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王旭，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16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成方圆唱《游子吟》，坐火车去开封花45块钱买了一把吉他。“那个时候我家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我们就在马路边上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他承包了一个苹果园。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想起一出唱一出。马路上有人，在那儿站着听。”
　　一两年后，不结婚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很快找了媳妇，也生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县里来了歌舞团，要到河南、山东等地巡演。老婆死活跟他闹，可最后他还是去了。歌舞团一共13个人，他什么都干。他烫了头发，穿个皮裤、高跟皮鞋和红衣服当演出服。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他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春节，他回家，带回去20块钱， 10块钱还是借的。“手冻得红肿，裂着大口子。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暖和。”
　　上世纪90年代末，打工大潮開始了，他去了乌鲁木齐，就靠出大力，一天10块钱。春节在黄河小浪底加班。“没人，大山里面回音特别好，就吼呗，‘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000年，北京的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过来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火车。“结果下了车直接就被拉清河去了。”原来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
　　趁老板不在，他们几个人爬上台去，唱唱。他说，能洗澡，能唱歌，能挣钱，多好！但到最后锅炉的活儿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呆不下去，回家了。
　　2003年，他又去了北京。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不能出去，几个同事说你怎么不去酒吧唱唱啊。最后联系上了一个在三里屯的，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他被看上了。但从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两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蛮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堵得我要命，迟到了三天。”老板让他走人。
　　再没别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不敢唱，买了好多啤酒喝下，这才往那儿一坐，才敢弹琴。
　　终于有一天唱到天安门了，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通通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臊眉耷眼回去了。
　　以后，他就守着公主坟通道唱。有一天唱《安妮》，把边上摆地摊的大姐给唱哭了。还有一天唱《英雄》，路过的一个姑娘，让他给她唱了两遍。唱完了，还拥抱了一下，觉得特温馨，第二天跑单位里还跟同事贫。
　　他挺自得其乐的：做自己喜欢做的，能挣点钱，还能得到人心的奖赏。他还在通道里认识了刘刚。他喜欢《春天里》，“喜欢得发痴发狂”，QQ签名上写，“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时候，不要在我的坟前放哀乐，就给我放这首《春天里》。”他觉得它在说他的历程。有人担心旭日阳刚只是昙花一现，他说，“要说我们是昙花，我觉得我们要开得非常灿烂，是吧？”
　　 （张有军摘自《新华日报·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