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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灯下永远无法与星空对话，那么熟悉的面孔突然变得那么陌生。不，不是突然，记忆中应该有好几个年头了，我根本无法看到原来那个灿烂的存在着诸多一闪一闪的嚆矢的星空。
这个结论在我心中实际早就存在着，只是我一直没有说出口，或者我没有说给别人听，我一直在找寻我不能准确知道的原因。那原本浩繁璀璨的星空此刻稀稀疏疏，显得零落，像羚羊挂角，找不到痕迹。我的仰望几乎每次都是一脸的无奈与怅惘，今天仍然是找了半天我才不清不楚地找到北斗。这个不清不楚之所以能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呈现给我及我们这个小城中居住的人，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初六，一弯新月挂在西天欲沉未沉之际，月亮的西去让北斗找到了自己的光，同时也让我找到了北斗。小时候，父亲背给我听的那副对联：“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四方攘攘乾坤。”我就是通过这副对联知道天空中除北斗之外居然还有南斗这个星座。此刻，忽然就只记得它了，上联已然被时间漂洗得相当干净，也许我是被路灯照得看不清记忆里的片段了。实际上路灯甚至差点也让我记忆中幸存的下联在四方攘攘乾坤中散失。
这些城市的路灯是不是一直在漂洗？甚至就包括小城本身也在进行着这种手术。我没有想到，路灯的照耀居然几乎是洗劫式的，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扫而空。当然，这种空是一种逼上梁山，一种肆无忌惮地把别人的隐私强制性呈现出来的感觉。眼前这个几年前或幽静或朦胧或闪着微微萤火的山村野地，被我脚下这个双向四车道的马路一箭穿心，然后扬长而去，比昨天电视新闻中播报的那个酒驾之人逃逸得还要快。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欣喜若狂还是应该不胜唏嘘。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径丛林。”我家乡的道路也是在田野山冈中前进的，有时甚至是从荆棘、河汊中穿过，有时它会将我们的鞋与裤腿打湿，那里的野蔷薇时不时会将我们的手指划破、划出血。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观点，我脚下的这条双向四车道就肯定不是历史的道路了。
那它会是一条什么道路呢？“要致富，先修路”像一条真理，让城市乡村到处都宽宽敞敞，明亮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昂首挺立着，好像刚跟谁吵了一架，脸红红的，忿忿不平。但那些山鸡野兔的路呢？那些蛇虫蚂蚁的路呢？我想，一定是一退再退，一逃再逃，逃到了某個它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了，但肯定逃不远，因为它们的后方或者说远方也是路，也会有路灯照耀着。这些路和路灯似乎总能适时斩断它们逃亡的路线——我认为这是一种逃亡。
路灯一旦安装，城市似乎就往前迈进了好几步，这在所有正在发展和已经发展得差不多的城市周边都是一样的。乡村、田野、山冈、丘陵，甚至野花、野草，立即就明白：自己应该后退了，当然，不后退时也会被强制执行。这些年，我所在的小城发展得很快，东征西拆，南挖北建，整个城市几乎是在千疮百孔中前进。那些建筑群在因挖地三尺而升起的尘土中耸立起来，小城的整个天空被一块一块切割，然后被一缕一缕的灯光“逼视”，一些广告牌的灯光甚至能气冲斗牛，直指苍穹。这多少有些让我匪夷所思：浩繁的星空，千百年来让人类一直仰望着的星空，其光亮难道远不足以与照射距离不过千米的一缕人工灯光抗衡？比它们还要脆弱吗？
我知道，这道题目谁来解都会出错，人类的仰望为何不能用灯光或者说经不起灯光照射？这些人类亲手制造出来的灯光中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十多年前我曾写下过一首《仰望星空》的诗：“时间在空间中走动/在空间中抓住我们这些猎物/不知名的星星透射暗淡的光/那么居高临下，不可抚摸……”星星一直居高临下，即便暗淡也不可抚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千百年来人类对星空的仰望，才有了毕达哥拉斯，才有了泰勒斯，也才有了黑格尔对泰勒斯说的那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但我没想到现在的星星不再能居高临下了，居高临下的仿佛是人类自身，道路宽敞得不可能再有人如泰勒斯掉进坑里——据此，我在想一定有许多现代人如黑格尔所言永远躺在坑里——也不再“不可抚摸”，而是不可见了——一旦试图与城市的灯光接近，它便隐而不见，这不能用捉迷藏来形容，而是淡出，是遁走，是有意回避，似乎在不屑一顾。
我想到了几年前看到的一个词：光污染。
我万万没有想到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光居然也成为一种污染之源！这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的乡村一旦进入夜晚便几乎是一片漆黑，行路之人借着星光与月光赶路，没有星光与月光时会提着一盏马灯，影子与灯一前一后相互晃动。一条狗叫起来，会引起整个村庄的狗甚至是邻村的狗都会跟着叫上一大阵，有些蜀犬吠日的味道，直到主人喝叫一声“畜生”才肯停下来。在我记忆中，每到冬天一家人会围坐在一盏煤油灯下，有的人家是煤油鳖，比如我家。像鳖一样的鼓子装着煤油架放在用竹子扎成的灯架上，火通过一根细细的灯芯草燃烧并由此发出光来。灯芯草白白的，软软的，像现在的过桥米线。那时乡村专门有鸡毛换灯草的货郎客，所以我常说那时的乡村几乎没有污染，因为货郎客好像什么都收购：鸡毛换盏草，头毛换针，鸡肫皮牙膏皮兑灿豆（一种孩子吃的糖）。我不知道南宋诗人赵秀师《约客》中写的“闲敲棋子落灯花”与我家乡的那种煤油灯落下的灯花是否相似，但有一则谜语对煤油灯的灯花进行了很形象的刻画：“枣子核长，枣子核大（音dai），一屋张不到（意为装不下），张到门外。”也有讲究一点的人家，用的是罩子灯，罩子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罩罩在灯座的上面，这不仅防风，而且火光通过这个灯罩罩壁的反复折射后，比煤油鳖亮堂多了。
我记得真切，那时父亲就着一盏煤油鳖抽着黄烟，不像现在有打火机。乡村通电后曾就此事传出一则笑话，邻村的一个烟鬼子就着灯泡吸了一夜烟，硬是没吸着，第二天他发牢骚：那么亮的电火（灯）为什么就吸不着烟呢？搞得整个村寨的村民都对着他捧腹大笑。
