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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农村，做了一名乡镇基层干部。悠悠岁月，40多载时光倏然而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我切实感受到农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亲身见证了广大农民“财政账本”内容的变迁。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舒城县西南山区，这里山多地少，加上北濒万佛湖，交通比较落后。从我记事时起，家里最难熬的日子就是四五月份征缴税费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乡实行分田到户，我家从缺粮户一下子就彻底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日益成为农村矛盾的一个突出焦点。
那时候，我在离家20公里外的高中读书，隔一段时间，我就乘坐三轮车从家里带几十斤大米到学校食堂换饭票。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家讨咸菜疙瘩。刚到家门口，就看见四五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村东头走到马路上来，其中一个人还不时回头张望着刚走过的村庄，嘴里好像在骂骂咧咧的。回到家中，听大人说，那是几个催收税费的乡、村干部。那天，我哥哥才买回来不久的自行车也被他们推走了，说是作为抵押。当时，农民手中的纳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记录着农民和国家财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完成农业税费任务，山区的农民将春茶上市所能挣到的收入全部搭上都不够，农村税费收缴的日子是农民们最焦急的日子，也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日子。
1994年，我被分配到乡镇工作，先是担任教育会计，两年后，又被安排到农业部门任职，直接从事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那时候，正是农民负担监管比较敏感的时期。有一年，万佛湖南岸的两个村民组以茶叶税（后来改叫农业特产税）高为由，自行挖除部分茶园，并拖着挖出的茶树到乡政府大门前“下跪求情”，请求减免茶叶税。随即，县里派来了调查组，我陪同调查组成员到村里实地调查。当我们到达一个村民组的邹姓队长家门前时，邹队长迎出门外，拉着县领导的手，向我们磕头，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弄得我们不知所措。临出门时，县调查组负责人在我耳边问：“这是真的吧，看来这里负担怕是真重了吧？”我嗯了一声。随后，我们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走访了其他农户。这件事后来在县、乡、村的共同协调下被妥善处理。
1998年前后，这里的农民负担达到了顶峰。那时候，我们山区“两税（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及“三提五统（三提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人均达到100多元，反映农民负担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8年，山区一个村的三个村民组集体越级到省里上访。得到消息后，县领导带领县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人员连夜赶到省城处理上访事项。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此事的。那天早上，我刚一开门，县农民负担主管部门的一位副主任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说，我来洗把脸，搞点热水给我。我很吃惊，问他怎么这么早就到乡下来了。那位副主任说：“你还不知道啊，昨晚你们乡里有群众到省里上访，搞了一夜，我们才回来，就直接到乡里来了。”原来，这一年，上级下达乡里的农业特产税任务比上年增加十多万元，增长了62.5%。为了保持“一次性”完成税费任务的好传统，乡里继续推行“三定（定时、定点、定额）”坐收制度，要求各村于当年4月中旬完成税费征收任务。村里将当年任务、历年尾欠（包括农电整改集资）等填写在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告知了村民，并一并催收。由于税费任务重，加上农电整改不到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导致了上访事件。
我那时候是乡农民负担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接访、息访责无旁贷。于是，应村民要求，我首先接待村民查阅所在村的村级财务资料。村民推选的几个代表到乡里查阅财务资料，当看到桌子上摆放整齐的凭证和账簿时，他们把账本一扔，气愤地说：“账都做好了，还叫我们看什么看！”我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村账实行乡代管，不是你们上访反映问题，我们才把账做好了，我们乡1996年就在全县率先实行“村有乡管”制度，做好账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因为在“村有乡管”前，村账普遍都是包包账、口袋账、箩筐账，平时看不到，查账时票据东一张西一张，成堆成捆。经过我的耐心解释，查账环节结束，村民对村里账务消除了疑虑。但是，村民們对没有“特产”却要交农业特产税提出了质疑。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到村民组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做解释说服工作。为了做好工作，我查阅了大量农民负担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找来了《农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农民文摘》等报刊，认真研读中央的大政方针。一次座谈会上，我对村民解释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来农业税要取消，国家对农业将实行补贴政策。”