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民，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十（1902年3月20日）出生，祖籍湖南新邵县陈家坊乡田里村，册名堞更，字阴清，号影清，曾用笔名沈海、石沈海。父亲石静臣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母亲杨氏是举人修职公的女儿。石民1922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24年升入北大英文系，1928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8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1930年10月，与尹蕴纬订婚。1931年春季，在南京举行婚礼，婚后生有二女石纯仪、石缦仪，一子石型。
　　1933年夏，石民举家前往武汉，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助教，教授“翻译”课程。1938年，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秋季，因肺病恶化从武大离职返回老家邵阳治疗。1941年9月4日，石民病逝，安葬在老家陈家坊窝塘冲的其父墓旁。石民逝世后，留下年轻的孀妻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战乱时期，尹蕴纬带着三个孩子，生活艰苦，在亲友的帮助下，曾到桂林无线电厂、重庆交通大学、中国航空公司等处任职。1948年秋，尹蕴纬随中国航空公司迁往台南。不久，三个孩子也来到台湾。石纯仪台湾大学毕业后到美国俄亥俄大学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石缦仪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儿子石型于台湾“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93年，石型回到陈家坊将父亲石民坟墓修缮，立碑刻字“诗人石民之墓”。

二

　　1924年，石民由北大预科升入英文系后，搬进马神庙西斋。同年升入英文班的有一百七十六人，同级的同学有梁遇春、废名、张友松（张鹏）、许君远（许汝骥）、尚钺等。升入本科后，石民顿感“得到了更多的自由。本来在那个时期，一般青年对于什么事都是请求解放的，憎恶一切束缚和强制，开风气的北大自然要顺应潮流，对于学生课内和课外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采取放任主义，宿舍里起居出入固然是毫无管制的，教室里上课缺课也可以悉听尊便。加之北洋政府对于教育经费是经常地大量拖欠，大学常在风雨飘摇之中，教职员本身也都生活不安定，自然只求省事，所以你尽可以在每期缴费注册之后去做你自己所要做的事，或什么事都不做，到学年终了你只管来应付考试，包你混得过去”。过多的自由会出现弊端，但也让学生个性自由发展，有余裕凭自己的爱好去看书。虽然主科是英国文学，但石民的“志趣并不在于专门的英国文学或文字的研究，大半还是想借英文的媒介去研求我自己想研求的，了解我自己所想了解的，学习我自己所想学习的一些东西。而且因为得鱼忘筌的缘故，对于这种外国文的练习所应为的说话和写作，则简直不屑措意，认为那只是鹦鹉和猴子的本领而已。我有的是‘学以为己，但求自得’的呆子想头，从没有想到到后来在服务和应用上也有需要一些平凡本领的时候”。在此期间，石民对“法国近代的一些诗人，尤其是所谓象征派的，发生了一点特殊的兴趣，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写出了一些在当时很沾沾自喜的东西”。“这当然是课外的事情。但是，就是对于英国文学各方面的指点和引导，也还大半得之于课外，主要的就于小泉八云的几大本讲演集，他以一个熟悉东方事情的英国学者对东方学生讲说英国文学，虽然无甚高论，却能循循善诱。至于当时在课堂上所得，大抵只是指定读物中所有的一些疑难之解答而已（这里应当感念的是陈通伯先生、林语堂先生、温源宁先生、叶公超先生）”。当时在英文系任教授的有林语堂、叶公超、陈西滢、温源宁、徐志摩、黄晦闻、刘文典、刘毓盘等人，听过的课程有：刘毓盘“词选”徐志摩的“英国诗”叶公超的“十九世纪文学”黄晦闻的“汉魏六朝诗”和刘文典的“汉魏六朝文”等。石民在北大期间曾听过鲁迅的课。
