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采访：谢黎萍 黄 坚 杜 捷 张 励
整理：黄 坚
时间：2006年9月7日
采访前记
邹世昌，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在前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获副博士学位。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副研究员、轻合金室主任，第十研究室甲种分离膜研究室工艺组组长。
留学苏联，见到毛主席
我们所里的归国留学人员中既有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也有从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我是属于由国家派出去，然后再回来的这一类归国留学人员。1953年，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急需大批的各类建设人才，规定凡是四年制的大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因此，我在念了3年大学后，就提前一年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工作。那时，全国各地分配到科学院的大学生都要参加集训，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长作报告，接受政治思想教育。集训是在北京北海文津街院部进行的，集训完了以后我就被分到上海冶金所工作，那时不叫上海冶金所，叫工学馆（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
1953年，所里派我出去参加留苏考试。那时，国家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和教学人才，造就一支强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队伍，十分重视留学生工作。当时的留苏考试是全国统考的，录取后我就到北京念俄文去了。念俄文的留苏预备生集中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上课，地址就在北京宣武门里面，我们那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宿舍的，住的地方原来都是教室，我们一间房间就住20多个人了，而且都是上下铺，我那时是睡上铺的。除了语法课是中国老师教的，教我们念俄文口语的都是苏联专家的夫人，她们都住在友谊宾馆。北京的友谊宾馆就是专门为苏联专家造的。每天早晨，大巴士把那些苏联专家夫人接过来，教我们俄文。所以，想想我们当时念俄文的条件还是很好的。
念了一年俄文以后，1954年，我就到苏联去了，在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材料科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家为了培养一个留苏学生，确实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大概相当于培养国内三十几个大学生。像我们出去留学的时候，国家就专门为我们每人配备了两个大皮箱，里面的衣服从衬裤到袜子、衬衫，夏天的西装和冬天的西装，还有外面的皮大衣和帽子，全部都配备齐了。像我们这些孩子，光靠家里面上大学都很困难，更甭提出去留学了。我的家境也不是很好的，中学以后都是靠助学金支持念上来的。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国家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们就是要报效国家。
对我们这批人，国家除了在生活上非常照顾以外，在政治上也不断地教育我们。当时凡是有国内代表团来苏联，路过莫斯科的，都要给我们做政治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国家领导人作的，而且他们都脱了稿子讲，一讲就是3、4个小时。我举一个例子，1957年那一次，毛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那次是陆定一同志给我们做报告，报告从早晨8点钟开始，一直做到中午。在莫斯科大学听报告的留苏学生有近2000人，听完报告以后，大家都递条子，要求见毛主席。刘晓大使说，毛主席率代表团来莫斯科的消息传开后，你们留学生就有好多人写信给大使馆，要求见毛主席。你们这种心情，我们完全理解。毛主席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因为昨天晚上开会开得很晚，现在还在睡觉。等毛主席起来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现在，你们先去吃饭。于是，许多人就去吃饭了。我们一听有希望见到毛主席了，也就不去吃饭了，纷纷涌到前面的座位去，我记得那个时候自己坐得挺前面的。下午2、3点钟，我们就看到拍电视的设备都搬进来了，知道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所以，毛主席接见留苏学生时，我们当时就坐在下面。那天，代表团所有的成员都来了，刘晓大使激动得有点讲不出话来了，是毛主席亲自介绍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这是宋庆龄、这是邓小平、这是彭德怀……一个个介绍过来。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非常受鼓舞。国家把我们当成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得好好干，现在就得好好学习。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党在别的国家是不能活动的，但当时中苏关系十分友好，中国共产党可以在苏联开展活动，可以开会，可以过组织生活，可以发展党员。我就是1956年那一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留苏学生中在莫斯科吸收的第一批党员。另外，我们还可以参加苏联共产党一些大的活动。譬如，当时学校党组织播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内部报告录音时，我们都去听，也都听懂了。斯大林那么一个伟大的人物，赫鲁晓夫一下子把他讲得一塌糊涂，这对我们的思想震动都很大。我所在的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是2个人1个房间，1个是中国学生，1个是苏联学生。