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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的地域叙事为我们从小说文本反观地域风尚提供了可能性。“三言”中有多篇文章涉及闽地叙事，内容涵盖政治事件、民间传说、海上贸易、风俗地貌等，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三言”的闽地叙事多叙离乱，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多用民间视角;对闽地原有民間故事的改写涉及海上贸易与倭患的历史图景;对民间传说的敷演与闽地风俗地貌相关，当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考察特定历史时期闽地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三言”;闽地叙事;地域考察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2-0074-07
文学与地域有着紧密的联系，地域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军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使作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样的地域特征在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宋元话本小说的场域表演性，使其带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而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虽然多数为文人的案头之作，但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仍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作品之中，从而为我们从小说文本反观地域风尚提供了可能性。
“三言”因其编撰成书的特殊性，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但其中仍可以看出明显的地域倾向，“三言”中涉及闽地叙事的作品多达15篇。这些作品的闽地印迹或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如主人公的籍贯所在地、幼年成长环境、授官所在地等，其中故事主体情节在闽地展开或以闽地为重要背景者共计6篇。有趣的是，这些作品以十分平均的数量分布在“三言”中，即每一言中均有5篇文章涉及闽地叙事，而故事主体情节在闽地展开者则各为2篇。这样的数字分布使我们产生了从闽地视角关注“三言”文本的兴趣。本文尝试对“三言”中以闽地为主体故事展开场景的作品进行分析，考察特定历史时期闽地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三言”中共有6篇作品以闽地作为主体故事展开场景。《喻世明言》2篇：《杨八老越国奇逢》叙陕西人氏杨八老在闽经商，遇倭患为倭寇所掳的经历;《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记贾似道为郑虎臣击杀于福建事。《警世通言》2篇：《范鳅儿双镜重圆》以宋代闽地范汝为变乱为背景，叙离乱故事;《旌阳宫铁树镇妖》涉及闽地关于许真君信仰的传说。《醒世恒言》2篇：《大树坡义虎送亲》演漳浦义虎报恩故事;《白玉娘忍苦成夫》叙闽地宋末遗事。作品内容涵盖政治事件、民间传说、海上贸易、风俗地貌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仅对《杨八老越国奇逢》《范鳅儿双镜重圆》《旌阳宫铁树镇妖》3篇文章的涉闽叙事进行分析。
一、政治事件的民间叙事
《范鳅儿双镜重圆》正话由《摭青杂说》中的“范希周”事改编而成。①故事基本情节与《摭青杂说》差别不大，但冯氏以白话叙事的同时，对故事进行了扩写，仔细比对文本，冯氏扩写的内容主要涉及建州府饥荒与范汝为变乱的具体细节。
《摭青杂说》开头对故事背景的叙述只有寥寥数语：“建炎庚戌岁，建州凶贼范汝为，因饥啸聚至十余万。是时朝廷以边境多故，未遑致讨，遂命本路官司姑务招安。汝为听命，遂领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杀人而已，其劫人财帛、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县不能制。”[1]281《范鳅儿双镜重圆》中对此进行了补充叙述：
自古“兵荒”二字相连，金虏渡河，两浙都被他残破。闽地不遭兵火，也就遇个荒年，此乃天数。话中单说建州饥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粮饷要紧，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蛇无头而不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无非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2]431-432
