文化、风格、个性特色的削弱，中国本土的设计文化面临着重大挑战。
可持续的概念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现在环境设计中就是设计要具有弹性包容的特质，以适应未来的发展。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时代变了，资源和生活的关系也必然要随之改变，但文化的延续才是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出现了全球文化的趋同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化话语淡化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使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而只有当一个民族强大到对自己的文化足够自信时，在文化取向上就会自觉抵制趋同。我们的近邻日本曾也经历过趋同西方的历史，但伴随国内经济的强盛，重拾回了自信，坚守并重振了民族文化，终于涌现出许多世界级的建筑、设计大师。设计文化既是设计师有意识地把传统和地域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新设计中，同时又是满足消费者在信息时代对环境设计的文化要求。所以，我们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环境设计的未来。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技术“存在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他认为，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人。在技术时代，精神萎弱是世界的突出症候，其中以创造性的缺失为甚。因此，信息时代的设计思维需要升级，需要重新定义设计的内涵与外延。设计师需要重新思考、重新构建并重新审视设计创造的体验的可能性，需要注意设计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设计需求和商业模式的加速涌现、产业格局和生态体系的深刻调整等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与其说信息技术是一种具体的技术，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思维模式。在设计创新领域深耕多年的帕蒂克，霍夫教授预测说：“未来，设计会更多地去响应用户还没表达的需求，而不是去为了响应用户主动提出的需求。”设计需要准确捕捉和解决人类的痛点，如果没有契合人的真正需求，那么你可能只是在创建一个强大的系统来解决一个非常微小的，乃至不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思维模式才是信息时代环境设计应对与发展的关键。
《设计》：请您介绍下创意产业语境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方法与方向。
丁继军：艺术设计学科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无论何种设计门类，要掌握其中精意非“格物致知”不可。因此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方法必然是一体两面的，以求“知行合一”。而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平台和新模式的要求。新平台即多学科交叉的国际性平台。为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用户需求，设计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正不断从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吸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实现途径。闭门造车式的设计已不可能在当下获得成功。未来的艺术设计人才欲满足日新月异的创意产业需求，必然具备开阔的国际化学术视野和丰富的跨学科协同创新经验，以胜任在交叉学科背景和多元文化背景团队中的设计任务。因此在培养阶段，学生投身于相应的国际性共享平台或校际网络协作小组是不可或缺的经历。新模式即产业相关方的其建模式。设计院校的产教融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现代设计教育发展之初，设计院校与企业合作，为其提供设计服务就是设计教育的重要基础。如今放眼全球，一流的设计院校无不在相关产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艺术设计学科“产教融合，艺工结合”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随着创意产业兴起，中国制造要寻求中国“智”造的转变之路，创新、智能、绿色、互联等热门标签取代了过去单向度的设计评价体系。人工智能、流媒体、IP、等新产业各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标志着设计院校过去以设计服务的方式对产业的简单介入将成为过去，艺术设计人才培养需求更多元且具有创新活力的政、产、教、地融合模式。
而如今设计院校构建的新平台和新模式，应比过去更强调在地性，院校的学科发展同时肩负为本区域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重任。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属性与产业命脉，文化的原创力、生产力、创新力、软实力也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因此，校地关联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能从中总结一些规律，而难以照搬复制。以杭州转塘地区为例，2007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立，在随后的10年中，艺创小镇、云栖小镇、龙坞茶镇等一系列文创资源以特色小镇的形式在转塘地区整合集聚。浙江音乐学院成立于2016年，之江文化中心预计2022年建成。十余年间，转塘地区从遍布农田的城郊区域成长为之江文化产业带中的“一核”，充分体现了设计院校的区域影响力。纵观转塘地区的发展，从中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其一，是艺术设计人才的社群化现象。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音樂学院这两所艺术专门院校在转塘地区集聚了一批创意产业人士，形成了一个创意阶层。与传统行业不同，创意阶层中人们彼此联系并非局限于生产分工，他们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为生活主张，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形成了基于“同事、同学、同好”关系的松散但有黏性的社交网络。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有机社群中伴随着创意交流和资源整合，为文化产业带的形成提供了优质的社群土壤。其二，是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对区域的辐射效应。2012年王澍先生摘得普利兹克奖，他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筑群成为转塘的重要地标，常年吸引大量艺术爱好者与游客参观，尤其在一年一度的毕业展期间最受欢迎。随着艺术展演、创意市集、青年论坛等一系列文创类活动的内容填充，转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受众也从创意阶层蔓延到普通市民。2019年，首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在艺创小镇象山艺术公社举行，包含“展、演、坊、论、市”五大版块，象征依托于学校的毕业展正式蜕变为地方性的大型艺术活动。其三，是艺术设计人士的社区影响力，及社区美育价值。在转塘，创意阶层以居民的身份根植于本地社区中，他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方式受到当地居民的注视和评价，这是一种或有言或无声的美感交流，是潜移默化的社区美育。许江院长在今年的两会提案“加强社区美育建设”中，提到社区民间社会的重要空间，应该民间社会的空间留给民间，让民间自主地在社区里面建构他们的兴趣，建构他们心灵发展、生活情趣的空间。这种民间能量的激发，正是依赖于艺术设计人才的社区美育价值。 在杭州，另一个进行时的例子是在余杭区运河镇建设推进，依托于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创新性构建校地融合+时尚科技设计教育的新模式。致力于打造未来大运河国际时尚设计小镇，寻求有别于转塘地区的新发展路径。就历史文化渊源而言，运河镇历史悠久，境内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贯穿东西，为此地带上了浓厚的运河文化历史印记。镇中河道纵横，水文资源丰富，符合江南水乡环境的审美意趣。基于这样的当地条件，浙江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强调校地融合、服务地方，在师生的设计实践中与地方紧密合作。以挖掘运河镇生态美、人文美、时尚美为目标，助力学科资源和地方需求的协同创新，以实现学校与地方的共同发展。在社区美育方面以培养专业的美育工作者为目标，并组织志愿团队，构建学校与地方社区美育工作者的协同工作生态链。另—方面，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也致力于构建国际时尚设计教育平台，以时尚类学科为引领，紧密联系国际设计力量，将运河文化的“古”与时尚科技设计教育的“新”交融，将扎根地方需求和社区民生的“土”与国际设计交流合作的“洋”结合，为地方引入全新的发展动能，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提供明晰而特色鲜明的发展方向和交流平台。
《设计》：如何看待合作性在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和工作中的体现？
丁继军：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自身带有强烈的社会实践属性。相对于视觉传达、数字媒体艺术、产品设计等艺术设计类专业而言，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强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深入社会实践与问题需求之中，围绕人居环境、建筑遗产、空间建构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事、物、场的设计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建构的话题。随着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愈发强调关注社会发展与问题需求，关心社会民生所向的生活动态，关切社会各层次要素之间关系的衍生与变化都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办学过程中需要补充的内容。
合作性学习理念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壮大，现今在很多学科领域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与发展。随着社会大分工的持续深入与演进，设计艺术类学科专业中合作性学习的应用场景运用得更加普遍。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面对室内外空间改造、人居环境或社会设计等综合性较强的实践课题时，个人的力量与创意往往显得捉襟见肘，这时就需要多人参与、明确各自分工，共同协作来完成任务。
