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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比重超过二产，值得欣喜，这意味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改变二产比重过高的现状。但断言“服务化”时代已到来，为时尚早。
国家统计局2月公布了《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为43.9%，第三产业为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数据出炉后，甘肃农业大学中国三产化/服务化课题组由此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服务化”时代。
这样的断言是否为时尚早？三产比重超过二产，值得欣喜，这意味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改变二产比重过高的现状。但断言“服务化”时代已到来，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理论论证。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换位需要10到20年
“第三产业”的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早在17世纪末，威廉·配第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思想。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埃伦·费希尔在自己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并形成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法。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在费希尔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服务业”的概念。这时的服务业指的是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专业化服务和个人生活服务、政府行政、律师事务和服务军队等行业。如今，服务业的定义，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国际理论界，都通常将其等同于第三产业。
应该如何判断一个所谓的“服务化”时代是否来临？第三产业的比重要高于第一、二产业显然是必要条件，但却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因为这一结论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要定义一个经济概念，数字是最客观、最隐晦，却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仍然以数字作为一种衡量的依据和量化的标准，那么它也应该参考如下数据：第三产业要达到多高的占比；高端服务业要在服务业中占比多少；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如何；服务业增加值创造的就业比例怎样等等。
以第三产业的占比来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占比都已超过了70%，而目前我国还只有46.1%；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大都在60%～70%，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而2010年我国的这两个数据还分别是46%和不足20%。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服务经济’之中，即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成为这样的国家，在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不再从事食品、服装、住房、汽车和其他有形产品的生产。”10年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就已接近70%，而我国在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占比35.7%，还只是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我们尚达不到“服务经济”的人数优势，遑论“服务化”时代的到来。
我国首个关于服务业的专项规划出台，是在2012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较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成为三次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并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使国家“十二五”规划对服务业特别重视，也只是要使其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波看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进而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的必经过程。”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也认为，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特征和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韩国、新加坡和日本那样一下子就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换位，而将是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需要10至20年。”
服务业发展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在我国，人们习惯于将一个必要条件等同于充要条件，迫不及待地想要率先推出一个结论，占据一个制高点。2010年，我国名义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舆论争相“传颂”，人们开始“坐二望一”，畅想何时超越美国。虽然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曾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刻，但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造就的这一刻却掩盖了许多现实问题。在一个衡量国家贫富的人均GDP的指标面前，我们只能无奈地低头，因为我国的人均GDP还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第二的位置表明的只是一个经济大国的概念，却远不是一个经济强国。
国家如此，城市也是如此。以青岛来说，人们喊它“品牌之都”喊了很多年，也的确涌现出了不少知名品牌。它以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这“五朵金花”成名，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青岛没有太多新花绽放，更没有形成一片万花丛。媒体的担忧不无道理：“头顶‘品牌之都’光环的青岛，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发展上面临‘强弱悬殊、后继不足’的困难。”2008年，青岛就意外落选了由中国品牌研究院评定的“中国品牌之都”名单。
这样的警示，也同样适用于服务业的发展。人们期盼一个“服务化”时代的到来，但看看现在的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看整个社会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环境，这样的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
20世纪70年代前后，欧美等国家的经济策略就已经是以服务业为主导，并使其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尚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的中国，在发展服务业上还明显落后欧美国家。
1989年，美国芝加哥就提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集聚了摩托罗拉、朗讯等一大批IT企业；日本在2006年颁布了“新经济成长战略”，重点发展商务服务业、内容产业、健康服务业、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提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引擎带动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我国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才首次提到“现代服务业”，提出“由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转变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
服务经济的核心是“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
全球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诸如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则是在2005年，才开始制定加快服务业发展的纲要和意见。近几年，山东也才开始谋求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化调整。
集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华尔街和硅谷就是国外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最好例证，而在我国倡导服务业发展的城市中，高集聚度的专业性集聚区还很少。记者今年年初在济南采写山东服务业发展现状时，就很难找到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服务业集聚区。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就认为，近十年来，山东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太过明显的改善。这一方面，也与山东发展服务业没有太多借助第二产业的优势有关。
1997年，美国与西欧的部分科学家合著了一本叫《四倍跃进》的书。在该书中，提及了一个著名的论点：“服务经济的核心是‘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俊发看来，“所谓的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就是把‘大而全’、‘小而全’运作模式的第二产业实施专业化分离，把应留在第二产业的留在第二产业，形成第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自主知识产权，把应社会化、专业化运作的全部分离出来，交由不同性质与功能的第三产业来运作。”虽然目前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还很远，但这却不失为我国服务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期间，曾有记者问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孟学农一个问题：中国离法制社会还有多远？他的回答是：“我们用30年就立了240部法，浓缩了国外上百年的历程。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不能急躁，不能急功近利。”
