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天命”，人们往往会觉得有几分神秘。其实，孔子很重视“天命”，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君子要“畏天命”，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为什么重视“天命”，以至于反复叮咛、谆谆告诫，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沉甸甸的字眼，它就是“担当”。
　　人组成社会，就需要引领者，需要担当者。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些事情上，是非选择没那么难，错误明明不该出现，可是令人乍舌的现象竟然层出不穷。那么，问题在哪里？怎样解决问题？这就呼唤引领与担当的人。在孔子时代，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就是“大人”。社会要循正道而行，不偏离正确的航向，就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
　　儒学被称为“君子之教”“大人之学”，就是要培养有气象、格局大的人。在孔子的語境中，君子明是非、知荣辱，方向明确，矢志不移。“君子”概念可谓内涵饱满、丰富。孔子以“君子”自期自许，强调“志于学”“志于道”，原来，他重视的是价值、是信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还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强调的是要牢记使命，坚定信念！
　　君子的坚持与坚守，在于他们对自己“天命”的认知。西汉时期的学者孔安国说：“命，谓穷达之分。”郭店楚简有一篇名曰《穷达以时》的文章，说“遇不遇，天也”，说的是人的“穷”与“达”往往决定于时势。这里“天”和“时”就是指“天命”，它决定着人生的穷达祸福，决定着人生的升降沉浮，如果时遇不佳，即使贤能之人同样无济于事，“天命”与“时”“世道”等紧密相连。由“天道”而“人性”，“天道”通过“天命”降而在人，赋予人以“人性”。从这里出发，儒家进一步思考“人道”，使主体意识反映自身的本质属性，从而沟通“人道”与“天道”。
　　孔子“知天命”，乃是认识问题深刻，知道天道运行的规律，了解社会、人生的基本规则。孔子周游列国途经宋国时，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宋国的司马桓魋打算杀掉孔子，把那棵大树拔掉。弟子们劝孔子尽快离开，孔子却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他们在匡地被困时，孔子也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遭遇困厄，却镇定自若，自信“天命在兹”。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的文化使命有一种自觉意识，有一种“神圣”体认。这种精神，正是古今中外伟人应对危难、创造伟业的动力与支柱。
　　对于“天命”，孔子自然不是挂在嘴边。在孔子那个时代，“天命”已经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人们认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众的意志、老百姓的意志就是“天命”，也就是说，“敬天保民”、“敬德保民”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认识到天命可以转移，即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有天命还要以德行去配合。君子“知天命”之“知”，自然就包含了对于这种特性的了解与把握，从而清醒冷静，豁达包容，表现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就是积极作为，弘道明德，勇于承担。
　　人知天命，就无怨无悔，主动担当，这正是对君子的起码要求。“天命”本身并不神秘，但认识天命并不容易，所以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包含天道运行规律，隐含认识问题之深刻，“知天命”一定是了解社会与人生的规则。因此，只有“知天命”才会“畏天命”。孔子说君子“畏天命”，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在君子与小人对天命有不同态度中，他对于君子人格的期待、对于社会担当的赞赏，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君子有德有位，不仅应该担当、必须担当，而且能够担当、主动担当。可以看出，在孔子那里，“天命”与“神圣”有点儿类似。就像基督教强调神圣观念那样，孔子儒家则特别强调敬畏天命。《论语》最后记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似乎与《论语》开篇孔子的话相呼应：“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所处是“无道”的乱世，他本人“有德而无位”，但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但他并没有放弃行道的努力，他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他认为，君子面对人生的态度是，不论人生显达，还是身处困厄，都不要改变自己的节操。穷达自己无法完全决定，德行则只能取决于自己。人要主动作为，积极用世，坚定正确信念，努力完善自己，做有益于社会的人。（编辑/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