小姐姐会在这个“枣子核”下面的另一旁纳鞋底。现在的人可能不清楚纳鞋底是个什么活儿。我能回忆起那细麻绳从用再也不能穿的破衣服制成的鞋底中抽过的声音，丝丝的、闷闷的，还有些脆脆的，反正很入耳。母亲在一旁纺线——我突然发现五笔字输入法没有“纺线”这个词，估计没人用这个词了。有几个邻居喜欢吃过晚饭后到我家来坐，泉伢、雪羊、我二叔是常客。雪羊喜欢掉着坐，就是屁股不在板凳上，而是大腿根部落在上面;二叔喜欢坐在木梯子的横档上面，也是掉着的，似乎这样坐，重心前移，终日劳作的腰部、背部就有了个暂时歇息的依靠;泉伢一般都是站着，他们喜欢听我父亲讲故事。那时候我好像在读小学，也没什么家庭作业，就在一旁听着父亲讲杨家将、薛仁贵、岳飞……让我记忆最深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每次当他们起身回家睡觉时，走出门仰望星空的画面。父亲也会跟出去看一下，说七姑星到正当顶了，意思时间比较晚。家乡传说七姑星就是玉帝老儿的那七个女儿，我到现在也没摸清七姑星是个什么星座。有时他们会说月亮起山老高了。那时又没有钟表，村民们仅凭观看月亮就能知道大概的时间：十七扎一支笔（意思是古历十七，太阳下山后，月亮只扎一支笔的功夫就出来了）;十八杀一只鸭;十九杀一条狗;二十时辰月起二更;二十一二里，月亮半夜起;二十三四头，月起高山好用牛…… 这些朴素的仰望比朴素的村民们还要朴素，他们对星空的凝望像一种滴水穿石的渗透，并且自成体系，自有逻辑，我到现在仍然是被震慑着的。“月亮走，我也走，我到望江去打酒。”望江是我家乡县城所在地，从这则童谣中就知道幼小的我们对县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同时也知道那时买酒是从酒缸中打，而不是像现在来一瓶或来一箱。我曾因为这则童谣与堂兄泉伢争吵过，我说那个月亮明明是跟着我走，怎么会也跟着你走呢？不可能！堂弟水根也会准时出来，于是各执一词，各自的月亮各自带回了家，甚至就把它带出了童年。
这些对星空的仰望，基本上发生在午夜时分，也只有在午夜时分才会有对星空的仰望。我们的童年也就因此有了许多从星星中漏下来的光的照耀，甚至不只是我们，而是整个人类。人类一直在仰望中前行，在仰望中抵达那不可抵达之处，那些漏下来的光会帮着人类折射，从而在那漆黑的夜晚辨别一切，并“把酒问青天”！
我没想到我们的青春被剥离后，供我們仰望的星空也随着我们的青春一起被剥离了。它会不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我曾就此事专门去过老家，老家的村子现在都一字长蛇阵地排在了路边，因而也像街道，并因此早就安上了路灯，站在村庄仰望星空与站在我现在身处的小城的马路上仰望星空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是人类自己将这扇门关上了吗？
这个感觉很强烈。如果是这样，那我看到的北斗就是从这道门的缝隙中逃逸出来的。此刻路上已觉寒意了，如我一样在此时散步的人已很少，小城毕竟不是大城，双向四车道的水泥路只剩下不时扬长而去的稀疏的车辆。
一只黄鼠狼在不远处突然横穿到马路上，我没看到它战战兢兢的样子，但我想肯定是的，与我一起散步的妻子说肯定有些。那只黄鼠狼突然回了一下头，我一跺脚，想与它开个玩笑，但它即刻蹿进了路边的草丛中。黄鼠狼蹿进草丛时，蝈蝈们不叫了。九月十月的天气，仍有蝈蝈在展示它最后的歌喉。
黄鼠狼与我们是死敌，与蝈蝈也是死敌吗？
细 碎
乡村是细碎的。细碎得像眼前田野里一丛一丛的野菊花，屠家田、陈家湾、洪家咀、火烧老屋……是不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一个又一个布局？狗尾巴草、山毛榉甚至蒲公英，只要你随便吹一下就能将它吹上天，吹送好几里远，那么不占空间也不占时间地随风摇曳。举目望去，整个乡野都极富穿透力，给人一种慵懒而恬淡的感觉。
田沟里的水也在细碎地流，没有了春日里的激动、夏日里的奔涌，类似于在水沟里的一种无意识的表达。有些许青苔在水沟里晃荡，在一个一个似原地不动又似款步前行的小螺蛳的上面，像一个又一个隐隐约约的存在。有看似刚刚诞生的小鱼苗在其中映照。即便显示出欢快，我也仍能从中品味出它们是漠然的，在漠然地欢快，没有目的。漠然其实也是从容、泰然的一部分。我们这些都市人能真正像这些小鱼苗一样从容、泰然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没有目的就是太初最本真的东西。它真实而坦然地面对这个标签一样充满着目的的繁华而闹腾的世界。
我此刻也是一个本真的存在，剥去了几十年的浮漂，露出几十年前的光溜溜而又灰不溜秋的自己。像这条我正在走着的田埂上的小径，虽被小草们半遮半掩着，但仍灰白，仍一览无余。草们已有些枯黄，自然地卧躺在小径旁边，向着小径的颜色安静地靠近。这样的靠近是一种美，美到不争不抢，美到节制而自然脱落。我突然想起唐朝张乔在《题郑侍御蓝田别业》中的两句诗：“小径通商岭，高窗见杜陵。”想来张乔所见小径也如我所在的小径一般一览无余。但这里的小径自然不能通“商岭”，它只能直奔村庄，直奔我们的童年。“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那轻轻扑打流萤的小扇也是那样细碎，与流萤一样细碎，细碎得让杜牧难忘。
从杜牧的角度看，时间的确在这里有了漶漫的感觉。这条小径似乎原封不动地环绕着这个村庄。即使是它上面的那条小水沟，似乎也是几十年前，我离开时就存在着的模样。这些流萤也一直在我们之间隐隐约约、飞来飞去地萦绕，扑打流萤的小姑娘、小伙子似乎仍然在说笑着、打骂着，这些画面挥之不去。
布罗茨基说：“历史的残片你见得越多，盯得越久，你就越难进入历史。”这些流萤，这条小径，这些细碎的无论什么时候也未曾改变过的狗尾巴草、山毛榉、蒲公英，无疑都是乡村的碎片。此刻，它们充满着诱惑，是诱惑我们将其修复为一个整体然后进入？但我既无法进入，也觉得无此必要。这些碎片应该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秩序。春荣冬枯，四季更迭，一切都在约束中前行，又在约束中释放。比如这些小径上的野花野草长了一会儿，就会止步不前，它们很得体地不是枯而是自己让自己脱落下去，它们似乎知道不能遮盖得过于夸张而密实，得允许人们在夜间看清且顺利地通过这条世代川流不息的通道。
静止地前行——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如此，上帝给了他一个空间，一个能适度伸展手脚的空间，他就会也只能在这个空间里出没，可以打呵欠，可以荷锄，可以奔走不息。适度就是一切。甚至也不是适度，而是遵守。甚至也不是遵守，而是一种细碎的、不紧不慢的、向上同时又向下的、从容的呈现。
我喜欢这种从容的呈现，没有“乱云飞渡”的英雄气概，而是像远处村庄里一间又一间安静的房屋、房屋墙壁上的窗户、房屋上方一块一块的亮瓦。那些窗户永远五十公分见方。那些亮瓦永远在灰色的屋顶或呈“品”字形，或等号一般，甚或呈“|”形。
