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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台马华作家群”的崛起成为当代台湾文学版图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外来兵团”，他们的文学论述呈现出鲜明特征并逐渐建构起马华文学的新形象。以“旅台马华文学”论述作为审视与重写台湾文学史问题的切入点，能为我们打开重写台湾文学史迷思的新路径。当前学界关于“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讨论呈现出四种不同视角与观点，这在某种意义上映射、表明了“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的互动、对话关系。“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的提出，有效挑战了僵化的“中心—边缘”观念，进一步打开了台湾文学史书写的宽广视域与多重褶皱。
关键词：旅台马华文学;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复系统;介入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24-08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当代马华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化思潮关联甚密。“旅台马华文学”①的产生与发展即是二者关系向度的重要表征，它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旅台马华文学”现象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几乎贯穿着当代台湾文学发展史的整个进程，是当代台湾文坛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正如黄锦树所言：“作为小流寓群体，在台马华文学显然介入了台湾文学史的流寓结构，既在内部又在外部。一如不同历史阶段的流寓，都是既内又外的两属及两不属。双重的有国或无家;双重的写在家国之外。”②不言而喻，旅台马华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意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考掘与论述。一方面，旅台马华作家的文学叙述与活动关涉到他们自身的民族国家想象与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旅台马华作家们建构起来的马华文学论述已经成为台湾文坛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发言和台湾社会现实紧扣在一起，对台湾当代文学和重写台湾文学史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旅台马华文学”以跨域华文书写的面貌在台湾文学场域中冒现，具有文化与政治上的历史因缘。尤其是以王润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林幸谦、陈大为、钟怡雯等等一批旅台马来西亚作家为代表，他们离开原乡旅台，或书写台湾，或书写马来西亚，在台湾文坛大放异彩，逐渐形成了“旅台马华作家群”。那么，台湾文学史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一现象？“旅台马华作家”对重写台湾文学史产生了何种效应？或许，以“旅台马华文学”论述作为审视与重写台湾文学史问题的切入点，能为我们打开重写台湾文学史迷思的新路径。换而言之，“旅台马华文学”以其自身的存在，不断对台湾文学史书写与论述提出挑战性的历史质疑和建设性的学术课题，成为重写台湾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一、“旅台马华作家群”的崛起
自二十世纪中叶台湾施行侨教政策以来，大批的马来西亚学生到台湾留学，迄今人数已经逾6万人，而这一政策最重大的成果即是培育了庞大的“马华文学作家群”。正是“借助于台湾独特的人文条件和社会资源而让自己从留学生逐渐成为成熟的文学写作者，这样的情状对于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不论他后来是否入籍），赫然早已有了历史（也约略可以区分出好几个‘代’），而且过程还在持续中。”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马华文学作家群已经成为台湾文学版图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外来兵团”，而且是“一支创作与学术的两栖部队”④。
陈大为在《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一书中根据旅台马华作家在台湾文坛的崛起时间及创作形态将其划分成了三代：第一代的时间跨度是1963-1980年，主要以王润华、林绿、陈慧桦、淡莹、温瑞安、方娥真等六位诗人为代表，先后组织了星座诗社（1963-1969）和神州诗社（1976-1982）。这一时期，旅台马华作家主要透过结社来发声，这是1960及1970年代马华旅台文学的典型活动形态。第二代主要是从两大报文学奖崛起的小说家一代，时间跨度为1977-1987年，主要以商晚筠、李永平、潘雨桐、张贵兴为代表，他们开创了旅台作家进军台湾文坛的主要路径，为旅台马华文学的发展积蓄了巨大能量。第三代则是以学院派作家的兴起为标志，主要以黄锦树、林幸谦、陈大为、钟怡雯、张草、辛金顺、沧海未知生等为代表。以1989年林幸謙夺得中国时报散文奖为起点，旅台马华作家们开启了“学者化的得奖世代”。据统计，林幸谦、黄锦树、陈大为与钟怡雯四人在十余年时间里共赢得了十一次台湾两大报文学奖，以及数十种其他公开性文学奖。⑤1990年代以来，旅台马华作家阵容日益壮大，作家个人风格臻于成熟，“马华旅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新世纪以来，旅台马华作家进一步以台湾文坛为根据地，发展出另类的马华文学面貌，创立了“历史反思”“雨林传奇”“南洋论述”“边陲书写”等突出的文学地景。旅台马华文学在当代台湾文学场域中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旅台马华作家”及其文学论述在台湾文坛呈现出了一系列鲜明的特征，主要表征为：一、“旅台马华作家们”主要居身于台湾各高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以第三代旅台马华作家为例，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等人栖身于中文系，其中黄锦树任教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钟怡雯任教于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陈大为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张锦忠栖身于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二、“两栖化”是马华作家群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大多数“旅台马华作家”都兼顾创作与学术研究，他们从台湾文学奖舞台崛起，然后投身于学院学术研究，成为了学院派作家和学者。典型代表如黄锦树兼具小说家和学者身份，陈大为兼具诗人和学者身份，钟怡雯兼事散文创作与文学评论，等等。三、跨域性与双重视野。由于旅台马华作家的跨域身份，使他们天然具有双重视野。旅台马华作家对自身位置和身份的觉醒与充分思考，使他们无论是对马华文学还是台湾文学的论述都具有一定的批判距离。一方面，他们比马华本土作家拥有更多的理论资源，引领了马华文学的先锋潮流;另一方面，旅台马华作家的南洋背景赋予他们更多的异域情调与创作资源。四、南洋热带雨林情调与美学形式。南洋热带雨林书写是旅台马华文学的一个重要地景，这是与台湾文学不太相同的另类品格。钟怡雯在《论当代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一文中说道：“在台湾，论者惯以‘雨林’概括马华文学的特质。雨林或热带雨林，是一种简便/简单的方式，用以凸显马华文学的特征，也彰显读者对马华文学的想象与欲望。雨林的奇花异草、生猛野兽确实引人侧目，也很快的为创作者赢得一席之地。”⑥事实上，热带雨林的传奇故事、婆罗洲家庭秘史等异国情调和“另类美学”的书写只是旅台马华作家们“打入台湾文化市场的最佳卖点”，是他们成功介入台湾文学场的“生存策略”⑦。当前，“旅台马华文学”发展呈现了新的可能趋势：在题材取向上，着重强调马来西亚经验、“台湾经验”和中国意识;在风格取向上，呈现了美学化与寓言化的倾向。⑧ 马华文学批评与研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是“旅台马华文学”的又一鲜明特点。1990年代以来，以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陈大为、钟怡雯为主的一批马华文学研究者在台湾报刊和文学期刊大量发表批评文章，从作家作品评论到理论探索，重点探讨旅台文学的美学意义。2000年，由张锦忠策划在《中外文学》推出了“马华文学专号”;2015年夏季号和2017年秋季号的《人间思想》专门推出了“重返马来亚”和“马来亚与印尼：群岛的多元思想与疆界想像”专号。一系列批评文章和专号的推出，不仅壮大了旅台文学批评群体的实力，而且逐步掌握了对旅台马华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他们的马华文学论述生产出了马华文学的意义，也建构了马华文学的知识成规。既影响了旅台作家的创作，也影响着人们对旅台文学的阅读接受。”⑨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认知与理解马华文学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知识通道。同时，马华文学批评家也直接介入台湾文学批评场域，与台湾作家进行直接互动、对话。不言而喻，当前“旅台马华文学”的论述与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而且已经深度介入台湾文学场域之中，将疆域拓展到了台湾文学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旅台马华作家的作品集、选集持续在台湾地区推出，先后出版了陈大为主编的《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台北：文史哲，1995）、钟怡雯主编的《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台北：文史哲，1996）、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三卷）（台北：万卷楼）、黄锦树主编的《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台北：九歌，1998）、《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台北：麦田，2004），以及陈大为、钟怡雯主编《马华文学读本I：赤道形声》（台北：万卷楼，2000），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2004）等重要选集。同时，旅台马华作家在当代台湾文学场域之中也并未缺席，他们受邀主编了多部以台湾现代文学为主的重要选集，如《天下散文选Ⅰ、Ⅱ：1970-2010台湾》《天下散文Ⅲ：1970-2010大陆及海外》《天下小说选Ⅰ、Ⅱ：1970-2010世界中文小说》《台湾现代文学教程2：散文读本》《台湾现代文学教程5：当代文学读本》《九十四年文选》《九歌一OO年散文选》《原乡人：族群的故事》、《20世纪台湾文学专题Ⅰ、Ⅱ》（台北：万卷楼）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或许，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集的选编不仅仅是旅台马华作家们的一次实力展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旅台马华作家群”的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孱弱的马华文学”的刻板印象，从而逐渐建构起马华文学的新形象。
