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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村落做田野研究的学者与村落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而是有更多层面、更为复杂的内涵。对于村落而言，学者的在场有何意义？站在学者的角度，他们又是否认可村民赋予自己的这种在场意义？通过讲述贵州屯堡村落与学者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些问题会从表面纯粹的研究背后凸现出来，提示在村落做研究的学者，除了认识村落之外，还应肩负起别的责任。
［关键词］学者；在场；屯堡村落；知识生产；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5—0024—09
地处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有个区域的人群被称为“屯堡人”。他们主要聚居于黔中一带，在服饰、语言、饮食、民俗、节庆、艺术活动等方面凸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孤岛般地与周边的汉族、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有学者指出，“屯堡人作为明清时期军屯、商屯、民屯汉人移民的后裔，几百年来虽然长期生活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却以特殊的文化策略强烈地保持着明代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凸显出自己的文化品格，成为西南汉族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族群岛”[1](P.46-50)。在地方学者中，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屯堡”这个概念据说与明初“征南”屯军的历史有关。人们不断回溯到600年前的大明王朝，从中汲取表述的灵感和养分。在他们看来，没有600年前的战争，就没有600年后的屯堡文化。屯堡村落的一位小导游曾给我背诵过这样的解说词：
元朝覆灭后，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蠢蠢欲动，不肯归顺明朝。西南诸夷自立门户，边患不断，民众久无宁日。西南始终是太祖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在南京点兵，命傅友德为帅，沐英、蓝玉为左右将，发兵三十万，经贵州，长驱云南。元朝势力不堪一击，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尽。为求长治久安，五万明军驻守云南，二十五万明军驻守贵州。这些军人就是我们屯堡人的祖先。
“600年前”成为叙述与想象的起点。
屯堡人这种说法不是从来就有的。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路过安顺平坝县，发现一种被称为“凤头鸡”的汉族“部落民”，装束奇特，非苗非汉[2](P.322-326)。第二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经过平坝，把“凤头鸡”称为“凤头苗”，认为这些部落民是苗族[2](P.326)。1951年，费孝通率队入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和考察，注意到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被父母民族遗弃的“小集团”。在当地被称为堡子、凤头鸡、南京人、穿青、里民子，实际上是“汉裔民族”。“早年入侵的汉族军队，很多就驻扎在各军事据点，称作军屯；他们回不了家乡，有许多娶了兄弟民族的妇女，就在这山国里成家立业，经长期同化，后来移入的汉族就不认他们作汉族了”[3](P.263)，“汉族同胞对他们应当及早负责认领还族。”[3](P.301)1983年，贵州文史专家唐莫尧游历安顺头铺，后在报上发表《穿明代古装的妇女》[4]一文，指出屯堡人并非少数民族，是真正的汉人，其先祖是明朝洪武年间“征南”的将士。此后，屯堡人的说法广为流传。
2007年7月至2008年底我数次到一个屯堡村做调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村民对田野调查并不陌生，有的村民甚至透露出要教我怎样做田野的意思。有的村民对自己被外来的学者称为老师表现得很自然，有的村民被学者称为“地戏教授”。那个自认为有能力教我做田野的村民，他的这种自信和能力从何而来？我开始从这个角度认真审视屯堡村。
在田野研究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些同在屯堡村做田野的学者，他们有的在其他村落，有的与我同在一个村落做研究。我听过一些发生在学者与村落之间的有意思的故事。这些见闻促使我思考学者在村落中的研究除了纯粹的研究意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格尔茨说过一句时常被人引用的话，“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而是在村落中做研究”[5](P.22)。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想强调的是超越于具体村落之上的研究意义，亦即村落研究能为本学科贡献什么。但实际上，从某些事例看，具体的村落是很难以纯粹研究的方式加以超越的。“在村落中做研究”将发生不在村落做研究所不会发生的事情。
一、《屯堡重塑》引来的“风波”
未读《屯堡重塑》，我就从在屯堡村做田野的同行口中了解到它的一些情况。他提到两个在屯堡村落做研究的美国人，一位是卢老师①，另一位是《屯堡重塑》的主要作者欧教授。他说，前者做得不错，后者只不过把各种现成文本拼贴起来，实际没什么东西。他很反感后现代那些所谓实验。
2007年底，我访问九溪村张支书时获赠他参与撰写的《屯堡重塑》一书。回到九溪村房东家，在冬日的寒风中，我一气读完它。与其他研究屯堡的论著相比，它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于我心有戚戚焉。读过此书的一位年轻学者与我有同感，我们就此书的命题“屯堡是被重塑的”讨论过多次。《屯堡重塑》出版后，引来一位地方学者的强烈抨击。在安顺邓老师家，宋老师借酒当着我的面狠批了《屯堡重塑》一顿。因为我流露出对它的少许赞赏，他顺带把我也教训了一番。我面带微笑，聆听教诲，甚至觉得宋老师也不无道理。话别出门后，同行的年轻学者问我“宋老师是不是喝多了？”我无言以对。当然，这可能就意味着胆怯和立场不坚定。公允地说，宋老师对《屯堡重塑》的批评有些建立在误读之上。比如，他说《屯堡重塑》的作者话语与村民话语相互抵牾、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村民话语被解放出来的结果，这种张力引起的对话感恰恰是该书力求达到的效果。他把“重塑”理解为“作者想要重塑屯堡”和“屯堡可以被重塑”，而该书作者想证明的是屯堡的重塑性这一事实。当我试图对宋老师说明这一点时，引来他潮水般的训斥。早就听说过宋老师的固执和脾气大，我也不能过多争辩什么了。除了宋老师，另外一些本地学者对此书似乎也不以为然。细想来，地方学者长久以来形成的研究定式是面朝对象的研究，掉头来研究自己，或自己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这种半路杀出的反思取向确实让某些学者既不知所措，又莫名其妙。
《屯堡重塑》一改以往屯堡文化研究强调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立场，推出重塑这一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概念，从对现象的还原与诠释转到诸如屯堡这样的概念的建构和发明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变异。为了实现这一立场，它引入大量村民的自主话语，把这些话语与地方学者的话语并置，该书作者再进一步对此加以分析，揭示屯堡文化的建构性。村民的话语满足了《屯堡重塑》所欲透视的主题，比如有的村民明确说“是专家学者告诉我们之后我们才晓得屯堡文化的”[6](P.270)。再如，说“屯研会”是学者的杰作或村民与学者合作的产物[6](P.252)，既颂扬学者，也强调自己的合法性。通过这样的表述，村民把学者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休戚与共。《屯堡重塑》对“屯堡”这个本来坚如磐石的概念有某种无法避免的解构性，如果理解不当，确实会引发种种想象，成为一种令人不快的威胁，因为以往许多研究就建立在“屯堡”的存在无需论证这一既定前提之上。可是，转换视角后，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
欧教授把村民想象成绝对的弱者、被动的接受者和无辜的受害者，而把学者想象成绝对的授意者和潜在的受益者。其实，村民也在行动，也希望行动和有人来配合自己行动。他们也许是弱者，但他们并不简单，无论精英抑或大众都是这样。置身于村落的学者有时反倒显得更天真，他们不是万能的。作为外国学者，欧教授习惯站在底层批判上层，但批判后也就一走了之，真正能够也乐意帮助村民的还是本地学者。谁的屯堡？如果答案仅仅是屯堡是村民的，或仅仅是学者、官员和商人的，都不全面。既然屯堡是重塑的，那么它就是参与重塑者共同的产物和共享物。屯堡不是静态的、本质主义的，那么就要容许它有流动性和建构性。谁又能说没有屯堡文化的村民比有了屯堡文化的村民过得更好呢？
一位地方学者告诉欧教授，“屯堡概念是学者们创造出来的，它对我们学者很重要，但在村民那里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6](P.33)。《屯堡重塑》有不少像刀子般锐利而闪光的论断，比如：
