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蜜月期，夫妇之间所交谈的话也不过是鸡零狗碎的琐事。荷西是一个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我叫他去东，他一定往西；请他穿红，他一定着绿。做了稀的，他要吃干的；做了甜的，他说还是咸的好。在家和我作对是他的娱乐之一。
　　起初我看透了他的心理，总是用相反的说法激他，他不知不觉中了计，遂了我的心愿。后来他又聪明了一点，猜透了我的想法，从那时候起，无论我反反复复怎么说，他就是不合作，还常常得意地冷笑：“嘿嘿，我赢了！”
　　“如果有一天你跟我想法一样，我就去买奖券，放鞭炮！”我瞪着他。
　　我可以确定，要是我们现在再结一次婚，法官问：“荷西，你愿意娶三毛为妻吗？”他这个习惯性的“不”字一定会溜出口来。结过婚的男人很少会说“是”，大部分都说相反的话，或连话都不说。
　　刚结婚的时候，荷西十分体谅我，情绪也很高昂，假日在家总是帮忙做事。可惜好景不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男性自尊又慢慢地苏醒了。
　　吃饭的时候，如果他要加汤添饭，就伸手往我面前一递，好似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自然。路上看见一张报纸，他当然知道跨过去，却不知道捡起来。有时我病了几天，硬撑着起床整理已经乱得不像样的家，他亦会体贴地说：“叫你不要洗衣服，又去洗了，怎么不听话？” 我回答他：“衣不洗，饭不煮，地不扫，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才起来整理的。”
　　这时候我真想拿个大花瓶打碎他的头，可是碎的花瓶也得我扫，头倒不一定打得中，所以也就算了。
　　我们当初的结合不过是希望结伴同行，双方对彼此都没有过分的要求和占领。我选了荷西，并不是为了安全感，更不是因为怕单身一辈子，因为这两件事于我而言，都算不得太严重。
　　荷西要了我，亦不是要一个洗衣煮饭的女人，更不是要一朵解语花。我们不过是想找个伴，一同走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既然是个伴，就应该时刻不离地胶在一起才名副其实。可惜这一点我们又偏偏不很看重。
　　许多时候我们在小小的家里漫游，做着个人的事情，转角碰着了，就闪一下身让对方过去，那神情就好像让了个影子似的漠然。更有多少夜晚，我们各自抱一本书啃到天亮，各自对着书大笑或默默流下泪来，对方绝不会问一句：“你是怎么了，疯了？”
　　有时候我想出去散散步，说声“走了”就出去；有时候早晨醒了，荷西已经不见了，我亦不去瞎猜，吃饭时他自会回来的，饥饿的狼知道哪里有好吃的东西。
　　偶尔的孤独对我个人来说是最值得重视的，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进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 “我的，我一个人的”。结婚不应该改变这一角，也没有必要非向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开放，任他随时随地跑进去捣乱，那是我所不愿的。
　　许多太太们对我说，你这样不管你先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握在手里。她们说这话时还做着可怕的手势，捏着拳头，好像那先生变成好小一个，就在手里扭来扭去挣扎着似的。
　　我回答她们：“不自由，毋宁死，我倒不是怕他寻死，问题是，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还要不自由，所以我不难为自己，嘿！嘿！”
　　自由多么可贵，心灵的自由更要我们牢牢把握，不然有了爱情仍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