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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作为住建部的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本着先行先试的精神，大力加强立法、完善规划、设立机构、分解工作、组织实施，有力地支撑和推动了常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图景设计的“导航仪”
智慧城市的理念、布局、建设是“有规划的社会变迁”过程，刻写的是政府、企业、组织和公民“全面互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的新模式。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的“量化版”，它对城市的布局、重点、层次、结构、空间、流程、特色等都有导向性的意义。目前，全球应用层面的智慧城市评估体系主要有：欧盟中等规模城市智慧排名指标、IBM智慧城市评价标准、上海浦东新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2.0、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南京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智慧台湾绩效指标等，这些指标对本城市以及其他智慧城市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先驱”角色和“导航”价值。
（二）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发展样态的“度量衡”
智慧城市是由城市各个组成要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反映的是一个城市体态结构与功能的运行质量和水平。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层级，智慧城市呈现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意象，因而，测量的指标和维度不尽一致，如IBM认为“互联网+物联网=智慧的地球”，侧重于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感知和运用；欧洲中等规模智慧城市从“智慧人群、智慧经济、智慧治理、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6个层面、31项二级指标来测量；国际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n）把“宽带连接、知识型劳动力、创新、数字融合、社区营销与宣传”作为评价智慧城市的标尺；智慧南京走的是“智慧服务、智慧产业、智慧政府、智慧人文”的发展战略，因此，不管“智慧”邂逅“城市”耦合成怎样的面貌和样态，都需要指标体系来度量、细化和修正。
（三）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纵横比较的“方位器”
目前，智慧城市的推进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主导型，即市场和企业对智慧资源的研发、推广和运用享有支配权，而政府只是协调者、协作者，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美国和西欧；二是政府主导型，即政府是智慧城市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规划、配置到实施都由政府主治，如上海、北京、深圳、常州等；三是市场+政府型，即把市场、企业的科技力量与政府的规制力量有机衔接起来，共同推进城市的智慧化治理，如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各具千秋，这些根植于民族、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更能反映城市治理变革和进步的个性，而与之相契合的指标体系就是智慧城市“胎动成型”的方位器，其理念与图景、机制与体制、路径与战略、规模与层次、重点与布局都洋溢着自身的特色、定格自身的方位。
二、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这是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最基本原则，要保证指标体系配置的科学性：首先，明确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既要论证理论预设的合理性、可行性，又要根据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发展和创新，对智慧城市的丰富内涵、框架构成、基本特征、目标愿景、层次结构、发展动态、规律趋向等有科学认知和全面测量；其次，指标的名称、内涵、口径、范围、适用要有精准的界定和目标导向，指标选择与层次划分要合乎自然逻辑和标准尺度，不能有内容重复、标准不一、越界划分、顺序混乱等错误。
（二）系统性原则
智慧城市是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指标体系应遵循系统性构建原则，把相关领域纳入系统整体，正确调适和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基层与政府、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信息量得到充分反映，体现指标群的独立和完善，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彰显被评价对象的特征和实态，而且还要体现对象的发展变化趋势。在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指标选取、分值赋权上，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注重各个部分、要素的关联，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三）导向性原则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将全面反映智慧基础设施、智慧规划、智慧人群、智慧政务、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产业、智慧家居、智慧意象、智慧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从发展的视角集中展示了智慧城市的最新理念、未来愿景、建设目标、内在逻辑、架框体系、感知能力等核心要素，必须具备强大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力量，能起到指导和牵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预测智慧城市趋向、推动智慧城市提升的作用。
（四）可操作性原则
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一项理论研究课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工具，要充分利用其进行实践分析，对现有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评价，这才是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因此，指标体系的拟设计要充分考虑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一，数据获取的简易性和精确性；其二，数据的可综合性和可分解性；其三，经济成本的低廉性和可承受性；其四，测量手段和工具的明细化和量态化。
（五）可比性与发展性原则
可比性是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实际操作中的重要环节，它决定着评价结果的公信力。所以，选用指标时必须注重指标口径的一致性，保证指标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的比较优势和鉴别品质，同时在指标选取上注重把不可比要素转化成可比要素，并尽量与国际通用的指标相统一，以提高智慧城市评价的国际性。同时，适应区域和区段的特殊性，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其特色和个性，指标体系的设置和赋权也应相应变动、修正和发展。