苏联学生一般都是苏共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校方作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我们学习俄文，因为你和苏联同学住在一起，他讲俄文么，你就没有时间讲中文，你也就只好讲俄文了。另一方面，他可以在各方面帮助你。我记得我宿舍的那个苏联同学听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至少一个月没有一个晚上睡好觉。为什么？思想转不过来么。所以，要说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到后来出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那个时候就埋下根子了，它把苏联共产党员多年来的一种坚定信仰毁掉了。当时，苏联发生的种种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重返冶金所，加入轻合金研究行列
我在苏联莫斯科待了3年半，1958年初，拿了个副博士回国。回国以后，带着组织关系，先到高教部报到，然后回到科学院。当科学院再分配的时候，确定我和另外1个同学2个人都到长沙去。我们2个原来都是冶金所出去的。后来因为老所长周仁发火了，他说我们这里送了几个出去，你们1个都不送回来，以后我们不送了。科学院最后决定，2个人中送1个回去。姓周的同学学的是化学冶金，那个时候长沙矿冶研究所的重点是在化学冶金，所以，他就分到长沙去了。搞材料的重点那时还是在上海冶金所，所以，我回到了上海。
50年代初我刚到工学馆的时候，工学馆很小，只有几十个人，很多都是解放前老的工作人员。那个时候，工学馆还没有研究室，只有3个组，一个是化学冶金组，一个是物理冶金组，一个是窑业组。化学冶金组就是从矿石里面把金属提炼出来，物理冶金组就是做材料的，窑业组是做陶瓷的。3个组的领头人是3个老院士：窑业组是严东生，现在是上海硅酸盐所名誉所长；物理冶金组的领头人是吴自良；化学冶金组的负责人是邹元燨，现在他去世了。研究室是后来才成立的。1958年我回来后，那时研究所正好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叫轻合金。就是搞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因为在金属里面，它们的份量都是属于比较轻的。我回来后，职务是助理研究员，担任轻合金研究室的副主任，后来任主任。我是所里留苏回来的第一个人，到“文革”以前，所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员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之多，我们都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力量。
上海冶金所的归国留学生中，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老专家，在所里面大都是担任室一级领导职务的，像邹元燨是负责化学冶金部分，吴自良是管物理冶金的，严东生是管陶瓷的，陈炳兆是管精密合金的，许顺生跟我在一起，他是室主任，我是副主任，是管轻合金的。石声泰是腐蚀室的室主任，黄玉璞没有当室主任，究竟在哪个室里，我记不清楚了。这些从欧美回来的专家是我们的前辈，年龄上也比我们大一点，在生活待遇各方面，他们基本上都是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譬如，他们的工资当时就都是二三百元了，是一般研究人员的二三倍。再譬如在住房方面，象吴自良原来就住在愚园路1055号一栋小洋房的上面，许顺生当时就住在五原路，他们50年代居住的住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套套的公寓房了，而当时上海一般居民的住房，人均才几个平方米。我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是国家培养的，在生活福利方面的待遇和国内培养的科研人员是一样的，回国后，我们还是继续住宿舍。
接受新任务，参与研制甲种分离膜
1960年夏天，我在长春出差时，一份电报催我马上到北京。我到北京后，所党委书记万钧已经在北京了。有天晚上，科学院用车把我们接到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说：苏联专家撤退了，不能帮助我们造原子弹了。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就是铀同位素的分离。因为天然铀中238的含量是99.3%，235只有0.7%，现在要把0.7%的235浓缩到90%以上才能做原子弹。浓缩铀的关键设备就是分离膜的元件。苏联专家说：分离膜的元件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会造，它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是绝对不会泄露出来的。你们中国弄不到分离膜元件，你们的设备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你们就造不出原子弹来。钱三强讲，党和国家决定把研制分离膜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听了这些话，大家深感责任重大。
当时钱三强在落实这个任务的时候，除了我们上海冶金所这1家外，还有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全国共有4家单位在做。4家单位大概做了1年，进展不快。1961年，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出差，党委书记万钧说你开完会不要回上海，还有一个会你要去参加。中国科学院裴丽生副院长要召开会议，可能是讨论甲种分离膜如何进一步集中力量，加快进度的事。会议开始后，4家单位各讲各的优势，我就专门讲上海综合性的工业基础比较强的优势。会后，二机部和科学院又组织人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因为搞分离膜这个事情，涉及的工业行当很多，包括化工行业、纺织工业以及装备工业，实验室研制完了以后，还要大批量生产。所以，从技术条件来说，上海相对比别的地方来说，要好一点。加上那时候，上海市委表态说，研制甲种分离膜如果放在上海做，上海就把它作为第一号任务来做。冶金所党委也表态说，如果把它放在冶金所做，所里人员随便挑选。1961年10月，二机部、公安部，还有国防科工委等在上海开会，决定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有关科研人员集中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组成专门研究室，进行“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的协同攻关。为此，上海冶金所专门成立了1个研究室，按照当时的编号是第10研究室。
