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961年，英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蒙哥马利先后两次访华，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调整。

蒙哥马利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三原则

　　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阿拉曼战役等重大战役并取得胜利。1958年，蒙哥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退休后的他对美国的东西方政策予以尖锐的抨击，并认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于中国”。基于这种认识，1959年，蒙哥马利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了希望访华的意愿，访问印度时，他又向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正式提出访华要求，希望认识中国领导人，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看看普通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发展计划。
　　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缓和与欧洲的关系，以减轻同时面对美苏战略包围的压力。于是，中国很快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访华要求。
　　1960年5月23日至29日，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周恩来于5月25日接见蒙哥马利，并就战争、中国的最终目标及中苏关系三个方面问题表述了中国的立场。5月26日，周恩来同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中美关系。周恩来表示，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周恩来明确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通过两次会谈，周恩来感到蒙哥马利的对华态度是友好的，因此，进一步安排了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会谈。
　　5月27日，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会见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迫切地表示，希望了解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一种反语表示：“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随着谈话的进行，毛泽东谈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显然，毛泽东已将欧洲排除在中国的敌人之外。也是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对欧外交的新政策。
　　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成功，使蒙哥马利对此次访华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离开中国前表示，访问“使我能够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对新中国，我们大家都应当同它友好”。由于这次访华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蒙哥马利感觉看到的东西不够，为此，他希望在1961年9月再次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
　　对于蒙哥马利的再次访华要求，周恩来原则上表示同意。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来到北京，在接待宴会上，蒙哥马利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表示：“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周恩来表示，蒙哥马利的讲话很好，看来他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三原则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
　　9月9日至20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蒙哥马利先后去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其中很多地方当时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周恩来希望通过自由参观，让蒙哥马利直观地了解中国，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他以及英国上层人物对国际局势的观点和对中国的看法。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安排的确起到了作用。
　　就在蒙哥马利到各地访问的同时，中央工作会议也在庐山召开。在此期间，周恩来对蒙哥马利访问结束后的会谈作了具体考虑，并准备视会谈情况再考虑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事宜。9月21日，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赶回北京会见蒙哥马利。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对蒙哥马利的三项原则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
　　9月23日，蒙哥马利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再一次申明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并表示，旅行“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自解放以来所获得的进展”，“它向我表明了過去12年中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蒙哥马利的这些友好言论，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明智主张。
　　远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密切关注着蒙哥马利的行程。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蒙哥马利。谈话从晚上6时30分持续到9时30分。通过在中国的亲身观察，蒙哥马利向毛泽东表示，“同旧中国相比，解放以后，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克服很多困难”，但中国人民“完全可以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毛泽东则表示：“三项原则提得对，提得好。”9月24日，毛泽东临时决定，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这次追加的谈话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进行到下午5时。
　　几次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让蒙哥马利印象深刻。他撰文表示，“毛有卓越的才智，处理问题非常实际”，“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周总理对世界情况知道得很多，对人态度诚恳，谈问题明确并且敏锐，在我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袖中是少有的人物”。

周恩来释放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信号

　　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采取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直到日内瓦会议期间，新中国才开始对西方的外宣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苏关系均十分紧张，缓和与欧洲的关系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先后会见了蒙哥马利、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希望利用他们的影响传递中国试图与欧洲缓和的信号，当然，首先是改变欧洲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和平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由于冷战时期西方的反共宣传，西方国家的民众无法了解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这方面，蒙哥马利远比其他西方政治人物有远见。在两次访华中，和平问题也是蒙哥马利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蒙哥马利委婉地询问中国在未来是否会侵略他国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直截了当地问：“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说，“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他告诉客人，中国“决不越出边界进行侵略，而且决不企图把它的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
　　同周恩来的会谈加强了蒙哥马利的这一印象。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见蒙哥马利时就反复强调，“说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向外进攻是正确的”，“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长期的建设”。
　　两次访华，不同的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都强调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由此，蒙哥马利得出结论：“中国如饥似渴地需要和平”，“中国对它合法边界以外的地方没有领土野心”。
　　1960年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在会谈中主动提出：“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他告诉蒙哥马利：“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很明显，毛泽东是在明确表示，希望中英关系从半建交关系发展到建交关系。关于法国，毛泽东表示：“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毛泽东的这番话并非无意而言，由于事先知道蒙哥馬利在访华后不久将要见到戴高乐，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有让蒙哥马利捎话的意味。在访问中国后不久，蒙哥马利就见到了戴高乐，专门谈到了对中国之行的印象。其后不久，中法建交，中国对欧关系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安全、与西方关系、核政策等中国外交急需解答的战略问题上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与此相对应，蒙哥马利两次访华后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均成为中国对西方的一次关于中国形象的正面宣传。这一切都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掀起第二次建交高潮创造了条件。
　　（王殿芝荐自七一网/《高端决策：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