三、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1.Smart模型理论。此模型由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智慧城市评价咨询中心设计，通过以下五要素为内涵展开：Service（服务）；Management（管理）；Application（应用）；Resource（资源）；Technology（技术），依托公共信息平台，实现政务、企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深度感知和高效协同。 2.城市演化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为伊利尔·沙里宁和黑川纪章，此理论从城市生命体和城市生态学出发，认为城市的各要素、部分，如设施、物流、资金、信息、人群、服务等是共生关系[1]，具有紧密的“功能性关联”，它们之间有机演化、互动协同、战略联接，共同推动城市从物理城市向空间城市的递升。
3.城市系统工程理论。该理论主要从系统工程论的视角，把城市大系统分解为若干高度联系的次系统，城市规划、景观、水电气资源、建筑、交通、排污、绿化等，以“时空观为理念，城市与发展为主题，城市系统、城市逻辑与城市制度为维度，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发展战略与发展调控为问题”[2]。
4.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表征城市信息化的新形态，其代表人物有沃尔曼、卡斯泰尔、布互索等，他们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构建和论证数字城市交互的海量性和虚拟性，认为人类的未来栖身之地不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现实城市中，而是在数字化组建的‘软城市’（Soft Urban）里”[3]。
5.网络拓扑理论。即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段落、距离”[4]，构成网络拓扑的空间结构，其主要特性为定向性和路径连通性。
6.城市意象理论。该理论由凯文·林奇创立，他认为，城市意象由路径、边界、节点、地区和标志五个元素构成[5]，意象是观察者的主观感知，具有很强的审美性。
（二）现实依据
常州市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如《常州“智慧城市”发展规划（2012-2016）》、《常州市“智慧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有力指导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第一，国民经济各领域信息化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建成了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常州名优农产品营销信息系统等一大批为农服务信息系统。互联网宽带实现了全市所有行政村的通达。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工业经济各个领域，全市建成了省级两化融合示范（试验）区2 个、示范（试点）企业77 家，产业服务示范园3家。
第二，电子政务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合一”网络平台，实现了行政权力运行、法制监督、行政监察三大功能的全覆盖。“金审”、“金财”、“金税”等“金”字工程的建设推进了政务系统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数据库等项目初步建成运行。
第三，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水平获得较大提升。社会保障市民卡已初步推广，逐步开始发挥服务公众的载体功能。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全面运行。建成城乡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响应系统投入运行，实现110、119、120、122 的应急联动。
第四，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十一五”期末，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是“十五”期末的3.6倍，太阳能光伏、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优势产品群的市场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01.38 亿元，是“十五”期末的10.5倍。
第五，以集约化为特色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基本实现了宽带化、数字化和广覆盖。信息通信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字电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基本实现按需接入，生活信息化主要指标在全省领先。
第六，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成。市电子政务安全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和信息安全协调工作机制基本建立。建立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信息安全产业有所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企业、机关、公共机构信息安全保障的专业企业。
四、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智慧城市的系统性出发，构建智慧城市“智慧资源”、“智慧动能”与“智慧精神”三维一体的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之下创设二级指标，并赋予5%的权重，彰显智慧城市建设的一般性与特色性，蕴含智慧城市构建的物质性与人文性，催生智慧城市发展的丰富性与国际性，进而实现常州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化。
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智慧资源、智慧动能和智慧精神，相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别是：智慧法律政策制度体系、智慧化基础设施与资金保障、信息化网络化物联化覆盖率、智慧产业集聚与发展、智慧组织和智慧人群、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居、智慧生态与可持续城市化；电子政务与高效政府、智慧治理与协同服务能力、智慧安全与智慧城管、智慧优质民生保障、智慧发展与推动能力、智慧生活便捷性、智慧救济与法治回应力；智慧城市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智慧创新创意能力、智慧智力资源潜能、智慧人文底蕴与软项目发展、智慧城市意象与个性化、智慧城市品牌文化体育卫生等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日]黑川纪章.共生城市[J].建筑学报，2004（1）：7-12.
[2]寇晓东，薛惠锋.城市系统工程的理论框架探讨[J].中国会议，2004（6）：380-382
[3]徐静，陈秀万.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智慧城市模型构建[J].科技导报，2013（8）：5.
[4][瑞士]弗朗茨.奥斯瓦德等.网络城市[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37.