小时候就是从这个五十公分见方的窗户上看外面的世界，从“品”字形、等号形甚或“|”形的亮瓦上观看天空和雨水从天空中落下的模样。现在我才知道，从那些五十公分见方的窗户上看到的世界也是那么精彩、那么百看不厌，让我们的童年既细碎又端正、简单。我记忆里的童年是从村旁小水沟里抓泥鳅开始的，然后就是用蜘蛛网捕获知了，到了夜间我们就会三五成群地扑打流萤，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筢柴、拾粪、割猪草了。我的确无法知道那些“品”字形、等号形、甚或 “|”形的亮瓦到底包含了多少意味深长的乡村历史文化积淀，从那些亮瓦上到底流走了多少雨水与雪水，它是向着谁划上等号，又是向着谁呈现它的“品”形，那么简单而合理。我知道，它肯定没有刘禹锡《游玄都观》时“尽是刘郎走后栽”的愤懑，也没有刘禹锡《再游玄都观》时的那种“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兔葵燕麦式的慨叹扼腕。 在我的家乡，甚至在许多人的家乡，田畈里的世界永远一览无余，充满光泽。那一丛一丛的野菊花、那跨不过的必须绕过去的金樱子的藤蔓……一切似乎都记录在稻子的稻穗里，记录在流萤一闪一闪的微光中，记录在野花野草们的叶片的脉胳上。它们全部自我分离，自己照顾自己，却又全部相连、相通。而在远处的村庄，屋内却截然不同，它虽然有五十公分见方的窗户，有“品”字形、等号形甚或 ‘|’形的亮瓦，与外面只隔薄薄的一层，但它仍是那么昏暗，昏暗地呈现温暖。这样昏暗而温暖的环境只适合那句“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俚语，而不适合眺望与遐想，似乎在坚持着让人断了三心二意的念头，像是那些农人们的根。在阳光之外，暗暗生长的根，总是暗暗地抓住其周边的泥土，不张望，不逞强，但它们却在不断地深入泥土的内部，即便有坚硬的岩石阻隔也不改初衷，仍然支撑起整个田野与山冈。
我一直不满意《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儒家精髓“格物致知”的解释，我自己虽从青年找到中年，也仍没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阐释。天空现在下起了小雨。那么细碎的雨也仍能将我的头发和衣服浸染得有些潮湿，甚至不是浸染的，而是濡染。我想这是不是天空在“格物”？格物然后致知，让我们细细地品尝。
其实，整个乡村都在细细地读。既在读我们，也为我们所读。像村头那座油坊里正在拉着碾子的那头牛。它的眼睛一直被蒙着，身子围绕着磨不停地转动，一步一步，喘着很粗的气。这头牛是不是也在“格物”？旁边的师傅不停地用手整理着碾槽里的东西，有时是油菜籽、有时是芝麻。很香很诱人的菜油、芝麻油就是从这一小块散发着牛粪味的地方碾出来的。这个师傅是不是也在“格物”？
这飘散的牛粪味在“格物”，它环绕村庄已有千年时光。
病 中
当我从病床上醒来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这个时间让我十分惊讶，甚至难以接受。用眼下流行的说法，时间到哪儿去了？因为我被推进手术室是上午10点。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是个小手术——微创，时间会很短。
短是个什么概念，它需要多长时间？此刻，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我可以肯定，应该不是平常人们所说的人生苦短中的那个“短”，因为人的一生正常情况应该有几十年吧！从这方面讲，“短”似乎就有些“长”了。但不管是长还是短，时间，准确地说是“我的时间”，已被我的医生“切除”了。
但我还是不解。被“切除”了的到底是时间还是我？看见我刚从昏迷中醒来就一脸狐疑，大家很是不解，问我在怀疑什么。我说没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但我感到还是不说为好。
其实，这时我已经猜到了：一、我的手术不是一个小手术;二、我从这个世界短暂地消失了，因为麻醉，我的时间发生了断裂，像蒸发掉了一样，像一篇不怎么样的文章，有些与下文接不起来的感觉。我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不仅被切除了一块肉瘤，与它同时被切除的还有一些时间。这些时间对于我来说，大概也与那块肉瘤一样难看。但我又想，人生如果真能将那些难看的部分、生了病的部分切除，那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美事。从这方面来推断，我怀疑我的那块肉瘤是否真的被切除了，它会不会再次长出来。
但我坚信，我的那个所谓斷裂或蒸发了的时间仍然在我体内，存在于我的整个人生，永远无法被切除。人生有许多东西是无法切除的，如果硬要切除，那将彻底改变性质。
现在我才知道健康的人与生病的人的本质区别。健康的人可以“神游八极”“挥斥方遒”，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但对一个病人而言，这些都不算什么了。病床可以让他放弃健康时产生的一切耐人寻味的遐想与美丽动人的思考——那些健康时产生的耐人寻味的遐想与美丽动人的思考，像我那被塑封了的照片，虽然看上去有笑脸，但摸上去冰冷，似乎离现实世界相去十万八千里——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切思考和遐想都是健康的、美丽的。
病人的脑子里是被抽空了的，被病魔抽空了。被抽去了正常的思维，只丢放了一个躯壳在那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带着呼吸的躯壳也不过分，且这个躯壳不是想填什么就能填什么。他只有被动的等待，对一切平常感到害怕的事包括死亡均非常坦然。人并非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人类注定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叔本华之所谓“恐惧”应该是指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我认为，人在病中是既没有价值感，也没有恐惧感，更没有要去寻找活着的意义与价值的想法。我看着头顶上的液体一点一滴地流入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联想，也没办法产生出什么联想。记不得是谁在一篇散文里描写这些一点一滴的液体的声音时说它像美妙的音乐，我当时还信以为真。现在看来，太不真切，太离谱了。病人面对这些液体的感觉已经麻木，它们类似于一个不存在的存在物。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曾在他的诗作《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中写道：“人们是怎样精确地在医院里向大夫描述他们的疼痛。/即便那些还没有学会读写的人也懂得精确：/这种是一跳一跳的痛，这种是/扭伤的痛，这种是咬痛，这种是灼痛还有……”