二、多重视野：旅台马华文学
与台湾文学史书写
“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重要话题。而对于重写台湾文学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必然要直面的问题。“人们不管如何看待旅台马华文学的文学属性与文化身份，但都不能否认旅台文学的中介角色。旅台文学在大马华文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之间架上了一种沟通交流的桥梁，形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⑩不可否认，自1990年代以来，以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陈大为、钟怡雯等旅台学者为主的马华文学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陆、台湾以及马来西亚学界对马华文学的论述向度。{11}
目前，关于“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的讨论至少隐含着四种不同视角：一是以杨宗翰等为代表的台湾岛内学者的立场与认知;二是以黄锦树、张锦忠、林幸谦、陈大为等旅台马华作家为代表的视野;三是马来西亚学界“本土”学者的视野;四是以黄万华、刘小新、古远清等学者为代表的大陆学界视野。事实上，这四种视野各有其立场和判断，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认知“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重写之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台湾青年学者杨宗翰曾经以《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为题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杨宗翰首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马华旅台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写作有待填补的空白”，而在结论中更是强调：“现在旅台作家们已更加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体认到马来经验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至于入不入‘我们的’文学史，早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他们的‘台湾经验’也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该再让他们在台湾文学史里‘流亡’了。”{12}不言而喻，杨宗翰意识到了旅台马华文学是台湾文学史书写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是“有待填补的空白”。然而，杨文也遭到了很多批判，诸如其论述中将台湾作家与“旅台马华作家”划分为“我们”与“他们”。这一看似单纯的划分背后意味着“旅台马华文学”作为台湾文学的“他者”存在，但前文立論却又将其纳入台湾文学史叙述之中，作为台湾文学史版图的重要一环。显而易见，这样的论述前后自相矛盾。“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恰恰颠覆了前文“马华旅台文学本来就是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的立论与预设。事实上，这一暧昧不明的观念恰恰凸显了台湾岛内部分学者持有的立场——“旅台马华文学”相对于台湾文学而言仅仅只是边缘性的存在。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往往渗透着意识形态功能，被权力运作所绑架。尤其是对于以“台湾意识”为标准的台湾文学史观而言，“旅台马华文学”并不被承认属于台湾文学，尽管它们的创作与出版始终“在台”。就连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等人已经入籍中国台湾，仍然被冠以“旅台马华作家”这一“非台非马非华”的称号，“那‘台’是繁复的意识形态闹区，那‘华’字标志母脐血缘的阴性图腾，而‘马’更是他们的原乡情结。”在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著述中，“旅台马华文学”并未纳入台湾文学史的论述与书写视野之中。事实上，尽管台湾文坛部分人存在主观偏见，均无法否认“入台”后的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等人有资格进入台湾文学版图结构的事实，而且黄锦树本人也成为了台湾文学史论述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黄锦树、张锦忠、陈大为等“旅台马华作家”是台湾文学史论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关于“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的关系，他们曾经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诸如黄锦树、张锦忠主编的《重写台湾文学史》，黄锦树的《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文学史热病》《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史）复系统》《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南方华文文学共和国：一个刍议》《本质的策略，策略的本质与解释的策略》《魂在：论中国性的近代起源，其单位、结构及（非）存在论特徵》《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论马华文学的创伤现代性》，张锦忠的《台湾文学：一个“台湾文学复系统”方案》《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翻译、〈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复系统》《陈瑞献、翻译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离散）在台马华文学与原乡想像》《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陈大为的《从马华“旅台”文学到“在台”马华文学》等。不难看出，旅台马华作家群体似乎对台湾文学史撰写抱有相当强烈的期许，黄锦树屡屡感叹：“二十年来台湾文学史的民族史学混战，不过是台湾认同分歧的反射与延伸，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生产不出一部被普遍认可的文学史（教科书）。”{13}在他看来，“一部可用的、权威的台湾文学史是当前学术产业的实际需求”，“以台湾人文产业充沛能量，完全有能力把它做好，以回应需求”{14}。事实上，“旅台马华作家”对重写台湾文学史书写的期冀、介入以及文学史书写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关系，恰恰表明了他们主动寻求文化身份与位置的努力。 张锦忠和黄锦树在《重写台湾文学史》一书的绪论“重写之必要，以及（他人的）洞见与（我们的）不见”中明确地指出：“‘在台马华文学’以跨域华文书写的面貌在台湾文学场域冒现，台湾成为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但是这些跨域生产的台湾文学/马华文学文本难免也造成文学属性的错位问题——既是台湾文学也是马华文学，也是马华文学的流离失所：作品既不在马华场域发生，作者又非台湾人，却又书写膠园雨林。这批掉落时空褶皱里的文本可称为台湾文学史的‘（在台）非台湾文学’，在马华文学史则是‘马华文学的（在台）非台湾文学’。”{15}以上这段文字的表述充分表明了“旅台马华作家”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旅台马华文学”在台湾创作出版却因为身份问题陷入“非台非马”的尴尬境地。“所有的认同问题都不是出在自我认同，而是被不被认同。”{16}这种“不被认同”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旅台马华作家们”为身份认同的斗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进一步提出“以‘在台马华文学’论述作为思考台湾文学史书写的切入点，不仅是藉之思考或区别或爆破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是逼迫文学史书写者另寻出口：以一个‘无国籍（华文）文学’的概念，彰显在台（非台湾文学）马华文学——以及台湾文学的吊诡。”{17}在另一篇重要文章《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中，黄锦树藉寻找“在台马华文学”的（没有）位置明确提出了“无国籍华文文学”概念。不言而喻，黄锦树提出“无国籍（华文）文学”概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为了解决旅台马华文学“既非亦非”的尴尬处境——他认为“旅台马华文学”应该可以“既是亦是”的属性。这与张锦忠明确提出的“在台”马华文学“两者皆是”或“双重属性”的观念不谋而合。在《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一文中，张锦忠宣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关系，既可定位为文学系统国际关系，在台马华文学也宜视为马华文学在台湾“境外营运”;易言之，由于其旅行国际性，在台马华文学既可写入马华文学（史），也可写入台湾文学（史）。”{18}在我看来，旅台马华作家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介入重写台湾文学史问题，与他们在台湾的边缘身份有着极大关联。诚如张锦忠所坦言：“在台马华作家参加台湾文学奖，主要也是寻求台湾文坛的认可，考验自己领取华文文学国度身份证的能耐。”{19}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重写台湾文学史的探讨与介入，是“旅台马华作家”在台湾文坛争取文化位置与身份认同的一种策略。