此段描写虽有铺陈、增饰故事之意，但更多地却是透露出冯梦龙对建州饥荒与范汝为变乱的看法。第一，突出了范汝为变乱的起因是建州饥荒;第二，指出建州饥荒虽系天灾、实则人祸;第三，点明范汝为变乱实乃官逼民反;第四，言语表述中包含对范氏的同情。
范汝为案是南宋福建影响甚大的民变，起于高宗建炎四年八月，至绍兴二年十一月止。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州民范汝为粗知书，其诸父以盗贩为事，而号黑龙、黑虎者。尤善格斗，群不逞附焉。每数百人负盐横行州境，官不能捕。有儒林郎江钿，建阳人，老矣。郡守谓钿有谋，使摄令瓯宁，以图二范。未几，果擒之，皆死于狱。其徒无所归，往依汝为。一日，汝为因刃伤人至死，遂作乱。建阳令王昌、瓯宁令黄光邦不能讨，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3]696-697汝为据建安，众十余万，至造黄红伞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连年，卒不能制。及是汝为引兵入城，守城直秘阁王浚明以下皆遁，贼遂举其城。[3]865昨范汝为啸聚回源，初不过四十人，不时讨杀，遂致贼得为计，日以滋蔓。至烦朝廷遣将出师，仅能得其死命，而遗黎之不遭贼者，十无一二，盖不胜其酷。[3]952此处史料显示，范汝为变乱起因复杂，其父辈为私盐贩，汝为因误伤人命而作乱，最初的规模不超过四十人，因“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以致“日以滋蔓”，竟至十余万。可见范汝为变乱虽不完全因饥荒而起，但建州饥荒确实助长了范汝为变乱之势，最终使其成为盘踞州府、官不能制的谋叛变乱。而建州饥荒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据史料载：初缘建州军贼作过，既而苗傅贼党，王燮叛兵相继入本路，大兵又蹑其后。屋庐储积焚荡，掠取既尽于贼，又须供亿大兵，实无从出，自是迁徙散亡，濡足南亩者无几。食日益阙，民日益困，桀黠无赖者遂乘之以鼓倡群小，驱率柔懦聚为盗贼，如范汝为之徒，接续作过是也（《投富枢密札子》）。[4]27
比年建、剑、临汀、邵武四郡，为群凶焚劫荡尽无孑遗，而将乐为尤甚。朝廷遣兵诛讨，军期所须不一，又每岁，常赋之外，市银数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饥馑，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十钱，人不堪命，皆昔所未闻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所至屯聚。（《与执政》）[5] 史料所述建州饥荒的肇因包括多方面：首先，南宋初期变乱频发，对福建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其次，赋税繁重，民不堪其扰;再者，民众迁徙失地，无以为食;最后，灾荒饥馑，米价飙升。上述几处史料记载与《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描写几无出入。
话本中还对范氏叛乱的诸多细节都作了生动展示，如写范氏作乱，“官兵抵挡不住，连败数阵。范汝为遂据了建州城，自称元帅，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门中子弟都受伪号，做领兵官将”[2]432;再如写范氏被韩世忠围城之时的情况，“韩公筑长围以困之……城中日夜号哭，范汝为几遍要夺门而出，都被官军杀回，势甚危急……到绍兴二年春正月，韩公将建州城攻破，范汝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韩公竖黄旗招安余党，只有范氏一门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于乱军之中，一半被大军擒获，献俘临安”[2]435-437。文中描写皆有史可查、且备细于史，可以成为正史的补充。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闽地之民迫于无奈，最终“相聚为盗”的现实。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冯梦龙在小说的言辞表述中透露出对变乱民众的同情，称范汝为是“草头天子”，并谓其“仗义执言，救民水火”，对其“无粮同饿，得肉均分”的做法亦表示了认同。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范汝为多是被当作叛乱忤逆之贼而加以口诛笔伐的，冯梦龙却以小说家之笔，站在民间立场对范汝为及其所代表的变乱民众给予了同情与理解，不能不说是其思想认识上的进步。这与冯梦龙的政治理念相关，冯梦龙曾于崇贞七年宦仕福建寿宁，对闽地历史与民情多有了解，其《寿宁待志》载：“寿令可为而不可为也，岭峻溪深，民贫俗俭。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6]透露出对闽地赋役繁重、民生多艰的同情。
但冯梦龙思想认识的进步性仅止于此，随着文本叙述的展开，我们发现冯梦龙对范氏作乱从根本上还是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如文中一段对范氏作乱的描述如下：
范汝为造下迷天大罪，不过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岂期名将张浚、岳飞、张俊、张荣、吴玠、吴璘等，屡败金人，国家粗定。高宗卜鼎临安，改元绍兴。是年冬，高宗命韩蕲王讳世忠的，统领大军十万前来讨捕，范汝为岂是韩公敌手，只得闭城自守。[2]435
