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现代公共关系发韧之初的大量原典文献,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考察公关之父伯内斯的思想与实践,总结和批判了现代公关的哲学基础与民主悖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现代公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产物,旨在通过告知和说服,整合公众态度和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形塑社会认同。伯内斯认为公关的告知、说服和整合在现代社会既是必要的——它避免了以暴力威胁和恐吓来建立社会秩序,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必须从"大处思考",引领大众,"设计认同"。而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批评者则提出,公关强化了社会控制,加剧了精英对大众思想的操纵和滥用,造成了商业、政治对公共领域的殖民。因此,现代公关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来自功利性传播的道德风险,而且根源于自由与秩序、自我与认同、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民主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