屯堡这个概念首先是学者们构造出来，官员们和企业家们接受了它并使这个概念大众化。屯堡概念不是产生在屯堡村民内部，而是首先出现在地方学者和有关的文化机构里。村民们只是近来才对这个概念熟悉起来……他们是按照官方的理解去理解屯堡文化的[6](P.31-32)。或如“文化概念传统内容的空洞性在屯堡文化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屯堡村民中，甚至在学者们和地方领导那里，屯堡文化概念的外延及其具体内容都是非常含混的……由于它的资源特性，屯堡文化可以为村民提供很多具体的物质希望。而这些物质性的希望却又导致了村民、村干、政府官员以及企业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现实中，很多村民们都把屯堡文化当做是外面的官员、学者和开发商们的财源。当许多外人相信屯堡文化会给屯堡村寨带来巨大的繁荣时，却几乎没有多少村民对此抱有期望……问题不在于屯堡文化是否是资源问题本身，而是村民们在屯堡文化发展决策和实施方面没有足够的声音和权利”[6](P.45)。
看到这些话，我既为它的一针见血而惊叹，也有为地方学者而鸣的不平。许多屯堡村落的例子表明，外来学者能为村民做的，远远比不上本地学者。欧教授最后的建议是，“指导村民们设计他们自己的文化发展计划，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化发展组织”。其实，地方学者多年来已经在践行这一建议，比如我做研究的九溪村很早就有学者参与到它的发展中来，尤其2001年入村调查的“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课题组。所以，我理解宋老师为何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二、美国学者在屯堡
第一次得知卢老师的名字是在安顺学院老师那里，那时我才到安顺，知道有个叫卢老师的美国人在吉村做研究。与卢老师初次会面在吉村，在村民“抬汪公”的活动上。嘈杂的人声、忙乱的人群，使我们的谈话难以为继。我们约定下次见面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交流。“我在你的田野点看你如何工作，你又在我的田野点看我如何工作，各一天。这样交流比较有效”，卢老师建议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想看看同行如何在田野中活动，如何与村民互动。这既是学习的机会，也是我研究的题中之义。一些日子后，我随卢老师在周官做了一天的研究。后来，在安顺和北京，我们又碰过两次面。卢老师说着一口流利的、略带京腔的汉语，能用汉语写学术论文，谙熟中国人情世故之道，但说话坦诚、直率。
我是吉村的第一个客人。10年前我初次到吉村，那时还没人关注吉村。此后10年间，每年我都会到吉村住一段时间。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带美国的大学生或教授一起来。村民与我越来越熟。虽然我还不是教授，他们都叫我教授。这段时间，屯堡旅游兴起，开始有游客到吉村来。村民要求我去接待。我实在没办法，有几次就在文庙里等客人。有一次，几个美国客人看到我，过来跟我打招呼，问我：“你怎么在这儿？”我说，“对不起，村民特别希望我在这儿，让你们看到”。他们都笑了，说“原来是这样”。这体现了一种塑造，为什么？村民是想让人看到我们的文化不仅是靠屯堡做旅游，而且让外国学者在我们村长期住下来。
关于屯军山，村里流行一个故事。它本来叫大山。最早上大山的人是我。当时我问村民村里有没有什么历史遗迹，他们想了半天，说我们山上有一个东西，我们一直没去看过。后来村长带我上去。从我下来以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对大山的热潮，就说一定要（把大山开发出来）。他们说卢老师上去了，认可了。我上去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年代的东西。我只是作研究，并没有认可什么。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开始行动。老村长下台后，他们更是组织力量上去乱开发。现在文物局批评他们，说他们乱来。到什么地步，村民普遍认为屯军山是卢老师取的名（你已经进入到他们村的历史当中去了。肯定会写进他们的历史中去，因为我想到吉村就会想到卢老师）。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但他们还是这样认为，包括支持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村里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反对我在村里（做研究），一直很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是卢老师命名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说法为什么对他们有利？这是一个所谓专家的认可，是一个村里没有多少人可以批评的专家。有百分之八十的村民支持我在村里，为我在村里而骄傲。他们是编出来的，我根本没有取过名字，根本没有！但是，他们把它赋予在我身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批评，没有人指责我改名。因为改名多少有点儿风险，有的人可能会反对（但没有人指责我）。以前叫大山，也有大伞山的说法。我听他们一般说得最多的是大山，英文是big mountain，很简单。作为旅游推广，叫屯军山更有吸引力。天龙也是这样，原来叫饭笼铺，后来改名叫天龙。把历史赋予在我的身上，谁也无法避免。吉村这些年的变化令我痛心。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屯堡是独特的，而且我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有权利和资格保护自己的文化。10年前，没有人知道屯堡。我在北京跟人说起屯堡，没有人听说过，“56个民族中没有屯堡人”。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研究屯堡的文献，只有一本当地人编写的地戏论文集。今天在北京做民族研究的都知道屯堡的存在了，有大量的文献。但是，今天，屯堡的历史却正在被消灭。真正的屯堡就像一本书，它的封面是灰色和黑色，本来是非常好的东西，本来就有自己的纹。每个纹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价值。每个纹就是屯堡。可是，外来的人说，“哦！要涂黄色、红色、蓝色或是别的什么显眼的颜色”。实际上，这就把纹（文字）给消灭掉了。而涂上颜色的只不过是一个封面，看完了，也就把它扔了。政府行为、旅游开发把真正屯堡的许多东西给消灭了、破坏了。屯堡一直就很悲壮，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②
1998年前后，卢老师初次到屯堡地区考察。一路寻访“有意思的”地方，最后在吉村停下来，从此开始了与吉村持续10年的故事。在卢老师的叙述中，可以读出他的复杂心迹。他对吉村充满感情，否则不可能十年不间断地往返于北京与吉村之间。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充当村落面对外人的幌子，他觉得既无奈也欣慰。无奈的是，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在祖国客人的面前显得尴尬、可笑，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吉村人的脸（村民恰恰认为他为村落长了脸）。欣慰的是，自己已经被吉村接纳，以吉村主人的身份去接待客人，这样的场面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就像当年在易洛魁人中的摩尔根。不过，随着村落政治格局的变化、村干部的更迭，尤其屯堡旅游开发愈演愈烈，他作为学者必须坚持的原则、良心与村民谋求发展的无原则和机心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知道的内幕太多了。对于村民来说，他似乎成了一个危险人物，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引爆的定时炸弹。而他也从一开始无论村民做出什么荒唐可笑的举动和要求都颔首微笑、迁就默许，变成据理力争甚至直接批评。双方都觉得对方不那么可爱了。
屯军山就是一个例子。卢老师是最早上去考察的学者。对于他来说，上山考察只不过是最普通的研究行为，但对于村民来说这就是一个标志，一种认可，一项行动的出发点。他们不需要卢老师说一句话，只需要有他上去过这个事实，就可以说很多话，并把这些话赋予在他身上。在村民的表述中，卢老师最终不仅认可了屯军山的价值（如果屯军山没有价值，卢老师就不会上去；卢老师上去了，说明屯军山是有价值的），而且成为屯军山的命名人。村民将对价值这个概念进行转换，把卢老师认可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转换为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至今卢老师自己也没弄清楚是谁把大山变成屯军山的。如果没有卢老师，改变一个村里叫了许多年的地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村里可能谁也没那个权威，谁也担不了这个风险。大山变成屯军山有利于旅游开发，就像今天屯堡旅游开发最成功的天龙镇，过去其实叫饭笼铺。卢老师感觉到，作为一个村里没有多少人可以批评的专家，自己实际上是被某些村民利用了。那些原先对他的态度分成两派的村民，在屯军山这件事上也达成了共识。我没有追问他为什么有的村民（按照他的说法百分之二十的村民）会反对他在村里活动，凭借我在九溪的经验，我猜想这可能与村落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像卢老师这样长期在村里活动、并且有分量的人物，很容易被斗争的某一方视为敌方的盟友。一旦原先与卢老师走得很近的村干部（比如那个陪着他上大山的村长）被推翻，卢老师在村里的处境就堪忧了。不过，他对村民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同情和理解。他反复说自己为吉村的变化而痛心。
