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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桥是香港的归侨作家，早年在印尼的生活经历对其散文创作影响深远，也催生了书写南洋的一大格局。他的南洋情怀随处可见，以记述少时见闻感念的怀旧篇章最为出色。他的南洋怀旧叙事有较为清晰的脉络，通过对“南洋”的范畴进行界定，大体可以梳理出四种类型：一是定格南洋，专注于印尼的家园景致;二是漫游南洋，表现从新加坡到西贡的游历;三是离散南洋，记述移居境外的传奇人事;四是超越南洋，抒发文化怀旧的余绪。
关键词：董桥;散文;南洋;怀旧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68-0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项目“百年中国新文学对印尼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9M6633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21QNTD54。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 董桥是香港著名散文家，青少年在印尼三宝垄（Semarang）度过。除了香港公民身份，他还兼具印尼归侨身份。由于多地的旅居与移民经验，他算是多重离散华人的典型代表。在克利福德·詹姆斯（Clifford James）看来，移民是一种旅行文化，在居住中旅行，在旅行中居住，它本身包含着“连续与断裂、本质与变迁、同质与差异之间的历史性对话”。①如果说“移民”更多表示地理空间的位移，那么“离散”（Diaspora）指的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民散居，还有移置所造成的对身份、记忆和家园的困惑。②由于求学、工作及定居等诸般因缘，董桥一度离散游走于印尼、台湾、英国、香港四地，作品也时常带有跨界流动的地域色彩。以其散文所书写的离散特征来看，主要也是这四大板块，即以印尼为中心的南洋书写、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书写、台湾书写及香港书写。
董桥凭借南洋记忆构建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印尼（南洋）之外，他还以怀旧笔触构建出一方文化豢养的精神家园。正如比吉特·诺伊曼（Birgit Neumann）所言，许多文本描述了个人和群体如何记住他们的过去以及他们如何基于重新收集的记忆去构建认同。③显然，董桥的离散体验已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形塑为超越国界的多元身份认同，其核心指向应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进一步而言，记忆与创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写作活动能赋予这些经验在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性，并因此赋予它们一个位置、形式和秩序，以使它们获得理解。拜厄特（A. S. Byatt）就此指出，“作家或者可能所有的艺术家都被他们早年生活非常鲜活的记忆困扰或追逐着。”④在董桥的记忆里，“南洋”无疑是异常鲜活的所在，更是一种自我归属与认同的强烈体现。南洋色彩，怀旧情结，二者纤丝交织，共同形塑成淡雅别致、情趣沛然的南洋怀旧叙事。
一、南洋的缘起与界定
目前，对董桥散文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主题、语言、风格等方面。相关评论不下几十篇，仅硕士论文就有数篇：福建师范大学林曦云的《精致文化中的董桥散文》（2007），探讨“文化乡愁、艺术魅力”;华侨大学杨芸芸的《论董桥散文创作的二重性》（2008），探讨“两大主题（时世关注、文化关怀）、两种类型（思想理趣随笔、叙事抒情小品）、双重处世姿态（志士风范、逸士情怀）”;华侨大学李铮的《董桥散文创作论》（2012），探讨“现代气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追求个性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彰显、崇尚自由的写作策略与回归文学自身”。其中，黄可伟的《小写文化史：董桥散文中的时间》最具分量，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从“去脉络化考察、小写文化史”进行论述。他指出董桥前期作品环绕时事，后期却多写过去的人事以至古董字画。书写过去的人事，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沉默的抵抗”。这种抵抗在大历史叙述之外开辟了一个“小写文化史”园地，换句话就是开拓了一个以民初文人士女、古董文玩为中心的怀旧空间。⑤有关地志书写，简义明曾梳理过其散文中与台湾有关涉的篇章，并探討他所叙述与再现的“台湾图像”。⑥然而，在学界却未见探讨其印尼书写或南洋书写的专论，显然这是董桥研究中有待探勘且至关重要的一隅。
在董桥笔下，“南洋”是俯拾皆是的高频词。有时它是行文的主调，铭刻着浓浓的在地体验，本土风情活脱而出;有时则是随意的点染，漂浮着淡淡的异地遐想，岁月光影悠然而至。他所谓的南洋，从区域上大体可归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南洋，专指印尼;二是广义的南洋，泛指东南亚。换言之，“南洋”更像是一种文化符码，它见证了华侨华人的早期移民史，进而成为想望故国与在地认同的双重身份契合。印尼是伴随其成长的故乡，童年及青少年的记忆更是历久弥新。由于故乡情感所系，他不停诉说着三宝垄与万隆的人、事、景、物。在印尼之外，他的视野又立足于新加坡或西贡，这一系列都属于南洋书写的范畴。以视野而论，上述两类都属于南洋之内，是“就本土论南洋”的内在视野;此外，尚有南洋之外的漂泊离散，这是“就异地话南洋”的外在视野。有时，他故意模糊南洋疆界，从其文本无从辨识“南洋”所代表的具体国别。就如《大林小记》里的大林，他是“南洋”侨生，曾留学台湾，又到意大利深造，过后回“侨居地”定居，这是仅有的线索，然而并不明了南洋“侨居国”的确切所在。同时，他常把自己归入“带点遗老襟怀”的旧派人，这份情感要源于其家学与旧学积淀。他说，“家学和良师之外，跟旧书、旧人、旧物因缘深厚，该是我的中文底子了。旧时月色都有纤秀的柳梢相伴，人在朦胧的月光下，两步就进入唐诗宋词的境界里。”⑦因此，不论是记事写人，还是谈文论艺，都具有浓郁的怀旧情结，此种风格也定型为怀旧叙事。
就南洋家世而言，董桥的父亲是三宝垄颇有威望的侨领，曾任华校董事会主席，并著有《双燕庐札记》。“父亲会写大字，在地方上颇有名气，好多商行店铺的招牌都请他写。”⑧这是他父亲的另一角色，是当地备受尊崇的书法家，且以何绍基体著称。由于家业颇丰，再加上父亲文人情怀的濡染，他自小就受古典氛围的熏陶，对书画藏品更有浓厚兴致。同时，他受到良好的古文及英文教育，所接触的多是有着较好素养的文化群体。此外，八舅父的利泰书店、古城的开明书局都对他不无启发。这些早期故乡的见闻体验，对其以后散文书写倾向产生莫大影响。有关南洋的怀旧之作，在各部文集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而以南洋作为叙事核心的篇章主要散见于《从前》《青玉案》《白描》《故事》《橄榄香》等文集。尤以《旧时月色》（下辑）最为集中，其“辑一”则直接以“南洋”命名。南洋叙事从内容题材来划分，大体上可归为三类：一是印尼故乡的热带风情，有故居、古庙、客栈等地景书写，也有蕉风椰雨的风景描绘;二是南洋故人的传奇风姿，有楚楚动人的知性女子，有旧派的文人墨客，也有业绩不俗的实业家;三是南洋物事的旧学风韵，不论是写景还是记人，都透着一股谈文论艺的风雅韵致。 二、定格南洋：印尼的家园景致
印尼是董桥成长的青春乐园，他时常提及“南洋老家”，却鲜少以印尼老家称之。“南洋”与“唐山”相对望，它言诉着更具历史文化韵味的离散空间。少时家园，本是最易触景生情的所在，然而作者所葆有的依旧是淡然的生命静观。对于地理家乡的旧时记忆，早已在其内心辟出一块可以随时把玩的精神家园。正如林文月所言，董桥温文多礼，含蓄细致，他的文章则又比这些多了层冷傲与犀利。⑨他描绘的家园景致，始终定格于离家去台之前，即使岁月变迁也未曾磨损丝毫。如同翻阅旧照，几度萦回，心向往之，而情感却拿捏到位，收放之间，浓淡适宜。
老家所在地是三宝垄，《流言》对小城有非常细致的鸟瞰式描绘，不只有地理景观，更有民风习俗的人文景观。
古旧的垄川城向来寂寞，故事很多。城北山峦灵秀，绿意很浓，白色小洋房疏疏落落，尽是殖民时代留下的欧陆遗风。那边的南洋华侨多受荷兰教育，衣着言谈七分洋派，人情难免单薄。城南倒是靠海的平地，唐山模样的深门小院栉比而建，家家过分亲热，燕瘦环肥的流言隔着厚厚的楼板也传得出去。
我的老家正好坐落在城南城北的交界地带，宅院西化，内里却是暗香疏影的翻版。
我们学校在南北交界地带的另一端，原是中国国民党支部的深宅大院。⑩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座城市的界线区隔谈起，一边是“欧陆遗风”，一边是“唐山庭院”，这是殖民历史的特色遗留，其浓重的后殖民余绪活脱而出。其次，何以学校建在国民党支部大院？根据他的记述，在1950年代，“南洋华侨有的拥护中共，满心马列，有的坚决反共，胸怀宝岛，两派敌我分明。我父亲是老国民党，创办了华侨学校，聘请了许多台湾‘教育部’委派的老师。”{11}按照当时的派别划分，这所学校无疑是“右派”，其实这是国共两党在南洋争取华侨所带来的必然分化。右派学校，亲国民党，聘请台湾老师，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台湾留学。左派学校，亲共产党，聘请大陆教师，学生毕业后顺理去大陆留学。这就是董桥为何在中学毕业后去台湾留学的主要原因，这种派别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华裔的教育趋向及其未来发展。此外，关于玉姐与校长有染的流言，以及后来校长被印尼政府咬定从事特务工作，这些无疑都增添了祖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政治认同纠葛与历史风云沧桑。
