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军诸军种都以苏联为假想敌制定了各自的核战争计划.然而,诸军种之间在核武器管制、打击目标重叠及争夺核打击权等方面出现的乱象使得美军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核作战计划.为了促成诸军种协同打核战争的局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由战略空军司令部负责制定首个美军诸军种协同作战的核战争计划SIOP-62.SIOP-62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军形成了以战略空军为核心,其他军种相互配合的比较完整的核战争战术思想.但是,由于该计划在制定过程中一味地按照战略空军的意图,过多地依赖于核武器,并且在实际
【机 构】
: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军诸军种都以苏联为假想敌制定了各自的核战争计划.然而,诸军种之间在核武器管制、打击目标重叠及争夺核打击权等方面出现的乱象使得美军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核作战计划.为了促成诸军种协同打核战争的局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由战略空军司令部负责制定首个美军诸军种协同作战的核战争计划SIOP-62.SIOP-62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军形成了以战略空军为核心,其他军种相互配合的比较完整的核战争战术思想.但是,由于该计划在制定过程中一味地按照战略空军的意图,过多地依赖于核武器,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灵活性,造成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的思想无法真正付诸实施.
其他文献
中国治理情境中的政权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水乳交融状态.形成这一状态的重要路径在于基层党政干部时常回应与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生活性事宜,即“生活小事”.基于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基层政权普遍应用三种机制处理“生活小事”:一是“利益惠及”,即增进民众在日常生活事宜中的现实利益;二是“情感融通”,即基层干部通过共享情感的方式深入民众生活;三是“持续走访”,即逐个解决民众生活诉求,并将共性内容抽象出来形成公共意志.三种机制分别使政权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得以建立、深化和扩展.治理共同体和生活领域的融合反映了中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
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节点,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主题为边疆治理的CSSCI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与突变分析,梳理边疆治理研究主题脉络,全面把握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边疆治理研究形成了边疆与边疆治理两大研究分支,边疆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场域向度、模式向度、边疆的基本内涵、中国边疆学等.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需多学科视角交叉,统筹多形态边疆,加速构建边疆治理话语体系.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学派的显著特征,但目前学界对有关“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却颇有不足,这造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研究为主,而非以践行为主.从人们最为关切的生命与存在的相关议题出发,即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价值的马克思生命哲学观出发,通过哲学咨询让其伟大的思想从书斋走向大众,突破与民众心的距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的“实践的哲学”,为人民所掌握、所践行,促使人们实现其个体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行性通道.
大学处于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阶段,大学生有了更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的机会,也难免会产生社交焦虑.低反刍思维或适度的反省,可以让学生更全面地看待事物,更好地处理与他人交往时出现的社交焦虑.以反刍思维量表、交往焦虑量表对255名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反刍思维处于中下水平,社交焦虑处于中上水平;反刍思维总体及症状反刍维度、反省深思维度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单亲家庭大学生的反省深思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家庭的大学生,反刍思维及其各维度均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反刍思维与大学生社交焦虑密切相关.
任何理论相对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来说,都具有阶段性的时代特征.在人类认知世界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辩证法和实践引入认识论,并应用于认知马克思主义,使我们逐渐趋近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识.探究蕴藏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客观内容和内在规律,从知识、方法、价值、历史、批判等多重逻辑向度,确证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理论文本与社会实践、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社会历史与逻辑具体、科学信仰与质疑批判的辩证统一,进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正确认知,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对“生命权力”问题的探究肇始于福柯.“生命权力”表征着权力的最高功能不再是生杀予夺,而是控制和治理生命,权力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权力与知识的秩序中.伴随着资本逻辑的演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变化,对“生命权力”问题的批判与反思也应当从福柯式的原初语境中挣脱出来,与当前的新资本主义批判课题结合起来.当代生命权力以意识形态的隐性控制和人口的显性治理为基本模式,并在数字资本逻辑逐渐发展的进程中,获得了“数字化生命”的新形式.为了揭示生命权力僭越生命的本质,探究资本主义权力与生
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有效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更加需要发挥政协协商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作用,通过凝聚共识和建言资政双向发力,打通民主协商“最后一公里”,找到“最大公约数”.因此,政协协商必须精准介入基层协商,实现政协协商示范引领和基层协商升华凝聚的双向聚合,最终达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的完美勾联.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种极具“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思维方式.以实践思维方式审视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其深层次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主体;实践的“扬弃性”与“超越性”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内容;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路径、三维向度协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国家监察体制下,原行政监察权整合到了各级监察委名下.原行政监察机关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此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监察委采取与原行政监察相同的监察措施所涉及的外部法律关系是否依然具有行政可诉性,行政诉讼法、监察法以及监察法规都没有明文规定.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监察委采取行政性监察措施所涉及的外部法律关系,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并应建立一整套国家监察体制的行政法衔接制度,以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监察权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