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的时代难题。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对环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美环境思想趋于成熟。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无法绕过环境问题的困扰。我国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呼吁生态文明,在进行自身理论建构的同时,吸取欧美环境思想的合理内容为我所用十分必要。本文以此为目的剖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环境思想,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评价。在哲学认知层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环境思想经历了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化,其核心问题在于寻找环境危机的价值根源: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主流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了弥合这一关系开出的药方是赋予生命有机体乃至世间万物以内在价值,主张变革人类现有的价值观。不可否认,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欧美国家的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同时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理论上,其核心概念内在价值的逻辑论证缺乏有力的支持;实践上,人类整体价值观的变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当前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急需这种变革。与此同时,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积淀已久的物质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开始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的长远利益,力证人作为能动性的主体在维护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又进一步使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由抽象走向具体,一是从实践论的角度理解人类的主体地位,二是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建要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进行。在社会变革层面,欧美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野。生存危机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处于环境政治话语的主导地位,其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唤醒欧美公众的环境意识,并促使他们将环境关怀付诸于各种可能的政治对抗形式。生存危机论因其强烈的反经济与反现代观点,而遭到资本主义社会工商界的拒斥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之相对的是,改良主义最终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并进入主流政治话语,成为欧洲国家极力推崇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双赢”方案,它们至今对这一理论仍然深信不疑。生态自治主义事实上是很多环境流派观点的集合:价值观上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社会变革上有着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生态社会主义一直处于环境政治话语的边缘地位,它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为行动准则,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是最具体和最全面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它在寻找社会变革的实践载体方面遇到了困难。如果这一难题得不到解决,生态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很难变成现实。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各派的环境思想都体现着不同程度的批判精神,有现代与后现代两种向度。这种分野也不是绝对的,它们在批判中互相影响。这些环境思想也集体促成了欧美各阶层、各领域的亲生态转变,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反对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人还原为自然的人,抹煞了人的社会性类本质;另一方面,无法冲出资本主义的迷雾决定了它们批判的不彻底性。资本主义为不断扩大再生产所作出的各种制度调整与优化成为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抑制性因素,要想使欧美的公众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达成广泛的一致在目前似乎还不可能。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性因素的考虑,很多以环境为主题的社会变革思想才抛弃了暴力革命的手段,转向对“和平过渡”道路的探寻。总的来说,欧美环境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成分。它提供了一种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让我们正视“人作为自然一员”的身份,并同时关注自然的工具价值与生态价值。生态社会主义启发我们从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出发,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持以人为本;注重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发展科学的、特别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分配中体现社会公正,施行真正意义上的、以环保优先的循环经济模式,同时培养人民大众的理性消费价值观。最终形成人—自然—社会的良性循环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同时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