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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阵风,从印度洋,刮到了客栈大厅。二三十幅版画,在墙上,微微敲动。画中人,不论老幼,不论男女,皆阿拉伯后裔。
几百年前,一艘艘木船,在驳岸残缺的码头,排队入港。掌舵的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水文图,一路千万里,全凭抬眼看星,抬眼看日出日落。这儿是加勒,往南走几步,便抵赤道了。太阳烈得很,刚上古堡,脚还没挪呢,我肩头的皮肤,已脱了好几层。历史和现实,在暴晒中,模糊了界限。
古堡的城墙,六七米高,荷兰人修的。堡内,有警局,有法院,有春游的孩子,有热吻的爱情。拐过几条街,还能遇见钟楼,遇见灯塔。一个代表时间,一个代表方向,这一对建筑,是否出自葡萄牙匠人,我难以判断。唯一确信的,是在葡荷之前,之前的一个多世纪,浩浩中国船队,就已经来过这里。
郑和下西洋,头三回,那一排排铁锚,都抛上了斯里兰卡。布施、礼佛、树碑,每一次挥手,均大国风范。可以欣赏,可以迷恋,可以神魂颠倒,但对这方土地,绝不占有。作为海上十字路口,加勒乃至斯里兰卡,它们是大众情人,最好的态度,不嫁,也不娶。是的,少些爱恨,多些友谊,少些杀戮,多些拥抱。
滚烫的地面,除了加勒,中部山区也有。我去丹布勒,去看石窟寺,正逢午后大热。脱鞋入寺,赤脚走在石板上,稍一停留,就能听见呲呲声。这里有五个洞窟,规模都不大,但里面的雕刻、壁画、佛像,却很有年头。洞内,凉爽极了。十几名学生,打紧领带,把纸张铺在石凳上,用尺和笔,一边量着什么,一边画着什么。
丹布勒的猴子,小个,黑耳,一群群地,在栅栏上乱跳。不像狮子岩的,大多文静,大多满脸严肃。从山脚花园,我一口气,爬到了山顶王宫。沿途树梢上、绝壁上,乃至挤满游客的栈道上,猴子无处不在。它们是光阴的卫队,一千七百年来,在狮子岩,埋藏惊恐,雕琢瑰丽。许多当地人,一步一叩首,在山岩的最高处,朝它们跪拜,祈祷。
在狮子岩,一伸手,就能碰到王朝,凝固的王朝。断壁,早已倒塌,横七竖八的残垣,裸露在太阳底下。遗迹,用它倔强的姿态,用它不屈的眼神,在陡峭山崖上,刻画着斯里兰卡的历史截面。只要基座在,只要台阶在,只要飞鸟在,那个王朝和那段文明,就一直在。
从康提歌舞中,我读到了背影。黝黑的男子,身着长裙和裹胸。丰腴的妇人,背着油灯或竹篓。他们用海螺,吹出古老的礼乐。用贝壳,做成鲜丽的衣裳。他们身体和手臂,异常灵活,一歪一扭,便如蛇、如马、如孔雀。无论何种题材,鬼神、战争、农事,他们都能唱出来,都能跳出来。也曾被迫流浪、被迫出征、被迫祷告,但斯里兰卡人,向来乐天,一转身,又一片晴空。
在印度洋海滨,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我买了几幅画。画中高歌甩袖的,与我舞台上看见的,与我彩绘里看见的,一模一样。他们一面歌舞,一面望着我,不停在笑。
二
榕树下,一个婴儿,趴在父亲肩膀上,睡着了。父亲身后,是栅栏、茅舍、凉棚,是花园、树荫、佛像。斯里兰卡的乡村,每一天,都这样,鲜活,悠然。青年人的心思,全在家园,他们不会远走,不会丢下老人与孩子。
学校,大多建在路旁。操场上的学生,有的踢球,有的跑步,有的正要赶回教室。校服的颜色,只一种,白衣裤,白长裙。无论这个世界,色彩多么丰富,他们的信仰,都是这样明澈。每次路过校园,隔得老远,他们都会大声招呼,久别重逢似的,欢呼雀跃。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但彼此,都觉得见过。