董桥离开老家到万隆读英校，“山城”的寓所与景致也记忆犹新。他与萧顺棠一同寄宿在一座红砖洋房里，老宅花草扶疏，还有书香酒香，荷兰主妇更是温淳可亲。以地景而言，他最常描绘的应是带有殖民时代欧陆风味的洋房。此类殖民建筑，除了私人的家居老宅，故事最多的就数老客栈，有爱恋纠缠的《月牙山馆》，有鬼气幽森的《老客栈悲歌》。同时，与华人信仰密切相关的庙宇显然不可或缺，他曾写到小城郊外的佛庙，而小时候跟着大人拎着水果鲜花去进香拜佛的场景也一再浮现;另一处是香火鼎盛的三保洞，供奉三保公郑和，当地人都喝井水求平安，出门在外都带着三保公的平安符护身。华人大都多神信仰，古庙源自佛教信仰，三保洞则源自民间信仰。膜拜郑和，具有地方性色彩，在东南亚地区尤盛，实际上代表了当地华人对海外先辈的祭奠。从郑和到三保公，实现了人神合一的升华，“华人守护神”的存在是对漂泊心态的极大精神慰藉。
对于老家，董桥最迷恋父亲的书房，这里是其“才、识、情”的活水源头。《这一代的事》是他很喜欢的文章，全篇分成五小节，分别谈到印尼老家、台南校园、西方文化、香港安定、两岸政局，如同人生路途的阶段缩影。其中，首节“书房窗外的冷雨”，一派書香门第的安闲雅静：
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堂软垫沙发上，两手捧着一盏新沏的铁观音，白烟袅袅，凄凄切切半蒙住他那张有风有霜的脸，沙发的蓝绒底子洒满翠绿竹叶，衬着窗外一丛幽篁，格外见出匠心。因是雨后黄昏，院子那边的荷塘传来几声蛙鸣，书房反而更显寂静了。{12}
在这里，传统的“家学”成为文化源泉的起点，更表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父亲与书房，早已融成不可分割的少年梦影，如同一幅永远定格的山水人物册页。在书房里，他得以聆受父亲的教诲，一窥书画艺术的别样风姿，连窗外的花果也异常馨香诱人。由此，“书房”也成了老家固有的文化符码，是异乡游子的文化梦田。
他对老家的记忆活色生香，有真切的立体存在感，是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浑然交融。透过远观近视，老家不仅有书香墨影，有花香果落，还有酒菜飘香。他恋念不忘“吉云居酒家”广东师傅烧的宴席菜肴，“坐在芒果树下歇息的大师傅见了开心，大声喊小伙计端一大盘炸肉丸子给我们解馋。那是四、五十年代的色香味了，留色留香留味到今天……（《我们吃猪脚面线去！》）”{13}该篇一改理性静观的常调，随性的感情大闸终于放开。这是童年味觉的飨宴，在喜庆忙碌的宴席间，流窜着恣意放怀的童真乐趣。作者早已过了饕餮之龄，他品咂的是那留有余香的家常味道。广东菜肴是家常，却绝不平常，在饮食之外还勾连起华人移民的文化味蕾。如果说父亲代表一脉家学缘起，那么母亲则开出一剂处世良方。《南洋梦忆》是送别一百零一岁母亲的忆旧之作，父母的纤丝往事悠然浮现。母亲一生礼佛，心境平和，虔敬处世，还饱读闲书。虽然他较少写到母亲，但她的品格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吊唁场合，少年同学相聚又勾起浮生追念，“跨越我母亲学步走过的光绪和宣统，跨越你和我丹心皈依的南京的民国和台北的民国，我们促起红色大陆风湿的膝盖细说侨民对家国的憧憬与幻灭。”{14}在感怀父母的恩情里，抒发对家国的忧怀殇悼，缅怀的竟是文化故国的光辉。
除了老家景致，他较少描绘印尼山川名胜。《峇厘丛林：夏之梦》由意大利画家罗格泰利谈起，铺展出一幅峇厘自然风光画卷，这是难得一见的本土风景摹写。1958年暑假，他和麦克等万隆同学同游峇厘岛，曾为原始之美而绮念翩翩。
一簇接一簇的小村庄都染上绿色，树荫下是墨绿，艳阳下是青绿。高温里的小路上见不到路人，几家农舍静静撑开席子做的窗户，隐隐然散发淋漓的情欲和潺湲的高潮，只剩门外几只鸡、几头牛清清闲闲消磨温饱的午后。 夐古的风光供养着百年的丰腴。客栈附近一座石头砌成的院落里，罗格泰利彩笔下几个半裸的女人披着浓浓的长发跪在石板上收拾满地的花叶。微风中，我们闻到一阵阵椰油拌着紫丁香的气味。{15}
南洋的花草树木散发着永不消弭的旧时余味，汇成扑鼻而至的家园气息。正如他的《扬之水笔下香事》所述，小时候教国文的钟老师最爱沉香，在抗战时期还加入过中国入缅远征军。沉香幽韵寄托着对岁月余温的偏爱，寻香而至则“隐约闻到旧时南洋丛林中那股泥香花香和木香，顿时心远梦遥，时空交错，连老师书房里丁香浓烈的辣味几乎又闻到了。”{16}这都是对印尼家园的美好回味，余韵绕了几十年，却香气依然。
由于长期从事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董桥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尤其对处身其中的香港政治有大量评论。早年，他虽经历过印尼华校的封闭，但却较少谈论此中缘由，最多是只言片语的信笔带过。2001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罢免总统瓦希德，交由副总统梅加瓦蒂接任。针对印尼政局的动荡，他再也沉不住心中的故土惦念。其中，《历史亏待苏加诺》《女总统椰子树下祈祷》等篇是难得一见的印尼政论文章。{17}在这些专论印尼总统的政治时评里，他谈到苏加诺的建国贡献与独裁手段，苏哈图的血腥夺权与军事专制，瓦希德的犹疑善变与无所作为，梅加瓦蒂的家族荫庇与精神象征。他关注印尼政治图景，借故事、媒体、友人等婉言其事，虽无直陈斥责，却有潜在不满。
三、漫游南洋：从新加坡到西贡
在台湾完成学业后，董桥重回南洋，在奔波焦虑的择业之际，也度过了一段闲暇的漫游时光。这段经历充其量只能算作短暂的旅居，因此其在地体验略显疏离，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还谈不上太大影响。除了印尼，在南洋诸国中，他最为熟识的应属新加坡，其次是越南。虽然有时也提及马来亚、缅甸及泰国等地，不过大都着墨不多。有关马来亚，他提到过留台同学、英殖官员及商人等。有关缅甸，他写的最多的是军政府的残暴统治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斗士昂山苏姬。1991年，昂山苏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受军政府软禁却只能让儿子代表领取。“这位秀雅而刚毅的女人就这样凭着坚决不以暴力去争取祖国的民主而戴上诺贝尔和平桂冠：今天，她还留在她的祖国国土上追求她的理想、她的梦。和平奖肯定的是她的沉痛而光辉的现状。”{18}这种至高评价，所寄予的正是民主政治的理想与理念。显然，漫游南洋已激发了其对南洋政治与殖民历史的深入观瞻。
1965年12月到1966年4月间，他旅居新加坡近半年。此后，也有几次短暂的停留。《善用二臣是明主》讲到在新加坡碰到的老历史学家，他是印尼华侨，抗战初期回国从军，过后在教育厅任职，重回印尼曾教过书、做过报馆，而晚年又移居菲律宾跟儿子住。这些人物都有漂泊不定的共性，而新加坡更像是他们漫游生涯的一处驿站。董桥仰慕前辈大家，对后辈也不吝赞赏，新加坡的报业后进杜南发就是一例。在新加坡，最為熟稔的是静叔，他潜心研究佛教典籍，藏书上万册，还有上百串名贵数珠。他的老洋房“静园”离新加坡国立大学不远，董桥去新大都先到此处餐叙。静园吸引人的不止是温馨、佳肴、景致、藏书，更难得的是常会碰到一些学养丰赡的老华侨。董桥偶尔也谈论新加坡政治，《传媒脱钩站起来》讲到英殖民风味的英文书店和牛车水的中文书店，一派六十年代旧貌，进而触及到新加坡对传媒的提防管控;他曾访问过李光耀内阁资政，《狐仙不老》称其为“十分狡狯的狐仙”，而“政治建筑师”的封号无疑是褒大于贬;《颁荣誉学位给马克思》则对香港中文大学颁荣誉学位给李光耀表现出极大不满。总的来说，他对李光耀及新加坡政治生态是褒贬参半。
1964年、1972年，董桥都去过越南，对六十年代的西贡有深切怀念。西贡是当时南越首府，有浓郁的殖民气息。
幽静的街上家家院落都很大，红瓦粉墙的房子反而让蓊郁的杂花老树遮得若隐若现。一九六四年岁暮的越南西贡，政局乱中守稳，政府仰仗美军维持首都的升平气象，尽量留住法国殖民时代的悠闲情调，法语盈耳之际，僵硬的美国英语也慢慢时兴了。我很喜欢听我外家左邻住的那位越南年轻人说的英语加法语，句句透着鱼子酱下可口可乐的阔气。{19}
这是《布尔乔亚的肖邦，好！》的开首段落，多语并用所呈现的是文化杂糅，更有殖民与冷战的政治阴影。“那位年轻人”就是查尔斯，一个在混乱政局中沉浸音乐净土的华侨洋派子弟。《西贡沉沦》应该是描写越南最为详尽的篇章。他写到法国殖民风情，写到越战冲突，写到美国“九一一”惨案，贯穿始终的则是查尔斯的琴韵与幽情。他不懂中文，会说一两句粤语，而法国话几乎成了他的母语。从语言的使用，我们可以感知人物的真实身份，粤语代表了查尔斯的祖籍方言，然而法语却取而代之。实际上，殖民语言的渗透已经转换了家族的语言认同，他们对殖民文化的身份认同也就不言而喻，这也决定了家人都选择欧美作为再迁地。于是，曾在法资银行工作的父亲，为了逃避越共的进攻，举家迁居法国。后来，他与表姐的幽情从炽热到燃尽，他在负疚憔悴中孤身去了美国。此外，作者虽以人物为主轴，所铺展的却是越南在国际局势扞格中的窘境。当眼前浮现几个美国军人抱着越南女人开怀畅饮的场景，他义正辞言地刺穿真相，“这是一块没有尊严的‘The Killing Fields’：不是两种文化的买卖。”{20}如此处境，越南国民尤其是身处夹缝的华侨，他们情何以堪？在殖民强权面前，华族比起原住民的身份更为边缘化，这种尴尬身份也导致华族一再被贱视的处境，即使文化混血者也并不吃香。因此，有些华侨决定走出越南，其实代表了弱势族群对政府极权统治的无尽失望。
四、离散南洋：境外的传奇人事