文本中多次称叛乱之民为“贼”或“贼党”，且认为范汝为所犯乃是“迷天大罪”，并认定其最终无法成事，足见作者的立场。这种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在文本中更集中地表现在对招安政策的认同上。小说中范鳅儿对顺哥诉衷情时有一段话：“我本非反贼，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2]433-434小说中还反复述说了范希周陷在“贼”中的不得已。如文章开头对其身份的介绍：“原是读书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为所逼，凡族人不肯从他为乱者，先将斩首示众。希周贪了性命，不得已而从之。”[2]432这几段话不见于《摭青杂说》，应是冯氏加入，上述描写为范鳅儿接受招安埋下了伏笔。小说破镜重圆的大结局，也因范鳅儿改名换姓接受招安而成为可能。冯梦龙在编写“三言”时十分重视其教化功能，这也是其认同变乱之民接受招安的原因所在。而查阅汝为变乱的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招安的行为在变乱过程中反复出现多次，起义初期，朝廷即对范汝为进行招安，“时汝为慕得官，且惧大军继至，故听命”[3]748-749，但“虽号为已就招抚，实未尝受帅司节制”[4]27;范氏之乱平定后，韩世忠虽对范氏余党尽诛之，但亦听从李纲“建州百姓多无辜”的劝告，对建州百姓进行安抚，令民各归其职[3]895。自此，范汝为之乱始平，建州恢复正常秩序。《范鳅儿双镜重圆》借陷于贼中的范鳅儿与顺哥的离合故事，从民间视角对范汝为民变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二、民间故事的闽地改写
《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亦见于《古今谭概》卷三十六《一日得二贵子》与《情史》卷二“杨公”条，两处文字均十分简略。而《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则详细而曲折地叙述了杨八老入闽经商遇倭寇入侵，为其所掳，十九年后始归，父子、夫妇重逢的历险故事。同一故事在冯梦龙著述中反复出现，足见其对这一故事的重视。谭正璧对此故事资料的整理还包括《书隐丛谈》中的“山西聂翁”条[1]95-97，但该故事的发生背景是张献忠入川，与“三言”故事的闽地背景殊异，且故事的主要情节乃在“一日得二贵子”。《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题为“越国奇逢”，即已言明其叙事的重点在杨八老被倭寇俘虏之后的离奇经历，这与《古今谭概》《情史》《書隐丛谈》的旨趣皆不相同，可见这是冯梦龙在原有民间传说“一日得二贵子”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意改写，将故事背景设在闽地，其用意在于借民间故事叙闽海倭寇之乱。
将《古今谭概》《情史》中故事与“三言”的故事进行比较，发现后者对前者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写。扩写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杨八老生计的描写，二是对闽海倭患的生动展示。
在《古今谭概》与《情史》中冯氏对杨八老的生计仅简单地表述为“买于闽漳浦之间”。[1]96而《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则详细介绍了杨八老为“西安府盩屋县人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小说叙其“往漳州商贩”“专待收买番禺货物”。[7]664-666文本隐含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原人士入闽从商为时已久，二是入闽从商者所做的买卖为海外贸易。福建自宋代起即为沿海贸易重镇。及至明朝，闽地万商云集，既有各国商贩、闽地商人，亦有由中原入闽的商人，闽地与中原的商贸活动频繁。“三言”在叙闽商故事时，着重描写了商旅之途的艰辛不易且极具风险，如《大树坡义虎送亲》的话本故事中，主人公韦德“乃福建泉州人氏，自幼随著父亲，在绍兴府开个倾银铺儿”[8]253，其历险故事是在其返乡途中所发生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亦描写了杨八老返乡途中遭遇离乱。
小说的意义不仅在此，更在于其以民间视角，对闽地倭患作了大量且生动的展示。杨八老路遇倭寇，小说中有几段精彩的描写：
未及两日，在路吃了一惊。但见：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杨八老看见乡村百姓，纷纷攘攘，都来城中逃难。传说倭寇一路放火杀人，官军不能禁御。声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体，进退两难。思量无计，只得随众奔走，且到汀州城里，再作区处。 又走了两个时辰，约离城三里之地，忽听得喊声震地。后面百姓们都号哭起来，却是倭寇杀来了。众人先唬得脚软，奔路不动。杨八老望见傍边一座林子，向剌斜里便走，也有许多人随他去林丛中躲避。谁知倭寇有智，惯是四散埋伏。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的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那里来的。有几个粗莽汉子，平昔间有些手脚的，拚着性命，将手中器械，上前迎敌。犹如火中投雪，风里扬尘，被倭贼一刀一个，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众人一齐下跪，口中只叫饶命。[7]670-672
