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执政党第一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贡献在于，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要理解今后国家制度变革的走向，这次全会和这个《决定》就是最好的观察窗口。

能改的和不能改的

　　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往往会想起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一段话：“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从1992年到今天，也快30年了。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划分，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制度建设的成就，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它由13个部分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監督体系。
　　这个图谱当中的制度，可以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这种划分不仅仅是地位的区别，更是意味着是坚持不动摇还是仍需要重大创新、进行重大变革等的区别。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首先就是坚持不动摇，当然也需要完善，比如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适当增加基层人大的代表数量等。而基本经济制度，这次全会进行了重大创新，在过去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这样，基本经济制度就包含了三项制度。这个创新的重要性，一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现在，怎么分好蛋糕问题和资源配置方式问题日益凸显，所以这次全会提出要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比如国企是不是有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优势，国内外就有很多争论，对之最好的回答就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很自然的，既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在各项政策上会有更强有力的安排，甚至在一些相关的重要制度上推进重大变革。

　　二是，虽然全会的《决定》不会有太具体的举措方面的论述，但很自然的，既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在各项政策上会有更强有力的安排，甚至在一些相关的重要制度上推进重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曾经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进一步明确了要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可以说进一步明确划分哪些不能改，哪些要坚决改。这样，人们观察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就有了基本的依据。

优 势

　　《决定》不仅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还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被认为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是坚持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这些显著优势，有一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治理体系在办大事上集中调动资源的能力之强，已经太多次给全世界留下深刻的和“惊艳”的印象。
　　这些显著优势当然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奇迹，人们的讨论非常多，相对而言，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的讨论就少一些。对这个奇迹，需要仔细辨析。其实，古今中外，出现“社会长期稳定”并不稀奇，而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之所以算是奇迹，相对的是社会变化的剧烈程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速度非常快，结构性变动的程度非常深，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总体上的稳定，非常不容易。没有这个稳定，可以说也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奇迹。
　　《南风窗》记者多年前在采访“枫桥经验”时就有一个体会，虽然在解释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无为政府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里的“无为”绝对不包括维护社会稳定，恰恰相反，正是有了“枫桥经验”这个维稳器，在社会经济快速变动的过程中，农村基层新出现的大量矛盾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这也有力保障了经济快速发展。
　　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于“枫桥经验”的创造，这不完全是统一顶层设计的安排，很多时候都是危机出来了，各个地方主动应对，相互取经学习然后因地制宜的结果。 　　但毫无疑问，中央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始终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事实上，在13个显著优势中，不止一项可以用来解释社会长期稳定，比如重视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经济理论和经济史都证明了，落后经济体在经济起飞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必然经历一个贫富等利益分化的过程，也可以这么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实也酝酿着社会的不稳定。而重视民生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重要的治国理政传统之一，共产党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会分化时期也能够至少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并且最大限度避免了滑出道德底线社会行为的发生。而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重要的社会维稳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些显著优势中，第一位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决定》也把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放在首要位置。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然是优势，就有个如何发挥的问题。正如此次全会提出的，制度优势要转化为治理效能。也就是说，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之间还不能直接划等号，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做到。

重视民生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重要的治国理政传统之一，共产党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会分化时期也能够至少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并且最大限度避免了滑出道德底线社会行为的发生。

　　从治理角度来说，党的领导在实际层面的运行过程中的优势，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比如政治学者王浦劬和汤彬的《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一文中就认为，与西方国家依托于韦伯式科层制的治理结构相比，中国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具有独特的结构構成和运行功能。执政党的“行动主义”取向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纠正行政系统“程式主义”的弊端，并且因为其发达的组织网络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从而缓解科层治理的压力。
　　反过来说，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政治领导机制与科层机制的良性互动，其间的桥梁应该是法治。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要发挥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对于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法治是要提供制度化方案。
　　法治建设可以说也步入了深水区，包括合宪性审查、提高立法质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都面临着不少体制机制弊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决定、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提法非常好，好就好在抓住了“感受”这个关键词。法治建设成效如何，最终就体现为人民群众的“感受”。法治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优治理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稳定的可靠的预期。如果在一个个执法决定和一个个案件中，实际上的感受是作恶成本的极端低下或者充满了不明所以的黑箱色彩，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稳定可靠的预期，人们的行为自然也就变得短期和机会主义。
　　执政党如果要领导法治建设让全社会享受到新的制度红利，那可能也就会面临着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显著优势不同的治理逻辑，“行动主义”取向的治理机制，既会在法治那里获得保障力量，也会在法治那里碰到自己的界限。
　　也就是说，通过十九届四中全会，执政党的自我革命也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