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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狄亚》和《琵琶记》是中西两部著名的戏剧，两者都包含了弃妇的故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节发展和结局。现对这两部戏剧的戏剧冲突进行比较研究，在其基础上管窥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的差异。
【关键词】戏剧冲突；价值取向；审美追求
戏剧冲突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和人的内心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是戏剧中矛盾产生、发展、解决的过程，由戏剧动作体现出来。 “一般对戏剧的认识便是：它总包含着冲突在内——角色与角色间的冲突，同一角色内心诸般欲望的冲突，角色与其环境的冲突，不同意念间的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发展的灵魂，没有戏剧冲突就没有戏剧。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的代表作。美狄亚是科尔喀斯国的公主，为了情郎伊阿宋，她偷走金羊毛，叛国弃父弑兄。可谁想到，伊阿宋贪图政治权力，和科林斯公主结婚，无情地抛弃了美狄亚！为了报复背叛者，美狄亚先设计杀死了科林斯国王、公主，然后手刃亲子，让彼此都陷入痛苦的深渊中。
《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男主人公蔡伯喈全忠全孝，可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在事与愿违的无奈中导致了“不忠不孝”的不幸和痛苦。女主人公赵五娘则是“有贞有节”的贤惠妻子。她善良、坚忍、无私。忍饥吃糠，卖发葬亲，进京寻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以夫妻团圆。
比较《美狄亚》和《琵琶记》的戏剧情节，我们可以看到两部戏剧的戏剧冲突都是围绕亲情(家庭)，爱情而展开，但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当自身利益、意愿与之产生矛盾时，主人公却有截然相反的选择。
1.亲情(家庭)
《美狄亚》和《琵琶记》戏剧中最重要的戏剧冲突，是和亲情有关的。
美狄亚是个性刚烈、爱憎分明的女子，她面临过两次重要的亲情抉择。第一次是在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时，她毅然选择了爱情，弃父弑兄。这时的美狄亚聪明、果敢、坚决，充满了阳刚之力，父女兄妹情她全部舍弃，甚至还杀死前来阻拦的兄弟，将他的尸体抛入大海。
第二次抉择作者着墨最多，美狄亚在复仇和母爱的矛盾中徘徊，剧作有大量细腻而真实的心里挣扎描写。当亲母杀子这幕人间悲剧展示在我们面前，戏剧冲突进入高潮，令读者震撼和悲痛。
作为母亲，又怎么忍心杀害自己的亲骨肉：
“哎，哎！我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拿这样的眼睛望着我？为什么向着我最后一笑？哎呀！怎么办呢？朋友们，我如今看见他们这明亮的眼睛，我的心就软了！我绝不能够！我得打消我先前的计划，我得把我的孩儿带出去。”
但是，在爱与恨的挣扎中，在弃妇之恨的折磨下，美狄亚最终还是坚定了杀子惩夫的决心：
“无论如何，他们非死不可！既然要死，我生了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杀死。命运既然这样注定了，便无法逃避。”
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利益和亲情的选择中，美狄亚将父女、兄妹、母子情都抛弃、扼杀了，杀兄、杀子更是违反伦理道德。
《琵琶记》最重要的戏剧冲突就是“三不从”，即“三被强”：一切事件发展由“辞试不从——被亲强来赴选场”开端。古人有“父母在，不远游”之说，蔡伯喈希望陪伴年迈父母，尽为人子的孝道。可是逆不过父亲“扬名后世、光宗耀祖”的寄托，上京赴考。
妻子赵五娘心中对公公强迫夫君进京赶考有所抱怨，但并未提出异议。丈夫走后，独立撑起家庭重担。恰值荒年，她忍饥受苦、以糠充饥，遭受公婆猜忌时，委屈肚中流。公婆发现真相，羞愧而亡，五娘自责不已，“我不能尽心相奉了，反教你为我归黄土。”最后卖发葬亲，全贞尽孝。
从蔡伯喈和赵五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孝道。“孝”包含亲情的因素，也是封建礼教的一种伦理观念。孟子“人伦说”中强调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只有遵循这些伦理规范，才能维护个人的家庭关系的和睦，当发生矛盾冲突时，要求个人意愿服从于伦理规范。
2.爱情
遭遇被抛弃的命运，美狄亚和伊阿宋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伊阿宋从当初的英雄变成忘恩负义的小人，背叛了为他付出一切的美狄亚，他的行为导致了美狄亚的绝望和疯狂：
“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购买一个丈夫，他反而变成我们的主人；但是，如果不去购买丈夫，那又是更可悲的事。而最重要的后果还要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坏家伙。因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丈夫轰出去。”认清了伊阿宋的真面目，为了彻底报复惩罚负心人，才有了美狄亚反伦理的杀子行为。
“辞婚不从——被婚强效鸾凤”，蔡伯喈另结新欢，赵五娘遭受被抛弃的命运，可她和蔡伯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面冲突，始终以顺从柔情形象示人，最后甚至默认与他人分享丈夫。最多我们也只能从糟糠自厌的唱词中看出这个新婚燕尔与丈夫分离，独立支撑家庭的弱女子内心的痛苦：“糠哪！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