合作性能力的养成有利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解决个人学术视野局限的问题，培养成员团结协作的意识与能力，更快地适应现代团队化的工作与学习方式，从而实现创新能力的达成。根据合作主体的合作性质与构成，合作性学习可以划分为老师之间的合作学习，师生间的合作学习，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还可以划分为校方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即“校企合作”，以及校方与基层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合作，即“校地合作”。老师之间的合作性是指专业内教师之间的分工合作，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共同协作。也包含本专业内教师与其他专业及学科教师之间为达成一定的课程或者项目任务而进行的跨专业，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式活动。师生间的合作学习特别指在教师创建合作性教学场景的基础上，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进行的论文撰写、社会调研与设计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与分工。学生之间的合作性学习方式则围绕主要任务目标与设计需求，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项明确的设计任务或社会调研服务。例如学科竞赛活动或者课程作业的协作完成。校企合作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校方进行社会服务设计的主要渠道。而校地合作是学校利用科技与人才聚集的优势服务地方发展的合作性模式，也是学校拓展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
在艺术设计类大学生合作性意识与能力养成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将合作与分工进行统筹安排。在学习或者工作中，合作性并非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都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这其中也包含个人独立思考与分散完成的部分，即合作中包含有分工的部分，合理的分工便于团队每位成员自身优势以及能力智慧的发挥，利于产生独创性的成果，也为接下来更好的合作提供基础。在不同的状态下，合作性工作或学习也呈现出阶段性差异。例如，在课题或者研究项目启动时，是需要一起合作的，相互讨论、集中观摩、头脑风暴，进而明确主题与方向。接下来进行工作与任务分工，明确各自的任务与职责，发挥个人的才能禀赋，这个阶段就是“分”的阶段。最后在各自完成既定任务后，仍然需要团队合在一起进行交流讨论进而推动团队任务的进行，或者是集中起来更高效地共同完成团队任务，这个阶段过程可以减少前期沟通成本及弥补个体知识视野结构带来的弊端，这又回到了“合”的阶段。根据团队人员构成以及任务目标的具体情况，“分或合”的程序可能会繁复进行，周而往复。这就是合作性学习的真实过程。
此外，在关注合作性学习类型与过程的同时，也应逐步对设计艺术学科专业内的合作性学习的效果评价提升关注度。多年来，我们对合作性学习的过程与意义已经不再陌生，或者执着于表层现象的关注，但往往忽略了我们这件事情做得够不够好，目的有没有达到，以及对接下来的工作与学习有哪些结果反馈及功能效度。随着设计学科教学研究工作的逐步推进以及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入践行，对于设计学当中合作性学习过程与结果评价研究必将会成为完善设计学科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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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繼军：人类只占地球上所有生命的0.01%，但我们使用了83%的资源。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新冠肺炎等一系列全球性、百年未有的生态危机说明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合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先生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了“十四五”规划的三个鲜明特征：1是我国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2是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巨大，有14个人均GDP2万美元以上的城市，也有甘肃、山西、云南等，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 000人民币左右;3是十四五将是201 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时期。他强调十四五期间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充分利用各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才能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理念凝聚了我们党这些年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绿色发展不仅成为我国的发展方向，也成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成为引领世界的时代潮流。绿色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黑色增长范式的变革。深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高级形态，蓝绿融合是绿色发展的终极形态。当前，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安全等低层次需要与生态环境审美、生态环境民主等高层次需要并存，以及浅绿色发展与深绿色发展并存的阶段。浙江省绿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以浙江省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艮山”的绿色发展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论;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论;坚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态治理论。面向未来，深入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生态文化普及化、生态产业主导化、生态消费时尚化、生态资源经济化、生态环境景观化、生态城乡特色化、生态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等战略。
面向这个大趋势，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联合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信息技术中心、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可持续设计研究所3个研究机构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以本中心自2010年开始的美丽乡村和传统村落研究为例。传统村落设计研究围绕“保护发展”主题，总体上可分为3个主要阶段，呈现出“认知.协同·场景”特征。贯穿了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演化历史，也反映出新农村建设阶段性特征。（1）1940-2004，以“民族民间文化与审美价值”为重点的“设计认知”研究阶段。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设计研究源于先秦《考工记》（李立新2016）。国外无传统村落概念，以《雅典宪章》（1933）、UNESCO世界遗产体系为代表，有效推動了国际社会关注。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等前辈开创“下乡采风”（杭间2007），以器物精神、手价值、艺术审美等视角，深入探索文化遗产本体及社会生产关系，构建了文化遗产核价值的认知体系（张道一1989、杭间2001、潘鲁生2005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哲文、阮仪三、冯骥才等学者“多学科、体系化”探索给设计研究注入新的活力。（2） 2005-2017，以“地方性知识体系与平台”为特征的“设计协同”研究阶段。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启，以《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做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孙家正2005）为标志，研究进入“文化遗产+村落整体”新阶段，体系化的研究保持了长期高度关注（潘鲁生2014，方晓风2018）。2012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工程启动，研究进入设计平台阶段。既有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又有学界“政学研协同”地方平台，如“设计丰收”基地（同济2013）、“中国传统村落与建筑遗产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天大2014）、“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研究基地”（湖大2015），为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3） 2018年以来，以“新文化生活与空间系统”为趋势的“设计场景”研究阶段。十九大后，美好生活与传统村落的关系成为研究新亮点。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设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实质性参与（方晓风、季铁等2018）。娄永琪在《设计的疆域拓展与范式转型》—文中强调：“全球知识网络时代，基于佐证的、针对复杂社会系统、更好应对真实世界、不断迭代改良的设计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2017）。以上观点，印证了“设计除了创造商业价值之外，更是一种推进社会变革的因素”的重要理念（Victor Papanek1970）。因此，设计学和社会学等交叉研究成为大势所趋。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于2019年12月18日举办了《美好生活图景：一带一路的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展暨“设计2030全球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设计创新网络”》。从时代背景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纵观人类发展史，乡村是人类的起源地，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永续传承的根基所在。