为了加强对研制甲种分离膜的领导，上海市成立了1个领导小组，派华东科委的副主任许言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专门负责这件事，领导小组成员还包括冶金所的党委书记万钧、冶金局的一个局长，好像纺织局也有1个领导参加进去。在领导小组下面还成立1个办公室，主任姓蒋，是从二机部调来，专门负责管理和协调工作。冶金所还为第10研究室专门配备了1正1副2个支部书记，加强10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他们也参加10室的业务协调工作。
大概用了1个月的时间，全国有关人员全部集中到上海。当时，所里派出已经是副所长的吴自良担任10室主任。金大康、李郁芬（复旦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和我，我们3个人担任组长，分管3个组。我分管的这个组的任务是要把粉末做成分离元件。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大家同心合力，不计任何报酬，白天做，晚上继续做。包括吴自良，当时他领了3个组一起做。我们每3个月向二机部上报1次书面汇报材料，汇报整个进度情况。钱三强3个月1次，要听汇报的。同时，他们也经常下来检查情况。我记得1963年的春节，周恩来总理到上海来，要听这方面的工作汇报，后来是冶金所的万钧书记去汇报的。就周恩来亲自来听取汇报工作这件事，我想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做事情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真是不简单啊！
1964年，我们研制出甲种分离膜，1965年做鉴定。其实在做鉴定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生产了。因为，当我们实验室研制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后面生产厂的人已经来我们这里参加工作了，上海冶金局也已在选址建生产厂了，厂里的设备和工艺完全是按照我们实验室的设备和工艺参数做的，我们这里多少温度，他那里就是多少温度。等我们这里实验室的工作做完后，生产厂就把工作接过去，我们实验室的人员也跟过去，厂里的生产操作规程都是我们写的。生产厂批量生产出分离元件以后，立刻就用于生产浓缩铀了。原子弹的原料问题解决后，中国的原子弹很快也就爆炸了。甲种分离膜的成功研制，确实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爆炸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1983年，那时我已经担任上海冶金所所长了。有一次在北京开会，见到钱三强，他跟我们讲：你们的分离元件做得很好。现在我们国家的浓缩铀生产就是靠它。它的寿命比原来苏联人说的还长，你们应该申报国家奖项。听钱三强这么一讲，我们才开了窍。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就整理材料，申报奖项。后来，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荣获1984年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关兴
整理：黄 坚
时间：2006年9月7日
采访前记
邹世昌，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在前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获副博士学位。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副研究员、轻合金室主任，第十研究室甲种分离膜研究室工艺组组长。
留学苏联，见到毛主席
我们所里的归国留学人员中既有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也有从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我是属于由国家派出去，然后再回来的这一类归国留学人员。1953年，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急需大批的各类建设人才，规定凡是四年制的大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因此，我在念了3年大学后，就提前一年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工作。那时，全国各地分配到科学院的大学生都要参加集训，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长作报告，接受政治思想教育。集训是在北京北海文津街院部进行的，集训完了以后我就被分到上海冶金所工作，那时不叫上海冶金所，叫工学馆（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
1953年，所里派我出去参加留苏考试。那时，国家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和教学人才，造就一支强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队伍，十分重视留学生工作。当时的留苏考试是全国统考的，录取后我就到北京念俄文去了。念俄文的留苏预备生集中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上课，地址就在北京宣武门里面，我们那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宿舍的，住的地方原来都是教室，我们一间房间就住20多个人了，而且都是上下铺，我那时是睡上铺的。除了语法课是中国老师教的，教我们念俄文口语的都是苏联专家的夫人，她们都住在友谊宾馆。北京的友谊宾馆就是专门为苏联专家造的。每天早晨，大巴士把那些苏联专家夫人接过来，教我们俄文。所以，想想我们当时念俄文的条件还是很好的。
念了一年俄文以后，1954年，我就到苏联去了，在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材料科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家为了培养一个留苏学生，确实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大概相当于培养国内三十几个大学生。像我们出去留学的时候，国家就专门为我们每人配备了两个大皮箱，里面的衣服从衬裤到袜子、衬衫，夏天的西装和冬天的西装，还有外面的皮大衣和帽子，全部都配备齐了。像我们这些孩子，光靠家里面上大学都很困难，更甭提出去留学了。我的家境也不是很好的，中学以后都是靠助学金支持念上来的。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国家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们就是要报效国家。