　　石民自学生时代开始创作，在《莽原》、《语丝》、《奔流》、《骆驼草》等报刊上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和翻译等作品。1925年，石民开始发表诗歌，著有诗集《良夜与恶梦》，译诗集《他人的酒杯》、《散文诗选》、《巴黎之烦恼》。
　　石民早期的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影响，以抒写直觉为主，诗意朦胧，语言晦涩，注重暗示和隐喻，充满想象的跳跃，被归于象征诗派。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诗集《良夜与恶梦》，由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1月初版，1929年11月再版，收入短诗二十一首、散文诗八首、译诗九首。这些诗歌均创作于他北京读书期间。仅从诗集题目上看，《良夜与恶梦》和《恶之花》就有几分神似，诗集的扉页上也引用了《恶之花》初版第六首《灯塔》之末节。
　　1928年，石民毕业后，为了职业的问题彷徨了许久，最后得到上海友人的来信，邀请他去担任北新书局编译的职务，他觉得此职与他颇相宜，因而马上就答应了，“于是浮海南下，开始了较长期的笔墨生涯”。石民在北新书局期间，参与编辑的刊物有《北新》、《青年界》等，在北新书局出版了诗歌集《良夜与恶梦》、《他人的酒杯》（译诗）、《散文诗选》（译诗），参与北新书局“英文自修丛书”、“英文小丛书”、“英译汉文名著选”、“自修英文丛刊”等书的译注工作以及中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
　　1933年8月，从北新离职后，石民到武汉大学任文学院外文系助教。与北新书局编辑的忙碌生活相比，武大优美的环境让他心灵舒展，在珞珈山“可以远望长江，近瞰东湖，天宽地阔，风清气爽，颇能使局促的心灵得到开展，烦郁的精神得到疏散”。在武大，石民為文学院外文系三年级讲授必修课程“翻译”，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课程指导书要求“本学程研究翻译之方法，多作翻译之练习，间及译本之校对与批评”。石民与陈源合授，课程并不繁重，还合编了《翻译》教材，时年月薪一百四十元。石民在北大读书期间，陈源为英文系主任兼教授，为其授业老师。石民到武大，与时任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陈源成为同事，二人私下来往密切，石民多次为陈源夫人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文艺副刊《现代文艺》撰稿。授课之余，石民重新体会到读书之乐，他的阅读乐趣“大半是在线装书方面”。阅读心境随之发生了转变，“在以前某一时期，我曾经惯爱从近代文学里面去看种种触目惊心的‘人间变相’，当作一种赏心乐事，如今我所向往的却是一种静观自得的超然境界，这是可以从中国诗里面得到的”“因了清代汉学家几部博洽精审的‘经解’之启发，我发心细读所曾读过和未曾读过的几部正统经典”。不由得感慨“人生实在是一种盛夏的行役，阳光的激射够使你目眩头昏，体热心烦，你总巴不得到树荫之下休息休息罢。所谓离开现实，可以说就是一种‘歇阴’的办法”。在武大度过五年的教书生活，石民自认为是“比较安适宁静的五年”。1938年初，因战事紧张，石民随武大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秋，因肺病严重后不得不返乡治疗，他仍怀念在武大度过的时光。

三

　　石民的一生大都在邵阳、长沙、北京、上海、武汉、乐山等地度过。早年求学在长沙和北京，求职在上海，教书在武汉和乐山，其间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大学同学有梁遇春、废名、张友松、许君远、张文亮等，其中废名、梁遇春二人与他感情甚笃;在上海认识鲁迅、李小峰、赵景深、胡风、朱企霞、韩侍桁等人，其中鲁迅对他在文学上多有指导，并通过鲁迅认识在上海的一批文人;在武汉与乐山教书期间，与陈源、凌叔华夫妇及武大同事多有往来。