[5]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
（责任编辑：李利）
一、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图景设计的“导航仪”
智慧城市的理念、布局、建设是“有规划的社会变迁”过程，刻写的是政府、企业、组织和公民“全面互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的新模式。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的“量化版”，它对城市的布局、重点、层次、结构、空间、流程、特色等都有导向性的意义。目前，全球应用层面的智慧城市评估体系主要有：欧盟中等规模城市智慧排名指标、IBM智慧城市评价标准、上海浦东新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2.0、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南京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智慧台湾绩效指标等，这些指标对本城市以及其他智慧城市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先驱”角色和“导航”价值。
（二）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发展样态的“度量衡”
智慧城市是由城市各个组成要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反映的是一个城市体态结构与功能的运行质量和水平。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层级，智慧城市呈现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意象，因而，测量的指标和维度不尽一致，如IBM认为“互联网+物联网=智慧的地球”，侧重于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感知和运用；欧洲中等规模智慧城市从“智慧人群、智慧经济、智慧治理、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6个层面、31项二级指标来测量；国际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n）把“宽带连接、知识型劳动力、创新、数字融合、社区营销与宣传”作为评价智慧城市的标尺；智慧南京走的是“智慧服务、智慧产业、智慧政府、智慧人文”的发展战略，因此，不管“智慧”邂逅“城市”耦合成怎样的面貌和样态，都需要指标体系来度量、细化和修正。
（三）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纵横比较的“方位器”
目前，智慧城市的推进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主导型，即市场和企业对智慧资源的研发、推广和运用享有支配权，而政府只是协调者、协作者，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美国和西欧；二是政府主导型，即政府是智慧城市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规划、配置到实施都由政府主治，如上海、北京、深圳、常州等；三是市场+政府型，即把市场、企业的科技力量与政府的规制力量有机衔接起来，共同推进城市的智慧化治理，如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各具千秋，这些根植于民族、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更能反映城市治理变革和进步的个性，而与之相契合的指标体系就是智慧城市“胎动成型”的方位器，其理念与图景、机制与体制、路径与战略、规模与层次、重点与布局都洋溢着自身的特色、定格自身的方位。
二、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这是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最基本原则，要保证指标体系配置的科学性：首先，明确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既要论证理论预设的合理性、可行性，又要根据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发展和创新，对智慧城市的丰富内涵、框架构成、基本特征、目标愿景、层次结构、发展动态、规律趋向等有科学认知和全面测量；其次，指标的名称、内涵、口径、范围、适用要有精准的界定和目标导向，指标选择与层次划分要合乎自然逻辑和标准尺度，不能有内容重复、标准不一、越界划分、顺序混乱等错误。
（二）系统性原则
智慧城市是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指标体系应遵循系统性构建原则，把相关领域纳入系统整体，正确调适和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基层与政府、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信息量得到充分反映，体现指标群的独立和完善，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彰显被评价对象的特征和实态，而且还要体现对象的发展变化趋势。在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指标选取、分值赋权上，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注重各个部分、要素的关联，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三）导向性原则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将全面反映智慧基础设施、智慧规划、智慧人群、智慧政务、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产业、智慧家居、智慧意象、智慧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从发展的视角集中展示了智慧城市的最新理念、未来愿景、建设目标、内在逻辑、架框体系、感知能力等核心要素，必须具备强大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力量，能起到指导和牵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预测智慧城市趋向、推动智慧城市提升的作用。
（四）可操作性原则
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一项理论研究课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工具，要充分利用其进行实践分析，对现有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评价，这才是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因此，指标体系的拟设计要充分考虑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一，数据获取的简易性和精确性；其二，数据的可综合性和可分解性；其三，经济成本的低廉性和可承受性；其四，测量手段和工具的明细化和量态化。
（五）可比性与发展性原则
可比性是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实际操作中的重要环节，它决定着评价结果的公信力。所以，选用指标时必须注重指标口径的一致性，保证指标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的比较优势和鉴别品质，同时在指标选取上注重把不可比要素转化成可比要素，并尽量与国际通用的指标相统一，以提高智慧城市评价的国际性。同时，适应区域和区段的特殊性，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其特色和个性，指标体系的设置和赋权也应相应变动、修正和发展。