对我们这批人，国家除了在生活上非常照顾以外，在政治上也不断地教育我们。当时凡是有国内代表团来苏联，路过莫斯科的，都要给我们做政治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国家领导人作的，而且他们都脱了稿子讲，一讲就是3、4个小时。我举一个例子，1957年那一次，毛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那次是陆定一同志给我们做报告，报告从早晨8点钟开始，一直做到中午。在莫斯科大学听报告的留苏学生有近2000人，听完报告以后，大家都递条子，要求见毛主席。刘晓大使说，毛主席率代表团来莫斯科的消息传开后，你们留学生就有好多人写信给大使馆，要求见毛主席。你们这种心情，我们完全理解。毛主席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因为昨天晚上开会开得很晚，现在还在睡觉。等毛主席起来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现在，你们先去吃饭。于是，许多人就去吃饭了。我们一听有希望见到毛主席了，也就不去吃饭了，纷纷涌到前面的座位去，我记得那个时候自己坐得挺前面的。下午2、3点钟，我们就看到拍电视的设备都搬进来了，知道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所以，毛主席接见留苏学生时，我们当时就坐在下面。那天，代表团所有的成员都来了，刘晓大使激动得有点讲不出话来了，是毛主席亲自介绍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这是宋庆龄、这是邓小平、这是彭德怀……一个个介绍过来。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非常受鼓舞。国家把我们当成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得好好干，现在就得好好学习。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党在别的国家是不能活动的，但当时中苏关系十分友好，中国共产党可以在苏联开展活动，可以开会，可以过组织生活，可以发展党员。我就是1956年那一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留苏学生中在莫斯科吸收的第一批党员。另外，我们还可以参加苏联共产党一些大的活动。譬如，当时学校党组织播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内部报告录音时，我们都去听，也都听懂了。斯大林那么一个伟大的人物，赫鲁晓夫一下子把他讲得一塌糊涂，这对我们的思想震动都很大。我所在的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是2个人1个房间，1个是中国学生，1个是苏联学生。苏联学生一般都是苏共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校方作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我们学习俄文，因为你和苏联同学住在一起，他讲俄文么，你就没有时间讲中文，你也就只好讲俄文了。另一方面，他可以在各方面帮助你。我记得我宿舍的那个苏联同学听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至少一个月没有一个晚上睡好觉。为什么？思想转不过来么。所以，要说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到后来出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那个时候就埋下根子了，它把苏联共产党员多年来的一种坚定信仰毁掉了。当时，苏联发生的种种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重返冶金所，加入轻合金研究行列
我在苏联莫斯科待了3年半，1958年初，拿了个副博士回国。回国以后，带着组织关系，先到高教部报到，然后回到科学院。当科学院再分配的时候，确定我和另外1个同学2个人都到长沙去。我们2个原来都是冶金所出去的。后来因为老所长周仁发火了，他说我们这里送了几个出去，你们1个都不送回来，以后我们不送了。科学院最后决定，2个人中送1个回去。姓周的同学学的是化学冶金，那个时候长沙矿冶研究所的重点是在化学冶金，所以，他就分到长沙去了。搞材料的重点那时还是在上海冶金所，所以，我回到了上海。
50年代初我刚到工学馆的时候，工学馆很小，只有几十个人，很多都是解放前老的工作人员。那个时候，工学馆还没有研究室，只有3个组，一个是化学冶金组，一个是物理冶金组，一个是窑业组。化学冶金组就是从矿石里面把金属提炼出来，物理冶金组就是做材料的，窑业组是做陶瓷的。3个组的领头人是3个老院士：窑业组是严东生，现在是上海硅酸盐所名誉所长；物理冶金组的领头人是吴自良；化学冶金组的负责人是邹元燨，现在他去世了。研究室是后来才成立的。1958年我回来后，那时研究所正好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叫轻合金。就是搞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因为在金属里面，它们的份量都是属于比较轻的。我回来后，职务是助理研究员，担任轻合金研究室的副主任，后来任主任。我是所里留苏回来的第一个人，到“文革”以前，所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员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之多，我们都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力量。
上海冶金所的归国留学生中，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老专家，在所里面大都是担任室一级领导职务的，像邹元燨是负责化学冶金部分，吴自良是管物理冶金的，严东生是管陶瓷的，陈炳兆是管精密合金的，许顺生跟我在一起，他是室主任，我是副主任，是管轻合金的。石声泰是腐蚀室的室主任，黄玉璞没有当室主任，究竟在哪个室里，我记不清楚了。这些从欧美回来的专家是我们的前辈，年龄上也比我们大一点，在生活待遇各方面，他们基本上都是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譬如，他们的工资当时就都是二三百元了，是一般研究人员的二三倍。再譬如在住房方面，象吴自良原来就住在愚园路1055号一栋小洋房的上面，许顺生当时就住在五原路，他们50年代居住的住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套套的公寓房了，而当时上海一般居民的住房，人均才几个平方米。我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是国家培养的，在生活福利方面的待遇和国内培养的科研人员是一样的，回国后，我们还是继续住宿舍。