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倭患之下普通百姓的颠沛流离之苦以及倭寇的狡猾、凶狠与残暴，汀州地处八闽腹地，可见当时倭寇的活动范围已不仅仅停留在沿海一带。但正是这一细节使我们对小说的文本叙述时间产生了怀疑。小说的文本时间是元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查阅史料，元至大年间与倭寇入侵相关的史料见《元史》卷九十九《兵二·镇戍》：
① 戴裔煊《倭寇与中国》与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的研究成果显示，元代并无倭寇入闽的记录。
② 载于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7页，亦可参见李晨楠《日商焚掠庆元事件考略》，载于《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9期。
③ 嘉靖年间的假倭成分十分复杂，并不只是被倭寇所掳之人充当倭子，亦有沿海豪奸、山寇等冒充倭寇劫掠。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
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其余迁调军马，事关机务，别议行之。”[9]2548
史料显示，元至大年间的倭患发生在庆元，即宁波一带，未见入闽。①
那么，小说中对闽地倭患的描写从何而来，是完全虚构的吗？阅读文本，小说对倭寇的描写十分详细，如对倭寇再次入侵的一段描写：
原来倭寇飘洋，也有个天数，听凭风势：若是北风，便犯广东一路;若是东风，便犯福建一路;若是东北风，便犯温州一路;若是东南风，便犯淮扬一路。此时二月天气，众倭登船离岸，正值东北风大盛，一连数日，吹个不住，径飘向温州一路而来。[7]677
说明东南沿海一带的季风性气侯为倭寇的入侵提供了便利。这一描述与明代郑若曾《筹海图编》的记载相符，据《筹海图编》载倭寇入侵，“而视风之变迁，北多则犯广东;东风则犯福建。若正东风猛，则必由五岛历天堂官渡水……东北多则至岛沙门分舯，或过韭山海闸门而犯温州”[10]178-179。可见冯梦龙在撰写此文时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查阅了当时倭寇入侵的史料记载，以此为依据进行写作的。
虽然元代历史资料多有遗失、缺漏，但据现有资料及相关研究显示，元代虽有倭患，却仅止于沿海贸易港口，并未深入腹地，其入侵的目的亦多为商品掠夺，焚掠的对象多限于府衙与寺庙，杀戮的对象多为官兵，并未见其对平民的大规模杀戮与人口抢夺。②
但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则大量描写了倭寇对平民的烧杀掠夺：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与刀仗，教他跳战之法。中国人惧怕，不敢不从。过了一年半载，水土习服，学起倭话来，竟与真倭无异了。[7]672-675
这里交代了被倭寇所掳之人的后果，或被剃头充当倭子，或被带回倭国留作奴仆。据清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宁德县志》卷七“人物志”载：“蔡景榕，字同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被掳。索贖金不得、驱之入海，乘南风七昼夜而至倭岛，其地为日本西海道萨摩妙麂岛郡。遂髡之，既而，卖与肥前州商人。”[11]方志所记人物亦被掳至倭国售卖为奴。而小说所述真假倭寇的情况出现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倭患前后。③联系《杨八老越国奇逢》的成书时间为泰昌、天启年间，可见，小说的文本叙述时间虽为元代，但实际可能是借元代影射本朝倭患入侵的历史事实，具有时事小说的意义。
明代自朱元璋朝即实施严格的海禁，但明中叶以后海防松懈，闽海豪族多有“私下海通番者”[12]2658，“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蕃市易”[13]。足见明代海禁政策并未能实际遏制闽海商贸易活动的开展。闽海私人商贸活动为倭寇入侵提供了便利，所谓“舶主豪右，唾手四起，倭患大作”[14]，“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15]，最终导致嘉靖倭患之烈。小说中杨八老贩于漳浦“专待收买番禺货物”，书中所写闽地倭患，也有史可查，嘉靖后期闽海倭寇泛滥。据《筹海图编》载，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贼攻平和县……攻大金所，五月月港之贼败遁出海，官兵追击大败之……七月贼自广东来寇，官兵击败之，贼复入广……八月贼入安溪县。四十年正月安溪倭贼流犯长泰、同安等县，官兵追击大败之……五月贼攻宁化县……攻诏安县”[10]14-15，足见当时闽地倭患已深入腹地，一发不可遏制。史料所言“平和县”南接漳浦，北接汀州府，正处于杨八老从漳浦入汀州北上的路线中。小说中描述的倭患来袭之际，“承平日久，沿海备御俱疏”[7]677，史料亦有相关佐证，“福建沿海备倭官，因循敬且，兵弛饷乏，贼至无措”[12]2157，“近闻福建沿海卫所兵废弛，军饷空乏”[12]5243，“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倭猝寇城，内外无备”[16]。可见小说对倭患的描写，与明代嘉靖倭患相关史料关系密切。“文学对海战的关注直到嘉靖中后期才在倭寇扰乱东南沿海的战役中到来。”[17]