放学以后,骑车或坐车回家。离桥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公交站台。十几个学生,在那里等车。雨很大,每人撑一把伞,各自安静地立着,不说话,也不看手机。队形笔直如线,像训练有素的军人。
婚礼上的来客,也是这样恭恭敬敬。在一片香料园里,我碰见上百名僧伽罗人,道喜、握手、拍照,个个彬彬有礼。斯里兰卡的民间娱乐颇为单调。一场婚礼,一场盛大的亲朋聚会,不仅孩子,即便大人也是兴奋翘首的。可他们,不癫狂、不豪饮、不轻佻,仍旧往常那样,一脸微笑。
舒缓的节奏,在康提,我真切感受到了。一阵阵诵经声,从竹林,从山坡,从附近店铺,不断渗进窗帘。我躺在摇椅上,眯着眼,还没完全醒来,耳朵早已享受了很久。离我十分钟路,顺着一条老街左拐,便是佛牙寺。佛牙寺于康提,如大昭寺于拉萨,是极尊崇,极神圣的。寺里面,人多,但不杂,各种语言交错,但不闹。很像一个露天图书馆,人手一本经典,坐着的、倚着的、趴着的,什么形态都有。表情却非常一致,静对自己,口中默念。
一袭素装,一身纯白。不仅寺庙如此,校园如此,在一处铁轨边上,我看到的,亦是如此。回科伦坡途中,有不少木板房。房子很密集,一户挤着一户,又矮又破。洗净的白衣白裤,无处晾晒,也见不到光亮。只好跑去铁轨旁边,找一块空地,平平地铺开。为防被吹走,每一件上面,都压了很多石子。
尽管晒法不同,但穿在身上,都是干净体面的。斯里兰卡人,习惯了热带气候,即使正午,即使日頭底下,也不会冒汗如雨。他们心中很凉快,不烦躁,不焦虑。于是衣服上,少了汗渍,于是眉色里,多了喜悦。
曾在西南海滨,点了一家大排档。老板和伙计性格极像,不紧不慢地,似乎电池的晚年。他们每天,只打一筐鱼虾,每个傍晚,只接六桌客人。剩余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在两棵椰树当中,系一张吊床,左右,左右,不停地晃。一群孩子,围着吊床,荡秋千一样,推过去,拉过来。
坐在沙滩上,一只小蟹,从我眼前经过,钻进了洞里。我盯着洞口,看它何时出来。一刻、两刻、三刻,等得久了,我差点要睡去了。突然,脚跟一麻,一只大蟹背着那只小蟹,从另一个地方,爬了出来。我没再跟踪它们,无论哪里,任其自由吧!面向海浪,我隐隐地,开始想念女儿了。我知道,她就是这只小蟹,她喜欢厚实的肩膀。
三
常与螃蟹相伴的,是鹭鸟。它们在沙滩上散步,在草坪上飞翔,有的还喜欢跳进船里,一待就是半天。近旁,满是鱼干,大大小小的,堆积如山。鹭鸟从不偷食,每日夕阳过后,渔民装剩下的,才会啄上几口。 稻田里,那点点白色,也是鹭鸟。水稻并不高,像当地人个子,有些偏矮。而站定的鹭鸟,脖子一伸,长长的模样,在田埂上,格外显眼。水稻不动,鹭鸟不飞,风静的午后,农田丢掉了时间。
田野上方,有几根电线,从科伦坡,一路连到西格利亚。电线像乐谱,被高高地挂在空中。那几只吉祥鸟,蹲在电线上,像乐谱里的音符,翅膀一扑,醉人一曲。在斯里兰卡,飞鸟众多,最吉祥的羽色不艳,叫声不脆,反倒又黑又哑。没错,就是乌鸦。凌晨四点多,在都市中央,它们把我吵醒了。周围全是高楼,不知道它们在哪里盘旋,在哪里栖息。唯一能断定的,这规模不是一小群,不是一大群,而是满天密布。它们的嗓子,放任极了,把一个国家的首都,叫成了公园。
海滨和森林,见到最多的,仍是乌鸦。路灯、屋顶、枝条,飞过来落下,又匆忙离去,孩子一般,调皮得很。喜鹊更爱捣乱,挤到乌鸦的世界,不听使唤,一个劲地望着松鼠,望着猴子。松鼠与猴子,都是攀樹高手,为了吃西红柿,吃胡萝卜,几乎翻越了整座山头。到嘴的果蔬,其实又丑又小。没打药,没施肥,吃再多,也无伤害。