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塑造了现代城市文明，同时也催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和农业萎缩、人口流失、文化断层等“乡村病”。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如何让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一“可持续城乡与社区”，体现了全球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文中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点。从2002年十六大的城乡统筹发展，到2007年十七大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2017年十九大的城乡融合发展，我国城乡关系逐步调整优化，并且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2003年他亲自部署推动了“干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8年“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17年来，浙江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从浙江看，相继出台大湾区大花园等“四大建设”、“未来社区”、“唐诗之路”等重大战略部署;《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建设花园式美丽乡村、全面繁荣乡村文化、打造乡村治理现代化先行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等七大重点任务，全域打造“千万工程”升级版和“新时代美丽乡村”。 从浙江理工大学的行动看。浙江理工大学的设计学科是“十三五”浙江省仅有的两个设计学一流学科A类之一，源自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立的中国最早新学机构之-“蚕学馆”，具有鲜明的“农工艺”融合的办学基因和特色。2009年以来，艺术与设计学院丁继军杨小军团队投入浙江美丽乡村、历史文化村落等项目的研究和实践;2013年起，受浙江省农办、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委托，开展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建设绩效专家评估。2014年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先生题词“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简称CCBC）”。2014年-2019年，开展了300余个村落调研评估、20余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课题研究，发表近50篇论文，撰写100余万字评价报告。2018年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为长三角地区高校当年唯一。近5年来，学生获得国际国家级、省部级学科竞赛100余项。2019年6月，CCBC依托浙江省文旅厅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正式成立。中心依托设计学（省一流学科A类），联合美术学、建筑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组建了一支跨学科跨学院跨院校的研究团队。目前拥有国际客座教授4人（含外专千人1人），国内兼职教授和导师8人，高级职称12人，相关学科研究生100余人。CCBC得到清华大学、江南大学、东华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柏林艺术大学、巴黎大学、东京大学等20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广泛支持。CCBC目前拥有国内高校最全面的约300个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数据信息库，包含平原型、海岛型、山地型、丘陵型4大类，图片50000余张、文字近300万字，数据、影像等资料齐全。仙居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样板方案。2013年-2020年《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设绩效评估报告》，获得浙江省农办、农业农村厅的采纳;浙江45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经典案例即将出版。
CCBC目前是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共建基地。中心工作得到省部级领导的高度肯定。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耀、全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认为，中心站在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把书桌摆在田野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制定了评价标准、编制了评估体系，走出了一条聚焦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实践、服务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创新创意之路。
从未来使命看。《“美好生活图景：一带一路的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展览》汇集了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的29个经典案例。其中既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英国巴斯村、日本合掌村，也有精准扶贫青海旦庄村;既有“阿里公益、美國大自然基金、网红设计师”引领的新时代新青年新社群与“未来社区”的余杭青山村，也有全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典范“学习强国”桐庐深澳村;既有第二届全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金奖天台双溪村，也有深入挖掘“吴昌硕文化”的江南人居典范安吉彰吴村。通过展览，呈现了一幅疆域广袤、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文化灿烂、特色彰显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也呈现了一幅视野宏阔、历史悠远、建筑优雅的全球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的全景图。
“设计2030全球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设计创新网络”（简称D2030RV&FC DIN）是CCBC和浙江理工大学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响应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及总书记号召，顺应浙江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历史潮流而倡议发起的设计创新平台。D2030 RV&FC DIN由浙江理工大学联合江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巴黎大学、柏林艺术大学8校共同发起，全球25所大学共同参与。D2030 RV&FC DIN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中，探索破除城乡巨大鸿沟，在全球未来城市社区与美丽乡村之间，以文化传承创新为核心，编织一张“人才+社群+知识+服务”为主题的金色网络。D2030 RV&FC DIN的使命是：运用设计创新，共同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未来社区有机更新与营造，全力推动“全域美”、“特质美”、“创新美”、“发展美”、“持久美”和“生活美”;推动建设一个理念更加先进、城乡更加融合，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大花园。通过中国式美丽乡村建设的文艺复兴所带动的生活革命，去努力实践一种高生态、高品质的“低碳生活方式”，进而塑造一种新的全球化生活样态，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价值观而影响世界。
2020年，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与安吉余村共同推出“生态美育：让乡村孩子更快乐一一【余村国际M&M艺术乡村】课堂计划”。该艺术计划认为，美是人类独特的智性方式，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中强调：“美术教育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要求：“扎根时代生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当前广大乡村普遍缺乏美育机构、美育意识普遍淡薄，造成大量乡村青少年儿童假期沉溺游戏网络、安全隐患频现;造成城乡审美的割裂、美育鸿沟越拉越大。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启动之年，广大的乡村和青少年儿童对美育工作“最后一公里”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在全省上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讲话精神，特别是建设“展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窗口”的关键时刻，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打造“重要窗口”、“三服务”号召，积极回应广大乡村基层对美育组织和工作的迫切需求;积极回应广大乡村百姓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对提升审美素质、促进身心健康成长的迫切渴望，浙江理工大学计划充分发挥我校艺术、设计、时尚类学科和专业、人才与智力等的综合优势，以打造“文化浙江重要窗口的高光亮点”为目标，通过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团队“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以“艺术课堂”为平台，助力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助力提升乡村美育的新高度、助力塑造青少年儿童的美好心灵、助力打造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新标杆。 今年适逢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发表15周年，浙江理工大学计划在“两山”理念诞生地一一安吉余村，启动【余村国际M&M艺术乡村计划】，以5年为一个阶段，长期坚持，努力打造一个以“美育乡村美好生活-M&M”为主题特色的国际化艺术乡村课堂。课堂以公益艺术培训的方式，通过美术、书法、音乐、非遗活化等艺术美育形式，辅导乡村青少年儿童描绘美丽家乡场景，畅想未来社区美好生活图景;帮助他们远离安全隐患、网络游戏等风险和危害;引导孩子们崇学向美、积极向善;助力新时代乡村书香文化礼堂、乡村未来社区、美丽浙江大花园建设。