关键词：“三言”;闽地叙事;地域考察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2-0074-07
文学与地域有着紧密的联系，地域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军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使作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样的地域特征在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宋元话本小说的场域表演性，使其带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而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虽然多数为文人的案头之作，但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仍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作品之中，从而为我们从小说文本反观地域风尚提供了可能性。
“三言”因其编撰成书的特殊性，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但其中仍可以看出明显的地域倾向，“三言”中涉及闽地叙事的作品多达15篇。这些作品的闽地印迹或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如主人公的籍贯所在地、幼年成长环境、授官所在地等，其中故事主体情节在闽地展开或以闽地为重要背景者共计6篇。有趣的是，这些作品以十分平均的数量分布在“三言”中，即每一言中均有5篇文章涉及闽地叙事，而故事主体情节在闽地展开者则各为2篇。这样的数字分布使我们产生了从闽地视角关注“三言”文本的兴趣。本文尝试对“三言”中以闽地为主体故事展开场景的作品进行分析，考察特定历史时期闽地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三言”中共有6篇作品以闽地作为主体故事展开场景。《喻世明言》2篇：《杨八老越国奇逢》叙陕西人氏杨八老在闽经商，遇倭患为倭寇所掳的经历;《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记贾似道为郑虎臣击杀于福建事。《警世通言》2篇：《范鳅儿双镜重圆》以宋代闽地范汝为变乱为背景，叙离乱故事;《旌阳宫铁树镇妖》涉及闽地关于许真君信仰的传说。《醒世恒言》2篇：《大树坡义虎送亲》演漳浦义虎报恩故事;《白玉娘忍苦成夫》叙闽地宋末遗事。作品内容涵盖政治事件、民间传说、海上贸易、风俗地貌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仅对《杨八老越国奇逢》《范鳅儿双镜重圆》《旌阳宫铁树镇妖》3篇文章的涉闽叙事进行分析。
一、政治事件的民间叙事
《范鳅儿双镜重圆》正话由《摭青杂说》中的“范希周”事改编而成。①故事基本情节与《摭青杂说》差别不大，但冯氏以白话叙事的同时，对故事进行了扩写，仔细比对文本，冯氏扩写的内容主要涉及建州府饥荒与范汝为变乱的具体细节。
《摭青杂说》开头对故事背景的叙述只有寥寥数语：“建炎庚戌岁，建州凶贼范汝为，因饥啸聚至十余万。是时朝廷以边境多故，未遑致讨，遂命本路官司姑务招安。汝为听命，遂领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杀人而已，其劫人财帛、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县不能制。”[1]281《范鳅儿双镜重圆》中对此进行了补充叙述：
自古“兵荒”二字相连，金虏渡河，两浙都被他残破。闽地不遭兵火，也就遇个荒年，此乃天数。话中单说建州饥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粮饷要紧，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蛇无头而不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无非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2]431-432
此段描写虽有铺陈、增饰故事之意，但更多地却是透露出冯梦龙对建州饥荒与范汝为变乱的看法。第一，突出了范汝为变乱的起因是建州饥荒;第二，指出建州饥荒虽系天灾、实则人祸;第三，点明范汝为变乱实乃官逼民反;第四，言语表述中包含对范氏的同情。