贵州是个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地区，像吉村这样的村落，虽然与周边村落相比，在文化资源上有些优势，但除了“抬汪公”这项一年持续不过两三天的民俗，资源的总量其实并不多。村民与学者一样迫切地想要发现另外的文化资源。与学者不同的是，村民宁愿去捕风捉影地发现抑或发明某种历史景观，却不愿像学者那样为保存真正的历史和残存的景观而固守贫困，耐心等待以揭示真相。村民的眼光始终向外、向前看，学者的眼光则反过来向内、向后看。村民想看到利，学者想看到的是真。村民想的是如何从村落可能产生的公共资源中分到自己的一杯羹，学者看到的则是作为整体的公共资源如何被破坏。眼光、目的和公私的分歧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在屯军山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某日，村民兴奋地告诉卢老师在屯军山上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上山后，他发现的不是重要的东西，而是村民在自己面前表演。“他们趁我不注意把几个古币埋在土里，然后当着我的面挖出来。其实我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根本没埋什么古币，是他们埋下去的。还有几个碎裂的瓷器，裂口处的土是新抹上去的。太拙劣了！”村民希望卢老师为屯军山出土明代文物作证。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妥协，而是直接批评了村民造假的做法。村民的行为激怒了他，而他也激怒了村民，尤其是那些领头人。在谈话过程中看到我要录音，他说“你要录音，那我可得小心点儿！我就不提某某人的事情。”他变得敏感而谨慎了。对吉村物、事、人、心的变化，他有愤怒，但更多的是痛心。对于那些外来的人，那些在屯堡这本书上任意涂抹颜色的人，他可能只有愤怒。正是在这涂抹中，屯堡被遮蔽了，从而被消灭了。有资格在这本书上涂抹的是些什么人？政府官员、投资商，当然还有作为文化专家的学者——专家认可的力量，卢老师是亲自感受过的。
“屯堡一直就很悲壮，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屯堡的产生源于战争，不同性质的移民流离并定居于贵州。从明至清以至民国，这片土地似乎从无宁日。中央政府的遗忘，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残杀，其中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这些故事无需用“骑着高头大马”征南的显赫出身来掩饰，凭着起伏跌宕的悲壮旋律，就足以打动人心。无论如何将过去以高头大马如何刻板化，今天的屯堡仍然边缘，高头大马式的涂抹只能使屯堡更加边缘，以至于为求发展而与外来的人一起消灭自己的文化，取消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屯堡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悲壮”的含义。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但是，屯堡有更好的选择吗？
在卢老师与吉村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旅游开发给一个村落带来的改变，看到学者与村落关系的改变，甚至也看到一个学者自身的某种改变（内心的冲突，敏感而谨慎）。卢老师的叙述有某种矛盾性：在村落内部，村民具有足够的机心和主动性，善于刻意利用包括卢老师在内的一切符号资源；跳出村落，在屯堡文化的层面，村民又成了值得同情的弱者，任外来者摆布。其实，现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村民是弱者，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学者为自己谋利，其中有最基本的经济学算计。与此同时，共同造假、合谋欺骗等等也有村民作为弱者反抗外来者的潜台词：“你们被耍了!在智力上，我们并不比你们差！”
三、地方学者杨老师
就在卢老师因为屯军山与村民闹矛盾这段时间，一个地方学者开始与吉村频频接触。他就是杨老师。在他的帮助下，屯军山发现明代军事遗存和出土文物的事见报了。村民需要杨老师来完成卢老师不能完成的事业——开发屯军山，为吉村编撰村志。村里为此成立了屯堡旅游协会，集资数万元。在安顺，杨老师请卢老师吃饭，我也在座。两个人都是吉村的朋友，却从未坐下来面对面交流过。谈话显得很热烈，他们谈屯堡，谈屯军山上的文物发现。卢老师说杨老师应该为自己的屯堡人身份自豪，杨老师则表示赞同卢老师对屯堡造假的批评。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却表明他们没有走到一起。村民需要的是与卢老师不同的杨老师。也可以说，杨老师必须做出某些与卢老师不同的事情才能不负村民厚望。杨老师可能根据这一点强化自己的某些策略，弱化另一些策略。在村民的期望之下，杨老师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些塑造。
关于屯军山，有两个与卢老师所述截然不同的版本。
其一是：
村里人都知道，在村旁的一座高山上，600多年前是屯军的地方，不过由于山高林密，荆棘丛生，从来没有人上去看过。今年1月份，几个村民一时性起，相邀爬上了山顶，结果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古建筑群遗址。……村民在清理遗址时，还发现了上百件文物，如砚台、酒杯、盔甲片等等，其中一件砚台上面还有“成化年制”的字样。[7]
其二是：
2008年农历正月十八举办传统的“抬亭子”（抬汪公）活动时，田村民决心邀请专家来研究家乡的屯堡文化，凭着他对家乡历史的了解和山形地貌的观察，他坚信故土深处一定蕴藏着有待开发的秘密。今年三月，来自北京和本土的专家学者们终于在吉村发现了明代屯军的遗址——屯军山，由此揭开了这个“明代古堡，历史丰碑”的神秘面纱，这个发现，被认为“填补了屯堡文化的空白”。[8]
时隔5月的这两个版本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不过，两个版本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在版本一中没有出现的屯军山地名，在版本二中出现在“明代屯军遗址”后面，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原有地名还是因为“明代屯军遗址”的发现而得名。这似乎证实了卢老师的说法——屯军山是现在命名的。版本二后面写道：“北京国防大学鲍教授和田村民一起考察屯军山后说：‘屯堡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就需田村民这样的明白人，只要肯学习又热心，开发屯军山就一定成功！’”这里的屯军山从破折号后的屯军山发展为独立的专有名词。两个版本的另一个差异是“谁发现了屯军山”。版本一中的发现者是几个不知其名的村民，版本二中的发现者是田村民和专家学者。在发现时间和发现情境上，两个版本也有差异。版本一说的是1月，而版本二是3月。版本一所述的发现充满偶然性，版本二的发现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版本二中出现了一个主人公，正是在他的努力和专家的配合下，屯军山的秘密被揭开。耐人寻味的是，在版本二的报道中，该主人公“坚信故土深处一定蕴藏着有待开发的秘密”，这个秘密是有待“开发”而不是“发现”。同时，在鼓励村民时，专家说的也是“开发”。版本二的其他文字讲述了主人公的种种传奇故事。另一则报道记述了据说发生于600年前的英雄故事，其主人公之一名叫田宽，与600年后的主人公名字相差一字。该故事最后教育人们说：“三个男人遭遇大难时不抛弃、不放弃的团结故事从此流传下来，他们用同生死共命运的实际行动告诉了后人：怎样做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9]
田村民何许人也？他曾是吉村汪公祭祀的民间组织“十八会”[6](P.183-197)会长，现任吉村屯堡旅游协会会长，“对于有关汪华的历史他能倒背如流”。“乡亲们推选他当屯堡协会会长，他坚持要依法办理各项手续，因此，他成了安顺市第一家经过注册批准的农村社会团体的法人代表”。在他带领下，村民“热情高涨，自发集资6万多元开发屯军山”，“乡亲们说，田村民身上有一股号召力和凝聚力！” 他与专家学者过从甚密，“深入研究屯堡文化激起了田村民的热情，经常和专家学者交谈”，“一位专家和他谈起唐朝越国公汪华的史事，他朗诵起汪华祭祀令人刮目相看”。他说，“我们欢迎专家学者来考察，跟着专家学者学习，我们开眼界长见识，学会了原来很多不懂的知识”[8]。屯军山的发现或开发，正是他下定决心，邀请专家来研究屯堡文化的结果。那么，专家究竟发现了什么？专家称，“如此规模的屯军遗址在安顺屯堡文化区是首次发现，该遗址就是当年屯集在安顺一带数十万大军的中心指挥部”，“朱元璋当年的‘调北征南’战争平乱结束后，为防止被征服的异族再次叛乱，便将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安顺一带，同时选择了地理位置颇佳的吉村的屯军山作为这些大军的中心指挥部。由此可推断，在这里住下的都是屯堡大军的高级将领”，“屯军山的发现，终于找到了他们一直想找到的600多年前屯堡大军的指挥部，这也印证了当年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也填补了安顺屯堡文化的一个空白”[7]。