　　石民与梁遇春不仅同级同系，而且还同宿舍，但大学期间他们并没有什么来往。1928年，大学毕业后，梁遇春旋即被聘至上海真茹的暨南大学任教，石民也到上海北新书局任编辑。在上海期间，两人往来密切，几乎每星期来往一次，一起交流文学上的心得。石民对与梁遇春的友谊记载道：“厥后来沪，他在真茹（那时有人嘲笑地称他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其实他只是一个助教而已），而我则住在租界的中心，他乡遇故知，自然格外觉得亲热。虽则相距颇远，我们几乎每星期总是要来往一次的。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每次见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口谈手谈’。有时读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或写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总是很高兴地翻出来给我看，往往桌子上堆满了他所翻开的书本。他于书可以说是无所不读，甚至于《联语汇编》和《灯谜丛话》之类都能引起他的玩味。他具有广博而且明确的理解，这是姝姝自悦的我所不及的。在对谈时，自己往往有一个思想在脑子里模糊得不能明白地表达因而期期艾艾觉得很窘的时候，他大抵能够猜出我的意思而给我点破一下或竟直接地代我说了出来。那一年余的友谊生活在我真觉得是生平快事。后来他就往北平去了。”（《亡友梁遇春》）1930年2月，梁遇春北上，任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图书馆管理员兼助教，两人之间仍旧书信不断，梁遇春有多篇文章和译著在北新书局出版。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因患急性猩红热病故，年仅二十六岁。梁遇春去世后，石民与废名搜集、整理梁遇春遗著编成散文集《泪与笑》，并分别作序文。石民曾用笔名沈海，将梁遇春写给他的信题名《秋心小札》发表以示纪念，“秋心去世后，我于悼念之余曾经有意搜求他与各友人的信札，打算连同我自己所保存的一些编印出来，因为他的信是那么明白生动地表现出他这个人”。现存有梁遇春致石民信四十一封，也是石民精心保存后遗留的幸存物，是二人之间友情的一个见证。
　　石民与废名也是北大同学，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至今尚未被发现。但从梁遇春信中，可知这三人之间的关系最为熟稔。废名创办《骆驼草》时，常催石民与梁遇春写稿，被誉为“骆驼草三子”。石民编辑《北新》和《青年界》时，他们二人也有投稿。可见三人之间友情之深。废名曾在《斗方夜谭（十）》中写道：“我有两位相好，均是六年之同窗，大概谁都可以唱它一出独角戏，谁也不光顾谁，好比我同他们的一位写好契约借一笔款竟料到居然是大碰一个钉子，其人现在海上，好像是（姓）沈名海，说起来真是怪相思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三千弟子谁个不知，谁个不晓，如今是这一个冰天雪地孤孤单单的刚刚游了一趟北海回来。还有一位，若问他的名姓，是一个愁字了得。话说这一字君，很受了我的奚落，就因为这一个字，但目下已经是四海名扬，大有改不过来之势了。天下事每每悲哀得很，我与一字君几乎一失千古，当年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六小时，我缺课他迟到不算，然而咱们俩彼此都不道名问姓，简直就没有交一句言，而他最是爱说话的，就在马神庙街上夹一本书也总是咭咭咶咶，只不同我同沈海，我时常嘱耳而语沈海曰：‘这个小孩太闹！’而在最近三日我同一字君打了兩夜牌，沈海君远不与焉。沈海君最近丢了诗人不做，要‘努力做一个庸人’，（来信照录）这才引动了今夜我谈话的雅兴。”其中，“沈海”即石民，“愁字了得”为梁遇春。三人之间彼此相知，梁遇春在致石民信中曾下断言：“莫须有先生说过：‘你愁闷时也愁闷得痛快，如鱼得水，不会像走投无路的样子。’糟糠之友说的话真不错，我为之击节叹赏者再。这仿佛都证明出你是具有彻底的青春，就是将来须发斑白，大概也是陶然的，也许是陶然于老年的心境了。这未免太说远了。”联系到石民后来的心境变化，确与友人所言相符。三人同窗多年，废名善写小说，石民专攻诗歌，梁遇春在小品文上多有成绩，他们平日里不仅互相交流友情与文事，写信告知彼此近况，还互相提携、帮助，这份友情令人动容。