一只蜥蜴,一米多长的蜥蜴,静静地,趴在泳池旁边。一大早,森林刚刚苏醒,它却眯着眼,准备沉沉入眠了。三五名少妇,一身泳装,从它跟前经过,试试水温,打算游开了。蜥蜴与人,互相都看见了,又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森林隔壁,是一片草原。草长得极茂盛,把许多山峰,许多河流,都埋藏里头了。一位向导,一辆越野车,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不及细细谋划,油门一踩,我们就进去了。每拐几道弯,都能看到象群,它们拖家带口,随意嬉戏。跟在象群后面的,有孔雀,有花豹,有黑熊。我不敢靠近,内心怯怯地,生怕突然被袭击。而它们在自己的领地,一路上纵情奔跑。
除了凶猛与野性,安魂的小品,每晚也都是有的。池塘、沼泽、湖泊,从日落到深夜,从深夜到日出,蛙唱虫吟,仿佛归隐的仙境。如果住海滨,浪涛就在枕头底下,一翻身,就是一片水响。
清晨起来,会发现十几艘渔船,已划到海洋深处。像一列编队,在蓝色水面上,一个个打捞希望。几乎都有船了,只要海浪不大,宁可多卖些力气。以前,全住茅屋,晴晒雨漏,生计窘迫,几大家子,也买不起一艘。高跷渔夫,爬到竿子上,在风浪中垂钓,那早属往事了,一回忆,满是辛酸。
岸边,晾晒的鱼虾,越来越多了。自家能吃饱,还有多余的,还能送到集市上去。每天傍晚,收拾鱼干的时候,斯里兰卡人,都会故意留下一些。
四
公路左边,有一条河,十来米宽。河岸并不规整,石头、黄土、绿藤,歪歪斜斜地,伴着水流。河中央,有沙洲,有浅滩,有一簇簇竹林。这样的乡村风景,在中部山区,随处可见。孩子们裤子一脱,一个俯冲,就下河游泳了。
在国内,曾花很多门票,去看热带植物园。兴隆的、三亚的、西双版纳的,每到一地,都好奇得很。而在斯里兰卡,门票是多余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园子。这个国家,植物的生命力,超乎想象。一小株盆景,落到地面上,不出几个月,便成参天大树,再过几个月,竟然蔚蔚如林。
森林当中,有各种房子。乡下的,又稀又疏,大坡度,红顶,最多两三层。城里的,要密一些,要高一些,可远远望去,也只能见到很小的局部,枝枝桠桠,把它们挡得很严实。很多时候,光凭森林,或光凭房子,我分不清城市,分不清乡村。
不论城乡,斯里兰卡人都爱喝茶。他们对白酒,毫无兴趣,逼得我这个酒徒,顿顿抓狂。在一座茶园,跟着几位师傅,我很不情愿地,开始改酒为茶。他们给我倒了第一杯,说是上好的,清爽、甘甜、不粘稠。又倒了第二杯,颜色有些偏红,微酸、微苦,大概属于中等。第三杯的口感,似乎遭透了,全是杂质,全是碎屑。茶的学问,原来也很大。那天以后,我对酒的态度,陡然降温,而与茶建立了好感。
斯里兰卡的红茶,是鼎鼎有名的。可茶园,均在中部山区,离西南港口,有很远的距离。要想把茶叶运到欧洲,运到世界,首先得运到港口。当年的西方人,找来了修路高手,铺了一条长长的铁轨。沿着海岸,为了拉矿,又铺了另一条长长的铁轨。曾经的利益通道,布满了驱使和鞭笞,每一天,都对立紧张。而风云过后,这茶园小火车,这海上小火车,都成了风景,成了人们远足的乐土。
每一节火车,都是一个舞台。火车没有门,没有空调,窗户上的玻璃,也是七零八落。但它有风,来自茶园的风,来自大海的风。还有音乐。每靠一站,都有艺人上来。敲着手鼓,唱着民歌,不管你听与不听,他们的表演,都是那样激情,那样澎湃。
火车鸣笛的声音,掉进了海里。我在斯里兰卡,在这岛屿上的每一步回响,也掉进了海里。不觉得是一趟旅行,更愿相信,是一个梦,一个与郑和有关的梦。每天都在阅读,手中翻过的,难说是古籍,还是童话。岩石上的人物,色彩已经脱落了,最年轻的那位,也得八九百岁了。看着看着,我也跑到岩石里去了,站在他们旁边,成了一员。
印度洋的晚霞,搭着阿拉伯商船,快要烧过来了。我与几只飞鸟,肩并肩坐着。它们或许在想,明日,又是一个大晴天吧!
