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人比家长更能体会到咄咄逼人技术带来的伤害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对眼花缭乱的智能手机游戏缺乏自控力——孩子们就像是智能时代的“小白鼠”,因为手机,家长与孩子间的矛盾越聚越多,最后如火山爆发滑向极端的例子亦不鲜见。然而,尽管许多家长对此深恶痛绝,但技术界依旧麻木不仁,反倒在追求更能令人着迷的软件上一路狂奔。
作为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精神领袖人物的尼尔·波斯曼,其闻名权因典型的批评风格。1982年尼尔出版了《童年的消逝》,对电视文化狂泄炮火。1985年他又出版了《娱乐至死》,将矛头对准低俗化、浅薄化的大众娱乐。1992年他推出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志在给那些技术狂热者一记闷棍。在这本书中,尼尔痛陈技术垄断就是“文化的‘艾滋病’”,直陈“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
“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
技术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尼尔的答案是肯定的。
尼尔预见到了技术的快速发展,但无法想象出技术对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别只顾指责孩子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成人对于手机的迷恋亦走火入魔。曾有人试验,当把手机从身边拿开后,情绪很快跌落到极点。
毫无疑问,技术发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技术让人们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让人比以前更加忙碌,压力也更大。过去尚有余暇与爸妈在一起吃饭聊天,现在得“找点空闲”,才能“回家看看”。
早在1931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就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未来被技术牢牢掌控的社会。在赫胥黎描绘的未来世界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绝大多数人却无法逃脱这样的尴尬命运:从胚胎受精到日常工作,从生活到娱乐,一切在严格的科学技术规制之中,井井有条的背后让人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僵硬气息……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人大都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模样。
而在更为极端的科幻作家看来,如果不能得到更好地约束控制,智能技术或将反客为主,将人类改造成自己的工具。届时,在智能“生物”(人工制造但通过技术实现自我不断改进)眼里,人类只有大脑勉堪使用。如此说,未来人类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或许只剩下一个个使劲贩卖思考苦力的头颅。而完整的人,或许只有在博物馆福尔马林的溶液里偶可观瞻。
脑洞大开的好莱坞科幻电影,早已设想了诸多惊悚的未来,虽然每次人类最终战胜了智能,但我们无法预知,技术发展是否真的会遵从人类书写的脚本。在谈到未来那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美丽新世界”时,赫胥黎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尼尔认为,技术垄断将会导致“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今天的现实早已印证了尼尔的预言:十几年前信息尚属稀缺品,反窥当下,信息早就泛滥成灾。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曾在《信号与噪声》一书中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人类一天创造的内容甚至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内容”。
今天技术对人类深度影响的案例比比皆是:有人开车跟着导航走,结果掉进沟里、闯进田里,更有甚者卡在铁路上。随着5G时代的快速切入,无人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未来必将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智能机器,自此也进一步切断了人类与自然间的直接联系。
如同溫水煮青蛙,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人类对技术的依赖必将更加强烈,这意味人类祖先积累的自然生存本能也会加速消退。未来的人类也许会蜕变为一种严重依赖各类技术的“恒温动物”,整日龟缩在技术打造的“恒温箱”里。
“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
许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前往医院看病,哪怕一个极为普通的病,医生也会开一大堆化验单。患者认为这是加重医疗负担,但站在医生角度,只有穷尽这些手段,才可能逃避误诊漏诊医疗责任。尼尔借此案例导出,技术正在影响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即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再从人性本身出发,而是基于技术角度的考量。当人性让渡于技术,意味技术正朝着凌驾人类的方向肆意狂奔。
就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思维,尼尔打了几个形象的比喻。“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是旧技术与社会的脱钩,新思维的嵌入。过去我们有辆自行车就觉得已经够快,现在坐上了高铁,还希望研制出跑得更快的高铁——“快”字内涵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快速颠覆着我们的原有生活习惯。
尼尔指出,“每一种工具里面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新技术的思维误区,根本一点在于人类对技术的选择性审视。在资本的助推下,技术收益被放大,其负效应则被淡化或者无视,尤其是对人文影响的负效应。因之,尼尔的批评尖锐刺耳: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却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
也许有人会质疑,每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时起,便陷入技术包围圈之中,难道过去就没有技术垄断忧虑吗?这当然是尼尔思考的问题之一。尼尔将人类技术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对三个阶段,尼尔作了清楚地界定,即“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的蒸汽机的发明(1765年)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年),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尼尔把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看成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并断言,未来将有更多国家会加入这一阵营。
无论是工具使用还是技术统治时代,技术与人类还是依附关系,人类主导地位牢不可撼。技术垄断时代则不同,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早就打乱了人类既有的想象空间,许多时候人类来不及思考,新的技术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新技术正在悄然占领主导地位,而人类也在悄然沦为技术的“奴隶”。至于技术垄断之后还有什么文化,尼尔没有进一步交待,也许在他看来,如果技术垄断趋势不加以扭转,人类将会被技术套牢,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所有技术是对大多数规律的观察总结,也就是说没有百分百的技术。或者说,基于概率学,大多数总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不过,对这种大多数,曾出版《概率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并不认同,反倒认为,“概率的本质是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更不可能是基于不简单的数字来衡量。要理解概率,只能诉诸理性,而归纳得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为理性的信念提供参考,而不能成为概率本身”。
尼尔担心,技术垄断有朝一日成为颠覆人类的奇点。确实,既然没有技术能够做到百分百的完美,那么各种技术难以避免的缺陷,会不会聚少成多,最后因藕合效应放大缺陷,至而成为孕育奇点的沃土呢?
