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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常年往来于城市与家乡之间,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他们也渐渐考虑是否要定居城市,成为城市人。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留城定居决策受到个人、经济、环境、制度四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流动农民在城市的情感性及工具性关系。对于相关因素的定性分析,有利于为加快农民工群体定居城市提出建议,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定居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乡土之情;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7-0020-0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实现了飞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迁徙和流动。农民工群体是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新生儿”,从而也成为建设城市,造就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他们为城市竖起一幢幢高楼大厦,完善着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保障城市的各项工作有效运行,推动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是建设美好城市的中坚力量。国家统计局2012年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数量有2.6亿,他们正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的逐渐壮大,使得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流动农民群体的未来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多处于“候鸟式”的迁移状态,在家乡和务工地之间来回移动,年复一年,这是一个流出又流回的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然而,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流动方式给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一直低于非农化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及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且还将延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空内需,此外也会衍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对于农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以及影响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分析,推进农民工进城定居的进程,显得格外重要。
二、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
流动农民群体从农村走向城市,表面上看是远离农村,然而他们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难以在城市扎根,因此很难真正完全融入城市,未来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何去何从”的选择显得扑朔迷离。在全面比较进城后诸多利弊的基础上,哪些因素使得流动农民愿意留在城市生活,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从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人口因素
人作为社会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特性,而且有一定的思维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在自身基础上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对流动农民留城定居城市意愿的分析,难免会考虑到人的特殊性,进而全面分析。
1.性别。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讲,由于人体构造的不同,男性与女性在安全感的渴望程度是不同的,一般女性更趋于感性,缺乏安全感,而流动农民的漂泊生活对女性在心理上及身体上的影响更为明显。男性不仅在身体承受力方面,在心理上也更为稳定,相对来讲,男性会更喜欢走出家乡,打拼事业。因此,在是否留城定居的选择上女性更想在城市扎根定居,在城市有自己的温暖的小窝,不愿意回到农村。但从婚姻角度来讲,女性作为婚姻中的被动地位,自古就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这也是女性流动选择的真实写照,因此,性别的解释力便削弱了,对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就不再明显。
2.年龄。在流动农民的年龄界限上,存在着细微的分层,新生代农民工慢慢崛起,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进入到21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的第二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这就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由于年龄上的不同,影响力也会不同,因此会对两个群体进行区别分析。第一代农民工出生在中国的特殊年代,在思想上比较传统,对家乡感情较深,对新社会的接受程度上存在一些困难,与城市中的市民更容易产生“隔阂”,而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在学习能力及接受新事物能力方面较强,也更喜欢城市带来的各种便利,能够较快适应城市生活,进而市民化。
3.婚姻状况。俗话说,婚姻会让人多一份责任与牵绊,因此是婚姻状况会成为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一个因素。对于未婚者来说,除了家乡来说,可以四处为家,相对于已婚者来说,除了农村的父母以外,他们没有对偶及子女的那份牵绊,视漂泊为一种生活态度,然而从定居城市这一现实状况来讲,未婚者选择定居城市的几率更大。一定条件下,如果已婚者举家迁移会遇到重重阻碍,例如子女的户口迁移及上学问题,会降低他们在定居选择上的比率,与前者比较,他们不仅背负着巨大的家庭负担,而且还经受两地分居,定居城市意愿可能会低于未婚者。因此從可行性来说,未婚者的定居意愿更为强烈。
4.受教育程度。在上述年龄因素分析上,提到了受教育程度,因为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年龄可以说是一个先决因素,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政策的限制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区别。接受教育的不同,在学习能力、职业选择、收入、城市生活适应程度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性,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对定居城市的选择上明显不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影响人们的各种决策,如生育意愿、就业意愿等,人口流动意愿也毫不例外地受到教育的影响。因此,受教育程度可以说是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选择上的重要因素。