作者简介:曹阳春,男,1982年出生,江苏响水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小骆驼亲子游创始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在读书和行路的间隙,偶尔写点文字。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扬子晚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雨中的酒气》《独上齐云》。
一阵风,从印度洋,刮到了客栈大厅。二三十幅版画,在墙上,微微敲动。画中人,不论老幼,不论男女,皆阿拉伯后裔。
几百年前,一艘艘木船,在驳岸残缺的码头,排队入港。掌舵的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水文图,一路千万里,全凭抬眼看星,抬眼看日出日落。这儿是加勒,往南走几步,便抵赤道了。太阳烈得很,刚上古堡,脚还没挪呢,我肩头的皮肤,已脱了好几层。历史和现实,在暴晒中,模糊了界限。
古堡的城墙,六七米高,荷兰人修的。堡内,有警局,有法院,有春游的孩子,有热吻的爱情。拐过几条街,还能遇见钟楼,遇见灯塔。一个代表时间,一个代表方向,这一对建筑,是否出自葡萄牙匠人,我难以判断。唯一确信的,是在葡荷之前,之前的一个多世纪,浩浩中国船队,就已经来过这里。
郑和下西洋,头三回,那一排排铁锚,都抛上了斯里兰卡。布施、礼佛、树碑,每一次挥手,均大国风范。可以欣赏,可以迷恋,可以神魂颠倒,但对这方土地,绝不占有。作为海上十字路口,加勒乃至斯里兰卡,它们是大众情人,最好的态度,不嫁,也不娶。是的,少些爱恨,多些友谊,少些杀戮,多些拥抱。
滚烫的地面,除了加勒,中部山区也有。我去丹布勒,去看石窟寺,正逢午后大热。脱鞋入寺,赤脚走在石板上,稍一停留,就能听见呲呲声。这里有五个洞窟,规模都不大,但里面的雕刻、壁画、佛像,却很有年头。洞内,凉爽极了。十几名学生,打紧领带,把纸张铺在石凳上,用尺和笔,一边量着什么,一边画着什么。
丹布勒的猴子,小个,黑耳,一群群地,在栅栏上乱跳。不像狮子岩的,大多文静,大多满脸严肃。从山脚花园,我一口气,爬到了山顶王宫。沿途树梢上、绝壁上,乃至挤满游客的栈道上,猴子无处不在。它们是光阴的卫队,一千七百年来,在狮子岩,埋藏惊恐,雕琢瑰丽。许多当地人,一步一叩首,在山岩的最高处,朝它们跪拜,祈祷。
在狮子岩,一伸手,就能碰到王朝,凝固的王朝。断壁,早已倒塌,横七竖八的残垣,裸露在太阳底下。遗迹,用它倔强的姿态,用它不屈的眼神,在陡峭山崖上,刻画着斯里兰卡的历史截面。只要基座在,只要台阶在,只要飞鸟在,那个王朝和那段文明,就一直在。
从康提歌舞中,我读到了背影。黝黑的男子,身着长裙和裹胸。丰腴的妇人,背着油灯或竹篓。他们用海螺,吹出古老的礼乐。用贝壳,做成鲜丽的衣裳。他们身体和手臂,异常灵活,一歪一扭,便如蛇、如马、如孔雀。无论何种题材,鬼神、战争、农事,他们都能唱出来,都能跳出来。也曾被迫流浪、被迫出征、被迫祷告,但斯里兰卡人,向来乐天,一转身,又一片晴空。
在印度洋海滨,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我买了几幅画。画中高歌甩袖的,与我舞台上看见的,与我彩绘里看见的,一模一样。他们一面歌舞,一面望着我,不停在笑。
二
榕树下,一个婴儿,趴在父亲肩膀上,睡着了。父亲身后,是栅栏、茅舍、凉棚,是花园、树荫、佛像。斯里兰卡的乡村,每一天,都这样,鲜活,悠然。青年人的心思,全在家园,他们不会远走,不会丢下老人与孩子。
学校,大多建在路旁。操场上的学生,有的踢球,有的跑步,有的正要赶回教室。校服的颜色,只一种,白衣裤,白长裙。无论这个世界,色彩多么丰富,他们的信仰,都是这样明澈。每次路过校园,隔得老远,他们都会大声招呼,久别重逢似的,欢呼雀跃。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但彼此,都觉得见过。
