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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和平愿望是不够的
在中东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阿巴斯王朝。在巴勒斯坦，也有一位名叫阿巴斯的人，他就是巴执委会秘书长、前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
尽管阿拉法特生前与他有很多分歧，但还是在弥留之际将身后的“大业”托付给了他。阿拉法特病逝前后，阿巴斯俨然以“三人委员会”核心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媒体前。11月22日，巴解“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提名阿巴斯为巴民族权力机构候选人，参加于2005年1月举行的巴大选。
巴解“元老”鸽派代表
阿巴斯年青时代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纳粹大屠杀对犹太复国义的影响》。从1970年起，阿巴斯用7年时间潜心研究以色列社会，写出了两部专著，内容涵括以色列各派政治力量和美以关系等诸多内容。
在深刻了解以色列的基础上，阿巴斯主张同以色列展开对话。他认为，“不仅要让以色列人听到振聋发聩的枪炮声，也要同以色列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讨论我们共同的问题、困难、希望和梦想”。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阿巴斯在莫斯科会晤了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维尔纳。维尔纳告诉阿巴斯，沙龙在同维尔纳吵架时曾喊出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正是我，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阿巴斯在事后写道：“沙龙的话为什么不会是真的呢?”
他是巴解中的“鸽派”代表人物。由于他特殊的学术背景，特别是深谙以色列政治，成为最早与以色列进行直接接触、并负责筹划巴以和谈的领导人之一。1992年以色列工党政府上台后，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他主持了巴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秘密谈判，并干1993年9月在华盛顿代表巴解与以色列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阿巴斯虽也是靠武装斗争起家，但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审视巴以关系。他一直坚信，巴勒斯坦人只有从谈判桌上才能重新获得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单纯靠暴力手段对付以色列无异于以卵击石。
和平理念 儒雅风范
1935年，阿巴斯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重镇萨法德。1948年5月7日夜里，在“犹太人要扔原子弹”的谣言中，阿拉伯人冒雨倾城出逃。13岁的阿巴斯随着父母沿山路逃到了叙利亚，成了最早一批巴勒斯坦难民。
1994年，阿巴斯回到了阔别46年的故乡。事后，他在叙利亚的亚穆克难民营说：“我们不可能回到我们出生的地方了，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建立起了新的城镇，犹太婴儿正在那里出生”。但阿巴斯坚持不放弃难民回归的权利，为难民问题的现实解决埋下了伏笔。
阿巴斯和以色列外交部长约西·贝林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1995年夏季秘密拟定了一个“贝林-马赞”和平方案，为涉及巴最终地位的以巴最终边界、耶路撒冷分享等种种难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可惜，在1995年11月拉宾遇刺后，阿巴斯面对局势，在谈判桌前应付对手了。
2001年，阿巴斯避开他所不同意发动的“阿克萨起义”，前往美国治疗前列腺癌。待阿巴斯返回巴勒斯坦时，局面已几乎失去控制。阿巴斯一改以往的温和态度，不仅当面批评阿拉法特对“阿克萨烈士旅”的支持，而且公开号召终止起义。
根据阿拉伯人的习俗，父亲的名字也可以其长子命名。因此，阿巴斯更多地被人称为“阿布·马赞”(意为“马赞的父亲”)。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和8个孙子的爷爷。“三世同堂”的家庭生活给他带来不少天伦之乐。
最佳人选任重道远
阿巴斯的名望虽不及阿拉法特，但在目前无疑是既具备政治威望和能力，又被有关方面接受的最佳人选。他的一系列主张得到原加沙地带巴预防安全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达赫兰等“新生代”领导人的支持。阿巴斯担任总理期间，在达赫兰的鼎力相助下，巴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暴力袭击就曾得到有效控制。
阿巴斯的“劣势”在于：因长期流亡在外，对以斗争的“政治资本”有限，在巴内部缺乏群众基础和感召力。在担任总理期间，由于未能在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等问题上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也使其在巴民众中的威望大打折扣。根据“巴勒斯坦媒体中心”2004年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阿巴斯在巴民众中的支持率仅为1％，名列第12位。
此外，阿巴斯对激进势力的控制力也将经受考验。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就曾三番五次地劝说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放弃暴力，但无果而终。而就在阿拉法特尸骨未寒之际，阿巴斯在一次纪念阿的会议上遭到一伙武装分子枪击。此外，哈马斯还公开要求在总统选举的同时进行议会选举。一旦成行，无疑将对阿巴斯的对以政策形成严重掣肘。阿巴斯虽有强烈的和谈意愿，但恐难以在涉及巴最终地位的重人问题上做出阿拉法特未做出的让步。
阿巴斯对中国友好，曾多次访华。2004年9月，已年近古稀，且“不在其位”的阿巴斯曾来到中国，会见了国务委员唐家璇等国家领导人，并与中国从事中东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言谈中，他表露出对中国的友好和信任，表达了让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在中东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阿巴斯王朝。在巴勒斯坦，也有一位名叫阿巴斯的人，他就是巴执委会秘书长、前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
尽管阿拉法特生前与他有很多分歧，但还是在弥留之际将身后的“大业”托付给了他。阿拉法特病逝前后，阿巴斯俨然以“三人委员会”核心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媒体前。11月22日，巴解“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提名阿巴斯为巴民族权力机构候选人，参加于2005年1月举行的巴大选。
巴解“元老”鸽派代表
阿巴斯年青时代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纳粹大屠杀对犹太复国义的影响》。从1970年起，阿巴斯用7年时间潜心研究以色列社会，写出了两部专著，内容涵括以色列各派政治力量和美以关系等诸多内容。
在深刻了解以色列的基础上，阿巴斯主张同以色列展开对话。他认为，“不仅要让以色列人听到振聋发聩的枪炮声，也要同以色列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讨论我们共同的问题、困难、希望和梦想”。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阿巴斯在莫斯科会晤了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维尔纳。维尔纳告诉阿巴斯，沙龙在同维尔纳吵架时曾喊出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正是我，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阿巴斯在事后写道：“沙龙的话为什么不会是真的呢?”