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嘀咕着：“怎么可能呢！皇粮国税历朝历代都有，你就是瞎讲，糊弄人。”由于没有正式文件，我也不好和群众较真，只能反反复复地宣讲，反反复复地解释。那次上访事件后来虽得以平息，但是当年这几个组税费征缴任务基本没有完成，结果也不了了之了。在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后，那些没有征收上来的税费也被一笔勾销了。接着，实行农特资源普查，对农业特产税实行据实征收。有的地方到山场数板栗、油茶、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棵数，有的地方到山场丈量茶园、油茶园、板栗林等的面积，建立农特资源台账。但是，山区茶叶、油茶、板栗、中药材等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要据实征收，恐怕征收成本比收上来的税还要多。
2000年，农业税费任务与征缴和往年一样照常进行。到4月中旬，全乡大部分税费任务已经征缴完成。但是不久，国家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开始大幅度调减。依据农业税计税面积、农户承包的山场面积等，经过测算，全乡农民负担普遍下降30%左右，“三提五统”变成了“两税附加”，农民负担名目减少了，负担变轻了。
为了让农民及时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福音，根据上级要求，乡里决定将多收的税费立即按照改革后的标准如数退还给农民。为此，我和财政所长各带一个小组分头到村逐组逐户开展退税工作，此举让广大农民群众欢喜不已。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了，基层干部因为税费征收的工作量减少了，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2004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当年全国全面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自2007年起，全国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取消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内事务需要农民出钱出力的，由村民自治“一事一议”自行决定。“一步跨过两千年”，中国农民交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本涉农存折“红本本”，记录着农业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公益林补贴、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补贴等，每本都清晰地记录着农民“财政账本”的新内容，一笔笔明明白白地打在农民的户头上。曾经贫瘠的山林长出茂密的森林，长成了村民的“摇钱树”，成了山外人向往的“金山银山”。舒城县大手笔决策，修建40多公里的环湖路即将竣工通车。曾经影响山区发展的万佛湖，如今已经是国家5A级景区，即将成为山库区人们脱贫致富的聚宝盆，“要想富，放水库”的无奈喟叹已经成为过去，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农民的“财政账本”会越来越厚实。
（责任编辑：徐嘉）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舒城县西南山区，这里山多地少，加上北濒万佛湖，交通比较落后。从我记事时起，家里最难熬的日子就是四五月份征缴税费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乡实行分田到户，我家从缺粮户一下子就彻底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日益成为农村矛盾的一个突出焦点。
那时候，我在离家20公里外的高中读书，隔一段时间，我就乘坐三轮车从家里带几十斤大米到学校食堂换饭票。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家讨咸菜疙瘩。刚到家门口，就看见四五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村东头走到马路上来，其中一个人还不时回头张望着刚走过的村庄，嘴里好像在骂骂咧咧的。回到家中，听大人说，那是几个催收税费的乡、村干部。那天，我哥哥才买回来不久的自行车也被他们推走了，说是作为抵押。当时，农民手中的纳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记录着农民和国家财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完成农业税费任务，山区的农民将春茶上市所能挣到的收入全部搭上都不够，农村税费收缴的日子是农民们最焦急的日子，也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日子。
1994年，我被分配到乡镇工作，先是担任教育会计，两年后，又被安排到农业部门任职，直接从事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那时候，正是农民负担监管比较敏感的时期。有一年，万佛湖南岸的两个村民组以茶叶税（后来改叫农业特产税）高为由，自行挖除部分茶园，并拖着挖出的茶树到乡政府大门前“下跪求情”，请求减免茶叶税。随即，县里派来了调查组，我陪同调查组成员到村里实地调查。当我们到达一个村民组的邹姓队长家门前时，邹队长迎出门外，拉着县领导的手，向我们磕头，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弄得我们不知所措。临出门时，县调查组负责人在我耳边问：“这是真的吧，看来这里负担怕是真重了吧？”我嗯了一声。随后，我们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走访了其他农户。这件事后来在县、乡、村的共同协调下被妥善处理。