如果把南洋视为一个整体区域，那么境外南洋所寓意的不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由境内居民因迁移他地所具有的身份标识。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看来，“移民社群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21}。因此，印尼华人的再离散经历就形成一种不断流动更新的自我身份。就华人而言，离散于南洋之外的为数不少。其中，《李子不甜》以少时同学为话题，是多元离散的代表作。即使不谈老一辈华侨从大陆到南洋的离散，该作品至少还有三重的境外离散。其一，李子到美国读化工，过后便长期侨居当地，还担任过美国一家化学肥料工厂的实验室主任。其二，他们在万隆读英文中学时，寄宿过的荷兰洋房主人已卖掉房产到荷兰养老，这对侨生夫妇出自典型的西化家庭。其三，董桥的父亲曾是黄仲涵的秘书，这段旧事他听父亲偶然说起过但印象并不深刻，不过这却引出了其女黄蕙兰的离散故事。黄氏家族是典型的南洋华侨传奇世家，而家族成员也有道不尽的兴衰离散，《顾维钧的一九一九》《黄仲涵的小夜曲》《黄蕙兰一百年盛筵》等篇都聚焦于此。{22}总的来说，以移居地为基准，再以作者的人生旅程作参照，大体上可将离散群体分为三类：首先是在台湾的南洋人，其次是在欧洲的南洋人，再次是在香港的南洋人。 在台湾的南洋人，这些人有不少是早年南洋的父执前辈。嘉义的杜先生是父执，还是晋江同乡，早年在南洋办厂发迹，曾汇款抗日救国，日军南侵时被关过两年集中营，过后举家迁至台湾（《杜公馆》）。《拜访兰香玉》则是一段在台的南洋情缘，“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夏老先生是闽南富家子弟，帅极了，到燕京读书，迷上戏班老板的女儿，日夜泡在台前台后忘了乡下娶了老婆生了孩子。闽南人守旧，父亲气炸了，派人接少爷回家，要他带着妻小到南洋经商。”{23}父执大都是闽南人，其实代表了华人移民的社团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地缘关系的祖籍认同意识。对于在台湾读大学时期的董桥而言，父亲的影响不仅是言传身教，还有来自迁居台湾的南洋父执们的提携关照。
在欧洲的南洋人，从印尼再迁移的华人群体，其移居地以荷兰和英国为主，这些移民带有明显的殖民文化印记，或者说他们已倾向于殖民母国的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深秋的左倾幼稚病》中的Henry是作者在万隆读英文书院时的老师，他是受荷兰教育的第三代峇峇，还娶了荷兰夫人。他与苏加诺是工学院的同学，他对苏加诺充满敬爱、怨怼与惋惜。当苏哈托上台后，他搬到荷兰定居。《反战思维里的星火》写到万隆同学小陈，他也迁居荷兰当起寓公，做了不少慈善事业。这些在欧洲的印尼华侨，他们大都受荷兰教育影响，对殖民者及其文化并无排斥感，反而带有亲近孺慕的倾向。推而广之，由于欧洲人对南洋地区的殖民历史关系，在欧南洋人或可含纳从殖民地返回欧洲的殖民者后裔，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嗅到曾经的殖民气息。董桥写到不少与殖民南洋有关的欧洲人，尤其是在印尼的荷兰人，他们有的经营餐馆，有的做厨师、教师等。在欧洲的殖民者后裔之中，精通汉学的英国人戴立克不乏南洋气息。他爷爷在民国初年的天津、上海做过生意，父亲在英属马来亚经营过橡胶园，自己则在印尼万隆接洽过荷兰商行的股权（《记戴立克》）。其实，在老戴身上，比起父辈浅淡的殖民魅影，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亲炙迷恋格外真挚动人。
在香港的南洋人，这批人往往有着复杂的离散经历，单单印尼华侨就数量惊人。据古北香统计，七十年代初来香港的印尼华侨约有二十万人，“在香港的三宝垄归侨学生有一千多人，华英最多，有五百多人。”{24}虽然有些南洋人直接定居香港，不过将其作为中转站的大有人在。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杏表姐和云姑。《爱晚居》里的杏表姐精通荷文、英文、德文、俄文，她第一任丈夫是有澳洲血统的侨生，后与一个男人从南洋离家到大陆追梦，1968年又迁居香港。当沧桑散去，对南洋老家“爱晚山庄”的念想化成香港栖身的“愛晚居”，她嫁给美国一家通讯社特派员后再次移居他乡。云姑与杏表姐的离散经历相仿，都曾是满腔热血的红色青年。她们都有多种语言天分，都是个性显露、坚韧恬淡、才识优雅的魅力女性。她们从南洋回归大陆再移居香港，最后又奔赴美国，在不断的艰辛离散背后，其身份认同表现为超然的文化认同。
此外，专做南洋生意的香港人也不可忽视。《湖蓝绸缎》里的文伯伯勤俭持家，在香港开设私家银号，专做福建华侨生意，业务广涉印尼、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老一辈的华侨不信任洋派银行，香港的华侨银号往往就成为邮汇中转站。由此可见，早期的香港商人已扮演了金融舵手的角色，尤其为南洋华侨所信任与依赖。有时香港则成为再迁欧美等地的驿站，《杨花满路春归了》中的梅师娘，由于在南洋的丈夫病故，她被安顿到香港主理南洋建昌分行业务，后来她又嫁给美国人并迁居美国。香港作为多元文化的混杂地，不论是迁入，还是移出，或做中转站，都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香港流动者的文化认同也就更为驳杂，而定居当地者则可用香港认同来概括。
五、超越南洋：文化怀旧的余绪
所谓“文化怀旧”，在董桥身上表现为对文化的认同姿态。他常以“文化遗民”自称，对旧时情调有着无法释怀的依恋，更忧心于都市勃兴下的文化消颓。在现代社会里，他如同归隐的文化逸士，在精心自辟的绿荫里怡然自乐。他以文章来追求古典静观的境界，来浇文化乡愁的胸中块垒，来为精致文化传统招魂，来给现代人的精神溃疡提供一方良药。{25}杨照认为，董桥的散文知识多感触少，写到知识时讲究用文字的整理省约突显风格重点，写到感触时，多下价值判断少谈空泛喜怒哀乐，因而展示出高度理性化与高度风格化，以理性建构风格，以风格推动理性的独到魅力。{26}这种“知识散文”特质正是文化怀旧的一大表征，它不只是感性的怀旧追缅情绪，更是理性的文化复兴夙愿。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提到，怀旧就是一种感觉自己是远居在他乡的痛苦的情感，它使人感觉自己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在自己的家中。{27}董桥的怀旧显然不只是对南洋故土的念旧情绪，一再念忆的应是文化的精神家园，那才是他要寻找的“诗意的栖居地”。于是，那一众有着南洋因缘的文人雅士，他们的出场不只是凭借南洋身份，更有一层超越南洋的文化认同深意。此中深意，正是以怀旧余绪去寻回典雅文化的依归之地。概而言之，董桥的文化认同主要生发自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西方传统文化也心向往之，可以将之称为“无国界的传统文化认同”。
中国古典文化的怀旧，可以从众多颇为考究的馆名堂号说起。他在万隆读书时，跟父执鹤叔、亦梅先生学古文诗词，结识了不少雅好文化的饱学之士。《书房阶前的花影》《旧日红》等篇则写到亦梅先生，老师博学儒雅，同样是文人气息浓郁。《亦梅先生》则详实记述了其一生的波折起伏，还带出一段风流韵事。他是早年南洋著名的诗人，不仅藏有古瓷、古玩、古家具、古字画，在感情上也收获了二度惊喜，连荷印混血的年轻二太太都有种线装旧学以外的“洋装浪漫”。他的居所称为“煮梦庐”，有间厅堂叫“黄花草堂”，连他的朋友萧姨也精于吟诗作画，她的书斋“春绿馆”收藏大量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书画精品。此外，还有散落各地的房名斋号，主人无不钟情于古董文玩。有台湾谢老师的“紫薇园”，她曾被当局怀疑为台湾特工，曾居住过的印尼校舍又戏称“苦雨斋”;有香港二小姐的“怡云山房”，她嫁给南洋客做过偏房;有移民澳洲章嫱的“莲房”，在印尼的殖民时代老宅则挂着“清芬阁”等。 当然，馆阁楼主的雅号仅是古典文化的一窗烟絮。有时，一些前辈赠礼也满蕴典雅品味，有印尼老家荷师娘赠的西周玉琮，她老家世代藏玉，还会写诗填词;有“吉庆栈”徐老先生送的汉代玉蝉，他书房“叩锈室”横匾是徐悲鸿所题;有新加坡华侨鼎公送的一柄黄均画的倚窗仕女扇子，他曾会过毛姆、张大千等。总的来说，作者本身就是古董文玩的藏家，而以此来寄托文化思绪的篇目繁多。其中，《我的董其昌》尤为特别，文化殇悼味最浓。
老师亦梅先生的煮梦庐珍藏董氏抄诗的手卷和写景的扇叶，说是等我读完书扇叶归我留念，不料风云领袖一夜倒台，政局蜩螗，兵劫连连，煮梦庐难逃土匪抢掠，文玩字画破的破，丢的丢，董其昌手卷平安无恙，扇叶倒烧坏了。{28}
就历史场景而言，苏哈托军事夺权之后，排华事件接续不断，华人一时连命都难保，何况文玩字画？该篇有多层文化意蕴，一是对文化珍品的惋惜之情，二是隐示当局对华族文化的破坏。
董桥的文化怀旧亦中亦西，他对西方的文学名著、经典电影、文化艺术同样迷恋，尤其是读书、论书、寻书、访书、藏书的盎然雅趣。《绝色》是他在各地搜猎英文旧书的专集，“我不是藏书家，是痴恋老岁月的老顽固，偏爱的老书家里都藏着好几种老版本。”{29}短短一句话便有四个“老”字，足见其“旧”情之浓。小时候，英国家教老师就向他灌输过严谨的英式礼仪，当然也练就了扎实的英文根底。亲炙西方文化，在中学及万隆读英校便初现端倪，而在伦敦求学及工作期间尤为炽热。中学时，苏晓白就带他进入世界名著的堂奥，一个贪玩又爱读书、不谙中文却精通荷文英文的洋派玉堂人物。董桥近乎书痴，这种“旧典书话”比比皆是，有些还变幻着南洋的人事光影。显然，早年的文化接触已经深深影响了其文化接受，进而延展为中西融通的文化比较与文化认同。其跨文化的审视模式大体分为三类：其一，文化比较，《戴洛维夫人》是对新加坡富家女艾丽佳与英国作家伍尔芙的比照，写作才华映衬着相似的凄美人生。其二，文化混血，《待春风》里的辛西娅则是文化混血结晶而成的中西书迷，她母亲是马来亚娘惹，父亲是英国人，父亲过世后她还带母亲从伦敦搬回马来亚老家。其三、文化家园，《追念J.S.P.的书房》中的英国藏书家将书房装点成雅致的文化家园，“五千多部皮面精装的历代传世经典”俨然成为一座艺术殿堂。{30}他的南洋经历也与藏书一样耐人寻味，他谈起新加坡的战前往事、马来亚投资的橡胶园都不免情有独钟。在有关南洋的文人物事里，可以看出西方典籍与中国文玩一样，都是董桥心中放不下的绝色佳品。换言之，他的文化怀旧无问西东，乃是对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的认同与传承。