专家是谁？有文中出现的鲍教授，其实还有文中没有出现的杨老师。我知道杨老师曾是安顺文物管理所负责人，知道他早年曾在吉村小学代过课，也知道一年前他与鲍教授考察过包屯，共同出版了关于包屯的一本书。但是，与吉村有十年关系，被村民赋予屯军山命名权的卢老师在哪里？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倒是在另一件事上，我看见了他：“美国籍学者卢老师10多年来每年都来参加吉村抬汪公活动，这位人类学、民俗学专家认为屯堡村民对于汪公的崇拜是一项具有深层含义的人类文化活动，值得深入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0]。不过，他发出的声音被间接引语所概括，为的是引出吉村“抬汪公”展演在广州获“山花奖”这件事的意义。田村民在这件事上同样很活跃，“他又组织‘抬亭子’节目演练，因为他将带领‘抬亭子’节目去广州参加中国第七届民间艺术节”[8]。作为文化顾问，杨老师也去了广州。这件事当中的一个细节，卢老师知道了一定会生气：“2008年8月，贵州省文联、省民间艺术协会经过考察，与西秀区文联、大西桥镇政府等协商决定选拔吉村的‘抬汪公’到广州参加这次全国性展演。省民协干部王琴多次来到吉村指导，组织村民演练。省民协主席韦兴儒、《南风》主编罗吉万专程到吉村观看演练并提出指导意见，进行了适度修改。”[10]这分明就是他所说的外来人在屯堡这本书上任意涂抹和政府行为对屯堡的破坏。对于可能遭到的批评，组织排练者这样回应：“有人说，这次展演不是原版的‘抬汪公’。但是，按照原版至少要5个小时才能结束，而在规定的5分钟不可能原版照搬，更何况组委会明文规定‘保持特色，要有创新’呢！不管如何，国家级评委认可了，组委会颁发了最高奖。”[10]
旧的谜团尚未解开，新的谜团扑面而来。天龙说沈万三在天龙落户经商的故事，肖家庄说傅友德大将军的坟在肖家庄，九溪一口咬定顾成埋在九溪，而吉村的陈姓则说自己是李自成的后代：
陈家水井是一个私人用井，主要是供陈家用水。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这个陈家的了不起之处却是：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代！据说，当年李闯王在九宫山上被围，部下18人装扮成李闯王的样子四面八方突围，而真正的李闯王却混在士兵里，逃了出来，后来，因为大势已去，就出了家，而李家的后人为逃避追杀，也各使神通，有一支改了陈姓，最后辗转到了吉村，这在他们家的家谱上还有完整的记载。陈家在吉村很发迹，后来还出了个陈百万，因为投靠吴三桂当了义子，在地方上显赫一时。[11]
报道吉村“抬汪公”获大奖的那个作者与我相熟，他在一篇博文中这样写道：“平坝天龙的屯堡旅游已经成了贵州有名的乡村旅游的成功案例，他们的一个名家效应是沈万山家的后代；著名的千户屯堡村落九溪走的是顾成的路线，这个在安顺城里留下一条‘顾府街’的明代将领，跟安顺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现在，那里又在找寻朱元璋家的后裔；而现在，因‘李改陈’而出现的陈家，是否可以在吉村进一步发扬光大，甚至是因此使吉村发扬光大，也就更值得期待。”[11]
面对谜团，作者浩叹：“跟历史相比，我们生活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思索的范围却是无穷无尽的。在吉村这样闹热的地方藏着这样雄伟的古代建筑，吉村的人都说不清楚，那么，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又还藏着多少的秘密呢？”[11]什么是本地学者的使命？作者分析说：“在屯堡热兴起的今天，最让人困惑的就是找不到相关的史料为佐证。所谓的‘屯堡’，也只是因府志上的‘屯军堡子’一词演化而来，更多的屯堡史料很多来自旺族的家谱，这就使得可信度打了折扣。通过更多的田野调查，打造出专家认可的屯堡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至少，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工作，至少我们可以是个见证人。”[11]是啊！“跟历史相比，我们生活的历史是短暂的”，而可资佐证的信史又如此稀少。我们究竟是作“见证人”，还是去“打造出专家认可的屯堡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种种可能性又都取决于“我们思索的范围是无穷无尽的”。而在史料有限的前提下，思索的无限很难与想象的无限相区分。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写过一个离奇的故事，名为《罗生门》。故事里，对同一宗罪案每个当事人有不同的叙述，因而同一件事就有了几个版本。每个叙述者的叙述都振振有词、头头是道。最终，真正发生过什么就成为一个谁也无法知道的谜。
屯军山的故事似乎也是这样，虽然没有《罗生门》那么诡异，但有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我在田野中不断碰到这样的例子。从红崖天书到天龙秘事，从顾成墓到建文帝，就像原安顺文化局长帅老师对我所言，“不仅天龙有秘事，整个屯堡，整个安顺充满秘事”③。是的，无论历史、民俗、方言、服饰，还是屯堡人的自称等等方面，屯堡到处是谜团。什么是屯堡，屯堡人究竟有多少，地戏是否傩戏，等等，多年以来都无定论。因为无定论，多年来就一直在争论。杨老师对我说，“我算是最早搞屯堡的，研究了二十年屯堡，到今天我却糊涂了。屯堡是什么？”
四、学者在场有何意义？
几乎每个村落都想“搞屯堡”。有的村民直接把“搞屯堡”说成“炒屯堡”。九溪村一位老人的说法最有趣，他说的是“闹屯堡”。几乎每个“搞屯堡”的村落都希望有学者作为自己的文化参谋。那些没有文化参谋而又想搞屯堡的村落正设法四处网罗文化参谋或期待文化参谋的到来。学者也许并不想充当文化参谋的角色，但他的存在为村民的想象、流言和行动创造了新的空间和起点。他会成为一种象征权威的符号，既对内，也对外。他终究会成为或者被村民认为是自己搞屯堡的合作者。如果他拒绝配合，要么这种拒绝被其他村落或村落内部的其他村民所利用，要么他只有选择离开。村落所仰仗的文化参谋很可能并非只有他一个，村落可以选择别的参谋而轻易地放弃拒绝与自己合作的学者。时殊事异、物是人非，村民会重新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要在同一个村落和谐相处，需要付出比单枪匹马的研究更大的努力。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立场，甚至关于村落前途的构想。学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会影响到村民之间的关系，而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学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与村民形成的关系网络最终又会影响到村落和学术的走向。
上面提到的两位学者，包括报道吉村的那位作者，都与我交好。我了解他们在声音之外的经历、性情和为人。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师友。卢老师对吉村和屯堡充满感情，而另外两位本来就是屯堡人。没有一个人想过损害屯堡，伤害村民。可是，在相同的前提下，他们却有着各自的原则。至于村民，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也不能说有什么过错——这一点是我反复强调的。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学术研究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我和杨老师多次谈话的主题。他深感屯堡研究存在的时弊，诸如“炒冷饭”、重复研究、流于表面、现象式的描述和罗列等等。我曾开玩笑说他是屯堡打假专家。“屯堡文化有许多都是造假，我们不能再造假了！否则，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这是他多次亲口对我说过的话。他也用文字表达过同样的立场：“经历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是是非非，我看到了许多虚构的文字和图片已经印成精装的宣传品，我更相信王恒杰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引者注）所说：古人在编写史料时并非执笔者经过考证，很多是道听途说来的，有的文人为了迎合上司、为了私利也在造假，所以史料不可全信。我想，今天关于屯堡文化的文字和图片一旦变为史料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千万别轻信这些史料。”[12](P.150)在研究与开发之间，他认为“唯有深入研究才能开发，否则，那种认为屯堡文化越古越好或者那种破坏性的‘建设’将使屯堡文化受到变异性的破坏。”[12](P.160)的确，在村民盛情邀请之下，近年来他参与了包屯和吉村的文化发展规划。这两个村落都是当年他曾下乡任教的地方，那里有他教过的学生和故友，有他流过的汗水和泪水[12](P.22-28)。村民信任他，他想为他们办点事。村民要的是什么？纯粹的学术研究能给村民带来什么？对于屯堡文化，他只能一分为二地看。像我和卢老师这样的外地学者，其实并不具备杨老师的这些经历和复杂感情。
在叙述上面这些事的时候，我不时会陷入愧疚。在卢老师与杨老师之间，我无法统一自己的立场。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有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它涉及情与理，涉及求真与造福，涉及学术与现实关怀层面不同的良心的定义与冲突。
注释：
① 出于一些原因，笔者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和村名（包括引文中出现的人名、村名）进行了处理。另外，本文引用、转述的文字、言论所负责任在我个人，与相关学者无关。
② 此处的文字基于在安顺、北京对卢老师的访问整理而出，时间分别是2008年5月1日、2008年12月12日。
③ 据2008年9月12日在安顺访谈帅老师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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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墓“汪田冯”[N]. 安顺晚报，2008-11-3.
[10] “抬汪公”抬回了“山花奖”金奖[N]. 安顺晚报，2008-10-27.
[11] 杨十八. 吉昌访古[EB/OL]. (2008-03-09)[2010-4-2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c348901008vg6.html.
[12] 杨友维. 特别采访[Z]. 未刊稿，2005.