赵五娘对丈夫的背叛毫不介意？当然不是，在长期的男权文化(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下，女性处于压抑状态，也不觉以男权社会所规定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并没有觉醒反抗的意识，“三从四德”是女子身上最沉重的精神枷锁。
苏珊·帕曼·科尼伦在其《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把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天使型”和“恶女型”（妖妇型）两种类型。“天使型”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如同赵五娘一样，美丽、善良、顺从、忠贞，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反，“妖妇型”则“代表一种两性性质的因此是男人的精神和女人的肉体那种禁忌的混合，…….她的悲剧在于她确实采取了行动，而这种行动使她丑陋”。美狄亚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妖妇”形象，在她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女性一贯的隐忍顺从和一味无私奉献，取而代之的是对男权社会不公的积极反抗和有力冲击。
以上差别，究其原因，和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有关，西方崇尚个人本体，追求民主、自由，培育了外向、大胆、奔放的个性，而中国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家族本位十分明显，东方推崇含蓄、隐忍、顺从。西方人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中国人是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
就《琵琶记》来看，戏剧冲突“三不从”就源自家庭和国家的压力。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无可取代，家族成员对个人的言行有着限制、约束作用，而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家庭关系的提携。中国传统文化肯定的不是个人对于他自身的意义，而是个人对于家庭、国家的意义。《琵琶记》的创作意图，作者早就点明，是伦理教化。主人公对家庭关系的维护，对国家的忠诚，有着楷模意义。
而在西方，美狄亚的选择中，个人的价值追求更重要，勇敢地去追求自身的幸福快乐是西方处世哲学中所推崇的。“追求对灵魂好的东西，是追求神圣的东西；追求对肉体好的东西，是追求凡俗的东西。”“人们通过享受的节制和生活的协调，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个人首先是一个个体，然后在看他所处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是行为的选择者、责任者，不需要去顾忌其他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个人本位。
西方人物个性突出，中国人物的个性往往是隐藏在社会面之下的。在中国哲学里，社会性比个性更重要，做一个符合家庭标准的子媳才是成功的。
所以，西方文化中，人首先是独立的个体；中国文化中，个人是某种特定人际关系中的依附体。
两部戏剧的戏剧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很大区别，《美狄亚》中，我们可以看到美狄亚和伊阿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让美狄亚从爱情中的女人变成被抛弃的巫婆，伊阿宋的背叛乃至其身处的男权社会的不合理，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们导致了美狄亚爱情婚姻的破裂。
相较而言，《琵琶记》中的戏剧冲突更内敛，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像伊阿宋这样的批判对象。看看“三被强”的执行者，是蔡父、牛丞相、皇帝，他们让蔡伯喈陷入两难，违背自身意愿，最终导致了不能为父母送终、辜负了糟糠之妻的悲剧。他们有错，但绝非像伊阿宋那样不可原谅。
蔡伯喈的痛苦充满无奈：“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我误妻房”。正是对“忠、孝”的恪守才将主人公推到了“不忠不孝”的困境中。可是矛盾的对立面和主人公又“血肉相连”，批判的对象也是依附的对象，这是“忠”与“孝”的矛盾，“情”与“理”的矛盾。对此，我们无法以激烈的斗争去解决问题，只能用“中庸之道”去缓和矛盾。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分别为中庸和斗争。中庸承认对立面的存在，强调用缓和、适度的方式处理矛盾。中国文化期盼和谐。“家和万事兴”，家庭要和睦、社会要和谐。当有矛盾时，并不是压倒一方便是胜利,隐忍，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我们常见的处事方式。并不以打到一方为终极目的，而是寄希望于和平共处，达到平衡。
和此相比，西方文化更重视对立斗争。如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的人”。西方认为斗争可以促进社会变革，让社会像更有秩序的方向发展。美狄亚的反抗引发我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思索，尤其当一个母亲为了复仇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让我们陷入沉思：人性中到底蕴藏了多大的能量？爱与恨又让我们能做出多少执着或疯狂的行为？身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承受了多少不幸和压力？
戏剧冲突的结局大相径庭。《美狄亚》是典型的古希腊悲剧，其情节发展是喜—悲—大悲;《琵琶记》是伦理教化剧，其情节发展是喜—悲—小喜。