六、结语
在董桥笔下，“南洋”早已同生命书写熔铸一体，而“地理南洋”与“文化南洋”也已难分难解。在时空跳跃的间隔缝隙里，他将离散叙事与怀旧叙事杂糅并陈。对他而言，自我身份的确认早已超然于中心与边缘、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通观其南洋书写，有家园景致的淡远如昔，有漫游历程的静观沉思，有离散戚友的浅谈低诉，有文化遗民的襟怀余绪。岁月涤荡，终究洗不脱昨日的少年情怀。历史纵横，却依然飘溢旧昔的余韵幽思。文化积淀，那才是遍生玫瑰的精致苑囿。借用李有成的看法，“文化记忆不应被视为过去的记录、档案或遗迹而已，文化记忆超越个人与社会，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功能在激发不同世代的人在不同地区的离散想像。”{31}换个角度来说，离散者的回眸与想望反而丰富了自我的文化记忆，其潜在的文化认同也因不断的离境与返归而产生一定的美学距离。旧人旧事旧情调，由远及近、由淡入浓，南洋在一片轻纱薄雾中渐渐清晰。南洋怀旧叙事，怀的是淡看风云之心，忆的是博识风采之人，愐的是别具风情之事，怡的是热带风貌之地，切切惦念的还是文化风雅之韵。在南洋的朦胧月色里，殖民格调的老宅气韵犹存，政治波谲的缕光绰影依稀，华侨故交的家国情愫尚温，民国性情的师友雅缘宛在，旧派文人的心瓣留有余香片片。
① Clifford James. “Travelling Cultur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L.Grossberg， C. Nelson and P.A. Treichl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08.
② [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
③ Birgit Neumann.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Memory”， in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dited by Astrid Erll & Ansgar Nünning， New York： De Gruyter， 2010， p.333.
④ [英]法拉、帕特森編：《记忆》，户晓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⑤ 黄可伟：《小写文化史：董桥散文中的时间》，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⑥ 简义明：《董桥散文中的台湾图像、文体风格与知识政治》，《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4期。
⑦ 董桥：《旧时月色（下辑）》，台北：大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⑧ 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上）》，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6页。
⑨ 林文月：《董桥其人其文》，原载《文学世纪》2000年第5期。
⑩ 垄川城，即三宝垄（Semarang），位于印尼爪哇岛北岸，现为中爪哇省首府。董桥：《从前》，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1页。
{11} 董桥：《立春前后》，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85-86页。
{12} 董桥：《这一代的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0页。 {13}{19} 董桥：《回家的感觉真好》，台北：未来书城2001年版，第255页，第207页。董桥在散文中极少提到妻子，“外家”或许就是指岳父家，而妻子的越南华侨身份无疑将增重作者对西贡的深情。
{14} 董桥：《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15} 董桥：《小风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6} 董桥：《记忆的脚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17} 印尼建国以来的历届总统分别是：苏加诺、苏哈托（董桥惯用“苏哈图”）、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现任总统是2014年当选的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对于瓦希德，董桥的文章评价并不高，实际上他是一位很受当地华人看重的总统之一。
{18} 昂山苏姬，又译作昂山素季。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0} 董桥：《跟中国的梦赛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21}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2} 关于李子，他算是“在美南洋人”的代表，此外还有少时同学萧顺棠、念青先生的孙子王思明等。关于“侨生”，指早期华人移民与印尼人通婚的后代，男孩称峇峇，女孩称娘惹。关于黄仲涵，他曾是叱咤商界的爪哇糖王，1924年病逝于新加坡;其子黄忠孝到上海创办酒精厂，经历日军没收、国民政府敲诈、中共公私合营，家族企业全盘瓦解;其女黄蕙兰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婚姻维持三十多年后正式离婚。有关黄氏家族，董桥有些懵懂记忆，有些是道听途说，不过大多属于资料史话。黄蕙兰（Oei Hui Lan， Madame Wellington Koo， 1893-1993），可参照其英文回忆录《No Feast Lasts Forever》（《没有不散的宴席》）。
{23} 董桥：《清白家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24} 董桥：《白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华英，指三宝垄最早的一间侨校“华英中学”，黄仲涵曾资助创办。
{25} 叶玉婷：《静观的固执：浅析董桥散文创作风格》，原载《福建论坛》2007年专刊。
{26} 杨照：《华丽而高贵的偏见：读董桥的散文》，原载《新世纪散文家：董桥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27} [法]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吴云凤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8} 董桥：《墨影呈祥》，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29} 董桥：《绝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30} 董桥：《今朝风日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
{31} 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2013年版，第31頁。
The South Seas Nostalgic Narrative of Dong Qiao
Ma Feng
Abstract： Dong Qiao is a returnee writer from Hong Kong. His early life in Indonesia had an impact on his prose writing and gave impetus to his writing about the South Seas. His love of the South Seas is seen everywhere， with the most outstanding accounts of his nostalgia for his childhood there. His South Seas narrative has a clear thread that， defined against the category of the South Seas， can be sorted out in four types， that of focusing on the family scenes in Indonesia， of wandering around the South Seas， from Singapore to Saigon， of legendary people and events living abroad， scattered around the South Seas and of going beyond the South Seas to give vent to his cultural nostalgic sentiments.