他是巴解中的“鸽派”代表人物。由于他特殊的学术背景，特别是深谙以色列政治，成为最早与以色列进行直接接触、并负责筹划巴以和谈的领导人之一。1992年以色列工党政府上台后，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他主持了巴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秘密谈判，并干1993年9月在华盛顿代表巴解与以色列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阿巴斯虽也是靠武装斗争起家，但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审视巴以关系。他一直坚信，巴勒斯坦人只有从谈判桌上才能重新获得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单纯靠暴力手段对付以色列无异于以卵击石。
和平理念 儒雅风范
1935年，阿巴斯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重镇萨法德。1948年5月7日夜里，在“犹太人要扔原子弹”的谣言中，阿拉伯人冒雨倾城出逃。13岁的阿巴斯随着父母沿山路逃到了叙利亚，成了最早一批巴勒斯坦难民。
1994年，阿巴斯回到了阔别46年的故乡。事后，他在叙利亚的亚穆克难民营说：“我们不可能回到我们出生的地方了，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建立起了新的城镇，犹太婴儿正在那里出生”。但阿巴斯坚持不放弃难民回归的权利，为难民问题的现实解决埋下了伏笔。
阿巴斯和以色列外交部长约西·贝林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1995年夏季秘密拟定了一个“贝林-马赞”和平方案，为涉及巴最终地位的以巴最终边界、耶路撒冷分享等种种难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可惜，在1995年11月拉宾遇刺后，阿巴斯面对局势，在谈判桌前应付对手了。
2001年，阿巴斯避开他所不同意发动的“阿克萨起义”，前往美国治疗前列腺癌。待阿巴斯返回巴勒斯坦时，局面已几乎失去控制。阿巴斯一改以往的温和态度，不仅当面批评阿拉法特对“阿克萨烈士旅”的支持，而且公开号召终止起义。
根据阿拉伯人的习俗，父亲的名字也可以其长子命名。因此，阿巴斯更多地被人称为“阿布·马赞”(意为“马赞的父亲”)。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和8个孙子的爷爷。“三世同堂”的家庭生活给他带来不少天伦之乐。
最佳人选任重道远
阿巴斯的名望虽不及阿拉法特，但在目前无疑是既具备政治威望和能力，又被有关方面接受的最佳人选。他的一系列主张得到原加沙地带巴预防安全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达赫兰等“新生代”领导人的支持。阿巴斯担任总理期间，在达赫兰的鼎力相助下，巴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暴力袭击就曾得到有效控制。
阿巴斯的“劣势”在于：因长期流亡在外，对以斗争的“政治资本”有限，在巴内部缺乏群众基础和感召力。在担任总理期间，由于未能在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等问题上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也使其在巴民众中的威望大打折扣。根据“巴勒斯坦媒体中心”2004年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阿巴斯在巴民众中的支持率仅为1％，名列第12位。
此外，阿巴斯对激进势力的控制力也将经受考验。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就曾三番五次地劝说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放弃暴力，但无果而终。而就在阿拉法特尸骨未寒之际，阿巴斯在一次纪念阿的会议上遭到一伙武装分子枪击。此外，哈马斯还公开要求在总统选举的同时进行议会选举。一旦成行，无疑将对阿巴斯的对以政策形成严重掣肘。阿巴斯虽有强烈的和谈意愿，但恐难以在涉及巴最终地位的重人问题上做出阿拉法特未做出的让步。
阿巴斯对中国友好，曾多次访华。2004年9月，已年近古稀，且“不在其位”的阿巴斯曾来到中国，会见了国务委员唐家璇等国家领导人，并与中国从事中东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言谈中，他表露出对中国的友好和信任，表达了让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