收稿日期：2011-03-30 责任编辑 彭文斌
［关键词］学者；在场；屯堡村落；知识生产；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5—0024—09
地处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有个区域的人群被称为“屯堡人”。他们主要聚居于黔中一带，在服饰、语言、饮食、民俗、节庆、艺术活动等方面凸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孤岛般地与周边的汉族、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有学者指出，“屯堡人作为明清时期军屯、商屯、民屯汉人移民的后裔，几百年来虽然长期生活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却以特殊的文化策略强烈地保持着明代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凸显出自己的文化品格，成为西南汉族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族群岛”[1](P.46-50)。在地方学者中，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屯堡”这个概念据说与明初“征南”屯军的历史有关。人们不断回溯到600年前的大明王朝，从中汲取表述的灵感和养分。在他们看来，没有600年前的战争，就没有600年后的屯堡文化。屯堡村落的一位小导游曾给我背诵过这样的解说词：
元朝覆灭后，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蠢蠢欲动，不肯归顺明朝。西南诸夷自立门户，边患不断，民众久无宁日。西南始终是太祖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在南京点兵，命傅友德为帅，沐英、蓝玉为左右将，发兵三十万，经贵州，长驱云南。元朝势力不堪一击，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尽。为求长治久安，五万明军驻守云南，二十五万明军驻守贵州。这些军人就是我们屯堡人的祖先。
“600年前”成为叙述与想象的起点。
屯堡人这种说法不是从来就有的。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路过安顺平坝县，发现一种被称为“凤头鸡”的汉族“部落民”，装束奇特，非苗非汉[2](P.322-326)。第二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经过平坝，把“凤头鸡”称为“凤头苗”，认为这些部落民是苗族[2](P.326)。1951年，费孝通率队入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和考察，注意到一种特殊的“少数民族”，被父母民族遗弃的“小集团”。在当地被称为堡子、凤头鸡、南京人、穿青、里民子，实际上是“汉裔民族”。“早年入侵的汉族军队，很多就驻扎在各军事据点，称作军屯；他们回不了家乡，有许多娶了兄弟民族的妇女，就在这山国里成家立业，经长期同化，后来移入的汉族就不认他们作汉族了”[3](P.263)，“汉族同胞对他们应当及早负责认领还族。”[3](P.301)1983年，贵州文史专家唐莫尧游历安顺头铺，后在报上发表《穿明代古装的妇女》[4]一文，指出屯堡人并非少数民族，是真正的汉人，其先祖是明朝洪武年间“征南”的将士。此后，屯堡人的说法广为流传。
2007年7月至2008年底我数次到一个屯堡村做调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村民对田野调查并不陌生，有的村民甚至透露出要教我怎样做田野的意思。有的村民对自己被外来的学者称为老师表现得很自然，有的村民被学者称为“地戏教授”。那个自认为有能力教我做田野的村民，他的这种自信和能力从何而来？我开始从这个角度认真审视屯堡村。
在田野研究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些同在屯堡村做田野的学者，他们有的在其他村落，有的与我同在一个村落做研究。我听过一些发生在学者与村落之间的有意思的故事。这些见闻促使我思考学者在村落中的研究除了纯粹的研究意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格尔茨说过一句时常被人引用的话，“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而是在村落中做研究”[5](P.22)。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想强调的是超越于具体村落之上的研究意义，亦即村落研究能为本学科贡献什么。但实际上，从某些事例看，具体的村落是很难以纯粹研究的方式加以超越的。“在村落中做研究”将发生不在村落做研究所不会发生的事情。
一、《屯堡重塑》引来的“风波”
未读《屯堡重塑》，我就从在屯堡村做田野的同行口中了解到它的一些情况。他提到两个在屯堡村落做研究的美国人，一位是卢老师①，另一位是《屯堡重塑》的主要作者欧教授。他说，前者做得不错，后者只不过把各种现成文本拼贴起来，实际没什么东西。他很反感后现代那些所谓实验。
2007年底，我访问九溪村张支书时获赠他参与撰写的《屯堡重塑》一书。回到九溪村房东家，在冬日的寒风中，我一气读完它。与其他研究屯堡的论著相比，它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于我心有戚戚焉。读过此书的一位年轻学者与我有同感，我们就此书的命题“屯堡是被重塑的”讨论过多次。《屯堡重塑》出版后，引来一位地方学者的强烈抨击。在安顺邓老师家，宋老师借酒当着我的面狠批了《屯堡重塑》一顿。因为我流露出对它的少许赞赏，他顺带把我也教训了一番。我面带微笑，聆听教诲，甚至觉得宋老师也不无道理。话别出门后，同行的年轻学者问我“宋老师是不是喝多了？”我无言以对。当然，这可能就意味着胆怯和立场不坚定。公允地说，宋老师对《屯堡重塑》的批评有些建立在误读之上。比如，他说《屯堡重塑》的作者话语与村民话语相互抵牾、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村民话语被解放出来的结果，这种张力引起的对话感恰恰是该书力求达到的效果。他把“重塑”理解为“作者想要重塑屯堡”和“屯堡可以被重塑”，而该书作者想证明的是屯堡的重塑性这一事实。当我试图对宋老师说明这一点时，引来他潮水般的训斥。早就听说过宋老师的固执和脾气大，我也不能过多争辩什么了。除了宋老师，另外一些本地学者对此书似乎也不以为然。细想来，地方学者长久以来形成的研究定式是面朝对象的研究，掉头来研究自己，或自己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这种半路杀出的反思取向确实让某些学者既不知所措，又莫名其妙。
《屯堡重塑》一改以往屯堡文化研究强调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立场，推出重塑这一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概念，从对现象的还原与诠释转到诸如屯堡这样的概念的建构和发明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变异。为了实现这一立场，它引入大量村民的自主话语，把这些话语与地方学者的话语并置，该书作者再进一步对此加以分析，揭示屯堡文化的建构性。村民的话语满足了《屯堡重塑》所欲透视的主题，比如有的村民明确说“是专家学者告诉我们之后我们才晓得屯堡文化的”[6](P.270)。再如，说“屯研会”是学者的杰作或村民与学者合作的产物[6](P.252)，既颂扬学者，也强调自己的合法性。通过这样的表述，村民把学者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休戚与共。《屯堡重塑》对“屯堡”这个本来坚如磐石的概念有某种无法避免的解构性，如果理解不当，确实会引发种种想象，成为一种令人不快的威胁，因为以往许多研究就建立在“屯堡”的存在无需论证这一既定前提之上。可是，转换视角后，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
欧教授把村民想象成绝对的弱者、被动的接受者和无辜的受害者，而把学者想象成绝对的授意者和潜在的受益者。其实，村民也在行动，也希望行动和有人来配合自己行动。他们也许是弱者，但他们并不简单，无论精英抑或大众都是这样。置身于村落的学者有时反倒显得更天真，他们不是万能的。作为外国学者，欧教授习惯站在底层批判上层，但批判后也就一走了之，真正能够也乐意帮助村民的还是本地学者。谁的屯堡？如果答案仅仅是屯堡是村民的，或仅仅是学者、官员和商人的，都不全面。既然屯堡是重塑的，那么它就是参与重塑者共同的产物和共享物。屯堡不是静态的、本质主义的，那么就要容许它有流动性和建构性。谁又能说没有屯堡文化的村民比有了屯堡文化的村民过得更好呢？
一位地方学者告诉欧教授，“屯堡概念是学者们创造出来的，它对我们学者很重要，但在村民那里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6](P.33)。《屯堡重塑》有不少像刀子般锐利而闪光的论断，比如：
屯堡这个概念首先是学者们构造出来，官员们和企业家们接受了它并使这个概念大众化。屯堡概念不是产生在屯堡村民内部，而是首先出现在地方学者和有关的文化机构里。村民们只是近来才对这个概念熟悉起来……他们是按照官方的理解去理解屯堡文化的[6](P.31-32)。或如“文化概念传统内容的空洞性在屯堡文化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屯堡村民中，甚至在学者们和地方领导那里，屯堡文化概念的外延及其具体内容都是非常含混的……由于它的资源特性，屯堡文化可以为村民提供很多具体的物质希望。而这些物质性的希望却又导致了村民、村干、政府官员以及企业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现实中，很多村民们都把屯堡文化当做是外面的官员、学者和开发商们的财源。当许多外人相信屯堡文化会给屯堡村寨带来巨大的繁荣时，却几乎没有多少村民对此抱有期望……问题不在于屯堡文化是否是资源问题本身，而是村民们在屯堡文化发展决策和实施方面没有足够的声音和权利”[6](P.45)。