Keywords： Dong Qiao， Prose， the South Seas， nostalgic narrative
关键词：董桥;散文;南洋;怀旧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68-0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项目“百年中国新文学对印尼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9M6633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21QNTD54。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 董桥是香港著名散文家，青少年在印尼三宝垄（Semarang）度过。除了香港公民身份，他还兼具印尼归侨身份。由于多地的旅居与移民经验，他算是多重离散华人的典型代表。在克利福德·詹姆斯（Clifford James）看来，移民是一种旅行文化，在居住中旅行，在旅行中居住，它本身包含着“连续与断裂、本质与变迁、同质与差异之间的历史性对话”。①如果说“移民”更多表示地理空间的位移，那么“离散”（Diaspora）指的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民散居，还有移置所造成的对身份、记忆和家园的困惑。②由于求学、工作及定居等诸般因缘，董桥一度离散游走于印尼、台湾、英国、香港四地，作品也时常带有跨界流动的地域色彩。以其散文所书写的离散特征来看，主要也是这四大板块，即以印尼为中心的南洋书写、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书写、台湾书写及香港书写。
董桥凭借南洋记忆构建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印尼（南洋）之外，他还以怀旧笔触构建出一方文化豢养的精神家园。正如比吉特·诺伊曼（Birgit Neumann）所言，许多文本描述了个人和群体如何记住他们的过去以及他们如何基于重新收集的记忆去构建认同。③显然，董桥的离散体验已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形塑为超越国界的多元身份认同，其核心指向应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进一步而言，记忆与创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写作活动能赋予这些经验在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性，并因此赋予它们一个位置、形式和秩序，以使它们获得理解。拜厄特（A. S. Byatt）就此指出，“作家或者可能所有的艺术家都被他们早年生活非常鲜活的记忆困扰或追逐着。”④在董桥的记忆里，“南洋”无疑是异常鲜活的所在，更是一种自我归属与认同的强烈体现。南洋色彩，怀旧情结，二者纤丝交织，共同形塑成淡雅别致、情趣沛然的南洋怀旧叙事。
一、南洋的缘起与界定
目前，对董桥散文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主题、语言、风格等方面。相关评论不下几十篇，仅硕士论文就有数篇：福建师范大学林曦云的《精致文化中的董桥散文》（2007），探讨“文化乡愁、艺术魅力”;华侨大学杨芸芸的《论董桥散文创作的二重性》（2008），探讨“两大主题（时世关注、文化关怀）、两种类型（思想理趣随笔、叙事抒情小品）、双重处世姿态（志士风范、逸士情怀）”;华侨大学李铮的《董桥散文创作论》（2012），探讨“现代气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追求个性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彰显、崇尚自由的写作策略与回归文学自身”。其中，黄可伟的《小写文化史：董桥散文中的时间》最具分量，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从“去脉络化考察、小写文化史”进行论述。他指出董桥前期作品环绕时事，后期却多写过去的人事以至古董字画。书写过去的人事，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沉默的抵抗”。这种抵抗在大历史叙述之外开辟了一个“小写文化史”园地，换句话就是开拓了一个以民初文人士女、古董文玩为中心的怀旧空间。⑤有关地志书写，简义明曾梳理过其散文中与台湾有关涉的篇章，并探討他所叙述与再现的“台湾图像”。⑥然而，在学界却未见探讨其印尼书写或南洋书写的专论，显然这是董桥研究中有待探勘且至关重要的一隅。
在董桥笔下，“南洋”是俯拾皆是的高频词。有时它是行文的主调，铭刻着浓浓的在地体验，本土风情活脱而出;有时则是随意的点染，漂浮着淡淡的异地遐想，岁月光影悠然而至。他所谓的南洋，从区域上大体可归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南洋，专指印尼;二是广义的南洋，泛指东南亚。换言之，“南洋”更像是一种文化符码，它见证了华侨华人的早期移民史，进而成为想望故国与在地认同的双重身份契合。印尼是伴随其成长的故乡，童年及青少年的记忆更是历久弥新。由于故乡情感所系，他不停诉说着三宝垄与万隆的人、事、景、物。在印尼之外，他的视野又立足于新加坡或西贡，这一系列都属于南洋书写的范畴。以视野而论，上述两类都属于南洋之内，是“就本土论南洋”的内在视野;此外，尚有南洋之外的漂泊离散，这是“就异地话南洋”的外在视野。有时，他故意模糊南洋疆界，从其文本无从辨识“南洋”所代表的具体国别。就如《大林小记》里的大林，他是“南洋”侨生，曾留学台湾，又到意大利深造，过后回“侨居地”定居，这是仅有的线索，然而并不明了南洋“侨居国”的确切所在。同时，他常把自己归入“带点遗老襟怀”的旧派人，这份情感要源于其家学与旧学积淀。他说，“家学和良师之外，跟旧书、旧人、旧物因缘深厚，该是我的中文底子了。旧时月色都有纤秀的柳梢相伴，人在朦胧的月光下，两步就进入唐诗宋词的境界里。”⑦因此，不论是记事写人，还是谈文论艺，都具有浓郁的怀旧情结，此种风格也定型为怀旧叙事。
就南洋家世而言，董桥的父亲是三宝垄颇有威望的侨领，曾任华校董事会主席，并著有《双燕庐札记》。“父亲会写大字，在地方上颇有名气，好多商行店铺的招牌都请他写。”⑧这是他父亲的另一角色，是当地备受尊崇的书法家，且以何绍基体著称。由于家业颇丰，再加上父亲文人情怀的濡染，他自小就受古典氛围的熏陶，对书画藏品更有浓厚兴致。同时，他受到良好的古文及英文教育，所接触的多是有着较好素养的文化群体。此外，八舅父的利泰书店、古城的开明书局都对他不无启发。这些早期故乡的见闻体验，对其以后散文书写倾向产生莫大影响。有关南洋的怀旧之作，在各部文集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而以南洋作为叙事核心的篇章主要散见于《从前》《青玉案》《白描》《故事》《橄榄香》等文集。尤以《旧时月色》（下辑）最为集中，其“辑一”则直接以“南洋”命名。南洋叙事从内容题材来划分，大体上可归为三类：一是印尼故乡的热带风情，有故居、古庙、客栈等地景书写，也有蕉风椰雨的风景描绘;二是南洋故人的传奇风姿，有楚楚动人的知性女子，有旧派的文人墨客，也有业绩不俗的实业家;三是南洋物事的旧学风韵，不论是写景还是记人，都透着一股谈文论艺的风雅韵致。 二、定格南洋：印尼的家园景致
印尼是董桥成长的青春乐园，他时常提及“南洋老家”，却鲜少以印尼老家称之。“南洋”与“唐山”相对望，它言诉着更具历史文化韵味的离散空间。少时家园，本是最易触景生情的所在，然而作者所葆有的依旧是淡然的生命静观。对于地理家乡的旧时记忆，早已在其内心辟出一块可以随时把玩的精神家园。正如林文月所言，董桥温文多礼，含蓄细致，他的文章则又比这些多了层冷傲与犀利。⑨他描绘的家园景致，始终定格于离家去台之前，即使岁月变迁也未曾磨损丝毫。如同翻阅旧照，几度萦回，心向往之，而情感却拿捏到位，收放之间，浓淡适宜。
老家所在地是三宝垄，《流言》对小城有非常细致的鸟瞰式描绘，不只有地理景观，更有民风习俗的人文景观。
古旧的垄川城向来寂寞，故事很多。城北山峦灵秀，绿意很浓，白色小洋房疏疏落落，尽是殖民时代留下的欧陆遗风。那边的南洋华侨多受荷兰教育，衣着言谈七分洋派，人情难免单薄。城南倒是靠海的平地，唐山模样的深门小院栉比而建，家家过分亲热，燕瘦环肥的流言隔着厚厚的楼板也传得出去。
我的老家正好坐落在城南城北的交界地带，宅院西化，内里却是暗香疏影的翻版。
我们学校在南北交界地带的另一端，原是中国国民党支部的深宅大院。⑩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座城市的界线区隔谈起，一边是“欧陆遗风”，一边是“唐山庭院”，这是殖民历史的特色遗留，其浓重的后殖民余绪活脱而出。其次，何以学校建在国民党支部大院？根据他的记述，在1950年代，“南洋华侨有的拥护中共，满心马列，有的坚决反共，胸怀宝岛，两派敌我分明。我父亲是老国民党，创办了华侨学校，聘请了许多台湾‘教育部’委派的老师。”{11}按照当时的派别划分，这所学校无疑是“右派”，其实这是国共两党在南洋争取华侨所带来的必然分化。右派学校，亲国民党，聘请台湾老师，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台湾留学。左派学校，亲共产党，聘请大陆教师，学生毕业后顺理去大陆留学。这就是董桥为何在中学毕业后去台湾留学的主要原因，这种派别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华裔的教育趋向及其未来发展。此外，关于玉姐与校长有染的流言，以及后来校长被印尼政府咬定从事特务工作，这些无疑都增添了祖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政治认同纠葛与历史风云沧桑。