《美狄亚》通过美狄亚这个聪明、热情、刚烈、暴戾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挣扎的反抗，在爱与憎中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开出了一朵恶之花。
而《琵琶记》中主人公的不幸归根到底源自忠与孝，家与国的矛盾。全文的戏剧冲突并没有《美狄亚》那样强烈而带有传奇色彩，更添生活色彩。如果说美狄亚是神与人的结合，那赵五娘则是传统妇女的缩影。剧中主人公带我们走进的是平常百姓的生活，有喜有悲，有乐有愁，不管遇到什么磨难，生活还是要继续，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在哭哭笑笑中感受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了解了处于社会、家庭中的个人的得失之患。因此，《琵琶记》只能算作带有悲剧意蕴的伦理剧。
西方美学追求的是崇高，这点在古希腊戏剧中十分明显。古希腊悲剧也是一座文化高峰，分为英雄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的描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陶冶。”主人公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展示美好的事物被毁灭，给人以震撼感。古希腊悲剧在崇高悲壮的氛围中，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中国戏剧中有众多大团圆结局，《琵琶记》中有悲剧意蕴，但结局还是“玉烛调和”，给观众一个美好的情感寄托。所谓“好人有好报”，充满人情味。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中和之美。相对于西方戏剧所带来得悲剧震撼感，中国戏剧却有浓郁的世俗人情味。“善恶有报”、“皆大欢喜”寄托了人们朴素美好的愿望。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加大，在中西文化的融合、碰撞中，我们要重视悲剧的教化作用。庄严的悲剧可以陶冶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树立信心，积极迎接命运的挑战。同时我们也要去学习中国古人的那份生活智慧，在生活中拥有一颗平常心，这些对现代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布罗凯特尔.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世界戏剧史[M].胡耀恒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2]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外国剧作选(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3]高则诚.琵琶记[A].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4]苏珊.帕曼.科尼伦 .小说中的妇女形象[M].美国:俄亥俄州出版，1973
[5]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 贺拉斯.诗艺[M]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关键词】戏剧冲突；价值取向；审美追求
戏剧冲突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和人的内心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是戏剧中矛盾产生、发展、解决的过程，由戏剧动作体现出来。 “一般对戏剧的认识便是：它总包含着冲突在内——角色与角色间的冲突，同一角色内心诸般欲望的冲突，角色与其环境的冲突，不同意念间的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发展的灵魂，没有戏剧冲突就没有戏剧。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的代表作。美狄亚是科尔喀斯国的公主，为了情郎伊阿宋，她偷走金羊毛，叛国弃父弑兄。可谁想到，伊阿宋贪图政治权力，和科林斯公主结婚，无情地抛弃了美狄亚！为了报复背叛者，美狄亚先设计杀死了科林斯国王、公主，然后手刃亲子，让彼此都陷入痛苦的深渊中。
《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男主人公蔡伯喈全忠全孝，可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在事与愿违的无奈中导致了“不忠不孝”的不幸和痛苦。女主人公赵五娘则是“有贞有节”的贤惠妻子。她善良、坚忍、无私。忍饥吃糠，卖发葬亲，进京寻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以夫妻团圆。
比较《美狄亚》和《琵琶记》的戏剧情节，我们可以看到两部戏剧的戏剧冲突都是围绕亲情(家庭)，爱情而展开，但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当自身利益、意愿与之产生矛盾时，主人公却有截然相反的选择。
1.亲情(家庭)
《美狄亚》和《琵琶记》戏剧中最重要的戏剧冲突，是和亲情有关的。
美狄亚是个性刚烈、爱憎分明的女子，她面临过两次重要的亲情抉择。第一次是在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时，她毅然选择了爱情，弃父弑兄。这时的美狄亚聪明、果敢、坚决，充满了阳刚之力，父女兄妹情她全部舍弃，甚至还杀死前来阻拦的兄弟，将他的尸体抛入大海。
第二次抉择作者着墨最多，美狄亚在复仇和母爱的矛盾中徘徊，剧作有大量细腻而真实的心里挣扎描写。当亲母杀子这幕人间悲剧展示在我们面前，戏剧冲突进入高潮，令读者震撼和悲痛。
作为母亲，又怎么忍心杀害自己的亲骨肉：
“哎，哎！我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拿这样的眼睛望着我？为什么向着我最后一笑？哎呀！怎么办呢？朋友们，我如今看见他们这明亮的眼睛，我的心就软了！我绝不能够！我得打消我先前的计划，我得把我的孩儿带出去。”