5.乡土情结。乡土情结是农民生存本能的表现,是他们对土地和乡村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依赖。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充满浓郁乡土之情的社会,土地孕育了农民,农民将自身依附于土地,彼此相连,以及由此产生了单向的依赖与热爱。伴随着国家在户籍制度上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工业社会里的工厂化生产必然要冲破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一个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开放的社会环境。在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后,城市灯火辉煌的繁华与农村恬静淡然的静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明显,不可避免地给农民工带来感官和思想上的惊愕与冲击,触发了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并说服其接受社会变迁和融入城市生活。但拥有几千年封建和文化的中国却也如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一样,国民有很重的乡土之情,安土重迁,相较于迁居城市,他们中大部分更愿意固守在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希望在自己年老后返乡种地,落叶归根。笔者出生在农民家庭,父母及身边亲戚都是农民工,他们时常会说:还是老家好,老家人好,邻里可以互帮互助,老了可以互相照料,在种点田地,也不用子女担心,这样就够了。从他们的朴素简短话语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家乡怀有一份浓浓的乡土之情,他们不适应快节奏城市生活,不喜欢人情逐渐淡薄的城市,这份乡土之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择一直在两个城市间流动的生活。 (二)经济因素
农民工能否留在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在宏观上取决于社会的政策及发展方面,例如国家在社会医疗保障完善程度及住房上的调控上;从微观上讲,在于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收入状况上,例如农民工的职业性质及工作满意程度、月储蓄金额等。
1.職业。在农民工的职业分析上,可以从职业性质及满意程度上入手。职业性质通常与福利待遇和保障水平相关,因此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定居决策,例如在国企工作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可能会高于民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工作满意度衡量了职工在工作环境中预期应得的价值与实际获得价值的差距,满意的工作可以为农民工在城市提供归属感和在城市发展下去的信心,让他们愿意定居城市。
2.收入。收入反映了一个人在生活支出和消费额度,中国虽已进入耐用品消费社会,但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上也不容忽视,这两种消费品的巨大支出足以把一个没有城市保障的农民工的收入榨干,这样他们的月储蓄量就微乎其微,而农民工理财方式大多依赖银行储蓄,总储蓄金的金额对农民工的留城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因此,家庭收入对定居城市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即定居城市意愿的发生比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增加。选择定居城市需要拥有较高的成本,因此家庭收人水平越高,更易为农民工定居城市提供支持,定居城市意愿比率便随之增加。
3.住房。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掀起的“炒房热”余热未散,由于各种制度的不完善,在富裕者的哄抬下,房价居高不下,已经超出一般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目前在城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6.52,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其房价收入比更是高达18以上。高房价拉高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加大城市生存风险,迫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经济地位,并影响其留城定居决策,与其在城市因贫困而边缘化,还不如回流农村。
4.社会保障政策。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较晚,在发展程度上也不完善,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福利,农民出身的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政策上会有自己的考虑,由于影响因素的复杂,普通农民工会陷入矛盾,而且在新旧两代农民工还存在差别。城市中有相较于农村便利的基础设施,吸引着农民向迁入地迁移,但由于户籍制度本身的限制致使他们无法得到在城市生活的保障,城乡二元结构将其阻于城市大门之外。然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的不同,他们选择定居城市多了一份保障,他们大部分从事着与父辈不同的职业,享受着企业的五险一金,这极大程度上会促使他们做出定居城市的决定。根据精英循环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解释,在中国这个开放的、流动性较大的社会,子承父业的继替现象也逐渐消失,一般子辈的职业走向会呈上升趋势,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的情况,在留城定居选择上自然不同。
(三)环境因素
农民工的留城定居意愿是受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决策会受到所在情境的影响,从大的方面环境可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民工的决策会受到其或多或少的影响。
1.社会环境。农民工可以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他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这个陌生的社会,作为一个社会人,他需要一定的关系网支撑他生存下去,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于他人而生活,整个世界就是一张关系网,大家彼此相连。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是影响他们做出留城定居决策的至关重要因素。许多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由于未获得该城市合法的市民身份,对于所在城市及城市而言,他们只是过客,候鸟般地来回迁徙,居无定所,更不能像城市人一样享受到城市人该有的福利待遇,他们扮演的只是劳动者的角色,甚至社会给他们贴上了脏、乱、差的标签。因此,他们在所迁城市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对迁入地的归属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定居决策上发生影响。从宏观角度上讲,整个社会或是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也是这一环境中的重要“调和剂”。
2.自然环境。2013年,“雾霾”一词闯入千家万户,瞬间家喻户晓。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周边城市连日出现重度雾霾现象,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生活和工作方面的诸多不便。更为重要的是,它给处于雾霾环境中的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工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可预料的风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解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生存方面得到满足以后,会寻求精神方面的满足,然而在现代社会,环境已渐渐进入人们的思考范围,它已成为人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发达国家已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中的人们渐渐迁出城市,在郊区或是农村定居。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处于上升阶段,是一个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时期。但是,污染严重的城市与环境优美的农村形成巨大反差,使得部分农民工会趋向于流向环境较好的地方,而其迁出地农村会成为不二之选,这样就会出现不愿意迁入城市的想法,从而影响着农民工的决策。
(四)制度因素