董桥离开老家到万隆读英校，“山城”的寓所与景致也记忆犹新。他与萧顺棠一同寄宿在一座红砖洋房里，老宅花草扶疏，还有书香酒香，荷兰主妇更是温淳可亲。以地景而言，他最常描绘的应是带有殖民时代欧陆风味的洋房。此类殖民建筑，除了私人的家居老宅，故事最多的就数老客栈，有爱恋纠缠的《月牙山馆》，有鬼气幽森的《老客栈悲歌》。同时，与华人信仰密切相关的庙宇显然不可或缺，他曾写到小城郊外的佛庙，而小时候跟着大人拎着水果鲜花去进香拜佛的场景也一再浮现;另一处是香火鼎盛的三保洞，供奉三保公郑和，当地人都喝井水求平安，出门在外都带着三保公的平安符护身。华人大都多神信仰，古庙源自佛教信仰，三保洞则源自民间信仰。膜拜郑和，具有地方性色彩，在东南亚地区尤盛，实际上代表了当地华人对海外先辈的祭奠。从郑和到三保公，实现了人神合一的升华，“华人守护神”的存在是对漂泊心态的极大精神慰藉。
对于老家，董桥最迷恋父亲的书房，这里是其“才、识、情”的活水源头。《这一代的事》是他很喜欢的文章，全篇分成五小节，分别谈到印尼老家、台南校园、西方文化、香港安定、两岸政局，如同人生路途的阶段缩影。其中，首节“书房窗外的冷雨”，一派書香门第的安闲雅静：
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堂软垫沙发上，两手捧着一盏新沏的铁观音，白烟袅袅，凄凄切切半蒙住他那张有风有霜的脸，沙发的蓝绒底子洒满翠绿竹叶，衬着窗外一丛幽篁，格外见出匠心。因是雨后黄昏，院子那边的荷塘传来几声蛙鸣，书房反而更显寂静了。{12}
在这里，传统的“家学”成为文化源泉的起点，更表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父亲与书房，早已融成不可分割的少年梦影，如同一幅永远定格的山水人物册页。在书房里，他得以聆受父亲的教诲，一窥书画艺术的别样风姿，连窗外的花果也异常馨香诱人。由此，“书房”也成了老家固有的文化符码，是异乡游子的文化梦田。
他对老家的记忆活色生香，有真切的立体存在感，是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浑然交融。透过远观近视，老家不仅有书香墨影，有花香果落，还有酒菜飘香。他恋念不忘“吉云居酒家”广东师傅烧的宴席菜肴，“坐在芒果树下歇息的大师傅见了开心，大声喊小伙计端一大盘炸肉丸子给我们解馋。那是四、五十年代的色香味了，留色留香留味到今天……（《我们吃猪脚面线去！》）”{13}该篇一改理性静观的常调，随性的感情大闸终于放开。这是童年味觉的飨宴，在喜庆忙碌的宴席间，流窜着恣意放怀的童真乐趣。作者早已过了饕餮之龄，他品咂的是那留有余香的家常味道。广东菜肴是家常，却绝不平常，在饮食之外还勾连起华人移民的文化味蕾。如果说父亲代表一脉家学缘起，那么母亲则开出一剂处世良方。《南洋梦忆》是送别一百零一岁母亲的忆旧之作，父母的纤丝往事悠然浮现。母亲一生礼佛，心境平和，虔敬处世，还饱读闲书。虽然他较少写到母亲，但她的品格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吊唁场合，少年同学相聚又勾起浮生追念，“跨越我母亲学步走过的光绪和宣统，跨越你和我丹心皈依的南京的民国和台北的民国，我们促起红色大陆风湿的膝盖细说侨民对家国的憧憬与幻灭。”{14}在感怀父母的恩情里，抒发对家国的忧怀殇悼，缅怀的竟是文化故国的光辉。
除了老家景致，他较少描绘印尼山川名胜。《峇厘丛林：夏之梦》由意大利画家罗格泰利谈起，铺展出一幅峇厘自然风光画卷，这是难得一见的本土风景摹写。1958年暑假，他和麦克等万隆同学同游峇厘岛，曾为原始之美而绮念翩翩。
一簇接一簇的小村庄都染上绿色，树荫下是墨绿，艳阳下是青绿。高温里的小路上见不到路人，几家农舍静静撑开席子做的窗户，隐隐然散发淋漓的情欲和潺湲的高潮，只剩门外几只鸡、几头牛清清闲闲消磨温饱的午后。 夐古的风光供养着百年的丰腴。客栈附近一座石头砌成的院落里，罗格泰利彩笔下几个半裸的女人披着浓浓的长发跪在石板上收拾满地的花叶。微风中，我们闻到一阵阵椰油拌着紫丁香的气味。{15}
南洋的花草树木散发着永不消弭的旧时余味，汇成扑鼻而至的家园气息。正如他的《扬之水笔下香事》所述，小时候教国文的钟老师最爱沉香，在抗战时期还加入过中国入缅远征军。沉香幽韵寄托着对岁月余温的偏爱，寻香而至则“隐约闻到旧时南洋丛林中那股泥香花香和木香，顿时心远梦遥，时空交错，连老师书房里丁香浓烈的辣味几乎又闻到了。”{16}这都是对印尼家园的美好回味，余韵绕了几十年，却香气依然。
由于长期从事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董桥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尤其对处身其中的香港政治有大量评论。早年，他虽经历过印尼华校的封闭，但却较少谈论此中缘由，最多是只言片语的信笔带过。2001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罢免总统瓦希德，交由副总统梅加瓦蒂接任。针对印尼政局的动荡，他再也沉不住心中的故土惦念。其中，《历史亏待苏加诺》《女总统椰子树下祈祷》等篇是难得一见的印尼政论文章。{17}在这些专论印尼总统的政治时评里，他谈到苏加诺的建国贡献与独裁手段，苏哈图的血腥夺权与军事专制，瓦希德的犹疑善变与无所作为，梅加瓦蒂的家族荫庇与精神象征。他关注印尼政治图景，借故事、媒体、友人等婉言其事，虽无直陈斥责，却有潜在不满。
三、漫游南洋：从新加坡到西贡
在台湾完成学业后，董桥重回南洋，在奔波焦虑的择业之际，也度过了一段闲暇的漫游时光。这段经历充其量只能算作短暂的旅居，因此其在地体验略显疏离，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还谈不上太大影响。除了印尼，在南洋诸国中，他最为熟识的应属新加坡，其次是越南。虽然有时也提及马来亚、缅甸及泰国等地，不过大都着墨不多。有关马来亚，他提到过留台同学、英殖官员及商人等。有关缅甸，他写的最多的是军政府的残暴统治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斗士昂山苏姬。1991年，昂山苏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受军政府软禁却只能让儿子代表领取。“这位秀雅而刚毅的女人就这样凭着坚决不以暴力去争取祖国的民主而戴上诺贝尔和平桂冠：今天，她还留在她的祖国国土上追求她的理想、她的梦。和平奖肯定的是她的沉痛而光辉的现状。”{18}这种至高评价，所寄予的正是民主政治的理想与理念。显然，漫游南洋已激发了其对南洋政治与殖民历史的深入观瞻。
1965年12月到1966年4月间，他旅居新加坡近半年。此后，也有几次短暂的停留。《善用二臣是明主》讲到在新加坡碰到的老历史学家，他是印尼华侨，抗战初期回国从军，过后在教育厅任职，重回印尼曾教过书、做过报馆，而晚年又移居菲律宾跟儿子住。这些人物都有漂泊不定的共性，而新加坡更像是他们漫游生涯的一处驿站。董桥仰慕前辈大家，对后辈也不吝赞赏，新加坡的报业后进杜南发就是一例。在新加坡，最為熟稔的是静叔，他潜心研究佛教典籍，藏书上万册，还有上百串名贵数珠。他的老洋房“静园”离新加坡国立大学不远，董桥去新大都先到此处餐叙。静园吸引人的不止是温馨、佳肴、景致、藏书，更难得的是常会碰到一些学养丰赡的老华侨。董桥偶尔也谈论新加坡政治，《传媒脱钩站起来》讲到英殖民风味的英文书店和牛车水的中文书店，一派六十年代旧貌，进而触及到新加坡对传媒的提防管控;他曾访问过李光耀内阁资政，《狐仙不老》称其为“十分狡狯的狐仙”，而“政治建筑师”的封号无疑是褒大于贬;《颁荣誉学位给马克思》则对香港中文大学颁荣誉学位给李光耀表现出极大不满。总的来说，他对李光耀及新加坡政治生态是褒贬参半。
1964年、1972年，董桥都去过越南，对六十年代的西贡有深切怀念。西贡是当时南越首府，有浓郁的殖民气息。
幽静的街上家家院落都很大，红瓦粉墙的房子反而让蓊郁的杂花老树遮得若隐若现。一九六四年岁暮的越南西贡，政局乱中守稳，政府仰仗美军维持首都的升平气象，尽量留住法国殖民时代的悠闲情调，法语盈耳之际，僵硬的美国英语也慢慢时兴了。我很喜欢听我外家左邻住的那位越南年轻人说的英语加法语，句句透着鱼子酱下可口可乐的阔气。{19}
这是《布尔乔亚的肖邦，好！》的开首段落，多语并用所呈现的是文化杂糅，更有殖民与冷战的政治阴影。“那位年轻人”就是查尔斯，一个在混乱政局中沉浸音乐净土的华侨洋派子弟。《西贡沉沦》应该是描写越南最为详尽的篇章。他写到法国殖民风情，写到越战冲突，写到美国“九一一”惨案，贯穿始终的则是查尔斯的琴韵与幽情。他不懂中文，会说一两句粤语，而法国话几乎成了他的母语。从语言的使用，我们可以感知人物的真实身份，粤语代表了查尔斯的祖籍方言，然而法语却取而代之。实际上，殖民语言的渗透已经转换了家族的语言认同，他们对殖民文化的身份认同也就不言而喻，这也决定了家人都选择欧美作为再迁地。于是，曾在法资银行工作的父亲，为了逃避越共的进攻，举家迁居法国。后来，他与表姐的幽情从炽热到燃尽，他在负疚憔悴中孤身去了美国。此外，作者虽以人物为主轴，所铺展的却是越南在国际局势扞格中的窘境。当眼前浮现几个美国军人抱着越南女人开怀畅饮的场景，他义正辞言地刺穿真相，“这是一块没有尊严的‘The Killing Fields’：不是两种文化的买卖。”{20}如此处境，越南国民尤其是身处夹缝的华侨，他们情何以堪？在殖民强权面前，华族比起原住民的身份更为边缘化，这种尴尬身份也导致华族一再被贱视的处境，即使文化混血者也并不吃香。因此，有些华侨决定走出越南，其实代表了弱势族群对政府极权统治的无尽失望。
四、离散南洋：境外的传奇人事