阿米亥是不是既能精确地认识疼痛又能精确地认识欢乐？从阿米亥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一滴的液体应该就是一点一滴的疼痛，它精确地抵达到了我身体疼痛着的每一个部分。其实我很清楚，这一点一滴的疼痛并非来自于我的指认，而是医生，医生让它穿越我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然后到达另一些部位。
我那时并没有疼痛的感觉，有的只是木讷;也不是木讷，而是莫名其妙。我的莫名其妙来自于那一点一滴的液体。生命脆弱到由一滴液体控制，就是我那时的想法。而更为可怕的是我躺在病床上时产生的这些想法居然到现在也无人能辩驳。
我当然更没有模糊的欢乐。而疼痛，感到疼痛或者说承认并承担疼痛的应该是我的家人，我就是他们的痛。我后来在一首诗写道：“人生切除一些多么重要/麻醉一会多么重要。”我还写道：“生命多么坚强！/那么细的一根塑管/类似于一根稻草/那么透明/一点一点的白色液体/轻轻一点/就将我从黑暗的井底牵回水面。”生命的确是既脆弱又坚强，坚强到一根塑料管也能引领我们前行。这根塑料管无疑就是人生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明亮却又含糊，尽管上面有小坑、小石块，但它足可以让我们辨认。 即便是现在，我仍然不清楚阿米亥为什么能那么坚决地指认“痛”，而我不能。比如心灵深处的疼痛，谁能说出它痛在何方、何处？因此它是模糊的，像阿米亥之所谓欢乐一样，甚至是没有边界的。
最近读到一本书，美国学者凯博文所著《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该书囊括了作者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窗口，让我知道，思维模式可以向肉体转化，即思维的疾病可以转化为肉体的痛苦，通过肉体的疼痛来释放，让肉体来承担。他在书中写道：“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
凯博文的观点的确让我耳目一新。按此推算，我的那次手术包括因手术带来的疼痛应该来自于我的妻子。
应该是2013年的国庆节前夕，我妻子从家中两米多高的阳台上的楼梯口不慎摔了下来。经检查，她的桡骨鹰嘴呈粉碎性骨折，必须要做手术，且由于摔得太重，必须植入人造桡骨鹰嘴。
我刚出差回家，又是国庆节，本来打算好好休息一下，感受一下平日里无法感受的轻松。没想到一下子出这么大的事，我只好迅速回到省城。
而随着妻子的入院，我不久也随之住进了医院。我住院不是去照顾妻子，而是我自己身体也出了故障，我被检查出膀胱瘤。经网上咨询，泌尿系统的肿瘤大部分是恶性的。这个结论把几乎不懂医学知识的我及全家吓一大跳。那不是一张死亡通知书吗！我突然感到我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到现在我虽然知道妻子摔下来与她终日劳累有关，符合凯博文的转化。那么我的疾病也是凯博文之所谓转化吗？但我无法从凯博文的书中找到我肉体与思维互相被转化得那么快的原因。是我思维的易感还是我身体的脆弱？有人说诗人的思维是易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理解起凯博文的观点来就容易得多，因为我是一个写诗的人。但诗人的转化不至于像风云一般无常吧？
凯博文继续写道：“精神疾病首先产生了躯体性不适。”比如失眠、疲劳、焦虑等，这种躯体性不适在我看来实际上是躯体对精神提出的一种“批判”，通过不适表达出来。
我不解的是，这种批判实在是有点太夸张、太过随意了，有点像围棋选手在围棋比赛时下了一步“大随手”。
我在住院期间，时不时看见我妻子暗暗以泪洗面。奇怪的是，她并没有产生新的不适。这是不是她的泪水起了作用？她用泪水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批判”！这种通过泪水来对身体进行“批判”的方式是不是一种对“疼痛”的稀释？
人类经常用这种方式驱赶病痛。这种稀释实际上类似于切除。布诺茨基在他的散文《战利品》中说道：“太初有肉。”是不是太初也有瘤？我想瘤就是肉。果真这样，那我就要把我的那句诗改为：人生切除一些多么重要，稀释一下多么重要！
编辑手记：
铁栗以浪漫、诗性的语言带我们回到春天梨花盛放的果园。《阅读果园》融写实、想象、联想、拟人、引用诗句典故等多种手法于一体，虚实结合，语言优美生动，风格纯净清新。作者分三个视角和时间段对果园展开“阅读”，通过主体的感受、观察，充分调动主体的听觉、视觉，从声（水声、鸟声、写字声、风声）、光（日光、灯光）、梨花等几个方面进行描写，突出梨园不同状态下共同的特点：充满自然纯性的静与美。作者并未简单地对动植物进行描绘和抒情，而将重点放在对人与自然万物的互动，呈现在被自然淘洗后最本真、纯净的人性美：“和梨花通了悲欢”的水珍、迷醉于池塘美景的“我”、听着刘经理说创世故事的花牛、在梨园悉心创作的刘经理……在这里，人与万物互相感应，植物、动物与人和谐而平等，自由且充满灵性。作者与园主刘经理一样，对人際关系疏离、人性冷漠的都市充满厌倦，在梨园寻找“乡间的灵韵”，回归自然，重拾人性的真善美，呼唤“远去的文化和血脉”。
王晓亮用影子和网对时代更替下的乡村与外界的关系做出了形象的比喻和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一些强行侵入乡村的外来事物，如同覆盖了大水井的绿植，为乡村投下一片影子。这些影子覆盖了那些 “充满世俗的乡间物什和关联的记忆”以及生活方式甚至人的精神，让它们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比如因生态破坏而消失的豺狗、为全家生计冒险放田水的谋生方法、供给全村饮水的大水井……影子不断被新的影子覆盖，旧的事物也不断被新的事物所取代;然而作者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影子并非都是冰冷无情的，它们里面仍有一些有温度的影子。 “网”便指我们的出生地，是我们的根和血脉。不管我们出走到何处，无论时代如何更替、影子如何覆盖，我们都不能忘本，不能迷失自我。丑恶、肮脏总是与希望、新生相生相伴的，尽管有些珍贵的事物消失了，但也会有新的美好的事物出现，我们也会因消失学会回忆美好，学会反思错误，学会珍惜当下的幸福，学会向前看……
从金国泉的三篇作品里，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念旧且善于思考的人。从仰望星空联想到城市化过程中“光污染”对乡村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从水沟、小径、流萤、野花、瓦片、油碾子等细碎的事物，联想到乡村的过去和农人对一方土地的撑持和坚守;由自己在病中的经历结合平时的阅读经验，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生病和痛苦的思考。他的文章是生活化的，平易近人的，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