看到这些话，我既为它的一针见血而惊叹，也有为地方学者而鸣的不平。许多屯堡村落的例子表明，外来学者能为村民做的，远远比不上本地学者。欧教授最后的建议是，“指导村民们设计他们自己的文化发展计划，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化发展组织”。其实，地方学者多年来已经在践行这一建议，比如我做研究的九溪村很早就有学者参与到它的发展中来，尤其2001年入村调查的“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课题组。所以，我理解宋老师为何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二、美国学者在屯堡
第一次得知卢老师的名字是在安顺学院老师那里，那时我才到安顺，知道有个叫卢老师的美国人在吉村做研究。与卢老师初次会面在吉村，在村民“抬汪公”的活动上。嘈杂的人声、忙乱的人群，使我们的谈话难以为继。我们约定下次见面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交流。“我在你的田野点看你如何工作，你又在我的田野点看我如何工作，各一天。这样交流比较有效”，卢老师建议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想看看同行如何在田野中活动，如何与村民互动。这既是学习的机会，也是我研究的题中之义。一些日子后，我随卢老师在周官做了一天的研究。后来，在安顺和北京，我们又碰过两次面。卢老师说着一口流利的、略带京腔的汉语，能用汉语写学术论文，谙熟中国人情世故之道，但说话坦诚、直率。
我是吉村的第一个客人。10年前我初次到吉村，那时还没人关注吉村。此后10年间，每年我都会到吉村住一段时间。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带美国的大学生或教授一起来。村民与我越来越熟。虽然我还不是教授，他们都叫我教授。这段时间，屯堡旅游兴起，开始有游客到吉村来。村民要求我去接待。我实在没办法，有几次就在文庙里等客人。有一次，几个美国客人看到我，过来跟我打招呼，问我：“你怎么在这儿？”我说，“对不起，村民特别希望我在这儿，让你们看到”。他们都笑了，说“原来是这样”。这体现了一种塑造，为什么？村民是想让人看到我们的文化不仅是靠屯堡做旅游，而且让外国学者在我们村长期住下来。
关于屯军山，村里流行一个故事。它本来叫大山。最早上大山的人是我。当时我问村民村里有没有什么历史遗迹，他们想了半天，说我们山上有一个东西，我们一直没去看过。后来村长带我上去。从我下来以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对大山的热潮，就说一定要（把大山开发出来）。他们说卢老师上去了，认可了。我上去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年代的东西。我只是作研究，并没有认可什么。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开始行动。老村长下台后，他们更是组织力量上去乱开发。现在文物局批评他们，说他们乱来。到什么地步，村民普遍认为屯军山是卢老师取的名（你已经进入到他们村的历史当中去了。肯定会写进他们的历史中去，因为我想到吉村就会想到卢老师）。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但他们还是这样认为，包括支持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村里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反对我在村里（做研究），一直很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是卢老师命名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说法为什么对他们有利？这是一个所谓专家的认可，是一个村里没有多少人可以批评的专家。有百分之八十的村民支持我在村里，为我在村里而骄傲。他们是编出来的，我根本没有取过名字，根本没有！但是，他们把它赋予在我身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批评，没有人指责我改名。因为改名多少有点儿风险，有的人可能会反对（但没有人指责我）。以前叫大山，也有大伞山的说法。我听他们一般说得最多的是大山，英文是big mountain，很简单。作为旅游推广，叫屯军山更有吸引力。天龙也是这样，原来叫饭笼铺，后来改名叫天龙。把历史赋予在我的身上，谁也无法避免。吉村这些年的变化令我痛心。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屯堡是独特的，而且我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有权利和资格保护自己的文化。10年前，没有人知道屯堡。我在北京跟人说起屯堡，没有人听说过，“56个民族中没有屯堡人”。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研究屯堡的文献，只有一本当地人编写的地戏论文集。今天在北京做民族研究的都知道屯堡的存在了，有大量的文献。但是，今天，屯堡的历史却正在被消灭。真正的屯堡就像一本书，它的封面是灰色和黑色，本来是非常好的东西，本来就有自己的纹。每个纹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价值。每个纹就是屯堡。可是，外来的人说，“哦！要涂黄色、红色、蓝色或是别的什么显眼的颜色”。实际上，这就把纹（文字）给消灭掉了。而涂上颜色的只不过是一个封面，看完了，也就把它扔了。政府行为、旅游开发把真正屯堡的许多东西给消灭了、破坏了。屯堡一直就很悲壮，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②
1998年前后，卢老师初次到屯堡地区考察。一路寻访“有意思的”地方，最后在吉村停下来，从此开始了与吉村持续10年的故事。在卢老师的叙述中，可以读出他的复杂心迹。他对吉村充满感情，否则不可能十年不间断地往返于北京与吉村之间。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充当村落面对外人的幌子，他觉得既无奈也欣慰。无奈的是，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在祖国客人的面前显得尴尬、可笑，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吉村人的脸（村民恰恰认为他为村落长了脸）。欣慰的是，自己已经被吉村接纳，以吉村主人的身份去接待客人，这样的场面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就像当年在易洛魁人中的摩尔根。不过，随着村落政治格局的变化、村干部的更迭，尤其屯堡旅游开发愈演愈烈，他作为学者必须坚持的原则、良心与村民谋求发展的无原则和机心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知道的内幕太多了。对于村民来说，他似乎成了一个危险人物，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引爆的定时炸弹。而他也从一开始无论村民做出什么荒唐可笑的举动和要求都颔首微笑、迁就默许，变成据理力争甚至直接批评。双方都觉得对方不那么可爱了。
屯军山就是一个例子。卢老师是最早上去考察的学者。对于他来说，上山考察只不过是最普通的研究行为，但对于村民来说这就是一个标志，一种认可，一项行动的出发点。他们不需要卢老师说一句话，只需要有他上去过这个事实，就可以说很多话，并把这些话赋予在他身上。在村民的表述中，卢老师最终不仅认可了屯军山的价值（如果屯军山没有价值，卢老师就不会上去；卢老师上去了，说明屯军山是有价值的），而且成为屯军山的命名人。村民将对价值这个概念进行转换，把卢老师认可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转换为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至今卢老师自己也没弄清楚是谁把大山变成屯军山的。如果没有卢老师，改变一个村里叫了许多年的地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村里可能谁也没那个权威，谁也担不了这个风险。大山变成屯军山有利于旅游开发，就像今天屯堡旅游开发最成功的天龙镇，过去其实叫饭笼铺。卢老师感觉到，作为一个村里没有多少人可以批评的专家，自己实际上是被某些村民利用了。那些原先对他的态度分成两派的村民，在屯军山这件事上也达成了共识。我没有追问他为什么有的村民（按照他的说法百分之二十的村民）会反对他在村里活动，凭借我在九溪的经验，我猜想这可能与村落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像卢老师这样长期在村里活动、并且有分量的人物，很容易被斗争的某一方视为敌方的盟友。一旦原先与卢老师走得很近的村干部（比如那个陪着他上大山的村长）被推翻，卢老师在村里的处境就堪忧了。不过，他对村民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同情和理解。他反复说自己为吉村的变化而痛心。
贵州是个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地区，像吉村这样的村落，虽然与周边村落相比，在文化资源上有些优势，但除了“抬汪公”这项一年持续不过两三天的民俗，资源的总量其实并不多。村民与学者一样迫切地想要发现另外的文化资源。与学者不同的是，村民宁愿去捕风捉影地发现抑或发明某种历史景观，却不愿像学者那样为保存真正的历史和残存的景观而固守贫困，耐心等待以揭示真相。村民的眼光始终向外、向前看，学者的眼光则反过来向内、向后看。村民想看到利，学者想看到的是真。村民想的是如何从村落可能产生的公共资源中分到自己的一杯羹，学者看到的则是作为整体的公共资源如何被破坏。眼光、目的和公私的分歧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在屯军山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某日，村民兴奋地告诉卢老师在屯军山上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上山后，他发现的不是重要的东西，而是村民在自己面前表演。“他们趁我不注意把几个古币埋在土里，然后当着我的面挖出来。其实我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根本没埋什么古币，是他们埋下去的。还有几个碎裂的瓷器，裂口处的土是新抹上去的。太拙劣了！”村民希望卢老师为屯军山出土明代文物作证。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妥协，而是直接批评了村民造假的做法。村民的行为激怒了他，而他也激怒了村民，尤其是那些领头人。在谈话过程中看到我要录音，他说“你要录音，那我可得小心点儿！我就不提某某人的事情。”他变得敏感而谨慎了。对吉村物、事、人、心的变化，他有愤怒，但更多的是痛心。对于那些外来的人，那些在屯堡这本书上任意涂抹颜色的人，他可能只有愤怒。正是在这涂抹中，屯堡被遮蔽了，从而被消灭了。有资格在这本书上涂抹的是些什么人？政府官员、投资商，当然还有作为文化专家的学者——专家认可的力量，卢老师是亲自感受过的。