放学以后,骑车或坐车回家。离桥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公交站台。十几个学生,在那里等车。雨很大,每人撑一把伞,各自安静地立着,不说话,也不看手机。队形笔直如线,像训练有素的军人。
婚礼上的来客,也是这样恭恭敬敬。在一片香料园里,我碰见上百名僧伽罗人,道喜、握手、拍照,个个彬彬有礼。斯里兰卡的民间娱乐颇为单调。一场婚礼,一场盛大的亲朋聚会,不仅孩子,即便大人也是兴奋翘首的。可他们,不癫狂、不豪饮、不轻佻,仍旧往常那样,一脸微笑。
舒缓的节奏,在康提,我真切感受到了。一阵阵诵经声,从竹林,从山坡,从附近店铺,不断渗进窗帘。我躺在摇椅上,眯着眼,还没完全醒来,耳朵早已享受了很久。离我十分钟路,顺着一条老街左拐,便是佛牙寺。佛牙寺于康提,如大昭寺于拉萨,是极尊崇,极神圣的。寺里面,人多,但不杂,各种语言交错,但不闹。很像一个露天图书馆,人手一本经典,坐着的、倚着的、趴着的,什么形态都有。表情却非常一致,静对自己,口中默念。
一袭素装,一身纯白。不仅寺庙如此,校园如此,在一处铁轨边上,我看到的,亦是如此。回科伦坡途中,有不少木板房。房子很密集,一户挤着一户,又矮又破。洗净的白衣白裤,无处晾晒,也见不到光亮。只好跑去铁轨旁边,找一块空地,平平地铺开。为防被吹走,每一件上面,都压了很多石子。
尽管晒法不同,但穿在身上,都是干净体面的。斯里兰卡人,习惯了热带气候,即使正午,即使日頭底下,也不会冒汗如雨。他们心中很凉快,不烦躁,不焦虑。于是衣服上,少了汗渍,于是眉色里,多了喜悦。
曾在西南海滨,点了一家大排档。老板和伙计性格极像,不紧不慢地,似乎电池的晚年。他们每天,只打一筐鱼虾,每个傍晚,只接六桌客人。剩余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在两棵椰树当中,系一张吊床,左右,左右,不停地晃。一群孩子,围着吊床,荡秋千一样,推过去,拉过来。
坐在沙滩上,一只小蟹,从我眼前经过,钻进了洞里。我盯着洞口,看它何时出来。一刻、两刻、三刻,等得久了,我差点要睡去了。突然,脚跟一麻,一只大蟹背着那只小蟹,从另一个地方,爬了出来。我没再跟踪它们,无论哪里,任其自由吧!面向海浪,我隐隐地,开始想念女儿了。我知道,她就是这只小蟹,她喜欢厚实的肩膀。
三
常与螃蟹相伴的,是鹭鸟。它们在沙滩上散步,在草坪上飞翔,有的还喜欢跳进船里,一待就是半天。近旁,满是鱼干,大大小小的,堆积如山。鹭鸟从不偷食,每日夕阳过后,渔民装剩下的,才会啄上几口。 稻田里,那点点白色,也是鹭鸟。水稻并不高,像当地人个子,有些偏矮。而站定的鹭鸟,脖子一伸,长长的模样,在田埂上,格外显眼。水稻不动,鹭鸟不飞,风静的午后,农田丢掉了时间。
田野上方,有几根电线,从科伦坡,一路连到西格利亚。电线像乐谱,被高高地挂在空中。那几只吉祥鸟,蹲在电线上,像乐谱里的音符,翅膀一扑,醉人一曲。在斯里兰卡,飞鸟众多,最吉祥的羽色不艳,叫声不脆,反倒又黑又哑。没错,就是乌鸦。凌晨四点多,在都市中央,它们把我吵醒了。周围全是高楼,不知道它们在哪里盘旋,在哪里栖息。唯一能断定的,这规模不是一小群,不是一大群,而是满天密布。它们的嗓子,放任极了,把一个国家的首都,叫成了公园。
海滨和森林,见到最多的,仍是乌鸦。路灯、屋顶、枝条,飞过来落下,又匆忙离去,孩子一般,调皮得很。喜鹊更爱捣乱,挤到乌鸦的世界,不听使唤,一个劲地望着松鼠,望着猴子。松鼠与猴子,都是攀樹高手,为了吃西红柿,吃胡萝卜,几乎翻越了整座山头。到嘴的果蔬,其实又丑又小。没打药,没施肥,吃再多,也无伤害。
一只蜥蜴,一米多长的蜥蜴,静静地,趴在泳池旁边。一大早,森林刚刚苏醒,它却眯着眼,准备沉沉入眠了。三五名少妇,一身泳装,从它跟前经过,试试水温,打算游开了。蜥蜴与人,互相都看见了,又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森林隔壁,是一片草原。草长得极茂盛,把许多山峰,许多河流,都埋藏里头了。一位向导,一辆越野车,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不及细细谋划,油门一踩,我们就进去了。每拐几道弯,都能看到象群,它们拖家带口,随意嬉戏。跟在象群后面的,有孔雀,有花豹,有黑熊。我不敢靠近,内心怯怯地,生怕突然被袭击。而它们在自己的领地,一路上纵情奔跑。
