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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了许多历史小说，借古讽今。本文着重分析其作品《龙》，结合时代背景，通过与原典的比较，从时代、社会、女性学的角度探讨该作品的主题，加深对芥川的了解。《龙》和原典相比，故事中增添了女性形象，且故事的结局也不同。这些不同在使得小说情节更丰满的同时，也使得故事有了更深的含义。谣言的广泛传播，以及最后的龙的出现实际上表现了平安时代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处于边缘的女性对男性的报复、胜利。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 《龙》 主题研究
引言
本文将以《龙》为中心，通过文献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时代、社会、女性的角度初步探讨《龙》的主题。通过对小说《龙》的分析，可以加深对芥川历史小说的全面了解，并进一步了解芥川的创作手法和性格心理。
一、原典《藏人得业猿泽池的龙的故事》
《龙》于1919年5月发表于《中央公论》，该作品是一篇王朝物语历史小说，以《宇治拾遗物语》中的《藏人得业猿泽池的龙的故事》为素材，创作而成。本作品虽然故事情节较为简单，讲述了一个故意散布谣言，最后弄假成真的故事。但通过和原典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故事背后有着深层含义。
小说《龙》参考了《宇治拾遗物语》第十一卷中《藏人得业猿泽池的龙的故事》，在原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创作。和《龙》相比，《宇治拾遗物语》中的该故事要简单许多。讲述了奈良僧人藏人得业惠印因鼻子大得了个“鼻藏”的外号，他年轻时曾在猿泽池畔立了个牌子“某月某日龙由此池升天”，并将此悄悄告诉往来的老少行人。鼻藏人看到人们因为他的恶作剧而骚动，在心中感叹人们的愚蠢，并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谣言传到周边诸国，许多人慕名而来，惠印也对自己的恶作剧竟能造成如此轰动而感到很奇怪，怀疑是否有什么原因。到了那天，路上人山人海，惠印见此连自己怀疑龙真的会升天，于是偷偷在兴福寺南大门等待，然而谣言最终还是谣言，龙还是没有升天。
二、《龙》与原典的比较
《龙》和原典相比，大体情节一致，但剧情设定更巧妙，场景、情节和人物心理描写更具体，且结局也不同。整个故事全部由人物的语言构成，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宇治大纳言隆国所说的话，第一部分描述了平安时代夏日的某一天，宇治大纳言隆国睡完午觉后，将路人聚集到宇治亭，听他们讲故事。第三部分是宇治大纳言隆国总结了老陶公的故事，并说要听下一个故事。
第二部分是老陶公讲了个龙的故事。该部分也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基本情节和原典一致，但添加了许多细节、人物形象，且最大的不同是改变了原典的结局。
对于主人公的描述和原典基本一致，但更詳细。讲述了奈良有个名叫藏人得业惠印的和尚，他的鼻子奇大无比，且鼻尖通红，奈良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鼻藏”。
和原典中仅以两三句话描述谣言的传播不同，小说《龙》具体描写了这部分内容，增添了许多新的人物和心理描写。故事中第二天首先看到告示牌的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惠印装作路过的样子，告诉老太婆龙要升天。之后是早起赶路的妇女、和尚惠门等人。这样，龙要升天的传闻马上在奈良城里传播开来。一开始还有人将信将疑。但是，十多天后，神官的女儿梦见龙托梦说要升天，还有个渔翁说捕鱼时亲眼看到了龙。相信这个谣言的人越来越多。惠印见此很得意。没多久，谣言迅速传播到周围各国，成千上万的人都受骗了，甚至是惠印的尼姑姑妈也来到奈良观看龙升天。
和原典最大的不同在于结局的不同，原故事中龙最后还是没有升天。在小说《龙》中，到了三月三日，猿泽池周围聚满了人。见到此，惠印自己都认为龙会升天。到了傍晚时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云彩之间，惠印朦朦胧胧看见一条黑龙升天而去。事后，惠印说出了真相，告诉大伙儿其实那块告示牌是他竖起来捉弄人的，但是各位法师对他的话没有一个予以置信。
三、《龙》的主题
《龙》和原典相比，故事中增添了女性形象，且故事的结局不同。这些不同使得小说情节更丰满的同时，也使得故事有了更深的含义。谣言的广泛传播，以及最后的龙的出现实际上表现了平安时代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处于边缘的女性对男性的报复、胜利。