“屯堡一直就很悲壮，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屯堡的产生源于战争，不同性质的移民流离并定居于贵州。从明至清以至民国，这片土地似乎从无宁日。中央政府的遗忘，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残杀，其中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这些故事无需用“骑着高头大马”征南的显赫出身来掩饰，凭着起伏跌宕的悲壮旋律，就足以打动人心。无论如何将过去以高头大马如何刻板化，今天的屯堡仍然边缘，高头大马式的涂抹只能使屯堡更加边缘，以至于为求发展而与外来的人一起消灭自己的文化，取消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屯堡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悲壮”的含义。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但是，屯堡有更好的选择吗？
在卢老师与吉村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旅游开发给一个村落带来的改变，看到学者与村落关系的改变，甚至也看到一个学者自身的某种改变（内心的冲突，敏感而谨慎）。卢老师的叙述有某种矛盾性：在村落内部，村民具有足够的机心和主动性，善于刻意利用包括卢老师在内的一切符号资源；跳出村落，在屯堡文化的层面，村民又成了值得同情的弱者，任外来者摆布。其实，现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村民是弱者，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学者为自己谋利，其中有最基本的经济学算计。与此同时，共同造假、合谋欺骗等等也有村民作为弱者反抗外来者的潜台词：“你们被耍了!在智力上，我们并不比你们差！”
三、地方学者杨老师
就在卢老师因为屯军山与村民闹矛盾这段时间，一个地方学者开始与吉村频频接触。他就是杨老师。在他的帮助下，屯军山发现明代军事遗存和出土文物的事见报了。村民需要杨老师来完成卢老师不能完成的事业——开发屯军山，为吉村编撰村志。村里为此成立了屯堡旅游协会，集资数万元。在安顺，杨老师请卢老师吃饭，我也在座。两个人都是吉村的朋友，却从未坐下来面对面交流过。谈话显得很热烈，他们谈屯堡，谈屯军山上的文物发现。卢老师说杨老师应该为自己的屯堡人身份自豪，杨老师则表示赞同卢老师对屯堡造假的批评。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却表明他们没有走到一起。村民需要的是与卢老师不同的杨老师。也可以说，杨老师必须做出某些与卢老师不同的事情才能不负村民厚望。杨老师可能根据这一点强化自己的某些策略，弱化另一些策略。在村民的期望之下，杨老师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些塑造。
关于屯军山，有两个与卢老师所述截然不同的版本。
其一是：
村里人都知道，在村旁的一座高山上，600多年前是屯军的地方，不过由于山高林密，荆棘丛生，从来没有人上去看过。今年1月份，几个村民一时性起，相邀爬上了山顶，结果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古建筑群遗址。……村民在清理遗址时，还发现了上百件文物，如砚台、酒杯、盔甲片等等，其中一件砚台上面还有“成化年制”的字样。[7]
其二是：
2008年农历正月十八举办传统的“抬亭子”（抬汪公）活动时，田村民决心邀请专家来研究家乡的屯堡文化，凭着他对家乡历史的了解和山形地貌的观察，他坚信故土深处一定蕴藏着有待开发的秘密。今年三月，来自北京和本土的专家学者们终于在吉村发现了明代屯军的遗址——屯军山，由此揭开了这个“明代古堡，历史丰碑”的神秘面纱，这个发现，被认为“填补了屯堡文化的空白”。[8]
时隔5月的这两个版本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不过，两个版本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在版本一中没有出现的屯军山地名，在版本二中出现在“明代屯军遗址”后面，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原有地名还是因为“明代屯军遗址”的发现而得名。这似乎证实了卢老师的说法——屯军山是现在命名的。版本二后面写道：“北京国防大学鲍教授和田村民一起考察屯军山后说：‘屯堡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就需田村民这样的明白人，只要肯学习又热心，开发屯军山就一定成功！’”这里的屯军山从破折号后的屯军山发展为独立的专有名词。两个版本的另一个差异是“谁发现了屯军山”。版本一中的发现者是几个不知其名的村民，版本二中的发现者是田村民和专家学者。在发现时间和发现情境上，两个版本也有差异。版本一说的是1月，而版本二是3月。版本一所述的发现充满偶然性，版本二的发现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版本二中出现了一个主人公，正是在他的努力和专家的配合下，屯军山的秘密被揭开。耐人寻味的是，在版本二的报道中，该主人公“坚信故土深处一定蕴藏着有待开发的秘密”，这个秘密是有待“开发”而不是“发现”。同时，在鼓励村民时，专家说的也是“开发”。版本二的其他文字讲述了主人公的种种传奇故事。另一则报道记述了据说发生于600年前的英雄故事，其主人公之一名叫田宽，与600年后的主人公名字相差一字。该故事最后教育人们说：“三个男人遭遇大难时不抛弃、不放弃的团结故事从此流传下来，他们用同生死共命运的实际行动告诉了后人：怎样做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9]
田村民何许人也？他曾是吉村汪公祭祀的民间组织“十八会”[6](P.183-197)会长，现任吉村屯堡旅游协会会长，“对于有关汪华的历史他能倒背如流”。“乡亲们推选他当屯堡协会会长，他坚持要依法办理各项手续，因此，他成了安顺市第一家经过注册批准的农村社会团体的法人代表”。在他带领下，村民“热情高涨，自发集资6万多元开发屯军山”，“乡亲们说，田村民身上有一股号召力和凝聚力！” 他与专家学者过从甚密，“深入研究屯堡文化激起了田村民的热情，经常和专家学者交谈”，“一位专家和他谈起唐朝越国公汪华的史事，他朗诵起汪华祭祀令人刮目相看”。他说，“我们欢迎专家学者来考察，跟着专家学者学习，我们开眼界长见识，学会了原来很多不懂的知识”[8]。屯军山的发现或开发，正是他下定决心，邀请专家来研究屯堡文化的结果。那么，专家究竟发现了什么？专家称，“如此规模的屯军遗址在安顺屯堡文化区是首次发现，该遗址就是当年屯集在安顺一带数十万大军的中心指挥部”，“朱元璋当年的‘调北征南’战争平乱结束后，为防止被征服的异族再次叛乱，便将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安顺一带，同时选择了地理位置颇佳的吉村的屯军山作为这些大军的中心指挥部。由此可推断，在这里住下的都是屯堡大军的高级将领”，“屯军山的发现，终于找到了他们一直想找到的600多年前屯堡大军的指挥部，这也印证了当年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也填补了安顺屯堡文化的一个空白”[7]。
专家是谁？有文中出现的鲍教授，其实还有文中没有出现的杨老师。我知道杨老师曾是安顺文物管理所负责人，知道他早年曾在吉村小学代过课，也知道一年前他与鲍教授考察过包屯，共同出版了关于包屯的一本书。但是，与吉村有十年关系，被村民赋予屯军山命名权的卢老师在哪里？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倒是在另一件事上，我看见了他：“美国籍学者卢老师10多年来每年都来参加吉村抬汪公活动，这位人类学、民俗学专家认为屯堡村民对于汪公的崇拜是一项具有深层含义的人类文化活动，值得深入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0]。不过，他发出的声音被间接引语所概括，为的是引出吉村“抬汪公”展演在广州获“山花奖”这件事的意义。田村民在这件事上同样很活跃，“他又组织‘抬亭子’节目演练，因为他将带领‘抬亭子’节目去广州参加中国第七届民间艺术节”[8]。作为文化顾问，杨老师也去了广州。这件事当中的一个细节，卢老师知道了一定会生气：“2008年8月，贵州省文联、省民间艺术协会经过考察，与西秀区文联、大西桥镇政府等协商决定选拔吉村的‘抬汪公’到广州参加这次全国性展演。省民协干部王琴多次来到吉村指导，组织村民演练。省民协主席韦兴儒、《南风》主编罗吉万专程到吉村观看演练并提出指导意见，进行了适度修改。”[10]这分明就是他所说的外来人在屯堡这本书上任意涂抹和政府行为对屯堡的破坏。对于可能遭到的批评，组织排练者这样回应：“有人说，这次展演不是原版的‘抬汪公’。但是，按照原版至少要5个小时才能结束，而在规定的5分钟不可能原版照搬，更何况组委会明文规定‘保持特色，要有创新’呢！不管如何，国家级评委认可了，组委会颁发了最高奖。”[10]
旧的谜团尚未解开，新的谜团扑面而来。天龙说沈万三在天龙落户经商的故事，肖家庄说傅友德大将军的坟在肖家庄，九溪一口咬定顾成埋在九溪，而吉村的陈姓则说自己是李自成的后代：