这个结论在我心中实际早就存在着，只是我一直没有说出口，或者我没有说给别人听，我一直在找寻我不能准确知道的原因。那原本浩繁璀璨的星空此刻稀稀疏疏，显得零落，像羚羊挂角，找不到痕迹。我的仰望几乎每次都是一脸的无奈与怅惘，今天仍然是找了半天我才不清不楚地找到北斗。这个不清不楚之所以能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呈现给我及我们这个小城中居住的人，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初六，一弯新月挂在西天欲沉未沉之际，月亮的西去让北斗找到了自己的光，同时也让我找到了北斗。小时候，父亲背给我听的那副对联：“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四方攘攘乾坤。”我就是通过这副对联知道天空中除北斗之外居然还有南斗这个星座。此刻，忽然就只记得它了，上联已然被时间漂洗得相当干净，也许我是被路灯照得看不清记忆里的片段了。实际上路灯甚至差点也让我记忆中幸存的下联在四方攘攘乾坤中散失。
这些城市的路灯是不是一直在漂洗？甚至就包括小城本身也在进行着这种手术。我没有想到，路灯的照耀居然几乎是洗劫式的，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扫而空。当然，这种空是一种逼上梁山，一种肆无忌惮地把别人的隐私强制性呈现出来的感觉。眼前这个几年前或幽静或朦胧或闪着微微萤火的山村野地，被我脚下这个双向四车道的马路一箭穿心，然后扬长而去，比昨天电视新闻中播报的那个酒驾之人逃逸得还要快。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欣喜若狂还是应该不胜唏嘘。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径丛林。”我家乡的道路也是在田野山冈中前进的，有时甚至是从荆棘、河汊中穿过，有时它会将我们的鞋与裤腿打湿，那里的野蔷薇时不时会将我们的手指划破、划出血。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观点，我脚下的这条双向四车道就肯定不是历史的道路了。
那它会是一条什么道路呢？“要致富，先修路”像一条真理，让城市乡村到处都宽宽敞敞，明亮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昂首挺立着，好像刚跟谁吵了一架，脸红红的，忿忿不平。但那些山鸡野兔的路呢？那些蛇虫蚂蚁的路呢？我想，一定是一退再退，一逃再逃，逃到了某個它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了，但肯定逃不远，因为它们的后方或者说远方也是路，也会有路灯照耀着。这些路和路灯似乎总能适时斩断它们逃亡的路线——我认为这是一种逃亡。
路灯一旦安装，城市似乎就往前迈进了好几步，这在所有正在发展和已经发展得差不多的城市周边都是一样的。乡村、田野、山冈、丘陵，甚至野花、野草，立即就明白：自己应该后退了，当然，不后退时也会被强制执行。这些年，我所在的小城发展得很快，东征西拆，南挖北建，整个城市几乎是在千疮百孔中前进。那些建筑群在因挖地三尺而升起的尘土中耸立起来，小城的整个天空被一块一块切割，然后被一缕一缕的灯光“逼视”，一些广告牌的灯光甚至能气冲斗牛，直指苍穹。这多少有些让我匪夷所思：浩繁的星空，千百年来让人类一直仰望着的星空，其光亮难道远不足以与照射距离不过千米的一缕人工灯光抗衡？比它们还要脆弱吗？
我知道，这道题目谁来解都会出错，人类的仰望为何不能用灯光或者说经不起灯光照射？这些人类亲手制造出来的灯光中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十多年前我曾写下过一首《仰望星空》的诗：“时间在空间中走动/在空间中抓住我们这些猎物/不知名的星星透射暗淡的光/那么居高临下，不可抚摸……”星星一直居高临下，即便暗淡也不可抚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千百年来人类对星空的仰望，才有了毕达哥拉斯，才有了泰勒斯，也才有了黑格尔对泰勒斯说的那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但我没想到现在的星星不再能居高临下了，居高临下的仿佛是人类自身，道路宽敞得不可能再有人如泰勒斯掉进坑里——据此，我在想一定有许多现代人如黑格尔所言永远躺在坑里——也不再“不可抚摸”，而是不可见了——一旦试图与城市的灯光接近，它便隐而不见，这不能用捉迷藏来形容，而是淡出，是遁走，是有意回避，似乎在不屑一顾。
我想到了几年前看到的一个词：光污染。
我万万没有想到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光居然也成为一种污染之源！这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的乡村一旦进入夜晚便几乎是一片漆黑，行路之人借着星光与月光赶路，没有星光与月光时会提着一盏马灯，影子与灯一前一后相互晃动。一条狗叫起来，会引起整个村庄的狗甚至是邻村的狗都会跟着叫上一大阵，有些蜀犬吠日的味道，直到主人喝叫一声“畜生”才肯停下来。在我记忆中，每到冬天一家人会围坐在一盏煤油灯下，有的人家是煤油鳖，比如我家。像鳖一样的鼓子装着煤油架放在用竹子扎成的灯架上，火通过一根细细的灯芯草燃烧并由此发出光来。灯芯草白白的，软软的，像现在的过桥米线。那时乡村专门有鸡毛换灯草的货郎客，所以我常说那时的乡村几乎没有污染，因为货郎客好像什么都收购：鸡毛换盏草，头毛换针，鸡肫皮牙膏皮兑灿豆（一种孩子吃的糖）。我不知道南宋诗人赵秀师《约客》中写的“闲敲棋子落灯花”与我家乡的那种煤油灯落下的灯花是否相似，但有一则谜语对煤油灯的灯花进行了很形象的刻画：“枣子核长，枣子核大（音dai），一屋张不到（意为装不下），张到门外。”也有讲究一点的人家，用的是罩子灯，罩子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罩罩在灯座的上面，这不仅防风，而且火光通过这个灯罩罩壁的反复折射后，比煤油鳖亮堂多了。
我记得真切，那时父亲就着一盏煤油鳖抽着黄烟，不像现在有打火机。乡村通电后曾就此事传出一则笑话，邻村的一个烟鬼子就着灯泡吸了一夜烟，硬是没吸着，第二天他发牢骚：那么亮的电火（灯）为什么就吸不着烟呢？搞得整个村寨的村民都对着他捧腹大笑。