方修编撰的《马华新文学史稿》{20}对当时未成形的旅台文学并无涉猎。即使是2000年出版的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也并未将“旅台马华文学”纳入马华文学史框架，而是将之划入了台湾文学场域。在马来西亚本土学者叶金辉看来，对于“脱马入台”的黄锦树等人而言，他们事实上已经结束离散，变“异乡”为“家乡”，从“旅台马华文学”次系统融入到了“台湾文学”主系统之中，不再面对“马华文学创伤现代性”的问题。他极力反对张锦忠所谓的“在台”马华文学“两者皆是”的观点。{21}陈雪风也极力反驳将“旅台马华文学”当作“马华文学”看待，他认为这是“没有理由”、“难以接受”与“错误”的，因为在他看来，马华文学必须是“在地的”，不能被“流放”，否则就是“沾了人家的光，唾弃真正马华文学”。不言而喻，陈雪风的这一看法事实上失之偏狭，明显带着“本土主义”的排斥性。由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分别于1976年、1982年与2009年入籍中国台湾，从旅台马华作家身份变为中国台湾作家，他们的国籍归属已经明确，所以叶金辉批驳说：“‘脱马入台’的台湾作家作品不能再视作马华旅台或‘在台’文学，因为已拔除了‘马华’的‘马’的根基，何‘旅’之有？已属中国人，不再客居，更无须标榜台湾人在台。”{22}如果按照国籍归属划分，2009年之后的黄锦树已经不复是马华作家，尽管他惯于将自己列为“旅台马华作家”。然而，黄锦树不只一次宣称，不管入不入中国台湾籍，文学的属性仍不免是外籍——“既在内部又在外部”、“双重的有国或无家”。尽管他的身份和作品已经获得台湾文坛的高度承认，然而“外来者”“离散”的标签始终依旧无法抹去。
相较于前三种研究视野，黄万华、刘小新等大陆研究学者在论述该问题时表现得更为辩证，力图在一个更大的阐释空间对这个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黄万华在《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一文中指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都不足以代表当代马华的全部内容，但加起来正好相辅相成，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马华文学（史）面貌。而在《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一文中，刘小新明确指出：“不应忽略马华文学对台湾文学史的种种介入、干扰、影响，甚至体制对马华文学的漠视、边缘化的场域结构问题;以及台湾文坛的主导美学对马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公共领域所形构的马华文学论述和出版等等”，而且也不能忽略“台湾文学对当代马华文学史的影响。”{23}他认为，它们是论述问题的两面，共同构成了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对话关系。“旅台马华作家们”在台湾文坛成名之后，又折返回马来西亚，在马华文坛造成一次次的美学骚动——从“马华文学正名”到“马华文化属性定位”，从“中国性”到“断奶论”，从“有国籍马华文学”到“无国籍华文文学”——继而“引发马华文学的范式转换、思潮嬗变，进而重写了马华文学史。”“重写马华文学史”成为了旅台马华作家群体的核心工作。“黄锦树现象”{24}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锦树现象’是马华文坛思潮嬗变、范式转换和话语权力迁移的某种聚焦性表征。”{25}只有从当代马华文学潮流的流变脉胳中来考察“黄锦树现象”，才能更为深入地把握这一现象的内在本质和深层意义。正如刘小新指出：“如果说黄还只是‘从台湾看马华文学’，因处于不同的学术场域发声而获得批判的勇气，张锦忠也还只是援西方的理论而获得客观、冷静地阐释马华文学的契机，那么林建国则回到真正‘从马华看马华文学史’的发言位置。”{26}事实上，从黄锦树到张锦忠再到林建国，“旅台马华作家群”对马华文学史的认知与言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无论是“重写台湾文学史”还是“重写马华文学史”，“旅台马华作家群体”都“或浅或深地受到臺湾当代学术思潮的浸润”。诚然，这些微妙的变化是考察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互动关系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细节。 三、台湾文学复系统：
深度介入台湾文学史重写
“台湾文学复系统”是旅台马华学者张锦忠着力阐释的一种理论主张，亦是他介入重写台湾文学史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台湾文学复系统”观念的提出受到了以色列理论家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张锦忠在博士论文及其他相关论文中都做了相当充分的说明。在博士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的“导论”中，他对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的内在特质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1. 交集的多重性，亦即我们无法孤立地分析出单一系统;2. 错综复杂的阶层性;3. 多个中央或边陲;4. 必须考虑更多的关系;5. 其符义建构过程充满异质性;6. 反对以价值判断为探讨对象的先决标准;7. 重非精英式的、非评价式的史学观。{27}不言而喻，“复系统理论”并未预设一个固定的理论立场，而是强调“关系主义”——即认为每一文学系统都是由建制、文库、生产者、消费者、市场、产品等六元素或机制构成的。“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的提出，旨在于挑战僵化的“中心—边缘”观念，打破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一元化倾向，打开台湾文学史书写的视域与多重褶皱。
张锦忠在《台湾文学：一个“台湾文学复系统”方案》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复系统理论着重描述、探讨、理解各系统间的内部规律或逻辑与外部关系。文学系统的内部规律或逻辑指影响或干预文库与信息演变的选项或变数。例如（文学表现形式的）守旧与创新、典律性、异质性等。文学复系统内的各社群之间的系统关系，则是指系统之间的（假设）关系，例如阶层、稳定性、中央与边缘等。无论是内部与外部，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系统规律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或流动的。左右或造成变动的元素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权力机制外，还有时间、空间、时尚、品味、习性的转移等。”{28}“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对阐释台湾文学的复杂性有一定的优势与意义，正如黄锦树所说：它“最大可能的顾及文学历时演变过程中文学事实的多元交错的系统的复杂性，对于这种产生于多语言、多种族、殖民历史错综而经典寡少（即使不是‘缺席’）恒处于‘危亡’的边缘状态的马华文学，倒是具有相当的解释效力。”{29}或许，这一理论主张试图彰显的是各台湾文学系统在目前的文学环境中的位置与现象，但也不难看出张锦忠对这一理论阐发的良苦用心——力图以“复系统”理论重构“旅台马华文学”在台湾文学场域中的位置。
张锦忠宣称：“‘台湾文学复系统’方案仅旨在从语言分类与族群分布的观点描述台湾文学的阶层现象与结构关系。”{30}在语言分类层面上，文学的“杂语现象”突显了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如巴赫金所言：“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每一具体时刻，都是杂样言语同在的;因为这是现今和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今天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之间、流派组织等等之间各种社会意识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他进一步指出：各种语言之间是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的，“不同‘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之间是可能产生对话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可能被看作是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31}。“光复”后迄今，台湾文坛的语言风格是混杂的，相当多姿多彩。由于台湾历史的独特性，岛内存在国语、闽南方言、客家方言、原住民语言、日语、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在张锦忠看来：“五十年的时间已足以看出一个文学系统语言的演变，而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在反思、追述、再现、评断这个多语环境数十年来的语言变貌与混杂，以及文学发展受到社会与政治生态变貌所干预的历史/叙事，在技术上能做的不外是断代（periodize）、探讨文学运动或思潮的案例、文学社群研究、个别作家专论、文体风格论，从而描绘整个文学系统的文化符码现象与运作规律，特别是里头的异质性与多元性。”{32}因此，以“台湾文学复系统”重审台湾文学史的论述与重写，必然不能对这些多姿多彩的“杂语”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才能真正图绘出台湾文学史的褶皱与重层。