首先，小说《龙》改变了原典的结局，谣言“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最后真的发生了，没有人相信这是主人公惠印的恶作剧。《龙》中的主人公藏人得业惠印是一名僧侣，僧侣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男性及权力阶级的象征，他们掌握知识，统治不识字的人。但是，小说中颠覆了这一状态。惠印写了告示牌，想欺骗大家会有龙升天，但是赋予这一谣言力量的却是广大诸如礼佛的老太婆、行路的商人等不识字的人，他们的号召力是强大的，让千千万万的人来到猿泽池畔，并让谣言的始作俑者惠印都觉得不可能升天的龙可能真的会升天。最后龙的升天可以说是群众力量胜利的一种代表。
其次，芥川的《龙》中出现了不少女性，如猿泽池畔的采女柳所代表的采女、第一个发现告示牌的不识字的老太婆、第二个看见告示牌的早期的商人妇女等。采女是政治联姻的典型代表之一，她们是地方贵族的女儿，身兼神职，地方贵族通过将女儿送入宫中，获得天皇的信任。采女可以说是男权社会中的牺牲品。她们在宫中身份不高，但又不能轻易出宫，一生都是天皇的附属品。小说的背景时间是平安时代，当时的日本的当权者是天皇和藤原氏为中心的贵族阶级。藤原氏通过与天皇的政治联姻，位列摄政、关白辅佐天皇掌握政务实权。即，藤原氏与天皇通过交换女性（联姻）进行政治统治。这时候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性”治。在交换女性（联姻）的过程中产生了权力。这种政治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男性之间结合起来形成势力范围，女性则是被排挤、受支配的群体。故事中出现的采女柳就是根据一个被天皇抛弃的采女投河自尽而命名的。其余的老太婆、赶路的妇女商人、渔翁、神官的女儿等人，他们在故事中是掌控着“声音”这一力量的人群，谣言主要是经她们之口散播出去，并最终控制局势。故事的最后，芥川改变了原典的结局，将龙设置为最后出现并升天，并且谁也不相信告示牌是和尚惠印写的。惠印虽然是掌控文字，并用文字制造谣言的始作俑者，但是，赋予谣言以力量的却不是惠印，而是广大的使用“声音”的（不识字）人。小说中三月三龙升天的那天：
不用说奈良城了，大概从河内、和泉、摄津、播磨、山城、近江、丹波等国都有对这个日子盼待已久的参观者拥来。站在石阶上一看，无论西边还是东边，都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各色各样的乌帽像波浪一样哗哗起伏，连绵到二条大街烟笼雾绕的尽头处。其中还夹杂着蓝纱车、红纱车、栋檐车等考究的牛车，巍然镇住周围的人浪，钉在车顶上的金银饰具，在明媚的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此外还有打着阳伞的，高高地拉起帐幕遮阳的，甚至有小题大做地在路上搭起一排看台的——下面的池子周围那副热闹景象，仿佛提前举行的加茂祭[1]。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以“声音”为力量的人，他们的影响力是强大的。不仅在范围上，将谣言扩散到周边各国，而且许多贵族、有身份的人，即当时的统治阶级，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这些人赋予谣言力量，反过来“控制”了统治阶级。最后，龙的升天让谣言成了事实，象征着以“声音”为力量的人的实际胜利。这是芥川对这些人的支持，是芥川龙之介对平安时代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排挤的一种批判。
结语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以历史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问题。他的历史小说《龙》取材于古典，其目的不是再现历史，而是将自己的见解融于其中，从而赋予小说新的意义。本文从历史、社会、女性的角度对《龙》的主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该作品反映了芥川对平安时代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当时社会的女性的同情。将来可能会对该小说所反应的平安时代的问题与芥川创作该作品的时代大正联系起来，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慧勤，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肖传国.传统的继承与再创作——从《鼻子》与《今昔物语》的比较看芥川的历史小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3]叶渭渠，唐月琴.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