小姐姐会在这个“枣子核”下面的另一旁纳鞋底。现在的人可能不清楚纳鞋底是个什么活儿。我能回忆起那细麻绳从用再也不能穿的破衣服制成的鞋底中抽过的声音，丝丝的、闷闷的，还有些脆脆的，反正很入耳。母亲在一旁纺线——我突然发现五笔字输入法没有“纺线”这个词，估计没人用这个词了。有几个邻居喜欢吃过晚饭后到我家来坐，泉伢、雪羊、我二叔是常客。雪羊喜欢掉着坐，就是屁股不在板凳上，而是大腿根部落在上面;二叔喜欢坐在木梯子的横档上面，也是掉着的，似乎这样坐，重心前移，终日劳作的腰部、背部就有了个暂时歇息的依靠;泉伢一般都是站着，他们喜欢听我父亲讲故事。那时候我好像在读小学，也没什么家庭作业，就在一旁听着父亲讲杨家将、薛仁贵、岳飞……让我记忆最深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每次当他们起身回家睡觉时，走出门仰望星空的画面。父亲也会跟出去看一下，说七姑星到正当顶了，意思时间比较晚。家乡传说七姑星就是玉帝老儿的那七个女儿，我到现在也没摸清七姑星是个什么星座。有时他们会说月亮起山老高了。那时又没有钟表，村民们仅凭观看月亮就能知道大概的时间：十七扎一支笔（意思是古历十七，太阳下山后，月亮只扎一支笔的功夫就出来了）;十八杀一只鸭;十九杀一条狗;二十时辰月起二更;二十一二里，月亮半夜起;二十三四头，月起高山好用牛…… 这些朴素的仰望比朴素的村民们还要朴素，他们对星空的凝望像一种滴水穿石的渗透，并且自成体系，自有逻辑，我到现在仍然是被震慑着的。“月亮走，我也走，我到望江去打酒。”望江是我家乡县城所在地，从这则童谣中就知道幼小的我们对县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同时也知道那时买酒是从酒缸中打，而不是像现在来一瓶或来一箱。我曾因为这则童谣与堂兄泉伢争吵过，我说那个月亮明明是跟着我走，怎么会也跟着你走呢？不可能！堂弟水根也会准时出来，于是各执一词，各自的月亮各自带回了家，甚至就把它带出了童年。
这些对星空的仰望，基本上发生在午夜时分，也只有在午夜时分才会有对星空的仰望。我们的童年也就因此有了许多从星星中漏下来的光的照耀，甚至不只是我们，而是整个人类。人类一直在仰望中前行，在仰望中抵达那不可抵达之处，那些漏下来的光会帮着人类折射，从而在那漆黑的夜晚辨别一切，并“把酒问青天”！
我没想到我们的青春被剥离后，供我們仰望的星空也随着我们的青春一起被剥离了。它会不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我曾就此事专门去过老家，老家的村子现在都一字长蛇阵地排在了路边，因而也像街道，并因此早就安上了路灯，站在村庄仰望星空与站在我现在身处的小城的马路上仰望星空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是人类自己将这扇门关上了吗？
这个感觉很强烈。如果是这样，那我看到的北斗就是从这道门的缝隙中逃逸出来的。此刻路上已觉寒意了，如我一样在此时散步的人已很少，小城毕竟不是大城，双向四车道的水泥路只剩下不时扬长而去的稀疏的车辆。
一只黄鼠狼在不远处突然横穿到马路上，我没看到它战战兢兢的样子，但我想肯定是的，与我一起散步的妻子说肯定有些。那只黄鼠狼突然回了一下头，我一跺脚，想与它开个玩笑，但它即刻蹿进了路边的草丛中。黄鼠狼蹿进草丛时，蝈蝈们不叫了。九月十月的天气，仍有蝈蝈在展示它最后的歌喉。
黄鼠狼与我们是死敌，与蝈蝈也是死敌吗？
细 碎
乡村是细碎的。细碎得像眼前田野里一丛一丛的野菊花，屠家田、陈家湾、洪家咀、火烧老屋……是不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一个又一个布局？狗尾巴草、山毛榉甚至蒲公英，只要你随便吹一下就能将它吹上天，吹送好几里远，那么不占空间也不占时间地随风摇曳。举目望去，整个乡野都极富穿透力，给人一种慵懒而恬淡的感觉。
田沟里的水也在细碎地流，没有了春日里的激动、夏日里的奔涌，类似于在水沟里的一种无意识的表达。有些许青苔在水沟里晃荡，在一个一个似原地不动又似款步前行的小螺蛳的上面，像一个又一个隐隐约约的存在。有看似刚刚诞生的小鱼苗在其中映照。即便显示出欢快，我也仍能从中品味出它们是漠然的，在漠然地欢快，没有目的。漠然其实也是从容、泰然的一部分。我们这些都市人能真正像这些小鱼苗一样从容、泰然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没有目的就是太初最本真的东西。它真实而坦然地面对这个标签一样充满着目的的繁华而闹腾的世界。
我此刻也是一个本真的存在，剥去了几十年的浮漂，露出几十年前的光溜溜而又灰不溜秋的自己。像这条我正在走着的田埂上的小径，虽被小草们半遮半掩着，但仍灰白，仍一览无余。草们已有些枯黄，自然地卧躺在小径旁边，向着小径的颜色安静地靠近。这样的靠近是一种美，美到不争不抢，美到节制而自然脱落。我突然想起唐朝张乔在《题郑侍御蓝田别业》中的两句诗：“小径通商岭，高窗见杜陵。”想来张乔所见小径也如我所在的小径一般一览无余。但这里的小径自然不能通“商岭”，它只能直奔村庄，直奔我们的童年。“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那轻轻扑打流萤的小扇也是那样细碎，与流萤一样细碎，细碎得让杜牧难忘。
从杜牧的角度看，时间的确在这里有了漶漫的感觉。这条小径似乎原封不动地环绕着这个村庄。即使是它上面的那条小水沟，似乎也是几十年前，我离开时就存在着的模样。这些流萤也一直在我们之间隐隐约约、飞来飞去地萦绕，扑打流萤的小姑娘、小伙子似乎仍然在说笑着、打骂着，这些画面挥之不去。
布罗茨基说：“历史的残片你见得越多，盯得越久，你就越难进入历史。”这些流萤，这条小径，这些细碎的无论什么时候也未曾改变过的狗尾巴草、山毛榉、蒲公英，无疑都是乡村的碎片。此刻，它们充满着诱惑，是诱惑我们将其修复为一个整体然后进入？但我既无法进入，也觉得无此必要。这些碎片应该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秩序。春荣冬枯，四季更迭，一切都在约束中前行，又在约束中释放。比如这些小径上的野花野草长了一会儿，就会止步不前，它们很得体地不是枯而是自己让自己脱落下去，它们似乎知道不能遮盖得过于夸张而密实，得允许人们在夜间看清且顺利地通过这条世代川流不息的通道。
静止地前行——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如此，上帝给了他一个空间，一个能适度伸展手脚的空间，他就会也只能在这个空间里出没，可以打呵欠，可以荷锄，可以奔走不息。适度就是一切。甚至也不是适度，而是遵守。甚至也不是遵守，而是一种细碎的、不紧不慢的、向上同时又向下的、从容的呈现。
我喜欢这种从容的呈现，没有“乱云飞渡”的英雄气概，而是像远处村庄里一间又一间安静的房屋、房屋墙壁上的窗户、房屋上方一块一块的亮瓦。那些窗户永远五十公分见方。那些亮瓦永远在灰色的屋顶或呈“品”字形，或等号一般，甚或呈“|”形。