按族群划分，张锦忠认为台湾作家的身份属性可以分为：闽南族群、闽北族群、广东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原住民族群、外籍华人/离散华裔族群，外籍（非华人）族群。他们都是台湾文学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张锦忠也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诸如，以族群归类作家分类台湾文学必然出现重重问题，因为说闽南话的台湾作家不一定就是闽南族群，也可能是客家族群或广东族群。“黄锦树固然是外籍华人/离散华裔族群，其实他也是闽南族群。张贵兴虽属离散华裔族群，却已非外籍华人。”{33}事实上，这样的身份属性划分难免存在重叠之处。
早在1976年左哈尔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复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即指出：翻译文学为边缘文学入主复系统中央的助力，往往扮演的是新兴力量的角色，积极参与建构或改写文学史。庄华兴认为：“翻译文学担负了突出他/我身份划定马华与马来文化边界的功能。如此，马华文学方能找到明确的发声地位，与其他族裔文学展开平等对话，进而才有望解构国家/国族文学神话。”{34}在《翻译〈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复系统》一文中，张锦忠进一步探讨了“翻译文学”在台湾文学复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身为“操弄人”的编者或译者如何借助翻译文学完成文学革新或重写文学史的使命。{35}不言而喻，翻译文学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透过翻译文学，当代台湾文学汲取了养分，进而发现并创造自身的文学论述。“透过翻译研究把台湾文学放置到世界文学体系里，让台湾文学进入一个与国际联结的比较文学场域。”{36}“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所描述或试图彰显的是各台湾文学系统在目前的文学环境运动的现象。{37}事实上，“文学复系统”强调的是文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不能简单地将文学视为一个单一化线性发展系统。20世纪台湾文学场域之中的翻译文学、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殖民在不同阶段各领风骚，彼此角逐。尽管它们之间相互角力，但是也时而产生中间混杂地带。因此，以“文学复系统”理论观照并重写台湾文学史，需要处理好日据时期的殖民文学、“后遗民写作”、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以及翻译文学等等的关系。{38}当然，当代台湾文学并非只是台湾本土作家的创作，同时也有“旅台马华文学”、大陆作家的在台文学、欧美日等国作家的翻译文学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臺湾当代文学场域。诚然，线性的文学史书写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褶皱与分叉，这恰恰突显了“文学复系统”理论的意义。 結语
重写台湾文学史是一个浩大而庞杂的系统工程，牵涉种种复杂层面，诚非一蹴而就。在重绘当代台湾文学史的版图中，“旅台马华文学”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或许，“旅台马华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名家名作，而在于它打开了重写台湾文学史更多的褶皱，呈现了台湾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① 陈大为曾经从不同时期的马华作家与台湾文坛的脐带关系来区分，将他们可以划分为“留台”、“旅台”、“在台”等三个不同概念。在《从马华“旅台”文学到“在台”马华文学》一文中，他认为：“留台”单指曾经在台湾留学，目前已离开回马或到其它国家谋生的作家。这个阵容是非常庞大的，他们构成了马华文学的创作主力。“旅台”包括：目前在台求学、就业、定居的写作人口（虽然主要的作家和学者都定居或入籍台湾），不含学成归马的“留台”学生，也不含从未在台居留（旅行不算）却有文学著作在台出版的马华作家。“在台”则是现阶段马华文学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现象，它的存在依据有一部分来自“在台得奖”，更大的一部分来自“在台出版”。
②⑧{13} 黄锦树：《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244页，第243页，第244页。
③{29} 黄锦树：《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第36页，第41页。
④ 古远清：《“外来兵团”：马华学者的台湾论述》，《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42页。
⑤ 陈大为：《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249页。
⑥ 吴耀宗：《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2003年版，第185页。
⑦{25} 刘小新：《论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40页，第58页。
⑨⑩{23}{26} 刘小新：《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75页，第73页，第75页，第77页。
{11} 张锦忠的《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陈大为的《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论述》以及刘小新的《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都对此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12} 杨宗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第98-125页。
{14}{16} 黄锦树：《文学史热病》，《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298页，第299页。
{15}{17}{28}{30}{32}{33}{37}{38} 张锦忠、黄锦树：《重写台湾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66页，第63页，第70-71页，第67页，第74页，第79-122页。
{18}{19} 张锦忠：《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中外文学》2004年第7期，第159页，第163页。
{20}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编撰于1962至1965年间，1974年出版《马华新文学简史》，1975-1976年出版两册版的修订本。
{21}{22} 叶金辉：《文学的国籍、有“国籍”马华文学与入台（前）马华作家——兼与黄锦树、张锦忠商榷》，《中外文学》2016第2期，第178-179页，第189页。
{24} 刘小新：《“黄锦树现象”与当代马华文学思潮的嬗变》，《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58页。
{27} 张锦忠：《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版，第10-25页。
{31}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34} 庄华兴：《文学史与翻译马华：政治性与定位问题》，张锦忠：《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4年版，第70页。
{35} 张锦忠：《翻译〈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复系统》，《中外文学》2010年第5期，第216页。
{36} 陈芳惠：《翻译作为方法：台湾小说与世界文学》，《台湾文学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75页。
The Group of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and the Study of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ong Suyan and Liu Xiaoxin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group of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p of Taiwan， is an eye-catching foreign league as their literary statements show striking features and gradually construct new images of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These statement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amine and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can help us open up a new path into the confused thoughts about the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At pres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there are four perspectives and views i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hich， in a way，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proposal of a polysyst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an effective challenge to the concept of centre-margin， further opening up the wide vision and multiple folds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olysyst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ervention