[4]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桜枫社，1979.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 《龙》 主题研究
引言
本文将以《龙》为中心，通过文献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时代、社会、女性的角度初步探讨《龙》的主题。通过对小说《龙》的分析，可以加深对芥川历史小说的全面了解，并进一步了解芥川的创作手法和性格心理。
一、原典《藏人得业猿泽池的龙的故事》
《龙》于1919年5月发表于《中央公论》，该作品是一篇王朝物语历史小说，以《宇治拾遗物语》中的《藏人得业猿泽池的龙的故事》为素材，创作而成。本作品虽然故事情节较为简单，讲述了一个故意散布谣言，最后弄假成真的故事。但通过和原典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故事背后有着深层含义。
小说《龙》参考了《宇治拾遗物语》第十一卷中《藏人得业猿泽池的龙的故事》，在原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创作。和《龙》相比，《宇治拾遗物语》中的该故事要简单许多。讲述了奈良僧人藏人得业惠印因鼻子大得了个“鼻藏”的外号，他年轻时曾在猿泽池畔立了个牌子“某月某日龙由此池升天”，并将此悄悄告诉往来的老少行人。鼻藏人看到人们因为他的恶作剧而骚动，在心中感叹人们的愚蠢，并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谣言传到周边诸国，许多人慕名而来，惠印也对自己的恶作剧竟能造成如此轰动而感到很奇怪，怀疑是否有什么原因。到了那天，路上人山人海，惠印见此连自己怀疑龙真的会升天，于是偷偷在兴福寺南大门等待，然而谣言最终还是谣言，龙还是没有升天。
二、《龙》与原典的比较
《龙》和原典相比，大体情节一致，但剧情设定更巧妙，场景、情节和人物心理描写更具体，且结局也不同。整个故事全部由人物的语言构成，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宇治大纳言隆国所说的话，第一部分描述了平安时代夏日的某一天，宇治大纳言隆国睡完午觉后，将路人聚集到宇治亭，听他们讲故事。第三部分是宇治大纳言隆国总结了老陶公的故事，并说要听下一个故事。
第二部分是老陶公讲了个龙的故事。该部分也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基本情节和原典一致，但添加了许多细节、人物形象，且最大的不同是改变了原典的结局。
对于主人公的描述和原典基本一致，但更詳细。讲述了奈良有个名叫藏人得业惠印的和尚，他的鼻子奇大无比，且鼻尖通红，奈良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鼻藏”。
和原典中仅以两三句话描述谣言的传播不同，小说《龙》具体描写了这部分内容，增添了许多新的人物和心理描写。故事中第二天首先看到告示牌的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惠印装作路过的样子，告诉老太婆龙要升天。之后是早起赶路的妇女、和尚惠门等人。这样，龙要升天的传闻马上在奈良城里传播开来。一开始还有人将信将疑。但是，十多天后，神官的女儿梦见龙托梦说要升天，还有个渔翁说捕鱼时亲眼看到了龙。相信这个谣言的人越来越多。惠印见此很得意。没多久，谣言迅速传播到周围各国，成千上万的人都受骗了，甚至是惠印的尼姑姑妈也来到奈良观看龙升天。
和原典最大的不同在于结局的不同，原故事中龙最后还是没有升天。在小说《龙》中，到了三月三日，猿泽池周围聚满了人。见到此，惠印自己都认为龙会升天。到了傍晚时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云彩之间，惠印朦朦胧胧看见一条黑龙升天而去。事后，惠印说出了真相，告诉大伙儿其实那块告示牌是他竖起来捉弄人的，但是各位法师对他的话没有一个予以置信。
三、《龙》的主题
《龙》和原典相比，故事中增添了女性形象，且故事的结局不同。这些不同使得小说情节更丰满的同时，也使得故事有了更深的含义。谣言的广泛传播，以及最后的龙的出现实际上表现了平安时代的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处于边缘的女性对男性的报复、胜利。