四

　　石民和鲁迅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通信认识，相互往来密切。自1928年7月4日石民开始给鲁迅写信到1936年7月19日鲁迅为石民代收生活书店稿费十五元止，鲁迅为其校阅稿件、介绍稿件、寄赠书籍、代领稿费及往来通信的记载，共达五十七次。1928年下半年，石民到上海北新书局任编辑，经常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对其多有文事上的指导。石民诗集《良夜与恶梦》刚出版不久，即奉送鲁迅。1929年2月26日，鲁迅当天日记记载：“夜得石民信并《良夜与恶梦》一本。”同年10月26日，许广平生下海婴，石民与章衣萍、吴曙天、李小峰、蔡漱六等同访鲁迅，赠送婴孩用品。鲁迅知石民喜爱波特莱尔，特地将崔真吾替他买来的法文版《恶之花》托张友松、党家斌带给石民。即1930年1月9日，鲁迅日记记载：“晚修甫及友松来，托其以原文《恶之花》一本赠石民。”还曾寄赠石民两本《艺苑朝华》。可见鲁迅对后学的提携与关切。1930年9月17日，石民参加由“左联”为鲁迅举办的荷兰西菜馆的祝寿晚宴。1930年11月至12月，短短一个月中，鲁迅曾五次陪石民到上海的日本医生平井博士私人诊所就诊，并帮他翻译。1934年，石民因需款治肺疾，拟将所译法国波特莱尔散文诗《巴黎之烦恼》版权售与北新书局未成，乃托鲁迅设法。鲁迅预付其稿费二百五十元，后将译诗集介绍给上海生活书店，并于1935年4月出版。1935年4月25日，鲁迅致黄源信，询问：“《巴黎的烦恼》，不知书店何以还未送来，乞便中一催。”此时《巴黎之烦恼》已经出版，但生活书店尚未送给鲁迅，因而鲁迅请黄源帮忙催促。次日，黄源访鲁迅并携来《巴黎之烦恼》二本。鲁迅收到《巴黎之烦恼》版税后，多次通过胡风转给石民。日记中记载石民曾致鲁迅十四封信，鲁迅写给石民的书信有十七封，遗憾的是，至今这些信件尚未被发现。
　　石民与胡风很早就认识了，到了上海二人联系才多了起来。应石民之稿邀，胡风在国内及日本留学期间，以“谷非”、“光人”、“张光人”名字在《北新》、《现代文学》、《青年界》上发表多篇文章，其中包括诗歌、译文以及各国的文艺出版情况和作家情况译介等。胡风从日本回国，路过上海时曾两次住在石民家中。胡风记述：“我1929年去日本前认识他，1931年夏和1932年冬回国，都在他家住过。……1933年我回上海时，他已到武汉大学教书去了。”又在自传中写道：“取得庆应大学学籍是在1931年春。当年暑假回国了一次，想从湖北教育厅领到一名（笔）官费。到了上海，住在友人石民家里。石民是去日本前在上海认识的，他专业英国文学，在北新书局当编辑。我到日本后曾为他编的《北新》半月刊寄过稿，如《夕阳之歌》和日本作家生田春月自杀的报道。”1932年冬季，胡风从日本东京回国，曾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高福里石民家后楼住了数日。后来，胡风在上海“左联”工作期间，与石民仍常有往来。1935年初，石民因出版《巴黎之烦恼》一事，先写信给胡风，托他请鲁迅帮忙出版。胡风后来对此事记载：“他在北新书局出版过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散文诗《巴黎之烦恼》译本，是世界名著，但读者少。他走后，李小峰不再印了。也许他离开北新是和李小峰闹了矛盾的，甚至可能他给李信，李也不理他。他给我信，附一信给鲁迅，请鲁迅帮他向北新交涉取得这本书的纸型（在北新等于废物），并帮他介绍到别家去出版。他在北新时原和鲁迅认识，现在托我转交，大概是担心以这种事务麻烦鲁迅，怕鲁迅不理他。但后来鲁迅热心地帮他交涉，取到了纸型，还帮他交涉生活书店出版，还代他取版税转寄他。他抗战前病亡。”1941年，石民逝世后，胡风在桂林曾收到尹蕴纬的来信，请胡风帮忙出版石民遗译稿《忧郁的裘德》，胡风交与三户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但没有等印出，日寇就占领了桂林，恐怕原稿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