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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毛泽东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习仲勋予以表彰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他不仅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还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多次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将他解救出来。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区区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予以表彰。
1945年，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即在抗战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年，习仲勋33岁。
习仲勋自从投身革命后，经受的是全面的锻炼。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习仲勋在指挥军事方面，也有很强的才能。他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他还曾协助刘志丹在陕北军事斗争中，多次谋划军事方略，也曾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一点非常看重，他也有意让习仲勋担任大兵团的军事领导职务，熟悉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中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方面的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期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10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第三次评价习仲勋：“已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上，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接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3次发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又就“义合会议”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称赞习仲勋：“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1951年，毛泽东第四次评价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有“五马进京”之说。
对于习仲勋当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当了中宣部部长后，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宣传与文教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贵国务院常务工作。
毛泽东第五次评价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代表。
当时，项谦联合马步芳100师师长谭呈祥、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7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要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的意见。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事情果然向好的方面发展。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热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一场民族纠纷事件得以漂亮地解决。事情妥当处理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摘自《作家文摘》2012.12.7）B⑦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他不仅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还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多次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将他解救出来。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区区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予以表彰。
1945年，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即在抗战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年，习仲勋33岁。
习仲勋自从投身革命后，经受的是全面的锻炼。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习仲勋在指挥军事方面，也有很强的才能。他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他还曾协助刘志丹在陕北军事斗争中，多次谋划军事方略，也曾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一点非常看重，他也有意让习仲勋担任大兵团的军事领导职务，熟悉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中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方面的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期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10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第三次评价习仲勋：“已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上，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接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3次发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又就“义合会议”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称赞习仲勋：“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1951年，毛泽东第四次评价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有“五马进京”之说。
对于习仲勋当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当了中宣部部长后，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宣传与文教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贵国务院常务工作。
毛泽东第五次评价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代表。
当时，项谦联合马步芳100师师长谭呈祥、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7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要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的意见。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事情果然向好的方面发展。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热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一场民族纠纷事件得以漂亮地解决。事情妥当处理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摘自《作家文摘》2012.12.7）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