【余村国际M&M艺术乡村计划】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核心理念，依托安吉余村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萌发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两山”理念诞生地的独特优势和鲜活资源，顶天立地，把画架摆在田野中，持续打造爱国主义艺术美育的新时代高地。浙江理工大学坚持“一所百年名校+一个美丽乡村”的服务理念，不断发掘民间工艺的现代美学价值，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余村为中心和示范，全省推广形成网络，打造“两山”特色艺术美育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理工大学为主体，联合国内外艺术类顶尖高校的优质资源，以余村为样板为中心，逐步在长三角3省1市和全省11个地市100個县进行推广最终编织一张“七色国际化人才+绿色服务化传播+红色价值观引领”的“乡村生态美育金色网络”。
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单一的设计形态已经无法支撑系统、深刻的生活场景改善和变革的需求。从教育到产业，设计界迫切需求的是从点的设计到面的带动与变革，从静态的设计到动态的持续关注，从线到网的系统性连接的理念与思路，而澳大利亚“昆士兰模式”正是可资借鉴的系统化环境设计思维模式。刚刚结束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新增“交叉学科”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环境艺术设计从基于“物”的设计到基于策略的设计、从专业设计到整合设计、基于面向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设计伦理和由封闭思维到基于国际视野的地方性开放性思维，将触发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新生态和新结构。面向这一新时代的“重要窗口”，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以建设面向生态文明的环境艺术设计学术共同体和“美丽乡村”学术品牌为目标，以“新文化生活与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独具浙江特色的、开放性的环境艺术设计“地方性知识平台”;以“数字创意+美丽乡村+未来社区”为学术研究特色，将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科定位，与设计学科的学科发展进程相结合，突出其与建筑学、设计管理、数字传媒、文化经济、社区治理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同时在长三角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国家战略视野中，聚焦服务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未来社区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亮点，在乡村设计标准与评价、乡村文化与数字创意、乡村社区美育与营造3个重点研究领域，联合更广泛的知识创造者和学术社群，开展更持续更深刻的、更绿色更富意趣的、更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的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知识合作和知识共享。
本次访谈中的思考与实践的小结是2009年以来，丁继军、杨小军、张小波和翁旨远等多位老师，依托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和艺术与设计学院，面向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围绕浙江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未来社区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设计需求和设计问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特别是聚焦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生态协同”理念，面向以“新文化生活空间系统设计”为核心的新环境设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探索的阶段性总结。
《设计》丁继军
《设计》：在澳大利亚访学的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
丁继军：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于2009年3月至2009年9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CCI）访问学习。人们通常以为英国是“创意产业”概念的发源地，实际“创意产业”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澳大利亚。早在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第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力推创意产业概念，将创意产业发展作为—项国家战略加以实施，希望将澳大利亚构建为一个“创意国度”（Creative Nation）。受此启发，1997年英国布莱尔政府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小组”，1998年正式采用“创意产业”的概念，因此广受全球推崇的创意产业诞生地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创意产业与创新教育的典型代表是“昆士兰模式”。
半年的访学经历，让我对全球与澳大利亚的创意产业和创新教育，特别是“昆士兰模式”有了全面的认识，同时从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CCI）的发展当中也深受启发。
首先是“智慧之州”战略的顶层设计。昆士兰因田园诗般的自然环境、舒适的气候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素有“阳光之州”之称，为了以知识、创造力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让全体昆士兰人民享受经济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质量这一愿景，昆士兰州政府主动推出并实施长达十五年的“智慧之州”战略，区域经济发展逐步从过去以矿产与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知识经济转型。智慧之州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研究与发展，科技扩散，产业化和创业精神，协作，链接，网络与联盟，知识与技能，多元化、充满活动的创意文化。在其中一个或几个元素上进行投资无法确保经济增长，因而战略实施是通过对创意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商业化的大量投资，以及政府与企业、网络和联盟建立的合作参与，来加快产业创新的步伐。同时，通过投资于知识、技能、多样性、创造性和链接性，来建立可持续的创新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可见，只有在创新型社会的所有构成元素上进行投人，才能确保未来的社会繁荣。（图1）
其次是三区联动的发展机制。昆士兰模式诊释创意社群三区联动的产业发展机制。昆士兰模式的内涵与核心理念是一个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由政府推动并投资，注重“微型企业”知识型集聚和鼓励社区公民参与创意活动的“三区联动”校区、园区、社区融合发展的—种创意产业实践。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越工业化进程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时，发展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产业是转型期的一种战略选择，而“昆士兰模式”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一种形态，它是将创意人才教育、创意产业集聚、创意企业孵化、创意成果转换、文化生产与消费、全民参与创意等功能，通过合理布局和协作机制有效地融合为一体的一种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图2、3）
最后是基于TND即传统邻里开发模式的新都市主义社区的规划设计。昆士兰科技大学（QUT）200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它是昆士兰创意产业园（ CIP）的重要组成部分。而CIP则隶属在凯文格罗夫都市村庄（简称KGUV）的整体之中。KGUV占地16公顷，距离布里斯班市中心2公里，紧邻高科技基地密尔顿和文化、演艺活动中心南岸公园。规划KGUV的目的是为了将工作与休闲娱乐、教育与企业发展、研究与商业开发以及居住与旅游目的地等结合起来，它是围绕大洋洲第一个为发展创意产业而建设的项目一一昆士兰创意产业园CIP而设计的，因此规划者提出了“创意社区”的理念和建设目标，同时KGUV是全球第一个以“创意社区”理念规划和建设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社区。（1）强调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和混合使用。KGUV抛弃了以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为代表的注重功能分区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坚持传统的功能结构规划促使它成为一个紧凑的混合功能社区，人们在一个可达性很强（基本上在500米）的步行范围内居住、学习、工作和娱乐。KGUV以QUT创意产业园（CIP）为城市功能的特色核心，以大洋洲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沃斯（Woolworths）为社区生活的核心，同时这两个相互紧邻的区域共同组成整个社区（可以称为小镇或者邻里）的真正中心。围绕社区中心布置商业设施、中小学、健身活动中心、绿地公园、适合各阶层的多元化住宅、写字楼、轻型制造业等设施。KGUV的住宅单元迎合不同的所有者来设计，不同的价格和建筑类型适应不同收入阶层、生活方式和年龄层。同时将QUT无缝结合到都市村庄内部，使大学走出原来的校区进入社区，创造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大学”。创意产业园区（ CIP）内包括了La Boite剧院、“艺术之州”教学区、动画和设计实验室、}l}练和表演场、10余家在孵化器内的创意型公司以及大洋洲唯一的文科类国家级中心一一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简称CCI）。创意产业学院学生的作品向社区公开展示，企业则面向市场输出创意产品并且及时向创意产业学院的师生传递市场信息，增加了KGUV“创意社区”这个创新工场在全球化时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社区的文化生活品质。（2）以人为尺度，强调公共生活的空间设计。首先，以人为尺度体现在KGUV社区以步行、公共交通为主要通勤方式，大多数日常需求都在离家或工作地点5-10分钟的步行环境内完成，采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荷兰的交通平静化（Traffic calming）理念，在道路宽度和路面的设计上最大限度地限制小汽车的速度和数量，比如路面设计为蛇形的弯道，既有效降低了车速又增加了道路的景观功能;社区内的街道呈网络状与整个城市的主要道路系统联系，将穿越性交通（主要是凯文格罗夫大道等）移至社区外，街道基本是步行街并且相对比较狭窄，有利于形成一个适合步行、骑自行车的大氛围。