接受新任务，参与研制甲种分离膜
1960年夏天，我在长春出差时，一份电报催我马上到北京。我到北京后，所党委书记万钧已经在北京了。有天晚上，科学院用车把我们接到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说：苏联专家撤退了，不能帮助我们造原子弹了。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就是铀同位素的分离。因为天然铀中238的含量是99.3%，235只有0.7%，现在要把0.7%的235浓缩到90%以上才能做原子弹。浓缩铀的关键设备就是分离膜的元件。苏联专家说：分离膜的元件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会造，它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是绝对不会泄露出来的。你们中国弄不到分离膜元件，你们的设备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你们就造不出原子弹来。钱三强讲，党和国家决定把研制分离膜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听了这些话，大家深感责任重大。
当时钱三强在落实这个任务的时候，除了我们上海冶金所这1家外，还有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全国共有4家单位在做。4家单位大概做了1年，进展不快。1961年，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出差，党委书记万钧说你开完会不要回上海，还有一个会你要去参加。中国科学院裴丽生副院长要召开会议，可能是讨论甲种分离膜如何进一步集中力量，加快进度的事。会议开始后，4家单位各讲各的优势，我就专门讲上海综合性的工业基础比较强的优势。会后，二机部和科学院又组织人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因为搞分离膜这个事情，涉及的工业行当很多，包括化工行业、纺织工业以及装备工业，实验室研制完了以后，还要大批量生产。所以，从技术条件来说，上海相对比别的地方来说，要好一点。加上那时候，上海市委表态说，研制甲种分离膜如果放在上海做，上海就把它作为第一号任务来做。冶金所党委也表态说，如果把它放在冶金所做，所里人员随便挑选。1961年10月，二机部、公安部，还有国防科工委等在上海开会，决定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有关科研人员集中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组成专门研究室，进行“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的协同攻关。为此，上海冶金所专门成立了1个研究室，按照当时的编号是第10研究室。
为了加强对研制甲种分离膜的领导，上海市成立了1个领导小组，派华东科委的副主任许言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专门负责这件事，领导小组成员还包括冶金所的党委书记万钧、冶金局的一个局长，好像纺织局也有1个领导参加进去。在领导小组下面还成立1个办公室，主任姓蒋，是从二机部调来，专门负责管理和协调工作。冶金所还为第10研究室专门配备了1正1副2个支部书记，加强10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他们也参加10室的业务协调工作。
大概用了1个月的时间，全国有关人员全部集中到上海。当时，所里派出已经是副所长的吴自良担任10室主任。金大康、李郁芬（复旦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和我，我们3个人担任组长，分管3个组。我分管的这个组的任务是要把粉末做成分离元件。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大家同心合力，不计任何报酬，白天做，晚上继续做。包括吴自良，当时他领了3个组一起做。我们每3个月向二机部上报1次书面汇报材料，汇报整个进度情况。钱三强3个月1次，要听汇报的。同时，他们也经常下来检查情况。我记得1963年的春节，周恩来总理到上海来，要听这方面的工作汇报，后来是冶金所的万钧书记去汇报的。就周恩来亲自来听取汇报工作这件事，我想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做事情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真是不简单啊！
1964年，我们研制出甲种分离膜，1965年做鉴定。其实在做鉴定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生产了。因为，当我们实验室研制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后面生产厂的人已经来我们这里参加工作了，上海冶金局也已在选址建生产厂了，厂里的设备和工艺完全是按照我们实验室的设备和工艺参数做的，我们这里多少温度，他那里就是多少温度。等我们这里实验室的工作做完后，生产厂就把工作接过去，我们实验室的人员也跟过去，厂里的生产操作规程都是我们写的。生产厂批量生产出分离元件以后，立刻就用于生产浓缩铀了。原子弹的原料问题解决后，中国的原子弹很快也就爆炸了。甲种分离膜的成功研制，确实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爆炸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1983年，那时我已经担任上海冶金所所长了。有一次在北京开会，见到钱三强，他跟我们讲：你们的分离元件做得很好。现在我们国家的浓缩铀生产就是靠它。它的寿命比原来苏联人说的还长，你们应该申报国家奖项。听钱三强这么一讲，我们才开了窍。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就整理材料，申报奖项。后来，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荣获1984年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