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城乡分割、城乡有别的制度体系。实质上,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它不仅了加快城市工业化进程,也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这一体系几乎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影响范围极广,例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它承担了保护城乡二元结构利益格局的角色,严格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这种制度偏向固化了城乡差别,间接产生城乡分割。近年来,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向农民工抛出了“橄榄枝”,承诺购买规定面积的房产便可获得城市户口迁移机会,这给许多农民工带来了希望。虽然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移动,但是它制度化的城乡差别也吸引了农民工进入城市,享受城市的特殊待遇,因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决策影响是双面的。由于社会各界对户籍制度的极度关注,我国也开始在政策和制度上寻求完善,尽力削弱由此产生的城乡不公,并在尽快消除城乡界限上不断努力探索,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
三、结语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城市在通过各项政策保护进城农民工的利益,但是由于历史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城乡格局暂时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消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国家的极力号召下,一些城市逐渐放宽政策,努力提高政策的公平性。但是,大部分城市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实行的是一种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打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却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身份,在养老、医疗卫生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歧视性政策,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基于经济理性,大量进城务工者希望留在城市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但是,从社会理性出发,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往往成为外出劳动力定居城市的阻碍因素。
因此,城市社会不能再以一种歧视的眼光看待外来农民工,应该尽力消除排斥,拿出“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让农民工对城市产生一种归属感,从心里认同所在城市,欣然地适应城市生活,享受城市带来的各种便利,将城市真正地当成自己的家,有温暖,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人际交往仅仅局限于在熟人范围内,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们的首要之选便是寻求熟人的社会帮助,熟人关系对他们的作用极大,纵使他们能在熟人圈内及时获得一些经济、信息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但这在侧面忽略了所在城市本身存在的社会支持力量,固化了他们的乡土情结,不利于他们接受所在城市,而定居城市的意愿便自然随之削弱了。农民工若想留在城市定居,必然要对自身的思想进行改造,同时要增强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在城市中很好地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放弃自己具有的淳朴和乡土之征,只需要全心学习、接受和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较快地融入城市。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就必然要求社会行动主体在心理层面完成转变和适应,而农民工本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因此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转变是漫长而艰巨的,对传统乡土观念的消除需要在制度安排和心理重建上做出一定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关注,这样才能加快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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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定居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乡土之情;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7-0020-0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实现了飞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迁徙和流动。农民工群体是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背景下的“新生儿”,从而也成为建设城市,造就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他们为城市竖起一幢幢高楼大厦,完善着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保障城市的各项工作有效运行,推动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是建设美好城市的中坚力量。国家统计局2012年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数量有2.6亿,他们正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的逐渐壮大,使得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流动农民群体的未来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多处于“候鸟式”的迁移状态,在家乡和务工地之间来回移动,年复一年,这是一个流出又流回的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然而,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流动方式给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一直低于非农化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及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且还将延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空内需,此外也会衍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对于农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以及影响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分析,推进农民工进城定居的进程,显得格外重要。
二、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
流动农民群体从农村走向城市,表面上看是远离农村,然而他们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难以在城市扎根,因此很难真正完全融入城市,未来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何去何从”的选择显得扑朔迷离。在全面比较进城后诸多利弊的基础上,哪些因素使得流动农民愿意留在城市生活,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从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人口因素
人作为社会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特性,而且有一定的思维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在自身基础上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对流动农民留城定居城市意愿的分析,难免会考虑到人的特殊性,进而全面分析。