其次，以人为尺度体现在KGUV社区主要通过建筑和景观的设计来界定和塑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和步行网络，以利于在这些空间中举行各种公众活动，如音乐会、聚会等，营造适合邻居和朋友经常会面、增加沟通进而激发创意的空间氛围。在社区中心附近的建筑都靠近街道布局，形成一个传统街道的格局，增加市镇气氛，其设计重点主要集中于社区中心、街道、街区，即所谓点、线、面。CIP高耸的观光电梯类似传统中世纪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教堂钟楼的性质，由于全玻璃的表皮材质和独立于主体建筑之外的独特设计而成为整个KGUV的视觉中心，为创意社区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识别性，它和一街之隔的沃尔沃斯超市共同形成“创意社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中心（ Discernible Center）。KGUV的入口标志色彩设计鲜明夺目;一系列的绿地和公园结合地形地貌的变化有机组合和穿插在整个社区空间之中，其中既有线状的绿地库岗公园（Kulgun Park）、点状的绿地格雷吉穆斯（Grey Gums Park）、麦克卡斯凯（McGaskie Park），又有面积很大的维多利亚高尔夫公园等。主街道麦斯克大道由于具备了最多样的用途（主要是银行、餐饮、咖啡馆等商业空间）而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焦点区域。沿着Musk大道的建筑有连续、错落的，由各种材料和色彩设计构成的雨篷来保护行人免受不良天气的干扰;水刷石的人行道和各种材质的城市家具、户外烧烤等休闲设施、雕塑等公共艺术供人们使用和欣赏，使人们从邻近的室内空间里解放出来到公共区域进行各种活动。从而产生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所阐述的各种自发性、社会性活动：包括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驻足观望有趣的事情以及坐下来晒太阳、儿童游戏、互相打招呼、交谈、各类公共活动，以及最广泛的社会活动一一被动式接触，即仅以视听来感受他人，如摇滚歌会。这些开放的空间和建筑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可识别的都市环境”（《城市意象》，凯文林奇），人们能很方便看到维多利亚广场的高尔夫球场，毗邻的起伏的市郊以及中心商业区。最后，以人为尺度还体现在环境的包容性和安全性。KGUV是一个内聚和包容的社区，它通过大学的嵌入、社会多元化住宅等功能构成的方式摒弃了社会区分。每个周末的市集不分人种、身份、收入等等，成为各阶层的人们享受阳光、购物交流、欣赏各种街头表演的其乐融融的高品质公共空间。KGUV又是一个安全的社区，就像简.雅各布（Jane Jacobs）所说的“街道眼”，建筑俯瞰着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井井有条的街道成为生活的焦点，它们是为本地人和旅游参观者设计。由于联系城市的主要机动车道被安排在社区外，社区内又进行了交通宁静化的设计，鼓励人们采用步行和自行车的方式解决在社区日常生活的交通出行，甚至特别规划设计了环绕社区的健身和参观历史的步道系统，使人们在享受这个在成长的活力中心的文化、休闲和娱乐设施，感觉到舒适和安全。还有周边一些有吸引力的地方，如维多利亚公园、Suncorp体育场和羅马街公园等，共同创造了一个整合的、可渗透的、连通的、高度易读的、开放的建筑和公共街道、公共空间的布局。（3）历史遗产保护更新与重视人文的细节设计。在凯文格罗夫路上，以前属于格纳军队保护区的北音B检阅场地，现在属于QUT创意产业园的一部分，已经被注册成为昆士兰文化遗产，成为一个具备重要意义的文化遗址。场地内的营房和马厩坚持整旧如旧、空间置换、最小干预的设计原则，保留了原来军营分散围合的建筑布局、高大开敞的空间结构和坡屋顶的山墙，更新改造了建筑的立面，重新进行了色彩设计，室内空间被重新规划利用为创意产业学院的教学和管理用房，一些图形创意类和影视公司则利用原有建筑的高大室内空间，营造了演绎空间和工作绘图及展示空间。这些建筑和室内空间既保留了原有军队营房建筑的造型和材质特色又通过园区内部的公共空间和产业园的新建筑在视觉上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易于识别。KGUV社区的公共空间具有各种形态，连续性强而且富有变化。镌刻着KGUV社区各种故事的不锈钢材质的铭牌被镶嵌在极具自然亲和力的材料一—水刷石的街道路面上，可以一路走走停停，细细阅读品味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有趣故事，别有一番情趣，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慢设计”吧。在社区中心的入口设计了一个高约5米的树型雕塑，虽然是钢铁材质，但是整体圆滑曲线的轻薄造型、灵动的饱和度较高的色彩设计与周围以水平垂直线条为主造型的建筑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之成为入口处的明显标志，由于设置在Musk大道，成功地强调了社区中心建筑的入口特征，很好地起到吸引人们注意和引导人流的作用，而雕塑本身也成为社区公共空间的一件艺术品。在KGUV社区的街道转角、T字交道口、转弯位置上设计具有地标性的建筑，这些建筑具有城镇街道景观作用，如QUT的卫生和健康学院、昆士兰州立创意产业学校的建筑等，都注重临街立面的细部设计，在功能、材料和色彩等设计方面与街道上的人们的活动相互呼应。这些设计在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同时最终营造了一种具有浓郁社区感的公共空间。在综合总体规划的“愿景与城市设计的语境”一节中，规划者认为：理想城市的核心内容是学习，创新，社会性和可持续性。KGUV提供了一个创新和创意的平台，使居民积极参与到住宅社区、教育、艺术和商业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KGUV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连接市中心的社区，它提供了一个村庄式的独特气氛，邻里和大学创造了一个丰富的学习、决策和创造性环境，为昆士兰州和整个澳大利亚展示了城市社会重要的差异点。这为多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并确立了新基准：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 “昆士兰模式”的本质是一个以创意产业为核心，关注个人、鼓励创新与合作的城市发展模式。其表现特征就是政府、教育和研发机构、商业组织和社区协力合作共同投人，营造这样一个创意环境它既是学和研究机构的所在地，又是创意企业的聚集区既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地，又是文化产品的消费区同时，生态环境与人环境舒适，生活设施便利，适宜居住。因而，昆士兰模式所代表的创意社群是一种符合创意经济、网络社会和城市空间互动、和谐发展的新模式，对国内设计教育与研究、创意产业园设计、城市功能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很有借鉴意义。
《设计》：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室内外环境设计如何应对和发展？
丁继军：三次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提出随着科技的汇集与传播，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信息传播技术变革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状态，人类已进入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科技飞速发展正从本质上改变着我们的审美标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面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环境设计呈现出一种现实的反应，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时代的科技发展促进了世界设计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使得新的技术和材料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各种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流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资讯，为当代中国环境设计提供了有效而迅捷的手段;另—方面，信息时代技术的发展对环境设计的地域文化特征产生了强力冲击，导致环境设计的文化、风格、个性特色的削弱，中国本土的设计文化面临着重大挑战。
可持续的概念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现在环境设计中就是设计要具有弹性包容的特质，以适应未来的发展。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时代变了，资源和生活的关系也必然要随之改变，但文化的延续才是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出现了全球文化的趋同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化话语淡化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使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而只有当一个民族强大到对自己的文化足够自信时，在文化取向上就会自觉抵制趋同。我们的近邻日本曾也经历过趋同西方的历史，但伴随国内经济的强盛，重拾回了自信，坚守并重振了民族文化，终于涌现出许多世界级的建筑、设计大师。设计文化既是设计师有意识地把传统和地域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新设计中，同时又是满足消费者在信息时代对环境设计的文化要求。所以，我们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环境设计的未来。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技术“存在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他认为，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人。在技术时代，精神萎弱是世界的突出症候，其中以创造性的缺失为甚。因此，信息时代的设计思维需要升级，需要重新定义设计的内涵与外延。设计师需要重新思考、重新构建并重新审视设计创造的体验的可能性，需要注意设计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设计需求和商业模式的加速涌现、产业格局和生态体系的深刻调整等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与其说信息技术是一种具体的技术，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思维模式。在设计创新领域深耕多年的帕蒂克，霍夫教授预测说：“未来，设计会更多地去响应用户还没表达的需求，而不是去为了响应用户主动提出的需求。”设计需要准确捕捉和解决人类的痛点，如果没有契合人的真正需求，那么你可能只是在创建一个强大的系统来解决一个非常微小的，乃至不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思维模式才是信息时代环境设计应对与发展的关键。
《设计》：请您介绍下创意产业语境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方法与方向。