除了凶猛与野性,安魂的小品,每晚也都是有的。池塘、沼泽、湖泊,从日落到深夜,从深夜到日出,蛙唱虫吟,仿佛归隐的仙境。如果住海滨,浪涛就在枕头底下,一翻身,就是一片水响。
清晨起来,会发现十几艘渔船,已划到海洋深处。像一列编队,在蓝色水面上,一个个打捞希望。几乎都有船了,只要海浪不大,宁可多卖些力气。以前,全住茅屋,晴晒雨漏,生计窘迫,几大家子,也买不起一艘。高跷渔夫,爬到竿子上,在风浪中垂钓,那早属往事了,一回忆,满是辛酸。
岸边,晾晒的鱼虾,越来越多了。自家能吃饱,还有多余的,还能送到集市上去。每天傍晚,收拾鱼干的时候,斯里兰卡人,都会故意留下一些。
四
公路左边,有一条河,十来米宽。河岸并不规整,石头、黄土、绿藤,歪歪斜斜地,伴着水流。河中央,有沙洲,有浅滩,有一簇簇竹林。这样的乡村风景,在中部山区,随处可见。孩子们裤子一脱,一个俯冲,就下河游泳了。
在国内,曾花很多门票,去看热带植物园。兴隆的、三亚的、西双版纳的,每到一地,都好奇得很。而在斯里兰卡,门票是多余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园子。这个国家,植物的生命力,超乎想象。一小株盆景,落到地面上,不出几个月,便成参天大树,再过几个月,竟然蔚蔚如林。
森林当中,有各种房子。乡下的,又稀又疏,大坡度,红顶,最多两三层。城里的,要密一些,要高一些,可远远望去,也只能见到很小的局部,枝枝桠桠,把它们挡得很严实。很多时候,光凭森林,或光凭房子,我分不清城市,分不清乡村。
不论城乡,斯里兰卡人都爱喝茶。他们对白酒,毫无兴趣,逼得我这个酒徒,顿顿抓狂。在一座茶园,跟着几位师傅,我很不情愿地,开始改酒为茶。他们给我倒了第一杯,说是上好的,清爽、甘甜、不粘稠。又倒了第二杯,颜色有些偏红,微酸、微苦,大概属于中等。第三杯的口感,似乎遭透了,全是杂质,全是碎屑。茶的学问,原来也很大。那天以后,我对酒的态度,陡然降温,而与茶建立了好感。
斯里兰卡的红茶,是鼎鼎有名的。可茶园,均在中部山区,离西南港口,有很远的距离。要想把茶叶运到欧洲,运到世界,首先得运到港口。当年的西方人,找来了修路高手,铺了一条长长的铁轨。沿着海岸,为了拉矿,又铺了另一条长长的铁轨。曾经的利益通道,布满了驱使和鞭笞,每一天,都对立紧张。而风云过后,这茶园小火车,这海上小火车,都成了风景,成了人们远足的乐土。
每一节火车,都是一个舞台。火车没有门,没有空调,窗户上的玻璃,也是七零八落。但它有风,来自茶园的风,来自大海的风。还有音乐。每靠一站,都有艺人上来。敲着手鼓,唱着民歌,不管你听与不听,他们的表演,都是那样激情,那样澎湃。
火车鸣笛的声音,掉进了海里。我在斯里兰卡,在这岛屿上的每一步回响,也掉进了海里。不觉得是一趟旅行,更愿相信,是一个梦,一个与郑和有关的梦。每天都在阅读,手中翻过的,难说是古籍,还是童话。岩石上的人物,色彩已经脱落了,最年轻的那位,也得八九百岁了。看着看着,我也跑到岩石里去了,站在他们旁边,成了一员。
印度洋的晚霞,搭着阿拉伯商船,快要烧过来了。我与几只飞鸟,肩并肩坐着。它们或许在想,明日,又是一个大晴天吧!
作者简介:曹阳春,男,1982年出生,江苏响水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小骆驼亲子游创始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在读书和行路的间隙,偶尔写点文字。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扬子晚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雨中的酒气》《独上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