关键词：旅台马华文学;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复系统;介入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24-08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当代马华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化思潮关联甚密。“旅台马华文学”①的产生与发展即是二者关系向度的重要表征，它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旅台马华文学”现象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几乎贯穿着当代台湾文学发展史的整个进程，是当代台湾文坛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正如黄锦树所言：“作为小流寓群体，在台马华文学显然介入了台湾文学史的流寓结构，既在内部又在外部。一如不同历史阶段的流寓，都是既内又外的两属及两不属。双重的有国或无家;双重的写在家国之外。”②不言而喻，旅台马华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意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考掘与论述。一方面，旅台马华作家的文学叙述与活动关涉到他们自身的民族国家想象与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旅台马华作家们建构起来的马华文学论述已经成为台湾文坛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发言和台湾社会现实紧扣在一起，对台湾当代文学和重写台湾文学史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旅台马华文学”以跨域华文书写的面貌在台湾文学场域中冒现，具有文化与政治上的历史因缘。尤其是以王润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林幸谦、陈大为、钟怡雯等等一批旅台马来西亚作家为代表，他们离开原乡旅台，或书写台湾，或书写马来西亚，在台湾文坛大放异彩，逐渐形成了“旅台马华作家群”。那么，台湾文学史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一现象？“旅台马华作家”对重写台湾文学史产生了何种效应？或许，以“旅台马华文学”论述作为审视与重写台湾文学史问题的切入点，能为我们打开重写台湾文学史迷思的新路径。换而言之，“旅台马华文学”以其自身的存在，不断对台湾文学史书写与论述提出挑战性的历史质疑和建设性的学术课题，成为重写台湾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一、“旅台马华作家群”的崛起
自二十世纪中叶台湾施行侨教政策以来，大批的马来西亚学生到台湾留学，迄今人数已经逾6万人，而这一政策最重大的成果即是培育了庞大的“马华文学作家群”。正是“借助于台湾独特的人文条件和社会资源而让自己从留学生逐渐成为成熟的文学写作者，这样的情状对于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不论他后来是否入籍），赫然早已有了历史（也约略可以区分出好几个‘代’），而且过程还在持续中。”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马华文学作家群已经成为台湾文学版图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外来兵团”，而且是“一支创作与学术的两栖部队”④。
陈大为在《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一书中根据旅台马华作家在台湾文坛的崛起时间及创作形态将其划分成了三代：第一代的时间跨度是1963-1980年，主要以王润华、林绿、陈慧桦、淡莹、温瑞安、方娥真等六位诗人为代表，先后组织了星座诗社（1963-1969）和神州诗社（1976-1982）。这一时期，旅台马华作家主要透过结社来发声，这是1960及1970年代马华旅台文学的典型活动形态。第二代主要是从两大报文学奖崛起的小说家一代，时间跨度为1977-1987年，主要以商晚筠、李永平、潘雨桐、张贵兴为代表，他们开创了旅台作家进军台湾文坛的主要路径，为旅台马华文学的发展积蓄了巨大能量。第三代则是以学院派作家的兴起为标志，主要以黄锦树、林幸谦、陈大为、钟怡雯、张草、辛金顺、沧海未知生等为代表。以1989年林幸謙夺得中国时报散文奖为起点，旅台马华作家们开启了“学者化的得奖世代”。据统计，林幸谦、黄锦树、陈大为与钟怡雯四人在十余年时间里共赢得了十一次台湾两大报文学奖，以及数十种其他公开性文学奖。⑤1990年代以来，旅台马华作家阵容日益壮大，作家个人风格臻于成熟，“马华旅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新世纪以来，旅台马华作家进一步以台湾文坛为根据地，发展出另类的马华文学面貌，创立了“历史反思”“雨林传奇”“南洋论述”“边陲书写”等突出的文学地景。旅台马华文学在当代台湾文学场域中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旅台马华作家”及其文学论述在台湾文坛呈现出了一系列鲜明的特征，主要表征为：一、“旅台马华作家们”主要居身于台湾各高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以第三代旅台马华作家为例，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等人栖身于中文系，其中黄锦树任教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钟怡雯任教于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陈大为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张锦忠栖身于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二、“两栖化”是马华作家群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大多数“旅台马华作家”都兼顾创作与学术研究，他们从台湾文学奖舞台崛起，然后投身于学院学术研究，成为了学院派作家和学者。典型代表如黄锦树兼具小说家和学者身份，陈大为兼具诗人和学者身份，钟怡雯兼事散文创作与文学评论，等等。三、跨域性与双重视野。由于旅台马华作家的跨域身份，使他们天然具有双重视野。旅台马华作家对自身位置和身份的觉醒与充分思考，使他们无论是对马华文学还是台湾文学的论述都具有一定的批判距离。一方面，他们比马华本土作家拥有更多的理论资源，引领了马华文学的先锋潮流;另一方面，旅台马华作家的南洋背景赋予他们更多的异域情调与创作资源。四、南洋热带雨林情调与美学形式。南洋热带雨林书写是旅台马华文学的一个重要地景，这是与台湾文学不太相同的另类品格。钟怡雯在《论当代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一文中说道：“在台湾，论者惯以‘雨林’概括马华文学的特质。雨林或热带雨林，是一种简便/简单的方式，用以凸显马华文学的特征，也彰显读者对马华文学的想象与欲望。雨林的奇花异草、生猛野兽确实引人侧目，也很快的为创作者赢得一席之地。”⑥事实上，热带雨林的传奇故事、婆罗洲家庭秘史等异国情调和“另类美学”的书写只是旅台马华作家们“打入台湾文化市场的最佳卖点”，是他们成功介入台湾文学场的“生存策略”⑦。当前，“旅台马华文学”发展呈现了新的可能趋势：在题材取向上，着重强调马来西亚经验、“台湾经验”和中国意识;在风格取向上，呈现了美学化与寓言化的倾向。⑧ 马华文学批评与研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是“旅台马华文学”的又一鲜明特点。1990年代以来，以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陈大为、钟怡雯为主的一批马华文学研究者在台湾报刊和文学期刊大量发表批评文章，从作家作品评论到理论探索，重点探讨旅台文学的美学意义。2000年，由张锦忠策划在《中外文学》推出了“马华文学专号”;2015年夏季号和2017年秋季号的《人间思想》专门推出了“重返马来亚”和“马来亚与印尼：群岛的多元思想与疆界想像”专号。一系列批评文章和专号的推出，不仅壮大了旅台文学批评群体的实力，而且逐步掌握了对旅台马华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他们的马华文学论述生产出了马华文学的意义，也建构了马华文学的知识成规。既影响了旅台作家的创作，也影响着人们对旅台文学的阅读接受。”⑨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认知与理解马华文学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知识通道。同时，马华文学批评家也直接介入台湾文学批评场域，与台湾作家进行直接互动、对话。不言而喻，当前“旅台马华文学”的论述与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而且已经深度介入台湾文学场域之中，将疆域拓展到了台湾文学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旅台马华作家的作品集、选集持续在台湾地区推出，先后出版了陈大为主编的《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台北：文史哲，1995）、钟怡雯主编的《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台北：文史哲，1996）、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三卷）（台北：万卷楼）、黄锦树主编的《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台北：九歌，1998）、《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台北：麦田，2004），以及陈大为、钟怡雯主编《马华文学读本I：赤道形声》（台北：万卷楼，2000），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2004）等重要选集。同时，旅台马华作家在当代台湾文学场域之中也并未缺席，他们受邀主编了多部以台湾现代文学为主的重要选集，如《天下散文选Ⅰ、Ⅱ：1970-2010台湾》《天下散文Ⅲ：1970-2010大陆及海外》《天下小说选Ⅰ、Ⅱ：1970-2010世界中文小说》《台湾现代文学教程2：散文读本》《台湾现代文学教程5：当代文学读本》《九十四年文选》《九歌一OO年散文选》《原乡人：族群的故事》、《20世纪台湾文学专题Ⅰ、Ⅱ》（台北：万卷楼）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或许，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集的选编不仅仅是旅台马华作家们的一次实力展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旅台马华作家群”的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孱弱的马华文学”的刻板印象，从而逐渐建构起马华文学的新形象。