丁继军：艺术设计学科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无论何种设计门类，要掌握其中精意非“格物致知”不可。因此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方法必然是一体两面的，以求“知行合一”。而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平台和新模式的要求。新平台即多学科交叉的国际性平台。为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用户需求，设计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正不断从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吸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实现途径。闭门造车式的设计已不可能在当下获得成功。未来的艺术设计人才欲满足日新月异的创意产业需求，必然具备开阔的国际化学术视野和丰富的跨学科协同创新经验，以胜任在交叉学科背景和多元文化背景团队中的设计任务。因此在培养阶段，学生投身于相应的国际性共享平台或校际网络协作小组是不可或缺的经历。新模式即产业相关方的其建模式。设计院校的产教融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现代设计教育发展之初，设计院校与企业合作，为其提供设计服务就是设计教育的重要基础。如今放眼全球，一流的设计院校无不在相关产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艺术设计学科“产教融合，艺工结合”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随着创意产业兴起，中国制造要寻求中国“智”造的转变之路，创新、智能、绿色、互联等热门标签取代了过去单向度的设计评价体系。人工智能、流媒体、IP、等新产业各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标志着设计院校过去以设计服务的方式对产业的简单介入将成为过去，艺术设计人才培养需求更多元且具有创新活力的政、产、教、地融合模式。
而如今设计院校构建的新平台和新模式，应比过去更强调在地性，院校的学科发展同时肩负为本区域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重任。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属性与产业命脉，文化的原创力、生产力、创新力、软实力也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因此，校地关联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能从中总结一些规律，而难以照搬复制。以杭州转塘地区为例，2007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立，在随后的10年中，艺创小镇、云栖小镇、龙坞茶镇等一系列文创资源以特色小镇的形式在转塘地区整合集聚。浙江音乐学院成立于2016年，之江文化中心预计2022年建成。十余年间，转塘地区从遍布农田的城郊区域成长为之江文化产业带中的“一核”，充分体现了设计院校的区域影响力。纵观转塘地区的发展，从中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其一，是艺术设计人才的社群化现象。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音樂学院这两所艺术专门院校在转塘地区集聚了一批创意产业人士，形成了一个创意阶层。与传统行业不同，创意阶层中人们彼此联系并非局限于生产分工，他们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为生活主张，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形成了基于“同事、同学、同好”关系的松散但有黏性的社交网络。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有机社群中伴随着创意交流和资源整合，为文化产业带的形成提供了优质的社群土壤。其二，是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对区域的辐射效应。2012年王澍先生摘得普利兹克奖，他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筑群成为转塘的重要地标，常年吸引大量艺术爱好者与游客参观，尤其在一年一度的毕业展期间最受欢迎。随着艺术展演、创意市集、青年论坛等一系列文创类活动的内容填充，转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受众也从创意阶层蔓延到普通市民。2019年，首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在艺创小镇象山艺术公社举行，包含“展、演、坊、论、市”五大版块，象征依托于学校的毕业展正式蜕变为地方性的大型艺术活动。其三，是艺术设计人士的社区影响力，及社区美育价值。在转塘，创意阶层以居民的身份根植于本地社区中，他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方式受到当地居民的注视和评价，这是一种或有言或无声的美感交流，是潜移默化的社区美育。许江院长在今年的两会提案“加强社区美育建设”中，提到社区民间社会的重要空间，应该民间社会的空间留给民间，让民间自主地在社区里面建构他们的兴趣，建构他们心灵发展、生活情趣的空间。这种民间能量的激发，正是依赖于艺术设计人才的社区美育价值。 在杭州，另一个进行时的例子是在余杭区运河镇建设推进，依托于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创新性构建校地融合+时尚科技设计教育的新模式。致力于打造未来大运河国际时尚设计小镇，寻求有别于转塘地区的新发展路径。就历史文化渊源而言，运河镇历史悠久，境内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贯穿东西，为此地带上了浓厚的运河文化历史印记。镇中河道纵横，水文资源丰富，符合江南水乡环境的审美意趣。基于这样的当地条件，浙江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强调校地融合、服务地方，在师生的设计实践中与地方紧密合作。以挖掘运河镇生态美、人文美、时尚美为目标，助力学科资源和地方需求的协同创新，以实现学校与地方的共同发展。在社区美育方面以培养专业的美育工作者为目标，并组织志愿团队，构建学校与地方社区美育工作者的协同工作生态链。另—方面，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也致力于构建国际时尚设计教育平台，以时尚类学科为引领，紧密联系国际设计力量，将运河文化的“古”与时尚科技设计教育的“新”交融，将扎根地方需求和社区民生的“土”与国际设计交流合作的“洋”结合，为地方引入全新的发展动能，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提供明晰而特色鲜明的发展方向和交流平台。
《设计》：如何看待合作性在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和工作中的体现？
丁继军：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自身带有强烈的社会实践属性。相对于视觉传达、数字媒体艺术、产品设计等艺术设计类专业而言，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强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深入社会实践与问题需求之中，围绕人居环境、建筑遗产、空间建构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事、物、场的设计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建构的话题。随着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愈发强调关注社会发展与问题需求，关心社会民生所向的生活动态，关切社会各层次要素之间关系的衍生与变化都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办学过程中需要补充的内容。
合作性学习理念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壮大，现今在很多学科领域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与发展。随着社会大分工的持续深入与演进，设计艺术类学科专业中合作性学习的应用场景运用得更加普遍。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面对室内外空间改造、人居环境或社会设计等综合性较强的实践课题时，个人的力量与创意往往显得捉襟见肘，这时就需要多人参与、明确各自分工，共同协作来完成任务。
合作性能力的养成有利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解决个人学术视野局限的问题，培养成员团结协作的意识与能力，更快地适应现代团队化的工作与学习方式，从而实现创新能力的达成。根据合作主体的合作性质与构成，合作性学习可以划分为老师之间的合作学习，师生间的合作学习，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还可以划分为校方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即“校企合作”，以及校方与基层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合作，即“校地合作”。老师之间的合作性是指专业内教师之间的分工合作，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共同协作。也包含本专业内教师与其他专业及学科教师之间为达成一定的课程或者项目任务而进行的跨专业，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式活动。师生间的合作学习特别指在教师创建合作性教学场景的基础上，在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进行的论文撰写、社会调研与设计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与分工。学生之间的合作性学习方式则围绕主要任务目标与设计需求，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项明确的设计任务或社会调研服务。例如学科竞赛活动或者课程作业的协作完成。校企合作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校方进行社会服务设计的主要渠道。而校地合作是学校利用科技与人才聚集的优势服务地方发展的合作性模式，也是学校拓展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
在艺术设计类大学生合作性意识与能力养成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将合作与分工进行统筹安排。在学习或者工作中，合作性并非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都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这其中也包含个人独立思考与分散完成的部分，即合作中包含有分工的部分，合理的分工便于团队每位成员自身优势以及能力智慧的发挥，利于产生独创性的成果，也为接下来更好的合作提供基础。在不同的状态下，合作性工作或学习也呈现出阶段性差异。例如，在课题或者研究项目启动时，是需要一起合作的，相互讨论、集中观摩、头脑风暴，进而明确主题与方向。接下来进行工作与任务分工，明确各自的任务与职责，发挥个人的才能禀赋，这个阶段就是“分”的阶段。最后在各自完成既定任务后，仍然需要团队合在一起进行交流讨论进而推动团队任务的进行，或者是集中起来更高效地共同完成团队任务，这个阶段过程可以减少前期沟通成本及弥补个体知识视野结构带来的弊端，这又回到了“合”的阶段。根据团队人员构成以及任务目标的具体情况，“分或合”的程序可能会繁复进行，周而往复。这就是合作性学习的真实过程。