范汝为案是南宋福建影响甚大的民变，起于高宗建炎四年八月，至绍兴二年十一月止。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州民范汝为粗知书，其诸父以盗贩为事，而号黑龙、黑虎者。尤善格斗，群不逞附焉。每数百人负盐横行州境，官不能捕。有儒林郎江钿，建阳人，老矣。郡守谓钿有谋，使摄令瓯宁，以图二范。未几，果擒之，皆死于狱。其徒无所归，往依汝为。一日，汝为因刃伤人至死，遂作乱。建阳令王昌、瓯宁令黄光邦不能讨，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3]696-697汝为据建安，众十余万，至造黄红伞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连年，卒不能制。及是汝为引兵入城，守城直秘阁王浚明以下皆遁，贼遂举其城。[3]865昨范汝为啸聚回源，初不过四十人，不时讨杀，遂致贼得为计，日以滋蔓。至烦朝廷遣将出师，仅能得其死命，而遗黎之不遭贼者，十无一二，盖不胜其酷。[3]952此处史料显示，范汝为变乱起因复杂，其父辈为私盐贩，汝为因误伤人命而作乱，最初的规模不超过四十人，因“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以致“日以滋蔓”，竟至十余万。可见范汝为变乱虽不完全因饥荒而起，但建州饥荒确实助长了范汝为变乱之势，最终使其成为盘踞州府、官不能制的谋叛变乱。而建州饥荒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据史料载：初缘建州军贼作过，既而苗傅贼党，王燮叛兵相继入本路，大兵又蹑其后。屋庐储积焚荡，掠取既尽于贼，又须供亿大兵，实无从出，自是迁徙散亡，濡足南亩者无几。食日益阙，民日益困，桀黠无赖者遂乘之以鼓倡群小，驱率柔懦聚为盗贼，如范汝为之徒，接续作过是也（《投富枢密札子》）。[4]27
比年建、剑、临汀、邵武四郡，为群凶焚劫荡尽无孑遗，而将乐为尤甚。朝廷遣兵诛讨，军期所须不一，又每岁，常赋之外，市银数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饥馑，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十钱，人不堪命，皆昔所未闻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所至屯聚。（《与执政》）[5] 史料所述建州饥荒的肇因包括多方面：首先，南宋初期变乱频发，对福建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其次，赋税繁重，民不堪其扰;再者，民众迁徙失地，无以为食;最后，灾荒饥馑，米价飙升。上述几处史料记载与《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描写几无出入。
话本中还对范氏叛乱的诸多细节都作了生动展示，如写范氏作乱，“官兵抵挡不住，连败数阵。范汝为遂据了建州城，自称元帅，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门中子弟都受伪号，做领兵官将”[2]432;再如写范氏被韩世忠围城之时的情况，“韩公筑长围以困之……城中日夜号哭，范汝为几遍要夺门而出，都被官军杀回，势甚危急……到绍兴二年春正月，韩公将建州城攻破，范汝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韩公竖黄旗招安余党，只有范氏一门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于乱军之中，一半被大军擒获，献俘临安”[2]435-437。文中描写皆有史可查、且备细于史，可以成为正史的补充。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闽地之民迫于无奈，最终“相聚为盗”的现实。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冯梦龙在小说的言辞表述中透露出对变乱民众的同情，称范汝为是“草头天子”，并谓其“仗义执言，救民水火”，对其“无粮同饿，得肉均分”的做法亦表示了认同。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范汝为多是被当作叛乱忤逆之贼而加以口诛笔伐的，冯梦龙却以小说家之笔，站在民间立场对范汝为及其所代表的变乱民众给予了同情与理解，不能不说是其思想认识上的进步。这与冯梦龙的政治理念相关，冯梦龙曾于崇贞七年宦仕福建寿宁，对闽地历史与民情多有了解，其《寿宁待志》载：“寿令可为而不可为也，岭峻溪深，民贫俗俭。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6]透露出对闽地赋役繁重、民生多艰的同情。
但冯梦龙思想认识的进步性仅止于此，随着文本叙述的展开，我们发现冯梦龙对范氏作乱从根本上还是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如文中一段对范氏作乱的描述如下：
范汝为造下迷天大罪，不过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岂期名将张浚、岳飞、张俊、张荣、吴玠、吴璘等，屡败金人，国家粗定。高宗卜鼎临安，改元绍兴。是年冬，高宗命韩蕲王讳世忠的，统领大军十万前来讨捕，范汝为岂是韩公敌手，只得闭城自守。[2]435