小时候就是从这个五十公分见方的窗户上看外面的世界，从“品”字形、等号形甚或“|”形的亮瓦上观看天空和雨水从天空中落下的模样。现在我才知道，从那些五十公分见方的窗户上看到的世界也是那么精彩、那么百看不厌，让我们的童年既细碎又端正、简单。我记忆里的童年是从村旁小水沟里抓泥鳅开始的，然后就是用蜘蛛网捕获知了，到了夜间我们就会三五成群地扑打流萤，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筢柴、拾粪、割猪草了。我的确无法知道那些“品”字形、等号形、甚或 “|”形的亮瓦到底包含了多少意味深长的乡村历史文化积淀，从那些亮瓦上到底流走了多少雨水与雪水，它是向着谁划上等号，又是向着谁呈现它的“品”形，那么简单而合理。我知道，它肯定没有刘禹锡《游玄都观》时“尽是刘郎走后栽”的愤懑，也没有刘禹锡《再游玄都观》时的那种“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兔葵燕麦式的慨叹扼腕。 在我的家乡，甚至在许多人的家乡，田畈里的世界永远一览无余，充满光泽。那一丛一丛的野菊花、那跨不过的必须绕过去的金樱子的藤蔓……一切似乎都记录在稻子的稻穗里，记录在流萤一闪一闪的微光中，记录在野花野草们的叶片的脉胳上。它们全部自我分离，自己照顾自己，却又全部相连、相通。而在远处的村庄，屋内却截然不同，它虽然有五十公分见方的窗户，有“品”字形、等号形甚或 ‘|’形的亮瓦，与外面只隔薄薄的一层，但它仍是那么昏暗，昏暗地呈现温暖。这样昏暗而温暖的环境只适合那句“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俚语，而不适合眺望与遐想，似乎在坚持着让人断了三心二意的念头，像是那些农人们的根。在阳光之外，暗暗生长的根，总是暗暗地抓住其周边的泥土，不张望，不逞强，但它们却在不断地深入泥土的内部，即便有坚硬的岩石阻隔也不改初衷，仍然支撑起整个田野与山冈。
我一直不满意《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儒家精髓“格物致知”的解释，我自己虽从青年找到中年，也仍没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阐释。天空现在下起了小雨。那么细碎的雨也仍能将我的头发和衣服浸染得有些潮湿，甚至不是浸染的，而是濡染。我想这是不是天空在“格物”？格物然后致知，让我们细细地品尝。
其实，整个乡村都在细细地读。既在读我们，也为我们所读。像村头那座油坊里正在拉着碾子的那头牛。它的眼睛一直被蒙着，身子围绕着磨不停地转动，一步一步，喘着很粗的气。这头牛是不是也在“格物”？旁边的师傅不停地用手整理着碾槽里的东西，有时是油菜籽、有时是芝麻。很香很诱人的菜油、芝麻油就是从这一小块散发着牛粪味的地方碾出来的。这个师傅是不是也在“格物”？
这飘散的牛粪味在“格物”，它环绕村庄已有千年时光。
病 中
当我从病床上醒来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这个时间让我十分惊讶，甚至难以接受。用眼下流行的说法，时间到哪儿去了？因为我被推进手术室是上午10点。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是个小手术——微创，时间会很短。
短是个什么概念，它需要多长时间？此刻，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我可以肯定，应该不是平常人们所说的人生苦短中的那个“短”，因为人的一生正常情况应该有几十年吧！从这方面讲，“短”似乎就有些“长”了。但不管是长还是短，时间，准确地说是“我的时间”，已被我的医生“切除”了。
但我还是不解。被“切除”了的到底是时间还是我？看见我刚从昏迷中醒来就一脸狐疑，大家很是不解，问我在怀疑什么。我说没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但我感到还是不说为好。
其实，这时我已经猜到了：一、我的手术不是一个小手术;二、我从这个世界短暂地消失了，因为麻醉，我的时间发生了断裂，像蒸发掉了一样，像一篇不怎么样的文章，有些与下文接不起来的感觉。我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不仅被切除了一块肉瘤，与它同时被切除的还有一些时间。这些时间对于我来说，大概也与那块肉瘤一样难看。但我又想，人生如果真能将那些难看的部分、生了病的部分切除，那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美事。从这方面来推断，我怀疑我的那块肉瘤是否真的被切除了，它会不会再次长出来。
但我坚信，我的那个所谓斷裂或蒸发了的时间仍然在我体内，存在于我的整个人生，永远无法被切除。人生有许多东西是无法切除的，如果硬要切除，那将彻底改变性质。
现在我才知道健康的人与生病的人的本质区别。健康的人可以“神游八极”“挥斥方遒”，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但对一个病人而言，这些都不算什么了。病床可以让他放弃健康时产生的一切耐人寻味的遐想与美丽动人的思考——那些健康时产生的耐人寻味的遐想与美丽动人的思考，像我那被塑封了的照片，虽然看上去有笑脸，但摸上去冰冷，似乎离现实世界相去十万八千里——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切思考和遐想都是健康的、美丽的。
病人的脑子里是被抽空了的，被病魔抽空了。被抽去了正常的思维，只丢放了一个躯壳在那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带着呼吸的躯壳也不过分，且这个躯壳不是想填什么就能填什么。他只有被动的等待，对一切平常感到害怕的事包括死亡均非常坦然。人并非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人类注定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叔本华之所谓“恐惧”应该是指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我认为，人在病中是既没有价值感，也没有恐惧感，更没有要去寻找活着的意义与价值的想法。我看着头顶上的液体一点一滴地流入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联想，也没办法产生出什么联想。记不得是谁在一篇散文里描写这些一点一滴的液体的声音时说它像美妙的音乐，我当时还信以为真。现在看来，太不真切，太离谱了。病人面对这些液体的感觉已经麻木，它们类似于一个不存在的存在物。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曾在他的诗作《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中写道：“人们是怎样精确地在医院里向大夫描述他们的疼痛。/即便那些还没有学会读写的人也懂得精确：/这种是一跳一跳的痛，这种是/扭伤的痛，这种是咬痛，这种是灼痛还有……”