“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
尼尔的这一论断掷地有声。在他看来,技术垄断过于“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当技术与这些赋予所谓文明或幸福内涵的指标紧密联姻时,彼此便会唇齿相依,抱团发展,至而忽视技术应当蕴含的人文内涵。
尼尔忠告人类,“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关键还在于,许多时候人类对于新技术利弊并没有真正做好思想准备,人文学科没有跟上新技术的发展节奏。如核技术既可以为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清洁能源,同时也可为人类的自我毁灭埋下祸根。虽然核能和平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国核武库表面也得到控制,但核扩散风险始终未见消减,核武技术发展也从来没有停歇。
再比如,短短数十年,互联网技术发展实现了巨大飞越。回过头看,互联网所带来的似乎只有技术二字,互联网本身对于其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自制力,如前面所讲的令无数小孩深陷其中的手机游戏。前几年,社会对网瘾少年尚且给予高度关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问题虽然有增无减,质疑声音却已消停。
对于人类正在堕入的技术垄断魔症,尼尔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人文学科,讓“人文”二字成为技术发展的内核,这也就是尼尔所说的“道德核心”。为日新月异的技术装上“道德”内核,让技术充满浓浓的人性温度,这是尼尔所期待的未来。尼尔告诫世人,当“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这种审视思维不只是当前流行的所谓可行性研究,而是上升到人文学科层面。不过,现实的最大困难在于,着重于精神修炼的人文学科对许多人而言似乎太过虚无缥缈,反倒是沉甸甸的物质更实在、更令人有一种想要拥有的冲动。
困难很大,但至少我们开始正视这一难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在技术发展的同时,非常需要有人放慢脚步,静心思考。只要人类没有放弃思考,赫胥黎描绘的那种新世界就不太可能出现。
作为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精神领袖人物的尼尔·波斯曼,其闻名权因典型的批评风格。1982年尼尔出版了《童年的消逝》,对电视文化狂泄炮火。1985年他又出版了《娱乐至死》,将矛头对准低俗化、浅薄化的大众娱乐。1992年他推出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志在给那些技术狂热者一记闷棍。在这本书中,尼尔痛陈技术垄断就是“文化的‘艾滋病’”,直陈“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
“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
技术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尼尔的答案是肯定的。
尼尔预见到了技术的快速发展,但无法想象出技术对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别只顾指责孩子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成人对于手机的迷恋亦走火入魔。曾有人试验,当把手机从身边拿开后,情绪很快跌落到极点。
毫无疑问,技术发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技术让人们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让人比以前更加忙碌,压力也更大。过去尚有余暇与爸妈在一起吃饭聊天,现在得“找点空闲”,才能“回家看看”。
早在1931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就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未来被技术牢牢掌控的社会。在赫胥黎描绘的未来世界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绝大多数人却无法逃脱这样的尴尬命运:从胚胎受精到日常工作,从生活到娱乐,一切在严格的科学技术规制之中,井井有条的背后让人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僵硬气息……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人大都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模样。
而在更为极端的科幻作家看来,如果不能得到更好地约束控制,智能技术或将反客为主,将人类改造成自己的工具。届时,在智能“生物”(人工制造但通过技术实现自我不断改进)眼里,人类只有大脑勉堪使用。如此说,未来人类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或许只剩下一个个使劲贩卖思考苦力的头颅。而完整的人,或许只有在博物馆福尔马林的溶液里偶可观瞻。
脑洞大开的好莱坞科幻电影,早已设想了诸多惊悚的未来,虽然每次人类最终战胜了智能,但我们无法预知,技术发展是否真的会遵从人类书写的脚本。在谈到未来那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美丽新世界”时,赫胥黎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尼尔认为,技术垄断将会导致“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今天的现实早已印证了尼尔的预言:十几年前信息尚属稀缺品,反窥当下,信息早就泛滥成灾。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曾在《信号与噪声》一书中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人类一天创造的内容甚至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内容”。
今天技术对人类深度影响的案例比比皆是:有人开车跟着导航走,结果掉进沟里、闯进田里,更有甚者卡在铁路上。随着5G时代的快速切入,无人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未来必将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智能机器,自此也进一步切断了人类与自然间的直接联系。
如同溫水煮青蛙,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人类对技术的依赖必将更加强烈,这意味人类祖先积累的自然生存本能也会加速消退。未来的人类也许会蜕变为一种严重依赖各类技术的“恒温动物”,整日龟缩在技术打造的“恒温箱”里。