二、多重视野：旅台马华文学
与台湾文学史书写
“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重要话题。而对于重写台湾文学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必然要直面的问题。“人们不管如何看待旅台马华文学的文学属性与文化身份，但都不能否认旅台文学的中介角色。旅台文学在大马华文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之间架上了一种沟通交流的桥梁，形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⑩不可否认，自1990年代以来，以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陈大为、钟怡雯等旅台学者为主的马华文学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陆、台湾以及马来西亚学界对马华文学的论述向度。{11}
目前，关于“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的讨论至少隐含着四种不同视角：一是以杨宗翰等为代表的台湾岛内学者的立场与认知;二是以黄锦树、张锦忠、林幸谦、陈大为等旅台马华作家为代表的视野;三是马来西亚学界“本土”学者的视野;四是以黄万华、刘小新、古远清等学者为代表的大陆学界视野。事实上，这四种视野各有其立场和判断，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认知“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重写之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台湾青年学者杨宗翰曾经以《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为题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杨宗翰首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马华旅台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写作有待填补的空白”，而在结论中更是强调：“现在旅台作家们已更加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体认到马来经验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至于入不入‘我们的’文学史，早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他们的‘台湾经验’也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该再让他们在台湾文学史里‘流亡’了。”{12}不言而喻，杨宗翰意识到了旅台马华文学是台湾文学史书写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是“有待填补的空白”。然而，杨文也遭到了很多批判，诸如其论述中将台湾作家与“旅台马华作家”划分为“我们”与“他们”。这一看似单纯的划分背后意味着“旅台马华文学”作为台湾文学的“他者”存在，但前文立論却又将其纳入台湾文学史叙述之中，作为台湾文学史版图的重要一环。显而易见，这样的论述前后自相矛盾。“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恰恰颠覆了前文“马华旅台文学本来就是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的立论与预设。事实上，这一暧昧不明的观念恰恰凸显了台湾岛内部分学者持有的立场——“旅台马华文学”相对于台湾文学而言仅仅只是边缘性的存在。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往往渗透着意识形态功能，被权力运作所绑架。尤其是对于以“台湾意识”为标准的台湾文学史观而言，“旅台马华文学”并不被承认属于台湾文学，尽管它们的创作与出版始终“在台”。就连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等人已经入籍中国台湾，仍然被冠以“旅台马华作家”这一“非台非马非华”的称号，“那‘台’是繁复的意识形态闹区，那‘华’字标志母脐血缘的阴性图腾，而‘马’更是他们的原乡情结。”在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著述中，“旅台马华文学”并未纳入台湾文学史的论述与书写视野之中。事实上，尽管台湾文坛部分人存在主观偏见，均无法否认“入台”后的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等人有资格进入台湾文学版图结构的事实，而且黄锦树本人也成为了台湾文学史论述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黄锦树、张锦忠、陈大为等“旅台马华作家”是台湾文学史论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关于“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的关系，他们曾经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诸如黄锦树、张锦忠主编的《重写台湾文学史》，黄锦树的《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文学史热病》《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史）复系统》《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南方华文文学共和国：一个刍议》《本质的策略，策略的本质与解释的策略》《魂在：论中国性的近代起源，其单位、结构及（非）存在论特徵》《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论马华文学的创伤现代性》，张锦忠的《台湾文学：一个“台湾文学复系统”方案》《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翻译、〈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复系统》《陈瑞献、翻译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离散）在台马华文学与原乡想像》《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陈大为的《从马华“旅台”文学到“在台”马华文学》等。不难看出，旅台马华作家群体似乎对台湾文学史撰写抱有相当强烈的期许，黄锦树屡屡感叹：“二十年来台湾文学史的民族史学混战，不过是台湾认同分歧的反射与延伸，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生产不出一部被普遍认可的文学史（教科书）。”{13}在他看来，“一部可用的、权威的台湾文学史是当前学术产业的实际需求”，“以台湾人文产业充沛能量，完全有能力把它做好，以回应需求”{14}。事实上，“旅台马华作家”对重写台湾文学史书写的期冀、介入以及文学史书写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关系，恰恰表明了他们主动寻求文化身份与位置的努力。 张锦忠和黄锦树在《重写台湾文学史》一书的绪论“重写之必要，以及（他人的）洞见与（我们的）不见”中明确地指出：“‘在台马华文学’以跨域华文书写的面貌在台湾文学场域冒现，台湾成为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但是这些跨域生产的台湾文学/马华文学文本难免也造成文学属性的错位问题——既是台湾文学也是马华文学，也是马华文学的流离失所：作品既不在马华场域发生，作者又非台湾人，却又书写膠园雨林。这批掉落时空褶皱里的文本可称为台湾文学史的‘（在台）非台湾文学’，在马华文学史则是‘马华文学的（在台）非台湾文学’。”{15}以上这段文字的表述充分表明了“旅台马华作家”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旅台马华文学”在台湾创作出版却因为身份问题陷入“非台非马”的尴尬境地。“所有的认同问题都不是出在自我认同，而是被不被认同。”{16}这种“不被认同”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旅台马华作家们”为身份认同的斗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进一步提出“以‘在台马华文学’论述作为思考台湾文学史书写的切入点，不仅是藉之思考或区别或爆破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是逼迫文学史书写者另寻出口：以一个‘无国籍（华文）文学’的概念，彰显在台（非台湾文学）马华文学——以及台湾文学的吊诡。”{17}在另一篇重要文章《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中，黄锦树藉寻找“在台马华文学”的（没有）位置明确提出了“无国籍华文文学”概念。不言而喻，黄锦树提出“无国籍（华文）文学”概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为了解决旅台马华文学“既非亦非”的尴尬处境——他认为“旅台马华文学”应该可以“既是亦是”的属性。这与张锦忠明确提出的“在台”马华文学“两者皆是”或“双重属性”的观念不谋而合。在《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一文中，张锦忠宣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关系，既可定位为文学系统国际关系，在台马华文学也宜视为马华文学在台湾“境外营运”;易言之，由于其旅行国际性，在台马华文学既可写入马华文学（史），也可写入台湾文学（史）。”{18}在我看来，旅台马华作家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介入重写台湾文学史问题，与他们在台湾的边缘身份有着极大关联。诚如张锦忠所坦言：“在台马华作家参加台湾文学奖，主要也是寻求台湾文坛的认可，考验自己领取华文文学国度身份证的能耐。”{19}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重写台湾文学史的探讨与介入，是“旅台马华作家”在台湾文坛争取文化位置与身份认同的一种策略。