首先，小说《龙》改变了原典的结局，谣言“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最后真的发生了，没有人相信这是主人公惠印的恶作剧。《龙》中的主人公藏人得业惠印是一名僧侣，僧侣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男性及权力阶级的象征，他们掌握知识，统治不识字的人。但是，小说中颠覆了这一状态。惠印写了告示牌，想欺骗大家会有龙升天，但是赋予这一谣言力量的却是广大诸如礼佛的老太婆、行路的商人等不识字的人，他们的号召力是强大的，让千千万万的人来到猿泽池畔，并让谣言的始作俑者惠印都觉得不可能升天的龙可能真的会升天。最后龙的升天可以说是群众力量胜利的一种代表。
其次，芥川的《龙》中出现了不少女性，如猿泽池畔的采女柳所代表的采女、第一个发现告示牌的不识字的老太婆、第二个看见告示牌的早期的商人妇女等。采女是政治联姻的典型代表之一，她们是地方贵族的女儿，身兼神职，地方贵族通过将女儿送入宫中，获得天皇的信任。采女可以说是男权社会中的牺牲品。她们在宫中身份不高，但又不能轻易出宫，一生都是天皇的附属品。小说的背景时间是平安时代，当时的日本的当权者是天皇和藤原氏为中心的贵族阶级。藤原氏通过与天皇的政治联姻，位列摄政、关白辅佐天皇掌握政务实权。即，藤原氏与天皇通过交换女性（联姻）进行政治统治。这时候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性”治。在交换女性（联姻）的过程中产生了权力。这种政治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男性之间结合起来形成势力范围，女性则是被排挤、受支配的群体。故事中出现的采女柳就是根据一个被天皇抛弃的采女投河自尽而命名的。其余的老太婆、赶路的妇女商人、渔翁、神官的女儿等人，他们在故事中是掌控着“声音”这一力量的人群，谣言主要是经她们之口散播出去，并最终控制局势。故事的最后，芥川改变了原典的结局，将龙设置为最后出现并升天，并且谁也不相信告示牌是和尚惠印写的。惠印虽然是掌控文字，并用文字制造谣言的始作俑者，但是，赋予谣言以力量的却不是惠印，而是广大的使用“声音”的（不识字）人。小说中三月三龙升天的那天：
不用说奈良城了，大概从河内、和泉、摄津、播磨、山城、近江、丹波等国都有对这个日子盼待已久的参观者拥来。站在石阶上一看，无论西边还是东边，都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各色各样的乌帽像波浪一样哗哗起伏，连绵到二条大街烟笼雾绕的尽头处。其中还夹杂着蓝纱车、红纱车、栋檐车等考究的牛车，巍然镇住周围的人浪，钉在车顶上的金银饰具，在明媚的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此外还有打着阳伞的，高高地拉起帐幕遮阳的，甚至有小题大做地在路上搭起一排看台的——下面的池子周围那副热闹景象，仿佛提前举行的加茂祭[1]。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以“声音”为力量的人，他们的影响力是强大的。不仅在范围上，将谣言扩散到周边各国，而且许多贵族、有身份的人，即当时的统治阶级，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这些人赋予谣言力量，反过来“控制”了统治阶级。最后，龙的升天让谣言成了事实，象征着以“声音”为力量的人的实际胜利。这是芥川对这些人的支持，是芥川龙之介对平安时代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排挤的一种批判。
结语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以历史为题材，反映现实社会问题。他的历史小说《龙》取材于古典，其目的不是再现历史，而是将自己的见解融于其中，从而赋予小说新的意义。本文从历史、社会、女性的角度对《龙》的主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该作品反映了芥川对平安时代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当时社会的女性的同情。将来可能会对该小说所反应的平安时代的问题与芥川创作该作品的时代大正联系起来，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慧勤，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肖传国.传统的继承与再创作——从《鼻子》与《今昔物语》的比较看芥川的历史小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3]叶渭渠，唐月琴.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
[4]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桜枫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