“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
许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前往医院看病,哪怕一个极为普通的病,医生也会开一大堆化验单。患者认为这是加重医疗负担,但站在医生角度,只有穷尽这些手段,才可能逃避误诊漏诊医疗责任。尼尔借此案例导出,技术正在影响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即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再从人性本身出发,而是基于技术角度的考量。当人性让渡于技术,意味技术正朝着凌驾人类的方向肆意狂奔。
就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思维,尼尔打了几个形象的比喻。“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是旧技术与社会的脱钩,新思维的嵌入。过去我们有辆自行车就觉得已经够快,现在坐上了高铁,还希望研制出跑得更快的高铁——“快”字内涵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快速颠覆着我们的原有生活习惯。
尼尔指出,“每一种工具里面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新技术的思维误区,根本一点在于人类对技术的选择性审视。在资本的助推下,技术收益被放大,其负效应则被淡化或者无视,尤其是对人文影响的负效应。因之,尼尔的批评尖锐刺耳: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却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
也许有人会质疑,每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时起,便陷入技术包围圈之中,难道过去就没有技术垄断忧虑吗?这当然是尼尔思考的问题之一。尼尔将人类技术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对三个阶段,尼尔作了清楚地界定,即“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的蒸汽机的发明(1765年)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年),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尼尔把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看成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并断言,未来将有更多国家会加入这一阵营。
无论是工具使用还是技术统治时代,技术与人类还是依附关系,人类主导地位牢不可撼。技术垄断时代则不同,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早就打乱了人类既有的想象空间,许多时候人类来不及思考,新的技术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新技术正在悄然占领主导地位,而人类也在悄然沦为技术的“奴隶”。至于技术垄断之后还有什么文化,尼尔没有进一步交待,也许在他看来,如果技术垄断趋势不加以扭转,人类将会被技术套牢,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所有技术是对大多数规律的观察总结,也就是说没有百分百的技术。或者说,基于概率学,大多数总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不过,对这种大多数,曾出版《概率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并不认同,反倒认为,“概率的本质是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更不可能是基于不简单的数字来衡量。要理解概率,只能诉诸理性,而归纳得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为理性的信念提供参考,而不能成为概率本身”。
尼尔担心,技术垄断有朝一日成为颠覆人类的奇点。确实,既然没有技术能够做到百分百的完美,那么各种技术难以避免的缺陷,会不会聚少成多,最后因藕合效应放大缺陷,至而成为孕育奇点的沃土呢?
“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
尼尔的这一论断掷地有声。在他看来,技术垄断过于“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当技术与这些赋予所谓文明或幸福内涵的指标紧密联姻时,彼此便会唇齿相依,抱团发展,至而忽视技术应当蕴含的人文内涵。
尼尔忠告人类,“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关键还在于,许多时候人类对于新技术利弊并没有真正做好思想准备,人文学科没有跟上新技术的发展节奏。如核技术既可以为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清洁能源,同时也可为人类的自我毁灭埋下祸根。虽然核能和平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国核武库表面也得到控制,但核扩散风险始终未见消减,核武技术发展也从来没有停歇。
再比如,短短数十年,互联网技术发展实现了巨大飞越。回过头看,互联网所带来的似乎只有技术二字,互联网本身对于其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自制力,如前面所讲的令无数小孩深陷其中的手机游戏。前几年,社会对网瘾少年尚且给予高度关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问题虽然有增无减,质疑声音却已消停。
对于人类正在堕入的技术垄断魔症,尼尔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人文学科,讓“人文”二字成为技术发展的内核,这也就是尼尔所说的“道德核心”。为日新月异的技术装上“道德”内核,让技术充满浓浓的人性温度,这是尼尔所期待的未来。尼尔告诫世人,当“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这种审视思维不只是当前流行的所谓可行性研究,而是上升到人文学科层面。不过,现实的最大困难在于,着重于精神修炼的人文学科对许多人而言似乎太过虚无缥缈,反倒是沉甸甸的物质更实在、更令人有一种想要拥有的冲动。
困难很大,但至少我们开始正视这一难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在技术发展的同时,非常需要有人放慢脚步,静心思考。只要人类没有放弃思考,赫胥黎描绘的那种新世界就不太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