反观我国服务业，我们要承认在服务业发展上的落后，也要正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可以期盼“服务化”时代的到来，但更要给足时间。
国家统计局2月公布了《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为43.9%，第三产业为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数据出炉后，甘肃农业大学中国三产化/服务化课题组由此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服务化”时代。
这样的断言是否为时尚早？三产比重超过二产，值得欣喜，这意味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改变二产比重过高的现状。但断言“服务化”时代已到来，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理论论证。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换位需要10到20年
“第三产业”的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早在17世纪末，威廉·配第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思想。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埃伦·费希尔在自己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并形成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法。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在费希尔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服务业”的概念。这时的服务业指的是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专业化服务和个人生活服务、政府行政、律师事务和服务军队等行业。如今，服务业的定义，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国际理论界，都通常将其等同于第三产业。
应该如何判断一个所谓的“服务化”时代是否来临？第三产业的比重要高于第一、二产业显然是必要条件，但却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因为这一结论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要定义一个经济概念，数字是最客观、最隐晦，却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仍然以数字作为一种衡量的依据和量化的标准，那么它也应该参考如下数据：第三产业要达到多高的占比；高端服务业要在服务业中占比多少；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如何；服务业增加值创造的就业比例怎样等等。
以第三产业的占比来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占比都已超过了70%，而目前我国还只有46.1%；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大都在60%～70%，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而2010年我国的这两个数据还分别是46%和不足20%。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服务经济’之中，即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成为这样的国家，在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不再从事食品、服装、住房、汽车和其他有形产品的生产。”10年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就已接近70%，而我国在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占比35.7%，还只是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我们尚达不到“服务经济”的人数优势，遑论“服务化”时代的到来。
我国首个关于服务业的专项规划出台，是在2012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较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成为三次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并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使国家“十二五”规划对服务业特别重视，也只是要使其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波看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进而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的必经过程。”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也认为，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特征和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韩国、新加坡和日本那样一下子就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换位，而将是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需要10至20年。”
服务业发展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在我国，人们习惯于将一个必要条件等同于充要条件，迫不及待地想要率先推出一个结论，占据一个制高点。2010年，我国名义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舆论争相“传颂”，人们开始“坐二望一”，畅想何时超越美国。虽然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曾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刻，但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造就的这一刻却掩盖了许多现实问题。在一个衡量国家贫富的人均GDP的指标面前，我们只能无奈地低头，因为我国的人均GDP还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第二的位置表明的只是一个经济大国的概念，却远不是一个经济强国。
国家如此，城市也是如此。以青岛来说，人们喊它“品牌之都”喊了很多年，也的确涌现出了不少知名品牌。它以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这“五朵金花”成名，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青岛没有太多新花绽放，更没有形成一片万花丛。媒体的担忧不无道理：“头顶‘品牌之都’光环的青岛，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发展上面临‘强弱悬殊、后继不足’的困难。”2008年，青岛就意外落选了由中国品牌研究院评定的“中国品牌之都”名单。
这样的警示，也同样适用于服务业的发展。人们期盼一个“服务化”时代的到来，但看看现在的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看整个社会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环境，这样的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
20世纪70年代前后，欧美等国家的经济策略就已经是以服务业为主导，并使其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尚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的中国，在发展服务业上还明显落后欧美国家。
1989年，美国芝加哥就提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集聚了摩托罗拉、朗讯等一大批IT企业；日本在2006年颁布了“新经济成长战略”，重点发展商务服务业、内容产业、健康服务业、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提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引擎带动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我国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才首次提到“现代服务业”，提出“由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转变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
服务经济的核心是“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
全球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诸如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则是在2005年，才开始制定加快服务业发展的纲要和意见。近几年，山东也才开始谋求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化调整。
集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华尔街和硅谷就是国外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最好例证，而在我国倡导服务业发展的城市中，高集聚度的专业性集聚区还很少。记者今年年初在济南采写山东服务业发展现状时，就很难找到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服务业集聚区。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就认为，近十年来，山东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太过明显的改善。这一方面，也与山东发展服务业没有太多借助第二产业的优势有关。
1997年，美国与西欧的部分科学家合著了一本叫《四倍跃进》的书。在该书中，提及了一个著名的论点：“服务经济的核心是‘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俊发看来，“所谓的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就是把‘大而全’、‘小而全’运作模式的第二产业实施专业化分离，把应留在第二产业的留在第二产业，形成第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自主知识产权，把应社会化、专业化运作的全部分离出来，交由不同性质与功能的第三产业来运作。”虽然目前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还很远，但这却不失为我国服务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期间，曾有记者问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孟学农一个问题：中国离法制社会还有多远？他的回答是：“我们用30年就立了240部法，浓缩了国外上百年的历程。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不能急躁，不能急功近利。”
反观我国服务业，我们要承认在服务业发展上的落后，也要正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可以期盼“服务化”时代的到来，但更要给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