陈家水井是一个私人用井，主要是供陈家用水。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这个陈家的了不起之处却是：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代！据说，当年李闯王在九宫山上被围，部下18人装扮成李闯王的样子四面八方突围，而真正的李闯王却混在士兵里，逃了出来，后来，因为大势已去，就出了家，而李家的后人为逃避追杀，也各使神通，有一支改了陈姓，最后辗转到了吉村，这在他们家的家谱上还有完整的记载。陈家在吉村很发迹，后来还出了个陈百万，因为投靠吴三桂当了义子，在地方上显赫一时。[11]
报道吉村“抬汪公”获大奖的那个作者与我相熟，他在一篇博文中这样写道：“平坝天龙的屯堡旅游已经成了贵州有名的乡村旅游的成功案例，他们的一个名家效应是沈万山家的后代；著名的千户屯堡村落九溪走的是顾成的路线，这个在安顺城里留下一条‘顾府街’的明代将领，跟安顺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现在，那里又在找寻朱元璋家的后裔；而现在，因‘李改陈’而出现的陈家，是否可以在吉村进一步发扬光大，甚至是因此使吉村发扬光大，也就更值得期待。”[11]
面对谜团，作者浩叹：“跟历史相比，我们生活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思索的范围却是无穷无尽的。在吉村这样闹热的地方藏着这样雄伟的古代建筑，吉村的人都说不清楚，那么，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又还藏着多少的秘密呢？”[11]什么是本地学者的使命？作者分析说：“在屯堡热兴起的今天，最让人困惑的就是找不到相关的史料为佐证。所谓的‘屯堡’，也只是因府志上的‘屯军堡子’一词演化而来，更多的屯堡史料很多来自旺族的家谱，这就使得可信度打了折扣。通过更多的田野调查，打造出专家认可的屯堡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至少，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工作，至少我们可以是个见证人。”[11]是啊！“跟历史相比，我们生活的历史是短暂的”，而可资佐证的信史又如此稀少。我们究竟是作“见证人”，还是去“打造出专家认可的屯堡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种种可能性又都取决于“我们思索的范围是无穷无尽的”。而在史料有限的前提下，思索的无限很难与想象的无限相区分。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写过一个离奇的故事，名为《罗生门》。故事里，对同一宗罪案每个当事人有不同的叙述，因而同一件事就有了几个版本。每个叙述者的叙述都振振有词、头头是道。最终，真正发生过什么就成为一个谁也无法知道的谜。
屯军山的故事似乎也是这样，虽然没有《罗生门》那么诡异，但有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我在田野中不断碰到这样的例子。从红崖天书到天龙秘事，从顾成墓到建文帝，就像原安顺文化局长帅老师对我所言，“不仅天龙有秘事，整个屯堡，整个安顺充满秘事”③。是的，无论历史、民俗、方言、服饰，还是屯堡人的自称等等方面，屯堡到处是谜团。什么是屯堡，屯堡人究竟有多少，地戏是否傩戏，等等，多年以来都无定论。因为无定论，多年来就一直在争论。杨老师对我说，“我算是最早搞屯堡的，研究了二十年屯堡，到今天我却糊涂了。屯堡是什么？”
四、学者在场有何意义？
几乎每个村落都想“搞屯堡”。有的村民直接把“搞屯堡”说成“炒屯堡”。九溪村一位老人的说法最有趣，他说的是“闹屯堡”。几乎每个“搞屯堡”的村落都希望有学者作为自己的文化参谋。那些没有文化参谋而又想搞屯堡的村落正设法四处网罗文化参谋或期待文化参谋的到来。学者也许并不想充当文化参谋的角色，但他的存在为村民的想象、流言和行动创造了新的空间和起点。他会成为一种象征权威的符号，既对内，也对外。他终究会成为或者被村民认为是自己搞屯堡的合作者。如果他拒绝配合，要么这种拒绝被其他村落或村落内部的其他村民所利用，要么他只有选择离开。村落所仰仗的文化参谋很可能并非只有他一个，村落可以选择别的参谋而轻易地放弃拒绝与自己合作的学者。时殊事异、物是人非，村民会重新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要在同一个村落和谐相处，需要付出比单枪匹马的研究更大的努力。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立场，甚至关于村落前途的构想。学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会影响到村民之间的关系，而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学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与村民形成的关系网络最终又会影响到村落和学术的走向。
上面提到的两位学者，包括报道吉村的那位作者，都与我交好。我了解他们在声音之外的经历、性情和为人。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师友。卢老师对吉村和屯堡充满感情，而另外两位本来就是屯堡人。没有一个人想过损害屯堡，伤害村民。可是，在相同的前提下，他们却有着各自的原则。至于村民，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也不能说有什么过错——这一点是我反复强调的。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学术研究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我和杨老师多次谈话的主题。他深感屯堡研究存在的时弊，诸如“炒冷饭”、重复研究、流于表面、现象式的描述和罗列等等。我曾开玩笑说他是屯堡打假专家。“屯堡文化有许多都是造假，我们不能再造假了！否则，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这是他多次亲口对我说过的话。他也用文字表达过同样的立场：“经历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是是非非，我看到了许多虚构的文字和图片已经印成精装的宣传品，我更相信王恒杰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引者注）所说：古人在编写史料时并非执笔者经过考证，很多是道听途说来的，有的文人为了迎合上司、为了私利也在造假，所以史料不可全信。我想，今天关于屯堡文化的文字和图片一旦变为史料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千万别轻信这些史料。”[12](P.150)在研究与开发之间，他认为“唯有深入研究才能开发，否则，那种认为屯堡文化越古越好或者那种破坏性的‘建设’将使屯堡文化受到变异性的破坏。”[12](P.160)的确，在村民盛情邀请之下，近年来他参与了包屯和吉村的文化发展规划。这两个村落都是当年他曾下乡任教的地方，那里有他教过的学生和故友，有他流过的汗水和泪水[12](P.22-28)。村民信任他，他想为他们办点事。村民要的是什么？纯粹的学术研究能给村民带来什么？对于屯堡文化，他只能一分为二地看。像我和卢老师这样的外地学者，其实并不具备杨老师的这些经历和复杂感情。
在叙述上面这些事的时候，我不时会陷入愧疚。在卢老师与杨老师之间，我无法统一自己的立场。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有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它涉及情与理，涉及求真与造福，涉及学术与现实关怀层面不同的良心的定义与冲突。
注释：
① 出于一些原因，笔者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和村名（包括引文中出现的人名、村名）进行了处理。另外，本文引用、转述的文字、言论所负责任在我个人，与相关学者无关。
② 此处的文字基于在安顺、北京对卢老师的访问整理而出，时间分别是2008年5月1日、2008年12月12日。
③ 据2008年9月12日在安顺访谈帅老师的录音整理。
参考文献：
[1] ZHOU Yao-ming.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the Han Nationality of Tunbao[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2,(2).
周耀明. 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2] 黄才贵. 影印在老照片中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3] 费孝通. 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A]//费孝通文集（第六卷）[C].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4] 唐莫尧. 穿明代古装的妇女[N]. 贵州日报，1983-5-2.
[5]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London:Fontana Press, 1993, p.22.
[6] TIM OAKES，吴晓萍. 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7] 贵州安顺发现明朝皇家军队屯军遗址[EB/OL].(2008-5-23)[2010-4-26]. http://news.sina.com.cn/c/2008-05-23/094315602528.shtml.
[8] 血性热肠的屯堡汉子[N]. 安顺晚报，2008-10-7.
[9] 三墓“汪田冯”[N]. 安顺晚报，2008-11-3.
[10] “抬汪公”抬回了“山花奖”金奖[N]. 安顺晚报，2008-10-27.
[11] 杨十八. 吉昌访古[EB/OL]. (2008-03-09)[2010-4-2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c348901008vg6.html.
[12] 杨友维. 特别采访[Z]. 未刊稿，2005.
收稿日期：2011-03-30 责任编辑 彭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