如果把南洋视为一个整体区域，那么境外南洋所寓意的不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由境内居民因迁移他地所具有的身份标识。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看来，“移民社群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21}。因此，印尼华人的再离散经历就形成一种不断流动更新的自我身份。就华人而言，离散于南洋之外的为数不少。其中，《李子不甜》以少时同学为话题，是多元离散的代表作。即使不谈老一辈华侨从大陆到南洋的离散，该作品至少还有三重的境外离散。其一，李子到美国读化工，过后便长期侨居当地，还担任过美国一家化学肥料工厂的实验室主任。其二，他们在万隆读英文中学时，寄宿过的荷兰洋房主人已卖掉房产到荷兰养老，这对侨生夫妇出自典型的西化家庭。其三，董桥的父亲曾是黄仲涵的秘书，这段旧事他听父亲偶然说起过但印象并不深刻，不过这却引出了其女黄蕙兰的离散故事。黄氏家族是典型的南洋华侨传奇世家，而家族成员也有道不尽的兴衰离散，《顾维钧的一九一九》《黄仲涵的小夜曲》《黄蕙兰一百年盛筵》等篇都聚焦于此。{22}总的来说，以移居地为基准，再以作者的人生旅程作参照，大体上可将离散群体分为三类：首先是在台湾的南洋人，其次是在欧洲的南洋人，再次是在香港的南洋人。 在台湾的南洋人，这些人有不少是早年南洋的父执前辈。嘉义的杜先生是父执，还是晋江同乡，早年在南洋办厂发迹，曾汇款抗日救国，日军南侵时被关过两年集中营，过后举家迁至台湾（《杜公馆》）。《拜访兰香玉》则是一段在台的南洋情缘，“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夏老先生是闽南富家子弟，帅极了，到燕京读书，迷上戏班老板的女儿，日夜泡在台前台后忘了乡下娶了老婆生了孩子。闽南人守旧，父亲气炸了，派人接少爷回家，要他带着妻小到南洋经商。”{23}父执大都是闽南人，其实代表了华人移民的社团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地缘关系的祖籍认同意识。对于在台湾读大学时期的董桥而言，父亲的影响不仅是言传身教，还有来自迁居台湾的南洋父执们的提携关照。
在欧洲的南洋人，从印尼再迁移的华人群体，其移居地以荷兰和英国为主，这些移民带有明显的殖民文化印记，或者说他们已倾向于殖民母国的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深秋的左倾幼稚病》中的Henry是作者在万隆读英文书院时的老师，他是受荷兰教育的第三代峇峇，还娶了荷兰夫人。他与苏加诺是工学院的同学，他对苏加诺充满敬爱、怨怼与惋惜。当苏哈托上台后，他搬到荷兰定居。《反战思维里的星火》写到万隆同学小陈，他也迁居荷兰当起寓公，做了不少慈善事业。这些在欧洲的印尼华侨，他们大都受荷兰教育影响，对殖民者及其文化并无排斥感，反而带有亲近孺慕的倾向。推而广之，由于欧洲人对南洋地区的殖民历史关系，在欧南洋人或可含纳从殖民地返回欧洲的殖民者后裔，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嗅到曾经的殖民气息。董桥写到不少与殖民南洋有关的欧洲人，尤其是在印尼的荷兰人，他们有的经营餐馆，有的做厨师、教师等。在欧洲的殖民者后裔之中，精通汉学的英国人戴立克不乏南洋气息。他爷爷在民国初年的天津、上海做过生意，父亲在英属马来亚经营过橡胶园，自己则在印尼万隆接洽过荷兰商行的股权（《记戴立克》）。其实，在老戴身上，比起父辈浅淡的殖民魅影，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亲炙迷恋格外真挚动人。
在香港的南洋人，这批人往往有着复杂的离散经历，单单印尼华侨就数量惊人。据古北香统计，七十年代初来香港的印尼华侨约有二十万人，“在香港的三宝垄归侨学生有一千多人，华英最多，有五百多人。”{24}虽然有些南洋人直接定居香港，不过将其作为中转站的大有人在。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杏表姐和云姑。《爱晚居》里的杏表姐精通荷文、英文、德文、俄文，她第一任丈夫是有澳洲血统的侨生，后与一个男人从南洋离家到大陆追梦，1968年又迁居香港。当沧桑散去，对南洋老家“爱晚山庄”的念想化成香港栖身的“愛晚居”，她嫁给美国一家通讯社特派员后再次移居他乡。云姑与杏表姐的离散经历相仿，都曾是满腔热血的红色青年。她们都有多种语言天分，都是个性显露、坚韧恬淡、才识优雅的魅力女性。她们从南洋回归大陆再移居香港，最后又奔赴美国，在不断的艰辛离散背后，其身份认同表现为超然的文化认同。
此外，专做南洋生意的香港人也不可忽视。《湖蓝绸缎》里的文伯伯勤俭持家，在香港开设私家银号，专做福建华侨生意，业务广涉印尼、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老一辈的华侨不信任洋派银行，香港的华侨银号往往就成为邮汇中转站。由此可见，早期的香港商人已扮演了金融舵手的角色，尤其为南洋华侨所信任与依赖。有时香港则成为再迁欧美等地的驿站，《杨花满路春归了》中的梅师娘，由于在南洋的丈夫病故，她被安顿到香港主理南洋建昌分行业务，后来她又嫁给美国人并迁居美国。香港作为多元文化的混杂地，不论是迁入，还是移出，或做中转站，都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香港流动者的文化认同也就更为驳杂，而定居当地者则可用香港认同来概括。
五、超越南洋：文化怀旧的余绪
所谓“文化怀旧”，在董桥身上表现为对文化的认同姿态。他常以“文化遗民”自称，对旧时情调有着无法释怀的依恋，更忧心于都市勃兴下的文化消颓。在现代社会里，他如同归隐的文化逸士，在精心自辟的绿荫里怡然自乐。他以文章来追求古典静观的境界，来浇文化乡愁的胸中块垒，来为精致文化传统招魂，来给现代人的精神溃疡提供一方良药。{25}杨照认为，董桥的散文知识多感触少，写到知识时讲究用文字的整理省约突显风格重点，写到感触时，多下价值判断少谈空泛喜怒哀乐，因而展示出高度理性化与高度风格化，以理性建构风格，以风格推动理性的独到魅力。{26}这种“知识散文”特质正是文化怀旧的一大表征，它不只是感性的怀旧追缅情绪，更是理性的文化复兴夙愿。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提到，怀旧就是一种感觉自己是远居在他乡的痛苦的情感，它使人感觉自己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在自己的家中。{27}董桥的怀旧显然不只是对南洋故土的念旧情绪，一再念忆的应是文化的精神家园，那才是他要寻找的“诗意的栖居地”。于是，那一众有着南洋因缘的文人雅士，他们的出场不只是凭借南洋身份，更有一层超越南洋的文化认同深意。此中深意，正是以怀旧余绪去寻回典雅文化的依归之地。概而言之，董桥的文化认同主要生发自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西方传统文化也心向往之，可以将之称为“无国界的传统文化认同”。
中国古典文化的怀旧，可以从众多颇为考究的馆名堂号说起。他在万隆读书时，跟父执鹤叔、亦梅先生学古文诗词，结识了不少雅好文化的饱学之士。《书房阶前的花影》《旧日红》等篇则写到亦梅先生，老师博学儒雅，同样是文人气息浓郁。《亦梅先生》则详实记述了其一生的波折起伏，还带出一段风流韵事。他是早年南洋著名的诗人，不仅藏有古瓷、古玩、古家具、古字画，在感情上也收获了二度惊喜，连荷印混血的年轻二太太都有种线装旧学以外的“洋装浪漫”。他的居所称为“煮梦庐”，有间厅堂叫“黄花草堂”，连他的朋友萧姨也精于吟诗作画，她的书斋“春绿馆”收藏大量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书画精品。此外，还有散落各地的房名斋号，主人无不钟情于古董文玩。有台湾谢老师的“紫薇园”，她曾被当局怀疑为台湾特工，曾居住过的印尼校舍又戏称“苦雨斋”;有香港二小姐的“怡云山房”，她嫁给南洋客做过偏房;有移民澳洲章嫱的“莲房”，在印尼的殖民时代老宅则挂着“清芬阁”等。 当然，馆阁楼主的雅号仅是古典文化的一窗烟絮。有时，一些前辈赠礼也满蕴典雅品味，有印尼老家荷师娘赠的西周玉琮，她老家世代藏玉，还会写诗填词;有“吉庆栈”徐老先生送的汉代玉蝉，他书房“叩锈室”横匾是徐悲鸿所题;有新加坡华侨鼎公送的一柄黄均画的倚窗仕女扇子，他曾会过毛姆、张大千等。总的来说，作者本身就是古董文玩的藏家，而以此来寄托文化思绪的篇目繁多。其中，《我的董其昌》尤为特别，文化殇悼味最浓。
老师亦梅先生的煮梦庐珍藏董氏抄诗的手卷和写景的扇叶，说是等我读完书扇叶归我留念，不料风云领袖一夜倒台，政局蜩螗，兵劫连连，煮梦庐难逃土匪抢掠，文玩字画破的破，丢的丢，董其昌手卷平安无恙，扇叶倒烧坏了。{28}
就历史场景而言，苏哈托军事夺权之后，排华事件接续不断，华人一时连命都难保，何况文玩字画？该篇有多层文化意蕴，一是对文化珍品的惋惜之情，二是隐示当局对华族文化的破坏。
董桥的文化怀旧亦中亦西，他对西方的文学名著、经典电影、文化艺术同样迷恋，尤其是读书、论书、寻书、访书、藏书的盎然雅趣。《绝色》是他在各地搜猎英文旧书的专集，“我不是藏书家，是痴恋老岁月的老顽固，偏爱的老书家里都藏着好几种老版本。”{29}短短一句话便有四个“老”字，足见其“旧”情之浓。小时候，英国家教老师就向他灌输过严谨的英式礼仪，当然也练就了扎实的英文根底。亲炙西方文化，在中学及万隆读英校便初现端倪，而在伦敦求学及工作期间尤为炽热。中学时，苏晓白就带他进入世界名著的堂奥，一个贪玩又爱读书、不谙中文却精通荷文英文的洋派玉堂人物。董桥近乎书痴，这种“旧典书话”比比皆是，有些还变幻着南洋的人事光影。显然，早年的文化接触已经深深影响了其文化接受，进而延展为中西融通的文化比较与文化认同。其跨文化的审视模式大体分为三类：其一，文化比较，《戴洛维夫人》是对新加坡富家女艾丽佳与英国作家伍尔芙的比照，写作才华映衬着相似的凄美人生。其二，文化混血，《待春风》里的辛西娅则是文化混血结晶而成的中西书迷，她母亲是马来亚娘惹，父亲是英国人，父亲过世后她还带母亲从伦敦搬回马来亚老家。其三、文化家园，《追念J.S.P.的书房》中的英国藏书家将书房装点成雅致的文化家园，“五千多部皮面精装的历代传世经典”俨然成为一座艺术殿堂。{30}他的南洋经历也与藏书一样耐人寻味，他谈起新加坡的战前往事、马来亚投资的橡胶园都不免情有独钟。在有关南洋的文人物事里，可以看出西方典籍与中国文玩一样，都是董桥心中放不下的绝色佳品。换言之，他的文化怀旧无问西东，乃是对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的认同与传承。