阿米亥是不是既能精确地认识疼痛又能精确地认识欢乐？从阿米亥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一滴的液体应该就是一点一滴的疼痛，它精确地抵达到了我身体疼痛着的每一个部分。其实我很清楚，这一点一滴的疼痛并非来自于我的指认，而是医生，医生让它穿越我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然后到达另一些部位。
我那时并没有疼痛的感觉，有的只是木讷;也不是木讷，而是莫名其妙。我的莫名其妙来自于那一点一滴的液体。生命脆弱到由一滴液体控制，就是我那时的想法。而更为可怕的是我躺在病床上时产生的这些想法居然到现在也无人能辩驳。
我当然更没有模糊的欢乐。而疼痛，感到疼痛或者说承认并承担疼痛的应该是我的家人，我就是他们的痛。我后来在一首诗写道：“人生切除一些多么重要/麻醉一会多么重要。”我还写道：“生命多么坚强！/那么细的一根塑管/类似于一根稻草/那么透明/一点一点的白色液体/轻轻一点/就将我从黑暗的井底牵回水面。”生命的确是既脆弱又坚强，坚强到一根塑料管也能引领我们前行。这根塑料管无疑就是人生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明亮却又含糊，尽管上面有小坑、小石块，但它足可以让我们辨认。 即便是现在，我仍然不清楚阿米亥为什么能那么坚决地指认“痛”，而我不能。比如心灵深处的疼痛，谁能说出它痛在何方、何处？因此它是模糊的，像阿米亥之所谓欢乐一样，甚至是没有边界的。
最近读到一本书，美国学者凯博文所著《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该书囊括了作者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窗口，让我知道，思维模式可以向肉体转化，即思维的疾病可以转化为肉体的痛苦，通过肉体的疼痛来释放，让肉体来承担。他在书中写道：“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
凯博文的观点的确让我耳目一新。按此推算，我的那次手术包括因手术带来的疼痛应该来自于我的妻子。
应该是2013年的国庆节前夕，我妻子从家中两米多高的阳台上的楼梯口不慎摔了下来。经检查，她的桡骨鹰嘴呈粉碎性骨折，必须要做手术，且由于摔得太重，必须植入人造桡骨鹰嘴。
我刚出差回家，又是国庆节，本来打算好好休息一下，感受一下平日里无法感受的轻松。没想到一下子出这么大的事，我只好迅速回到省城。
而随着妻子的入院，我不久也随之住进了医院。我住院不是去照顾妻子，而是我自己身体也出了故障，我被检查出膀胱瘤。经网上咨询，泌尿系统的肿瘤大部分是恶性的。这个结论把几乎不懂医学知识的我及全家吓一大跳。那不是一张死亡通知书吗！我突然感到我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到现在我虽然知道妻子摔下来与她终日劳累有关，符合凯博文的转化。那么我的疾病也是凯博文之所谓转化吗？但我无法从凯博文的书中找到我肉体与思维互相被转化得那么快的原因。是我思维的易感还是我身体的脆弱？有人说诗人的思维是易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理解起凯博文的观点来就容易得多，因为我是一个写诗的人。但诗人的转化不至于像风云一般无常吧？
凯博文继续写道：“精神疾病首先产生了躯体性不适。”比如失眠、疲劳、焦虑等，这种躯体性不适在我看来实际上是躯体对精神提出的一种“批判”，通过不适表达出来。
我不解的是，这种批判实在是有点太夸张、太过随意了，有点像围棋选手在围棋比赛时下了一步“大随手”。
我在住院期间，时不时看见我妻子暗暗以泪洗面。奇怪的是，她并没有产生新的不适。这是不是她的泪水起了作用？她用泪水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批判”！这种通过泪水来对身体进行“批判”的方式是不是一种对“疼痛”的稀释？
人类经常用这种方式驱赶病痛。这种稀释实际上类似于切除。布诺茨基在他的散文《战利品》中说道：“太初有肉。”是不是太初也有瘤？我想瘤就是肉。果真这样，那我就要把我的那句诗改为：人生切除一些多么重要，稀释一下多么重要！
编辑手记：
铁栗以浪漫、诗性的语言带我们回到春天梨花盛放的果园。《阅读果园》融写实、想象、联想、拟人、引用诗句典故等多种手法于一体，虚实结合，语言优美生动，风格纯净清新。作者分三个视角和时间段对果园展开“阅读”，通过主体的感受、观察，充分调动主体的听觉、视觉，从声（水声、鸟声、写字声、风声）、光（日光、灯光）、梨花等几个方面进行描写，突出梨园不同状态下共同的特点：充满自然纯性的静与美。作者并未简单地对动植物进行描绘和抒情，而将重点放在对人与自然万物的互动，呈现在被自然淘洗后最本真、纯净的人性美：“和梨花通了悲欢”的水珍、迷醉于池塘美景的“我”、听着刘经理说创世故事的花牛、在梨园悉心创作的刘经理……在这里，人与万物互相感应，植物、动物与人和谐而平等，自由且充满灵性。作者与园主刘经理一样，对人際关系疏离、人性冷漠的都市充满厌倦，在梨园寻找“乡间的灵韵”，回归自然，重拾人性的真善美，呼唤“远去的文化和血脉”。
王晓亮用影子和网对时代更替下的乡村与外界的关系做出了形象的比喻和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一些强行侵入乡村的外来事物，如同覆盖了大水井的绿植，为乡村投下一片影子。这些影子覆盖了那些 “充满世俗的乡间物什和关联的记忆”以及生活方式甚至人的精神，让它们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比如因生态破坏而消失的豺狗、为全家生计冒险放田水的谋生方法、供给全村饮水的大水井……影子不断被新的影子覆盖，旧的事物也不断被新的事物所取代;然而作者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影子并非都是冰冷无情的，它们里面仍有一些有温度的影子。 “网”便指我们的出生地，是我们的根和血脉。不管我们出走到何处，无论时代如何更替、影子如何覆盖，我们都不能忘本，不能迷失自我。丑恶、肮脏总是与希望、新生相生相伴的，尽管有些珍贵的事物消失了，但也会有新的美好的事物出现，我们也会因消失学会回忆美好，学会反思错误，学会珍惜当下的幸福，学会向前看……
从金国泉的三篇作品里，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念旧且善于思考的人。从仰望星空联想到城市化过程中“光污染”对乡村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从水沟、小径、流萤、野花、瓦片、油碾子等细碎的事物，联想到乡村的过去和农人对一方土地的撑持和坚守;由自己在病中的经历结合平时的阅读经验，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生病和痛苦的思考。他的文章是生活化的，平易近人的，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