1.性别。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讲,由于人体构造的不同,男性与女性在安全感的渴望程度是不同的,一般女性更趋于感性,缺乏安全感,而流动农民的漂泊生活对女性在心理上及身体上的影响更为明显。男性不仅在身体承受力方面,在心理上也更为稳定,相对来讲,男性会更喜欢走出家乡,打拼事业。因此,在是否留城定居的选择上女性更想在城市扎根定居,在城市有自己的温暖的小窝,不愿意回到农村。但从婚姻角度来讲,女性作为婚姻中的被动地位,自古就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这也是女性流动选择的真实写照,因此,性别的解释力便削弱了,对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就不再明显。
2.年龄。在流动农民的年龄界限上,存在着细微的分层,新生代农民工慢慢崛起,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进入到21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的第二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这就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由于年龄上的不同,影响力也会不同,因此会对两个群体进行区别分析。第一代农民工出生在中国的特殊年代,在思想上比较传统,对家乡感情较深,对新社会的接受程度上存在一些困难,与城市中的市民更容易产生“隔阂”,而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在学习能力及接受新事物能力方面较强,也更喜欢城市带来的各种便利,能够较快适应城市生活,进而市民化。
3.婚姻状况。俗话说,婚姻会让人多一份责任与牵绊,因此是婚姻状况会成为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一个因素。对于未婚者来说,除了家乡来说,可以四处为家,相对于已婚者来说,除了农村的父母以外,他们没有对偶及子女的那份牵绊,视漂泊为一种生活态度,然而从定居城市这一现实状况来讲,未婚者选择定居城市的几率更大。一定条件下,如果已婚者举家迁移会遇到重重阻碍,例如子女的户口迁移及上学问题,会降低他们在定居选择上的比率,与前者比较,他们不仅背负着巨大的家庭负担,而且还经受两地分居,定居城市意愿可能会低于未婚者。因此從可行性来说,未婚者的定居意愿更为强烈。
4.受教育程度。在上述年龄因素分析上,提到了受教育程度,因为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年龄可以说是一个先决因素,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政策的限制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区别。接受教育的不同,在学习能力、职业选择、收入、城市生活适应程度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性,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对定居城市的选择上明显不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影响人们的各种决策,如生育意愿、就业意愿等,人口流动意愿也毫不例外地受到教育的影响。因此,受教育程度可以说是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选择上的重要因素。
5.乡土情结。乡土情结是农民生存本能的表现,是他们对土地和乡村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依赖。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充满浓郁乡土之情的社会,土地孕育了农民,农民将自身依附于土地,彼此相连,以及由此产生了单向的依赖与热爱。伴随着国家在户籍制度上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工业社会里的工厂化生产必然要冲破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一个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开放的社会环境。在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后,城市灯火辉煌的繁华与农村恬静淡然的静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明显,不可避免地给农民工带来感官和思想上的惊愕与冲击,触发了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并说服其接受社会变迁和融入城市生活。但拥有几千年封建和文化的中国却也如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一样,国民有很重的乡土之情,安土重迁,相较于迁居城市,他们中大部分更愿意固守在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希望在自己年老后返乡种地,落叶归根。笔者出生在农民家庭,父母及身边亲戚都是农民工,他们时常会说:还是老家好,老家人好,邻里可以互帮互助,老了可以互相照料,在种点田地,也不用子女担心,这样就够了。从他们的朴素简短话语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家乡怀有一份浓浓的乡土之情,他们不适应快节奏城市生活,不喜欢人情逐渐淡薄的城市,这份乡土之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择一直在两个城市间流动的生活。 (二)经济因素
农民工能否留在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在宏观上取决于社会的政策及发展方面,例如国家在社会医疗保障完善程度及住房上的调控上;从微观上讲,在于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收入状况上,例如农民工的职业性质及工作满意程度、月储蓄金额等。
1.職业。在农民工的职业分析上,可以从职业性质及满意程度上入手。职业性质通常与福利待遇和保障水平相关,因此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定居决策,例如在国企工作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可能会高于民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工作满意度衡量了职工在工作环境中预期应得的价值与实际获得价值的差距,满意的工作可以为农民工在城市提供归属感和在城市发展下去的信心,让他们愿意定居城市。
2.收入。收入反映了一个人在生活支出和消费额度,中国虽已进入耐用品消费社会,但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上也不容忽视,这两种消费品的巨大支出足以把一个没有城市保障的农民工的收入榨干,这样他们的月储蓄量就微乎其微,而农民工理财方式大多依赖银行储蓄,总储蓄金的金额对农民工的留城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因此,家庭收入对定居城市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即定居城市意愿的发生比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增加。选择定居城市需要拥有较高的成本,因此家庭收人水平越高,更易为农民工定居城市提供支持,定居城市意愿比率便随之增加。
3.住房。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掀起的“炒房热”余热未散,由于各种制度的不完善,在富裕者的哄抬下,房价居高不下,已经超出一般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目前在城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6.52,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其房价收入比更是高达18以上。高房价拉高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加大城市生存风险,迫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经济地位,并影响其留城定居决策,与其在城市因贫困而边缘化,还不如回流农村。
4.社会保障政策。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较晚,在发展程度上也不完善,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福利,农民出身的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政策上会有自己的考虑,由于影响因素的复杂,普通农民工会陷入矛盾,而且在新旧两代农民工还存在差别。城市中有相较于农村便利的基础设施,吸引着农民向迁入地迁移,但由于户籍制度本身的限制致使他们无法得到在城市生活的保障,城乡二元结构将其阻于城市大门之外。然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的不同,他们选择定居城市多了一份保障,他们大部分从事着与父辈不同的职业,享受着企业的五险一金,这极大程度上会促使他们做出定居城市的决定。根据精英循环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解释,在中国这个开放的、流动性较大的社会,子承父业的继替现象也逐渐消失,一般子辈的职业走向会呈上升趋势,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的情况,在留城定居选择上自然不同。