方修编撰的《马华新文学史稿》{20}对当时未成形的旅台文学并无涉猎。即使是2000年出版的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也并未将“旅台马华文学”纳入马华文学史框架，而是将之划入了台湾文学场域。在马来西亚本土学者叶金辉看来，对于“脱马入台”的黄锦树等人而言，他们事实上已经结束离散，变“异乡”为“家乡”，从“旅台马华文学”次系统融入到了“台湾文学”主系统之中，不再面对“马华文学创伤现代性”的问题。他极力反对张锦忠所谓的“在台”马华文学“两者皆是”的观点。{21}陈雪风也极力反驳将“旅台马华文学”当作“马华文学”看待，他认为这是“没有理由”、“难以接受”与“错误”的，因为在他看来，马华文学必须是“在地的”，不能被“流放”，否则就是“沾了人家的光，唾弃真正马华文学”。不言而喻，陈雪风的这一看法事实上失之偏狭，明显带着“本土主义”的排斥性。由于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分别于1976年、1982年与2009年入籍中国台湾，从旅台马华作家身份变为中国台湾作家，他们的国籍归属已经明确，所以叶金辉批驳说：“‘脱马入台’的台湾作家作品不能再视作马华旅台或‘在台’文学，因为已拔除了‘马华’的‘马’的根基，何‘旅’之有？已属中国人，不再客居，更无须标榜台湾人在台。”{22}如果按照国籍归属划分，2009年之后的黄锦树已经不复是马华作家，尽管他惯于将自己列为“旅台马华作家”。然而，黄锦树不只一次宣称，不管入不入中国台湾籍，文学的属性仍不免是外籍——“既在内部又在外部”、“双重的有国或无家”。尽管他的身份和作品已经获得台湾文坛的高度承认，然而“外来者”“离散”的标签始终依旧无法抹去。
相较于前三种研究视野，黄万华、刘小新等大陆研究学者在论述该问题时表现得更为辩证，力图在一个更大的阐释空间对这个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黄万华在《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一文中指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都不足以代表当代马华的全部内容，但加起来正好相辅相成，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马华文学（史）面貌。而在《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一文中，刘小新明确指出：“不应忽略马华文学对台湾文学史的种种介入、干扰、影响，甚至体制对马华文学的漠视、边缘化的场域结构问题;以及台湾文坛的主导美学对马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公共领域所形构的马华文学论述和出版等等”，而且也不能忽略“台湾文学对当代马华文学史的影响。”{23}他认为，它们是论述问题的两面，共同构成了旅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对话关系。“旅台马华作家们”在台湾文坛成名之后，又折返回马来西亚，在马华文坛造成一次次的美学骚动——从“马华文学正名”到“马华文化属性定位”，从“中国性”到“断奶论”，从“有国籍马华文学”到“无国籍华文文学”——继而“引发马华文学的范式转换、思潮嬗变，进而重写了马华文学史。”“重写马华文学史”成为了旅台马华作家群体的核心工作。“黄锦树现象”{24}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锦树现象’是马华文坛思潮嬗变、范式转换和话语权力迁移的某种聚焦性表征。”{25}只有从当代马华文学潮流的流变脉胳中来考察“黄锦树现象”，才能更为深入地把握这一现象的内在本质和深层意义。正如刘小新指出：“如果说黄还只是‘从台湾看马华文学’，因处于不同的学术场域发声而获得批判的勇气，张锦忠也还只是援西方的理论而获得客观、冷静地阐释马华文学的契机，那么林建国则回到真正‘从马华看马华文学史’的发言位置。”{26}事实上，从黄锦树到张锦忠再到林建国，“旅台马华作家群”对马华文学史的认知与言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无论是“重写台湾文学史”还是“重写马华文学史”，“旅台马华作家群体”都“或浅或深地受到臺湾当代学术思潮的浸润”。诚然，这些微妙的变化是考察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互动关系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细节。 三、台湾文学复系统：
深度介入台湾文学史重写
“台湾文学复系统”是旅台马华学者张锦忠着力阐释的一种理论主张，亦是他介入重写台湾文学史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台湾文学复系统”观念的提出受到了以色列理论家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张锦忠在博士论文及其他相关论文中都做了相当充分的说明。在博士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的“导论”中，他对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的内在特质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1. 交集的多重性，亦即我们无法孤立地分析出单一系统;2. 错综复杂的阶层性;3. 多个中央或边陲;4. 必须考虑更多的关系;5. 其符义建构过程充满异质性;6. 反对以价值判断为探讨对象的先决标准;7. 重非精英式的、非评价式的史学观。{27}不言而喻，“复系统理论”并未预设一个固定的理论立场，而是强调“关系主义”——即认为每一文学系统都是由建制、文库、生产者、消费者、市场、产品等六元素或机制构成的。“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的提出，旨在于挑战僵化的“中心—边缘”观念，打破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一元化倾向，打开台湾文学史书写的视域与多重褶皱。
张锦忠在《台湾文学：一个“台湾文学复系统”方案》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复系统理论着重描述、探讨、理解各系统间的内部规律或逻辑与外部关系。文学系统的内部规律或逻辑指影响或干预文库与信息演变的选项或变数。例如（文学表现形式的）守旧与创新、典律性、异质性等。文学复系统内的各社群之间的系统关系，则是指系统之间的（假设）关系，例如阶层、稳定性、中央与边缘等。无论是内部与外部，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系统规律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或流动的。左右或造成变动的元素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权力机制外，还有时间、空间、时尚、品味、习性的转移等。”{28}“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对阐释台湾文学的复杂性有一定的优势与意义，正如黄锦树所说：它“最大可能的顾及文学历时演变过程中文学事实的多元交错的系统的复杂性，对于这种产生于多语言、多种族、殖民历史错综而经典寡少（即使不是‘缺席’）恒处于‘危亡’的边缘状态的马华文学，倒是具有相当的解释效力。”{29}或许，这一理论主张试图彰显的是各台湾文学系统在目前的文学环境中的位置与现象，但也不难看出张锦忠对这一理论阐发的良苦用心——力图以“复系统”理论重构“旅台马华文学”在台湾文学场域中的位置。
张锦忠宣称：“‘台湾文学复系统’方案仅旨在从语言分类与族群分布的观点描述台湾文学的阶层现象与结构关系。”{30}在语言分类层面上，文学的“杂语现象”突显了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如巴赫金所言：“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每一具体时刻，都是杂样言语同在的;因为这是现今和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今天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之间、流派组织等等之间各种社会意识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他进一步指出：各种语言之间是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的，“不同‘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之间是可能产生对话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可能被看作是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31}。“光复”后迄今，台湾文坛的语言风格是混杂的，相当多姿多彩。由于台湾历史的独特性，岛内存在国语、闽南方言、客家方言、原住民语言、日语、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在张锦忠看来：“五十年的时间已足以看出一个文学系统语言的演变，而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在反思、追述、再现、评断这个多语环境数十年来的语言变貌与混杂，以及文学发展受到社会与政治生态变貌所干预的历史/叙事，在技术上能做的不外是断代（periodize）、探讨文学运动或思潮的案例、文学社群研究、个别作家专论、文体风格论，从而描绘整个文学系统的文化符码现象与运作规律，特别是里头的异质性与多元性。”{32}因此，以“台湾文学复系统”重审台湾文学史的论述与重写，必然不能对这些多姿多彩的“杂语”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才能真正图绘出台湾文学史的褶皱与重层。