1998年前后，这里的农民负担达到了顶峰。那时候，我们山区“两税（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及“三提五统（三提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人均达到100多元，反映农民负担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8年，山区一个村的三个村民组集体越级到省里上访。得到消息后，县领导带领县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人员连夜赶到省城处理上访事项。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此事的。那天早上，我刚一开门，县农民负担主管部门的一位副主任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说，我来洗把脸，搞点热水给我。我很吃惊，问他怎么这么早就到乡下来了。那位副主任说：“你还不知道啊，昨晚你们乡里有群众到省里上访，搞了一夜，我们才回来，就直接到乡里来了。”原来，这一年，上级下达乡里的农业特产税任务比上年增加十多万元，增长了62.5%。为了保持“一次性”完成税费任务的好传统，乡里继续推行“三定（定时、定点、定额）”坐收制度，要求各村于当年4月中旬完成税费征收任务。村里将当年任务、历年尾欠（包括农电整改集资）等填写在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告知了村民，并一并催收。由于税费任务重，加上农电整改不到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导致了上访事件。
我那时候是乡农民负担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接访、息访责无旁贷。于是，应村民要求，我首先接待村民查阅所在村的村级财务资料。村民推选的几个代表到乡里查阅财务资料，当看到桌子上摆放整齐的凭证和账簿时，他们把账本一扔，气愤地说：“账都做好了，还叫我们看什么看！”我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村账实行乡代管，不是你们上访反映问题，我们才把账做好了，我们乡1996年就在全县率先实行“村有乡管”制度，做好账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因为在“村有乡管”前，村账普遍都是包包账、口袋账、箩筐账，平时看不到，查账时票据东一张西一张，成堆成捆。经过我的耐心解释，查账环节结束，村民对村里账务消除了疑虑。但是，村民們对没有“特产”却要交农业特产税提出了质疑。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到村民组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做解释说服工作。为了做好工作，我查阅了大量农民负担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找来了《农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农民文摘》等报刊，认真研读中央的大政方针。一次座谈会上，我对村民解释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来农业税要取消，国家对农业将实行补贴政策。”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嘀咕着：“怎么可能呢！皇粮国税历朝历代都有，你就是瞎讲，糊弄人。”由于没有正式文件，我也不好和群众较真，只能反反复复地宣讲，反反复复地解释。那次上访事件后来虽得以平息，但是当年这几个组税费征缴任务基本没有完成，结果也不了了之了。在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后，那些没有征收上来的税费也被一笔勾销了。接着，实行农特资源普查，对农业特产税实行据实征收。有的地方到山场数板栗、油茶、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棵数，有的地方到山场丈量茶园、油茶园、板栗林等的面积，建立农特资源台账。但是，山区茶叶、油茶、板栗、中药材等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要据实征收，恐怕征收成本比收上来的税还要多。
2000年，农业税费任务与征缴和往年一样照常进行。到4月中旬，全乡大部分税费任务已经征缴完成。但是不久，国家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开始大幅度调减。依据农业税计税面积、农户承包的山场面积等，经过测算，全乡农民负担普遍下降30%左右，“三提五统”变成了“两税附加”，农民负担名目减少了，负担变轻了。
为了让农民及时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福音，根据上级要求，乡里决定将多收的税费立即按照改革后的标准如数退还给农民。为此，我和财政所长各带一个小组分头到村逐组逐户开展退税工作，此举让广大农民群众欢喜不已。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了，基层干部因为税费征收的工作量减少了，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2004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当年全国全面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自2007年起，全国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取消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内事务需要农民出钱出力的，由村民自治“一事一议”自行决定。“一步跨过两千年”，中国农民交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本涉农存折“红本本”，记录着农业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公益林补贴、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补贴等，每本都清晰地记录着农民“财政账本”的新内容，一笔笔明明白白地打在农民的户头上。曾经贫瘠的山林长出茂密的森林，长成了村民的“摇钱树”，成了山外人向往的“金山银山”。舒城县大手笔决策，修建40多公里的环湖路即将竣工通车。曾经影响山区发展的万佛湖，如今已经是国家5A级景区，即将成为山库区人们脱贫致富的聚宝盆，“要想富，放水库”的无奈喟叹已经成为过去，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农民的“财政账本”会越来越厚实。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