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个保守的民族。但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壤上成长。一天到晚跟着人家转，东拼西凑、改头换面就算了自己的创造，那是最没有出息的。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只是个开始，要一届一届地办下去。
　　The Chinese nation has never been a conservative nationality. But we must grow on our own soil. Following others everyday, putting this on, taking that out; and then calling this slavish imitation as our own works, but that is most futile. We wish that the exhibition just is a beginning and will continue on year after year.
　　
　　我们生长在黄天厚土之中。我们离不了生我、育家的这片土地，这里是我们的立足点，是我们存在的依据，是我们一切灵感的源泉。当然我们也是全世界的一部分。但我们的价值正在于我们和他人的不同之处。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特色来丰富这个世界、补充这个世界，使他更为完美，更为和谐、使这个地球村真正走上欢乐幸福的大道。这些就是我们举办这个大展的根本原因。
　　正因如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特色。否则，也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依据，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产生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如此丰富和灿烂，我们只能用“博大精深”四字来加以概括。正是这个无比深厚的文化传承，使我们能在无数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高超的智慧和历史经验化险为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我可以断言：正是这种智慧和经验必将使全世界受益。
　　那么，我们的文化传播水平到底有些什么特色呢？那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清楚的，我只能举几个与雕塑艺术有关的例子，虽然也是挂一漏万，但多少可以说明我们的特色所在。一般来说，人们提到雕塑就是先提到希腊，认为希腊是雕塑艺术的典范。我现在就要把他和同一时期（希腊化时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大体相当于我国的秦朝和汉初）的中国艺术相类比。当然从人物的人体法相、动作、衣着来说，实在比我们高明得多，但他们的面部表情却大都只是体现某种“类型”，只是男女老少而已。虽说因为大都是“神”，要求“永恒”，因而不作暂时性的一刹那的表情刻画；但事实上即使描写“人”的题材也比较一般（如战士、市民等），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有一个奴隶磨刀像那就有十分生动深刻的面部表情）。但绝大部分都如上述，表情和性格刻画是过分概括的。而我们的“兵马俑”却在面部的个性刻画上，有着明显的长处。有位将军，一看而知是位行伍出身、身经百战的指挥者，一副沉着果断、老谋深算的样子。一位文吏，大概是行军参谋之类，显得机智灵敏而诡计多端。而成千上万的士兵则无一相同，有的单纯乐观，有的心事重重，射箭手显得机敏，陕北兵则勇敢粗豪，陕西老乡甚至可以分出大概来自某区某县。他们的动作因为都在行军检阅之中，所以十分局限刻板，但从面部表情到骨骼造型却都刻画得性格鲜明、生气勃勃。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丧葬制度的体现，只是真人的复制。对于墓主人来说肯定确实如此，但对于创作这些兵马俑的作者来说，确实具备了对这些人物的熟悉和爱戴之条件，具备了概括这些人物性格的造型能力。可以说他们是已具有高度造型能力和写实水平的艺术家。而且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总体水平，决不是个别艺术家的天才实现（因为成千上万的兵马俑，决不是个别艺术家的创造所能完成的）。这种重视人物内在性格、重视面部表情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是公元前三至公元前一世纪时期的世界水平。因此我们说这是中国雕塑的一大特色，大概不算过分吧。这和中国人长期以来更多地注意面相，而不太注意人体比例、动作等似乎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中国人发展了“相面”术，对面相做了系统的研究。虽然有其迷信的因素，但也却可以由此而大概得到某种面相的“概率”。作为造型艺术家来说，这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欧洲体系并没这一种学科，这一切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承，只是中国特色的证明。
　　第二，到了汉代的武帝，出现了另一种雕刻原则，就是以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为代表，有些美术史家，认为是祁连山的怪兽。我认为这些都是汉墓所必须有的丧葬制度，认为是一种“傩仪”，一种为新的墓主人驱除邪鬼、保护平安的十二神兽，即后来确定下来的十二生肖神。汉代的十二神兽不十分固定，有虎有象、有鹿有熊等等。到唐时才定下现在通行的鼠牛虎兔等。但到底如何定这里不去讨论。我要强调的是雕塑艺术的嬗变。这些石兽与秦代的写实作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那是崇尚天然形成的“美”。
　　人只是去发现这种天然的“美”而略加雕琢，达到一种“有似天成”的原则。几乎是些纯天然的石材，作者却根据石材的天然外形，顺势刻上几刀，立即神采飞扬而呼之欲出。比如一个石蛤蟆，他那胖鼓鼓的肚子生动无比。但那不是作者刻出来的，而是作者发现了这块石材，利用了这块石材，充分发挥了这石材的天然特色，这是“天趣”，这不是人工所能达到的。石猪、石象、石虎、石马莫不如此。在这当中，人们提示了一个艺术原则，叫做“天趣为上”。这个原则开创了人类艺术的一个重要境界。
　　


　　作者决不是没有写实的能力而是奉行了一种新的创作原则，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气势。随石赋形、天趣盎然，自由奔放，雄浑博大。鲁迅先生曾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恰好地概括了此雕刻群的时代特征。这些石兽正好就是这些原则的体现。令人奇怪的是秦汉两个是挨着的朝代，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以为，这正是汉初奉行的 “黄老之术”这种道家思想在艺术上的体现。道法自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归，要求天人合一都可以作为这些雕刻品最好的注解。而正是这个原则使我们和希腊等国的学术拉开了距离。我们欣赏太湖石，欣赏这种自然界的风水相激而形成的艺术品。这种石上的洞穴都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有艺术家以为是凿出若干洞来，那就没人要了。中国人要的就是自然之美。这种自然之美就是来自艺术家们自己的修养和智慧。而这种原则在中国广大人民中是生了根的。我们现在最广大的雕刻家群是普遍的职员、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根雕”的爱好者。他们经常举办全国性的展览。其中的杰作是让很多专业人士所钦佩不已的。这种原则直到19世纪末才为欧洲的艺术家所接受。但是他们主要欣赏所谓原始艺术，是一种人们强调了主观愿望所催使的主观艺术。这不是对自然本身的热爱和欣赏。所以我认为这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原则匀是中国雕塑的一大特色。
　　以上的例子我想说明中华民族的确创造了系列的艺术特色。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都植根于独特的文化体系之上。它们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它们的发扬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可惜，我们从“五四”以来，眼睛都转向西方。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应该向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学习。但不好的是“矫枉过正”，我们往往“倒脏水把小孩一起倒掉了”。改革开放以来，倒得更加彻底。雕塑方面更如此。知道希腊有个“维纳斯”， 知道法国有个罗丹，而中国的雕塑呢？对不起，不知道！这就促使我们下决心举行这个“黄天厚土雕塑大展”。我们应该向欧美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个保守的民族。但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壤上成长。一天到晚跟着人家转，东拼西凑、改头换面就算自己的创造，那是最没有出息的。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只是个开始，要一届一届地办下去。我相信真正的伟大艺术将在这个原则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