但是，在爱与恨的挣扎中，在弃妇之恨的折磨下，美狄亚最终还是坚定了杀子惩夫的决心：
“无论如何，他们非死不可！既然要死，我生了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杀死。命运既然这样注定了，便无法逃避。”
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利益和亲情的选择中，美狄亚将父女、兄妹、母子情都抛弃、扼杀了，杀兄、杀子更是违反伦理道德。
《琵琶记》最重要的戏剧冲突就是“三不从”，即“三被强”：一切事件发展由“辞试不从——被亲强来赴选场”开端。古人有“父母在，不远游”之说，蔡伯喈希望陪伴年迈父母，尽为人子的孝道。可是逆不过父亲“扬名后世、光宗耀祖”的寄托，上京赴考。
妻子赵五娘心中对公公强迫夫君进京赶考有所抱怨，但并未提出异议。丈夫走后，独立撑起家庭重担。恰值荒年，她忍饥受苦、以糠充饥，遭受公婆猜忌时，委屈肚中流。公婆发现真相，羞愧而亡，五娘自责不已，“我不能尽心相奉了，反教你为我归黄土。”最后卖发葬亲，全贞尽孝。
从蔡伯喈和赵五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孝道。“孝”包含亲情的因素，也是封建礼教的一种伦理观念。孟子“人伦说”中强调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只有遵循这些伦理规范，才能维护个人的家庭关系的和睦，当发生矛盾冲突时，要求个人意愿服从于伦理规范。
2.爱情
遭遇被抛弃的命运，美狄亚和伊阿宋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伊阿宋从当初的英雄变成忘恩负义的小人，背叛了为他付出一切的美狄亚，他的行为导致了美狄亚的绝望和疯狂：
“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购买一个丈夫，他反而变成我们的主人；但是，如果不去购买丈夫，那又是更可悲的事。而最重要的后果还要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坏家伙。因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丈夫轰出去。”认清了伊阿宋的真面目，为了彻底报复惩罚负心人，才有了美狄亚反伦理的杀子行为。
“辞婚不从——被婚强效鸾凤”，蔡伯喈另结新欢，赵五娘遭受被抛弃的命运，可她和蔡伯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面冲突，始终以顺从柔情形象示人，最后甚至默认与他人分享丈夫。最多我们也只能从糟糠自厌的唱词中看出这个新婚燕尔与丈夫分离，独立支撑家庭的弱女子内心的痛苦：“糠哪！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
赵五娘对丈夫的背叛毫不介意？当然不是，在长期的男权文化(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下，女性处于压抑状态，也不觉以男权社会所规定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并没有觉醒反抗的意识，“三从四德”是女子身上最沉重的精神枷锁。
苏珊·帕曼·科尼伦在其《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把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天使型”和“恶女型”（妖妇型）两种类型。“天使型”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如同赵五娘一样，美丽、善良、顺从、忠贞，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反，“妖妇型”则“代表一种两性性质的因此是男人的精神和女人的肉体那种禁忌的混合，…….她的悲剧在于她确实采取了行动，而这种行动使她丑陋”。美狄亚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妖妇”形象，在她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女性一贯的隐忍顺从和一味无私奉献，取而代之的是对男权社会不公的积极反抗和有力冲击。
以上差别，究其原因，和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有关，西方崇尚个人本体，追求民主、自由，培育了外向、大胆、奔放的个性，而中国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家族本位十分明显，东方推崇含蓄、隐忍、顺从。西方人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中国人是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
就《琵琶记》来看，戏剧冲突“三不从”就源自家庭和国家的压力。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无可取代，家族成员对个人的言行有着限制、约束作用，而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家庭关系的提携。中国传统文化肯定的不是个人对于他自身的意义，而是个人对于家庭、国家的意义。《琵琶记》的创作意图，作者早就点明，是伦理教化。主人公对家庭关系的维护，对国家的忠诚，有着楷模意义。
而在西方，美狄亚的选择中，个人的价值追求更重要，勇敢地去追求自身的幸福快乐是西方处世哲学中所推崇的。“追求对灵魂好的东西，是追求神圣的东西；追求对肉体好的东西，是追求凡俗的东西。”“人们通过享受的节制和生活的协调，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个人首先是一个个体，然后在看他所处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是行为的选择者、责任者，不需要去顾忌其他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个人本位。
西方人物个性突出，中国人物的个性往往是隐藏在社会面之下的。在中国哲学里，社会性比个性更重要，做一个符合家庭标准的子媳才是成功的。