文本中多次称叛乱之民为“贼”或“贼党”，且认为范汝为所犯乃是“迷天大罪”，并认定其最终无法成事，足见作者的立场。这种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在文本中更集中地表现在对招安政策的认同上。小说中范鳅儿对顺哥诉衷情时有一段话：“我本非反贼，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2]433-434小说中还反复述说了范希周陷在“贼”中的不得已。如文章开头对其身份的介绍：“原是读书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为所逼，凡族人不肯从他为乱者，先将斩首示众。希周贪了性命，不得已而从之。”[2]432这几段话不见于《摭青杂说》，应是冯氏加入，上述描写为范鳅儿接受招安埋下了伏笔。小说破镜重圆的大结局，也因范鳅儿改名换姓接受招安而成为可能。冯梦龙在编写“三言”时十分重视其教化功能，这也是其认同变乱之民接受招安的原因所在。而查阅汝为变乱的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招安的行为在变乱过程中反复出现多次，起义初期，朝廷即对范汝为进行招安，“时汝为慕得官，且惧大军继至，故听命”[3]748-749，但“虽号为已就招抚，实未尝受帅司节制”[4]27;范氏之乱平定后，韩世忠虽对范氏余党尽诛之，但亦听从李纲“建州百姓多无辜”的劝告，对建州百姓进行安抚，令民各归其职[3]895。自此，范汝为之乱始平，建州恢复正常秩序。《范鳅儿双镜重圆》借陷于贼中的范鳅儿与顺哥的离合故事，从民间视角对范汝为民变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二、民间故事的闽地改写
《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亦见于《古今谭概》卷三十六《一日得二贵子》与《情史》卷二“杨公”条，两处文字均十分简略。而《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则详细而曲折地叙述了杨八老入闽经商遇倭寇入侵，为其所掳，十九年后始归，父子、夫妇重逢的历险故事。同一故事在冯梦龙著述中反复出现，足见其对这一故事的重视。谭正璧对此故事资料的整理还包括《书隐丛谈》中的“山西聂翁”条[1]95-97，但该故事的发生背景是张献忠入川，与“三言”故事的闽地背景殊异，且故事的主要情节乃在“一日得二贵子”。《杨八老越国奇逢》故事题为“越国奇逢”，即已言明其叙事的重点在杨八老被倭寇俘虏之后的离奇经历，这与《古今谭概》《情史》《書隐丛谈》的旨趣皆不相同，可见这是冯梦龙在原有民间传说“一日得二贵子”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意改写，将故事背景设在闽地，其用意在于借民间故事叙闽海倭寇之乱。
将《古今谭概》《情史》中故事与“三言”的故事进行比较，发现后者对前者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写。扩写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杨八老生计的描写，二是对闽海倭患的生动展示。
在《古今谭概》与《情史》中冯氏对杨八老的生计仅简单地表述为“买于闽漳浦之间”。[1]96而《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则详细介绍了杨八老为“西安府盩屋县人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小说叙其“往漳州商贩”“专待收买番禺货物”。[7]664-666文本隐含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原人士入闽从商为时已久，二是入闽从商者所做的买卖为海外贸易。福建自宋代起即为沿海贸易重镇。及至明朝，闽地万商云集，既有各国商贩、闽地商人，亦有由中原入闽的商人，闽地与中原的商贸活动频繁。“三言”在叙闽商故事时，着重描写了商旅之途的艰辛不易且极具风险，如《大树坡义虎送亲》的话本故事中，主人公韦德“乃福建泉州人氏，自幼随著父亲，在绍兴府开个倾银铺儿”[8]253，其历险故事是在其返乡途中所发生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亦描写了杨八老返乡途中遭遇离乱。
小说的意义不仅在此，更在于其以民间视角，对闽地倭患作了大量且生动的展示。杨八老路遇倭寇，小说中有几段精彩的描写：
未及两日，在路吃了一惊。但见：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杨八老看见乡村百姓，纷纷攘攘，都来城中逃难。传说倭寇一路放火杀人，官军不能禁御。声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体，进退两难。思量无计，只得随众奔走，且到汀州城里，再作区处。 又走了两个时辰，约离城三里之地，忽听得喊声震地。后面百姓们都号哭起来，却是倭寇杀来了。众人先唬得脚软，奔路不动。杨八老望见傍边一座林子，向剌斜里便走，也有许多人随他去林丛中躲避。谁知倭寇有智，惯是四散埋伏。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的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那里来的。有几个粗莽汉子，平昔间有些手脚的，拚着性命，将手中器械，上前迎敌。犹如火中投雪，风里扬尘，被倭贼一刀一个，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众人一齐下跪，口中只叫饶命。[7]670-672