按族群划分，张锦忠认为台湾作家的身份属性可以分为：闽南族群、闽北族群、广东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原住民族群、外籍华人/离散华裔族群，外籍（非华人）族群。他们都是台湾文学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张锦忠也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诸如，以族群归类作家分类台湾文学必然出现重重问题，因为说闽南话的台湾作家不一定就是闽南族群，也可能是客家族群或广东族群。“黄锦树固然是外籍华人/离散华裔族群，其实他也是闽南族群。张贵兴虽属离散华裔族群，却已非外籍华人。”{33}事实上，这样的身份属性划分难免存在重叠之处。
早在1976年左哈尔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复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即指出：翻译文学为边缘文学入主复系统中央的助力，往往扮演的是新兴力量的角色，积极参与建构或改写文学史。庄华兴认为：“翻译文学担负了突出他/我身份划定马华与马来文化边界的功能。如此，马华文学方能找到明确的发声地位，与其他族裔文学展开平等对话，进而才有望解构国家/国族文学神话。”{34}在《翻译〈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复系统》一文中，张锦忠进一步探讨了“翻译文学”在台湾文学复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身为“操弄人”的编者或译者如何借助翻译文学完成文学革新或重写文学史的使命。{35}不言而喻，翻译文学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透过翻译文学，当代台湾文学汲取了养分，进而发现并创造自身的文学论述。“透过翻译研究把台湾文学放置到世界文学体系里，让台湾文学进入一个与国际联结的比较文学场域。”{36}“台湾文学复系统”理论所描述或试图彰显的是各台湾文学系统在目前的文学环境运动的现象。{37}事实上，“文学复系统”强调的是文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不能简单地将文学视为一个单一化线性发展系统。20世纪台湾文学场域之中的翻译文学、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殖民在不同阶段各领风骚，彼此角逐。尽管它们之间相互角力，但是也时而产生中间混杂地带。因此，以“文学复系统”理论观照并重写台湾文学史，需要处理好日据时期的殖民文学、“后遗民写作”、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以及翻译文学等等的关系。{38}当然，当代台湾文学并非只是台湾本土作家的创作，同时也有“旅台马华文学”、大陆作家的在台文学、欧美日等国作家的翻译文学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臺湾当代文学场域。诚然，线性的文学史书写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褶皱与分叉，这恰恰突显了“文学复系统”理论的意义。 結语
重写台湾文学史是一个浩大而庞杂的系统工程，牵涉种种复杂层面，诚非一蹴而就。在重绘当代台湾文学史的版图中，“旅台马华文学”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或许，“旅台马华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名家名作，而在于它打开了重写台湾文学史更多的褶皱，呈现了台湾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① 陈大为曾经从不同时期的马华作家与台湾文坛的脐带关系来区分，将他们可以划分为“留台”、“旅台”、“在台”等三个不同概念。在《从马华“旅台”文学到“在台”马华文学》一文中，他认为：“留台”单指曾经在台湾留学，目前已离开回马或到其它国家谋生的作家。这个阵容是非常庞大的，他们构成了马华文学的创作主力。“旅台”包括：目前在台求学、就业、定居的写作人口（虽然主要的作家和学者都定居或入籍台湾），不含学成归马的“留台”学生，也不含从未在台居留（旅行不算）却有文学著作在台出版的马华作家。“在台”则是现阶段马华文学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现象，它的存在依据有一部分来自“在台得奖”，更大的一部分来自“在台出版”。
②⑧{13} 黄锦树：《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244页，第243页，第244页。
③{29} 黄锦树：《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第36页，第41页。
④ 古远清：《“外来兵团”：马华学者的台湾论述》，《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42页。
⑤ 陈大为：《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249页。
⑥ 吴耀宗：《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2003年版，第185页。
⑦{25} 刘小新：《论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40页，第58页。
⑨⑩{23}{26} 刘小新：《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75页，第73页，第75页，第77页。
{11} 张锦忠的《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陈大为的《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论述》以及刘小新的《马华旅台文学现象论》都对此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12} 杨宗翰：《马华文学与台湾文学史》，《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第98-125页。
{14}{16} 黄锦树：《文学史热病》，《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298页，第299页。
{15}{17}{28}{30}{32}{33}{37}{38} 张锦忠、黄锦树：《重写台湾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66页，第63页，第70-71页，第67页，第74页，第79-122页。
{18}{19} 张锦忠：《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中外文学》2004年第7期，第159页，第163页。
{20}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编撰于1962至1965年间，1974年出版《马华新文学简史》，1975-1976年出版两册版的修订本。
{21}{22} 叶金辉：《文学的国籍、有“国籍”马华文学与入台（前）马华作家——兼与黄锦树、张锦忠商榷》，《中外文学》2016第2期，第178-179页，第189页。
{24} 刘小新：《“黄锦树现象”与当代马华文学思潮的嬗变》，《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58页。
{27} 张锦忠：《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版，第10-25页。
{31}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34} 庄华兴：《文学史与翻译马华：政治性与定位问题》，张锦忠：《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4年版，第70页。
{35} 张锦忠：《翻译〈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复系统》，《中外文学》2010年第5期，第216页。
{36} 陈芳惠：《翻译作为方法：台湾小说与世界文学》，《台湾文学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75页。
The Group of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and the Study of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ong Suyan and Liu Xiaoxin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group of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p of Taiwan， is an eye-catching foreign league as their literary statements show striking features and gradually construct new images of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These statement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amine and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can help us open up a new path into the confused thoughts about the re-writing of the history. At pres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there are four perspectives and views i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hich， in a way，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proposal of a polysyst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an effective challenge to the concept of centre-margin， further opening up the wide vision and multiple folds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Malaysian writers sojourning in Taiwa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olysyste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