六、结语
在董桥笔下，“南洋”早已同生命书写熔铸一体，而“地理南洋”与“文化南洋”也已难分难解。在时空跳跃的间隔缝隙里，他将离散叙事与怀旧叙事杂糅并陈。对他而言，自我身份的确认早已超然于中心与边缘、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通观其南洋书写，有家园景致的淡远如昔，有漫游历程的静观沉思，有离散戚友的浅谈低诉，有文化遗民的襟怀余绪。岁月涤荡，终究洗不脱昨日的少年情怀。历史纵横，却依然飘溢旧昔的余韵幽思。文化积淀，那才是遍生玫瑰的精致苑囿。借用李有成的看法，“文化记忆不应被视为过去的记录、档案或遗迹而已，文化记忆超越个人与社会，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功能在激发不同世代的人在不同地区的离散想像。”{31}换个角度来说，离散者的回眸与想望反而丰富了自我的文化记忆，其潜在的文化认同也因不断的离境与返归而产生一定的美学距离。旧人旧事旧情调，由远及近、由淡入浓，南洋在一片轻纱薄雾中渐渐清晰。南洋怀旧叙事，怀的是淡看风云之心，忆的是博识风采之人，愐的是别具风情之事，怡的是热带风貌之地，切切惦念的还是文化风雅之韵。在南洋的朦胧月色里，殖民格调的老宅气韵犹存，政治波谲的缕光绰影依稀，华侨故交的家国情愫尚温，民国性情的师友雅缘宛在，旧派文人的心瓣留有余香片片。
① Clifford James. “Travelling Cultur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L.Grossberg， C. Nelson and P.A. Treichl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08.
② [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
③ Birgit Neumann.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Memory”， in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dited by Astrid Erll & Ansgar Nünning， New York： De Gruyter， 2010， p.333.
④ [英]法拉、帕特森編：《记忆》，户晓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⑤ 黄可伟：《小写文化史：董桥散文中的时间》，香港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⑥ 简义明：《董桥散文中的台湾图像、文体风格与知识政治》，《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4期。
⑦ 董桥：《旧时月色（下辑）》，台北：大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⑧ 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上）》，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6页。
⑨ 林文月：《董桥其人其文》，原载《文学世纪》2000年第5期。
⑩ 垄川城，即三宝垄（Semarang），位于印尼爪哇岛北岸，现为中爪哇省首府。董桥：《从前》，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1页。
{11} 董桥：《立春前后》，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85-86页。
{12} 董桥：《这一代的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0页。 {13}{19} 董桥：《回家的感觉真好》，台北：未来书城2001年版，第255页，第207页。董桥在散文中极少提到妻子，“外家”或许就是指岳父家，而妻子的越南华侨身份无疑将增重作者对西贡的深情。
{14} 董桥：《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15} 董桥：《小风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6} 董桥：《记忆的脚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17} 印尼建国以来的历届总统分别是：苏加诺、苏哈托（董桥惯用“苏哈图”）、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现任总统是2014年当选的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对于瓦希德，董桥的文章评价并不高，实际上他是一位很受当地华人看重的总统之一。
{18} 昂山苏姬，又译作昂山素季。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0} 董桥：《跟中国的梦赛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21}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2} 关于李子，他算是“在美南洋人”的代表，此外还有少时同学萧顺棠、念青先生的孙子王思明等。关于“侨生”，指早期华人移民与印尼人通婚的后代，男孩称峇峇，女孩称娘惹。关于黄仲涵，他曾是叱咤商界的爪哇糖王，1924年病逝于新加坡;其子黄忠孝到上海创办酒精厂，经历日军没收、国民政府敲诈、中共公私合营，家族企业全盘瓦解;其女黄蕙兰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婚姻维持三十多年后正式离婚。有关黄氏家族，董桥有些懵懂记忆，有些是道听途说，不过大多属于资料史话。黄蕙兰（Oei Hui Lan， Madame Wellington Koo， 1893-1993），可参照其英文回忆录《No Feast Lasts Forever》（《没有不散的宴席》）。
{23} 董桥：《清白家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24} 董桥：《白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华英，指三宝垄最早的一间侨校“华英中学”，黄仲涵曾资助创办。
{25} 叶玉婷：《静观的固执：浅析董桥散文创作风格》，原载《福建论坛》2007年专刊。
{26} 杨照：《华丽而高贵的偏见：读董桥的散文》，原载《新世纪散文家：董桥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27} [法]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吴云凤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8} 董桥：《墨影呈祥》，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29} 董桥：《绝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30} 董桥：《今朝风日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
{31} 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2013年版，第31頁。
The South Seas Nostalgic Narrative of Dong Qiao
Ma Feng
Abstract： Dong Qiao is a returnee writer from Hong Kong. His early life in Indonesia had an impact on his prose writing and gave impetus to his writing about the South Seas. His love of the South Seas is seen everywhere， with the most outstanding accounts of his nostalgia for his childhood there. His South Seas narrative has a clear thread that， defined against the category of the South Seas， can be sorted out in four types， that of focusing on the family scenes in Indonesia， of wandering around the South Seas， from Singapore to Saigon， of legendary people and events living abroad， scattered around the South Seas and of going beyond the South Seas to give vent to his cultural nostalgic sentiments.
Keywords： Dong Qiao， Prose， the South Seas， nostalgic 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