此外，在关注合作性学习类型与过程的同时，也应逐步对设计艺术学科专业内的合作性学习的效果评价提升关注度。多年来，我们对合作性学习的过程与意义已经不再陌生，或者执着于表层现象的关注，但往往忽略了我们这件事情做得够不够好，目的有没有达到，以及对接下来的工作与学习有哪些结果反馈及功能效度。随着设计学科教学研究工作的逐步推进以及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入践行，对于设计学当中合作性学习过程与结果评价研究必将会成为完善设计学科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设计》：请您分享一个目前关注的行业话题。
丁繼军：人类只占地球上所有生命的0.01%，但我们使用了83%的资源。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新冠肺炎等一系列全球性、百年未有的生态危机说明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合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先生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了“十四五”规划的三个鲜明特征：1是我国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2是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巨大，有14个人均GDP2万美元以上的城市，也有甘肃、山西、云南等，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 000人民币左右;3是十四五将是201 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时期。他强调十四五期间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充分利用各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才能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理念凝聚了我们党这些年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绿色发展不仅成为我国的发展方向，也成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成为引领世界的时代潮流。绿色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黑色增长范式的变革。深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高级形态，蓝绿融合是绿色发展的终极形态。当前，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安全等低层次需要与生态环境审美、生态环境民主等高层次需要并存，以及浅绿色发展与深绿色发展并存的阶段。浙江省绿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以浙江省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艮山”的绿色发展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论;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论;坚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态治理论。面向未来，深入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生态文化普及化、生态产业主导化、生态消费时尚化、生态资源经济化、生态环境景观化、生态城乡特色化、生态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等战略。
面向这个大趋势，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联合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信息技术中心、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可持续设计研究所3个研究机构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以本中心自2010年开始的美丽乡村和传统村落研究为例。传统村落设计研究围绕“保护发展”主题，总体上可分为3个主要阶段，呈现出“认知.协同·场景”特征。贯穿了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演化历史，也反映出新农村建设阶段性特征。（1）1940-2004，以“民族民间文化与审美价值”为重点的“设计认知”研究阶段。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设计研究源于先秦《考工记》（李立新2016）。国外无传统村落概念，以《雅典宪章》（1933）、UNESCO世界遗产体系为代表，有效推動了国际社会关注。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等前辈开创“下乡采风”（杭间2007），以器物精神、手价值、艺术审美等视角，深入探索文化遗产本体及社会生产关系，构建了文化遗产核价值的认知体系（张道一1989、杭间2001、潘鲁生2005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哲文、阮仪三、冯骥才等学者“多学科、体系化”探索给设计研究注入新的活力。（2） 2005-2017，以“地方性知识体系与平台”为特征的“设计协同”研究阶段。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启，以《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做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孙家正2005）为标志，研究进入“文化遗产+村落整体”新阶段，体系化的研究保持了长期高度关注（潘鲁生2014，方晓风2018）。2012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工程启动，研究进入设计平台阶段。既有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又有学界“政学研协同”地方平台，如“设计丰收”基地（同济2013）、“中国传统村落与建筑遗产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天大2014）、“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研究基地”（湖大2015），为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3） 2018年以来，以“新文化生活与空间系统”为趋势的“设计场景”研究阶段。十九大后，美好生活与传统村落的关系成为研究新亮点。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设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实质性参与（方晓风、季铁等2018）。娄永琪在《设计的疆域拓展与范式转型》—文中强调：“全球知识网络时代，基于佐证的、针对复杂社会系统、更好应对真实世界、不断迭代改良的设计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2017）。以上观点，印证了“设计除了创造商业价值之外，更是一种推进社会变革的因素”的重要理念（Victor Papanek1970）。因此，设计学和社会学等交叉研究成为大势所趋。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于2019年12月18日举办了《美好生活图景：一带一路的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展暨“设计2030全球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设计创新网络”》。从时代背景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纵观人类发展史，乡村是人类的起源地，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永续传承的根基所在。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塑造了现代城市文明，同时也催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和农业萎缩、人口流失、文化断层等“乡村病”。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如何让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一“可持续城乡与社区”，体现了全球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文中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点。从2002年十六大的城乡统筹发展，到2007年十七大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2017年十九大的城乡融合发展，我国城乡关系逐步调整优化，并且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2003年他亲自部署推动了“干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8年“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17年来，浙江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从浙江看，相继出台大湾区大花园等“四大建设”、“未来社区”、“唐诗之路”等重大战略部署;《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建设花园式美丽乡村、全面繁荣乡村文化、打造乡村治理现代化先行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等七大重点任务，全域打造“千万工程”升级版和“新时代美丽乡村”。 从浙江理工大学的行动看。浙江理工大学的设计学科是“十三五”浙江省仅有的两个设计学一流学科A类之一，源自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立的中国最早新学机构之-“蚕学馆”，具有鲜明的“农工艺”融合的办学基因和特色。2009年以来，艺术与设计学院丁继军杨小军团队投入浙江美丽乡村、历史文化村落等项目的研究和实践;2013年起，受浙江省农办、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委托，开展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建设绩效专家评估。2014年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先生题词“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简称CCBC）”。2014年-2019年，开展了300余个村落调研评估、20余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课题研究，发表近50篇论文，撰写100余万字评价报告。2018年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为长三角地区高校当年唯一。近5年来，学生获得国际国家级、省部级学科竞赛100余项。2019年6月，CCBC依托浙江省文旅厅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正式成立。中心依托设计学（省一流学科A类），联合美术学、建筑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组建了一支跨学科跨学院跨院校的研究团队。目前拥有国际客座教授4人（含外专千人1人），国内兼职教授和导师8人，高级职称12人，相关学科研究生100余人。CCBC得到清华大学、江南大学、东华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柏林艺术大学、巴黎大学、东京大学等20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广泛支持。CCBC目前拥有国内高校最全面的约300个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数据信息库，包含平原型、海岛型、山地型、丘陵型4大类，图片50000余张、文字近300万字，数据、影像等资料齐全。仙居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样板方案。2013年-2020年《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设绩效评估报告》，获得浙江省农办、农业农村厅的采纳;浙江45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经典案例即将出版。