三、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1.Smart模型理论。此模型由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智慧城市评价咨询中心设计，通过以下五要素为内涵展开：Service（服务）；Management（管理）；Application（应用）；Resource（资源）；Technology（技术），依托公共信息平台，实现政务、企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深度感知和高效协同。 2.城市演化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为伊利尔·沙里宁和黑川纪章，此理论从城市生命体和城市生态学出发，认为城市的各要素、部分，如设施、物流、资金、信息、人群、服务等是共生关系[1]，具有紧密的“功能性关联”，它们之间有机演化、互动协同、战略联接，共同推动城市从物理城市向空间城市的递升。
3.城市系统工程理论。该理论主要从系统工程论的视角，把城市大系统分解为若干高度联系的次系统，城市规划、景观、水电气资源、建筑、交通、排污、绿化等，以“时空观为理念，城市与发展为主题，城市系统、城市逻辑与城市制度为维度，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发展战略与发展调控为问题”[2]。
4.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表征城市信息化的新形态，其代表人物有沃尔曼、卡斯泰尔、布互索等，他们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构建和论证数字城市交互的海量性和虚拟性，认为人类的未来栖身之地不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现实城市中，而是在数字化组建的‘软城市’（Soft Urban）里”[3]。
5.网络拓扑理论。即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段落、距离”[4]，构成网络拓扑的空间结构，其主要特性为定向性和路径连通性。
6.城市意象理论。该理论由凯文·林奇创立，他认为，城市意象由路径、边界、节点、地区和标志五个元素构成[5]，意象是观察者的主观感知，具有很强的审美性。
（二）现实依据
常州市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如《常州“智慧城市”发展规划（2012-2016）》、《常州市“智慧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有力指导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第一，国民经济各领域信息化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建成了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常州名优农产品营销信息系统等一大批为农服务信息系统。互联网宽带实现了全市所有行政村的通达。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工业经济各个领域，全市建成了省级两化融合示范（试验）区2 个、示范（试点）企业77 家，产业服务示范园3家。
第二，电子政务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合一”网络平台，实现了行政权力运行、法制监督、行政监察三大功能的全覆盖。“金审”、“金财”、“金税”等“金”字工程的建设推进了政务系统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数据库等项目初步建成运行。
第三，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水平获得较大提升。社会保障市民卡已初步推广，逐步开始发挥服务公众的载体功能。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全面运行。建成城乡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响应系统投入运行，实现110、119、120、122 的应急联动。
第四，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十一五”期末，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是“十五”期末的3.6倍，太阳能光伏、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优势产品群的市场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01.38 亿元，是“十五”期末的10.5倍。
第五，以集约化为特色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基本实现了宽带化、数字化和广覆盖。信息通信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字电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基本实现按需接入，生活信息化主要指标在全省领先。
第六，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成。市电子政务安全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和信息安全协调工作机制基本建立。建立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信息安全产业有所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企业、机关、公共机构信息安全保障的专业企业。
四、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智慧城市的系统性出发，构建智慧城市“智慧资源”、“智慧动能”与“智慧精神”三维一体的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之下创设二级指标，并赋予5%的权重，彰显智慧城市建设的一般性与特色性，蕴含智慧城市构建的物质性与人文性，催生智慧城市发展的丰富性与国际性，进而实现常州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化。
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智慧资源、智慧动能和智慧精神，相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别是：智慧法律政策制度体系、智慧化基础设施与资金保障、信息化网络化物联化覆盖率、智慧产业集聚与发展、智慧组织和智慧人群、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居、智慧生态与可持续城市化；电子政务与高效政府、智慧治理与协同服务能力、智慧安全与智慧城管、智慧优质民生保障、智慧发展与推动能力、智慧生活便捷性、智慧救济与法治回应力；智慧城市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智慧创新创意能力、智慧智力资源潜能、智慧人文底蕴与软项目发展、智慧城市意象与个性化、智慧城市品牌文化体育卫生等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日]黑川纪章.共生城市[J].建筑学报，2004（1）：7-12.
[2]寇晓东，薛惠锋.城市系统工程的理论框架探讨[J].中国会议，2004（6）：380-382
[3]徐静，陈秀万.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智慧城市模型构建[J].科技导报，2013（8）：5.
[4][瑞士]弗朗茨.奥斯瓦德等.网络城市[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37.
[5]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
（责任编辑：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