所以，西方文化中，人首先是独立的个体；中国文化中，个人是某种特定人际关系中的依附体。
两部戏剧的戏剧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很大区别，《美狄亚》中，我们可以看到美狄亚和伊阿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让美狄亚从爱情中的女人变成被抛弃的巫婆，伊阿宋的背叛乃至其身处的男权社会的不合理，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们导致了美狄亚爱情婚姻的破裂。
相较而言，《琵琶记》中的戏剧冲突更内敛，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像伊阿宋这样的批判对象。看看“三被强”的执行者，是蔡父、牛丞相、皇帝，他们让蔡伯喈陷入两难，违背自身意愿，最终导致了不能为父母送终、辜负了糟糠之妻的悲剧。他们有错，但绝非像伊阿宋那样不可原谅。
蔡伯喈的痛苦充满无奈：“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我误妻房”。正是对“忠、孝”的恪守才将主人公推到了“不忠不孝”的困境中。可是矛盾的对立面和主人公又“血肉相连”，批判的对象也是依附的对象，这是“忠”与“孝”的矛盾，“情”与“理”的矛盾。对此，我们无法以激烈的斗争去解决问题，只能用“中庸之道”去缓和矛盾。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分别为中庸和斗争。中庸承认对立面的存在，强调用缓和、适度的方式处理矛盾。中国文化期盼和谐。“家和万事兴”，家庭要和睦、社会要和谐。当有矛盾时，并不是压倒一方便是胜利,隐忍，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我们常见的处事方式。并不以打到一方为终极目的，而是寄希望于和平共处，达到平衡。
和此相比，西方文化更重视对立斗争。如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的人”。西方认为斗争可以促进社会变革，让社会像更有秩序的方向发展。美狄亚的反抗引发我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思索，尤其当一个母亲为了复仇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让我们陷入沉思：人性中到底蕴藏了多大的能量？爱与恨又让我们能做出多少执着或疯狂的行为？身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承受了多少不幸和压力？
戏剧冲突的结局大相径庭。《美狄亚》是典型的古希腊悲剧，其情节发展是喜—悲—大悲;《琵琶记》是伦理教化剧，其情节发展是喜—悲—小喜。
《美狄亚》通过美狄亚这个聪明、热情、刚烈、暴戾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挣扎的反抗，在爱与憎中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开出了一朵恶之花。
而《琵琶记》中主人公的不幸归根到底源自忠与孝，家与国的矛盾。全文的戏剧冲突并没有《美狄亚》那样强烈而带有传奇色彩，更添生活色彩。如果说美狄亚是神与人的结合，那赵五娘则是传统妇女的缩影。剧中主人公带我们走进的是平常百姓的生活，有喜有悲，有乐有愁，不管遇到什么磨难，生活还是要继续，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在哭哭笑笑中感受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了解了处于社会、家庭中的个人的得失之患。因此，《琵琶记》只能算作带有悲剧意蕴的伦理剧。
西方美学追求的是崇高，这点在古希腊戏剧中十分明显。古希腊悲剧也是一座文化高峰，分为英雄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的描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陶冶。”主人公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展示美好的事物被毁灭，给人以震撼感。古希腊悲剧在崇高悲壮的氛围中，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中国戏剧中有众多大团圆结局，《琵琶记》中有悲剧意蕴，但结局还是“玉烛调和”，给观众一个美好的情感寄托。所谓“好人有好报”，充满人情味。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中和之美。相对于西方戏剧所带来得悲剧震撼感，中国戏剧却有浓郁的世俗人情味。“善恶有报”、“皆大欢喜”寄托了人们朴素美好的愿望。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加大，在中西文化的融合、碰撞中，我们要重视悲剧的教化作用。庄严的悲剧可以陶冶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树立信心，积极迎接命运的挑战。同时我们也要去学习中国古人的那份生活智慧，在生活中拥有一颗平常心，这些对现代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布罗凯特尔.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世界戏剧史[M].胡耀恒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2]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外国剧作选(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3]高则诚.琵琶记[A].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4]苏珊.帕曼.科尼伦 .小说中的妇女形象[M].美国:俄亥俄州出版，1973
[5]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 贺拉斯.诗艺[M]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