CCBC目前是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共建基地。中心工作得到省部级领导的高度肯定。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耀、全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认为，中心站在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把书桌摆在田野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制定了评价标准、编制了评估体系，走出了一条聚焦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实践、服务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创新创意之路。
从未来使命看。《“美好生活图景：一带一路的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展览》汇集了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的29个经典案例。其中既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英国巴斯村、日本合掌村，也有精准扶贫青海旦庄村;既有“阿里公益、美國大自然基金、网红设计师”引领的新时代新青年新社群与“未来社区”的余杭青山村，也有全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典范“学习强国”桐庐深澳村;既有第二届全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金奖天台双溪村，也有深入挖掘“吴昌硕文化”的江南人居典范安吉彰吴村。通过展览，呈现了一幅疆域广袤、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文化灿烂、特色彰显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也呈现了一幅视野宏阔、历史悠远、建筑优雅的全球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的全景图。
“设计2030全球美丽乡村与未来社区设计创新网络”（简称D2030RV&FC DIN）是CCBC和浙江理工大学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响应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及总书记号召，顺应浙江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历史潮流而倡议发起的设计创新平台。D2030 RV&FC DIN由浙江理工大学联合江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巴黎大学、柏林艺术大学8校共同发起，全球25所大学共同参与。D2030 RV&FC DIN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中，探索破除城乡巨大鸿沟，在全球未来城市社区与美丽乡村之间，以文化传承创新为核心，编织一张“人才+社群+知识+服务”为主题的金色网络。D2030 RV&FC DIN的使命是：运用设计创新，共同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未来社区有机更新与营造，全力推动“全域美”、“特质美”、“创新美”、“发展美”、“持久美”和“生活美”;推动建设一个理念更加先进、城乡更加融合，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大花园。通过中国式美丽乡村建设的文艺复兴所带动的生活革命，去努力实践一种高生态、高品质的“低碳生活方式”，进而塑造一种新的全球化生活样态，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价值观而影响世界。
2020年，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与安吉余村共同推出“生态美育：让乡村孩子更快乐一一【余村国际M&M艺术乡村】课堂计划”。该艺术计划认为，美是人类独特的智性方式，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中强调：“美术教育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要求：“扎根时代生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当前广大乡村普遍缺乏美育机构、美育意识普遍淡薄，造成大量乡村青少年儿童假期沉溺游戏网络、安全隐患频现;造成城乡审美的割裂、美育鸿沟越拉越大。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启动之年，广大的乡村和青少年儿童对美育工作“最后一公里”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在全省上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讲话精神，特别是建设“展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窗口”的关键时刻，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打造“重要窗口”、“三服务”号召，积极回应广大乡村基层对美育组织和工作的迫切需求;积极回应广大乡村百姓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对提升审美素质、促进身心健康成长的迫切渴望，浙江理工大学计划充分发挥我校艺术、设计、时尚类学科和专业、人才与智力等的综合优势，以打造“文化浙江重要窗口的高光亮点”为目标，通过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团队“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以“艺术课堂”为平台，助力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助力提升乡村美育的新高度、助力塑造青少年儿童的美好心灵、助力打造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新标杆。 今年适逢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发表15周年，浙江理工大学计划在“两山”理念诞生地一一安吉余村，启动【余村国际M&M艺术乡村计划】，以5年为一个阶段，长期坚持，努力打造一个以“美育乡村美好生活-M&M”为主题特色的国际化艺术乡村课堂。课堂以公益艺术培训的方式，通过美术、书法、音乐、非遗活化等艺术美育形式，辅导乡村青少年儿童描绘美丽家乡场景，畅想未来社区美好生活图景;帮助他们远离安全隐患、网络游戏等风险和危害;引导孩子们崇学向美、积极向善;助力新时代乡村书香文化礼堂、乡村未来社区、美丽浙江大花园建设。
【余村国际M&M艺术乡村计划】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核心理念，依托安吉余村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萌发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两山”理念诞生地的独特优势和鲜活资源，顶天立地，把画架摆在田野中，持续打造爱国主义艺术美育的新时代高地。浙江理工大学坚持“一所百年名校+一个美丽乡村”的服务理念，不断发掘民间工艺的现代美学价值，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余村为中心和示范，全省推广形成网络，打造“两山”特色艺术美育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理工大学为主体，联合国内外艺术类顶尖高校的优质资源，以余村为样板为中心，逐步在长三角3省1市和全省11个地市100個县进行推广最终编织一张“七色国际化人才+绿色服务化传播+红色价值观引领”的“乡村生态美育金色网络”。
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单一的设计形态已经无法支撑系统、深刻的生活场景改善和变革的需求。从教育到产业，设计界迫切需求的是从点的设计到面的带动与变革，从静态的设计到动态的持续关注，从线到网的系统性连接的理念与思路，而澳大利亚“昆士兰模式”正是可资借鉴的系统化环境设计思维模式。刚刚结束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新增“交叉学科”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环境艺术设计从基于“物”的设计到基于策略的设计、从专业设计到整合设计、基于面向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设计伦理和由封闭思维到基于国际视野的地方性开放性思维，将触发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新生态和新结构。面向这一新时代的“重要窗口”，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CCBC）以建设面向生态文明的环境艺术设计学术共同体和“美丽乡村”学术品牌为目标，以“新文化生活与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独具浙江特色的、开放性的环境艺术设计“地方性知识平台”;以“数字创意+美丽乡村+未来社区”为学术研究特色，将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科定位，与设计学科的学科发展进程相结合，突出其与建筑学、设计管理、数字传媒、文化经济、社区治理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同时在长三角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国家战略视野中，聚焦服务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未来社区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亮点，在乡村设计标准与评价、乡村文化与数字创意、乡村社区美育与营造3个重点研究领域，联合更广泛的知识创造者和学术社群，开展更持续更深刻的、更绿色更富意趣的、更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的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知识合作和知识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