(三)环境因素
农民工的留城定居意愿是受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决策会受到所在情境的影响,从大的方面环境可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民工的决策会受到其或多或少的影响。
1.社会环境。农民工可以作为城市中的外来者,他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这个陌生的社会,作为一个社会人,他需要一定的关系网支撑他生存下去,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于他人而生活,整个世界就是一张关系网,大家彼此相连。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是影响他们做出留城定居决策的至关重要因素。许多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由于未获得该城市合法的市民身份,对于所在城市及城市而言,他们只是过客,候鸟般地来回迁徙,居无定所,更不能像城市人一样享受到城市人该有的福利待遇,他们扮演的只是劳动者的角色,甚至社会给他们贴上了脏、乱、差的标签。因此,他们在所迁城市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对迁入地的归属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定居决策上发生影响。从宏观角度上讲,整个社会或是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也是这一环境中的重要“调和剂”。
2.自然环境。2013年,“雾霾”一词闯入千家万户,瞬间家喻户晓。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周边城市连日出现重度雾霾现象,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生活和工作方面的诸多不便。更为重要的是,它给处于雾霾环境中的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工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可预料的风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解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生存方面得到满足以后,会寻求精神方面的满足,然而在现代社会,环境已渐渐进入人们的思考范围,它已成为人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发达国家已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中的人们渐渐迁出城市,在郊区或是农村定居。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处于上升阶段,是一个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时期。但是,污染严重的城市与环境优美的农村形成巨大反差,使得部分农民工会趋向于流向环境较好的地方,而其迁出地农村会成为不二之选,这样就会出现不愿意迁入城市的想法,从而影响着农民工的决策。
(四)制度因素
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城乡分割、城乡有别的制度体系。实质上,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它不仅了加快城市工业化进程,也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这一体系几乎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影响范围极广,例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它承担了保护城乡二元结构利益格局的角色,严格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这种制度偏向固化了城乡差别,间接产生城乡分割。近年来,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向农民工抛出了“橄榄枝”,承诺购买规定面积的房产便可获得城市户口迁移机会,这给许多农民工带来了希望。虽然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移动,但是它制度化的城乡差别也吸引了农民工进入城市,享受城市的特殊待遇,因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决策影响是双面的。由于社会各界对户籍制度的极度关注,我国也开始在政策和制度上寻求完善,尽力削弱由此产生的城乡不公,并在尽快消除城乡界限上不断努力探索,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
三、结语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城市在通过各项政策保护进城农民工的利益,但是由于历史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城乡格局暂时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消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国家的极力号召下,一些城市逐渐放宽政策,努力提高政策的公平性。但是,大部分城市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实行的是一种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打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却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身份,在养老、医疗卫生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歧视性政策,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基于经济理性,大量进城务工者希望留在城市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但是,从社会理性出发,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往往成为外出劳动力定居城市的阻碍因素。
因此,城市社会不能再以一种歧视的眼光看待外来农民工,应该尽力消除排斥,拿出“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让农民工对城市产生一种归属感,从心里认同所在城市,欣然地适应城市生活,享受城市带来的各种便利,将城市真正地当成自己的家,有温暖,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人际交往仅仅局限于在熟人范围内,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们的首要之选便是寻求熟人的社会帮助,熟人关系对他们的作用极大,纵使他们能在熟人圈内及时获得一些经济、信息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但这在侧面忽略了所在城市本身存在的社会支持力量,固化了他们的乡土情结,不利于他们接受所在城市,而定居城市的意愿便自然随之削弱了。农民工若想留在城市定居,必然要对自身的思想进行改造,同时要增强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在城市中很好地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放弃自己具有的淳朴和乡土之征,只需要全心学习、接受和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较快地融入城市。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就必然要求社会行动主体在心理层面完成转变和适应,而农民工本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因此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转变是漫长而艰巨的,对传统乡土观念的消除需要在制度安排和心理重建上做出一定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足够的支持和关注,这样才能加快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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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