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倭患之下普通百姓的颠沛流离之苦以及倭寇的狡猾、凶狠与残暴，汀州地处八闽腹地，可见当时倭寇的活动范围已不仅仅停留在沿海一带。但正是这一细节使我们对小说的文本叙述时间产生了怀疑。小说的文本时间是元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查阅史料，元至大年间与倭寇入侵相关的史料见《元史》卷九十九《兵二·镇戍》：
① 戴裔煊《倭寇与中国》与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的研究成果显示，元代并无倭寇入闽的记录。
② 载于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7页，亦可参见李晨楠《日商焚掠庆元事件考略》，载于《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9期。
③ 嘉靖年间的假倭成分十分复杂，并不只是被倭寇所掳之人充当倭子，亦有沿海豪奸、山寇等冒充倭寇劫掠。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
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其余迁调军马，事关机务，别议行之。”[9]2548
史料显示，元至大年间的倭患发生在庆元，即宁波一带，未见入闽。①
那么，小说中对闽地倭患的描写从何而来，是完全虚构的吗？阅读文本，小说对倭寇的描写十分详细，如对倭寇再次入侵的一段描写：
原来倭寇飘洋，也有个天数，听凭风势：若是北风，便犯广东一路;若是东风，便犯福建一路;若是东北风，便犯温州一路;若是东南风，便犯淮扬一路。此时二月天气，众倭登船离岸，正值东北风大盛，一连数日，吹个不住，径飘向温州一路而来。[7]677
说明东南沿海一带的季风性气侯为倭寇的入侵提供了便利。这一描述与明代郑若曾《筹海图编》的记载相符，据《筹海图编》载倭寇入侵，“而视风之变迁，北多则犯广东;东风则犯福建。若正东风猛，则必由五岛历天堂官渡水……东北多则至岛沙门分舯，或过韭山海闸门而犯温州”[10]178-179。可见冯梦龙在撰写此文时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查阅了当时倭寇入侵的史料记载，以此为依据进行写作的。
虽然元代历史资料多有遗失、缺漏，但据现有资料及相关研究显示，元代虽有倭患，却仅止于沿海贸易港口，并未深入腹地，其入侵的目的亦多为商品掠夺，焚掠的对象多限于府衙与寺庙，杀戮的对象多为官兵，并未见其对平民的大规模杀戮与人口抢夺。②
但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则大量描写了倭寇对平民的烧杀掠夺：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与刀仗，教他跳战之法。中国人惧怕，不敢不从。过了一年半载，水土习服，学起倭话来，竟与真倭无异了。[7]672-675
这里交代了被倭寇所掳之人的后果，或被剃头充当倭子，或被带回倭国留作奴仆。据清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宁德县志》卷七“人物志”载：“蔡景榕，字同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被掳。索贖金不得、驱之入海，乘南风七昼夜而至倭岛，其地为日本西海道萨摩妙麂岛郡。遂髡之，既而，卖与肥前州商人。”[11]方志所记人物亦被掳至倭国售卖为奴。而小说所述真假倭寇的情况出现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倭患前后。③联系《杨八老越国奇逢》的成书时间为泰昌、天启年间，可见，小说的文本叙述时间虽为元代，但实际可能是借元代影射本朝倭患入侵的历史事实，具有时事小说的意义。
明代自朱元璋朝即实施严格的海禁，但明中叶以后海防松懈，闽海豪族多有“私下海通番者”[12]2658，“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蕃市易”[13]。足见明代海禁政策并未能实际遏制闽海商贸易活动的开展。闽海私人商贸活动为倭寇入侵提供了便利，所谓“舶主豪右，唾手四起，倭患大作”[14]，“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15]，最终导致嘉靖倭患之烈。小说中杨八老贩于漳浦“专待收买番禺货物”，书中所写闽地倭患，也有史可查，嘉靖后期闽海倭寇泛滥。据《筹海图编》载，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贼攻平和县……攻大金所，五月月港之贼败遁出海，官兵追击大败之……七月贼自广东来寇，官兵击败之，贼复入广……八月贼入安溪县。四十年正月安溪倭贼流犯长泰、同安等县，官兵追击大败之……五月贼攻宁化县……攻诏安县”[10]14-15，足见当时闽地倭患已深入腹地，一发不可遏制。史料所言“平和县”南接漳浦，北接汀州府，正处于杨八老从漳浦入汀州北上的路线中。小说中描述的倭患来袭之际，“承平日久，沿海备御俱疏”[7]677，史料亦有相关佐证，“福建沿海备倭官，因循敬且，兵弛饷乏，贼至无措”[12]2157，“近闻福建沿海卫所兵废弛，军饷空乏”[12]5243，“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倭猝寇城，内外无备”[16]。可见小说对倭患的描写，与明代嘉靖倭患相关史料关系密切。“文学对海战的关注直到嘉靖中后期才在倭寇扰乱东南沿海的战役中到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