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借用这段话勉励全国青年人。2018年4月，在世界读书日、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李大钊之孙，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李青，也应媒体之邀，朗诵了这段话。这是1916年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所发表文章《青春》的结尾。
　　时年27岁的李大钊在文中写道，当时的中国已是“白首中华”“渐即废落之中华”“地球即成白首”。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有的甚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李大钊却截然相反。五四运动时期，他以赤诚而坚定的信念感召了一大批青年，成了那一代青年的“挚友与导师”。而正是那一代青年，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来图书馆看书的人多了好几倍

　　五四运动时，在青年人中传诵着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罗章龙写的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好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里的“北李”即李大钊，“孤松”是他用过的笔名。“南陈”即陈独秀。陈独秀1879年10月生于安徽安庆，李大钊1889年10月生于河北乐亭。两人都曾留学日本，都是章士钊的好友。
　　1914年11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此时，国内已发生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取、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等一系列令国人愤慨之事，陈独秀在文中写道：“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李大钊看到后感到“伤心无已”。1915年5月，袁世凯又接受了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挥笔回应陈独秀文，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肯定了陈独秀忧国忧民的情结，同时也指出对革命形势不能过于悲观。李大钊还给章士钊写信，希望他代约陈独秀面谈。陈独秀看到李大钊的文章后很受感染，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这样，就有了“南陈北李”的第一次见面。
　　后来，两人先后回国。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李大釗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1916年底，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人成了同事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相比陈独秀，李大钊性格亲和许多。在学生许德珩印象中，穿着褪色布袍子的李大钊诚恳谦和，总是含笑接待来向他求助的青年，没有架子。
　　当时在北京大学教哲学的梁漱溟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6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10分钟至20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那时，李大钊月薪100多元，足以养活四五十人，可还是很朴素。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清晰感觉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一代”的困境，必然会寻求年轻的同盟者。他致力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革新，把原来灰尘满积的“藏书楼”改造成现代化的大学图书馆。为扩充图书馆藏，他大量购进中外新书，特别是反映国外研究新成果的书籍。据《北京大学日报》记载，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图书杂志捐献给图书馆。馆址从马神庙迁至红楼后，他在保管和借阅图书等方面采取了新的办法，还开辟了新的阅览室。扩充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设有21个书库和6个阅览室。
　　图书馆里那些英文、日文和中文的进步书籍，吸引着青年学生，来图书馆看书的人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作为《新青年》的著名撰稿人，有不少学生是慕李大钊之名特来请教。学生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与李大钊均有密切往来。
　　“陈独秀年纪大一些，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来说是长辈。李大钊比这些学生只大10岁左右，和他们更加合得来，共同语言比较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李大钊曾这样回忆。 　　他缘何对十月革命如此敏感？“李大钊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早稻田大学留有他的一份成绩单，其中有的科目不及格，像刑法。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上学时就学过，到早稻田大学后精力没放在上面。西方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科目分数最高——87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秘书长侯且岸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经济学入手的。“章士钊之所以看上李大钊，邀他为《甲寅》撰稿，就是因为李大钊1914年写的一篇关于物价与购买力的文章。章士钊觉得这篇文章有新意，逻辑严谨。要知道，章士钊早年到英国学过逻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接触到经济学，有助于李大钊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东方，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的国家是日本，那是在19世纪末。这种学说当时在晚清是不可能流传的。”侯且岸说。与李大钊同时期在日本留学的高一涵曾回忆：“那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的英文译本也有了。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很多人对其持观望、怀疑态度。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文章针对来自不同方面对于十月革命的指责和疑虑，对比了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文章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整个世界一种新的向上的力量。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大学等院校于14、15、16日放假三天。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讲演大会。当时的讲演者大都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调子，宣传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此前，东单有一座克林德碑，是以八国联军侵华时一名德国外交官的名字命名的，后来被国人看作耻辱的象征。一战胜利后，人们把克林德碑改为“公理战胜”碑，还把它从东单移至中央公园。
　　这次讲演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说：“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只有李大钊不同一般，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了全世界的庶民庆祝。”“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而俄国等国的无产阶级“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发表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明确宣称一战的结局“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上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马克思）的功业”。他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把《新青年》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個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混淆），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高一涵回忆道。
　　当时，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活动，反对大小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展开的内战。标榜“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已无法满足这种现实斗争的需要。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在。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怎的，本来是印五号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号字。等我们去校对时发现了，对此守常同志曾大闹一阵。此虽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不苟来。”张申府回忆道。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群情激昂。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北京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响应。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和联络。为指导运动的发展，李大钊于5月18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写道，不仅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单是打死几个卖国贼、开几个公民大会解决不了问题，而要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也出版了。这期杂志由李大钊担任轮值编辑。他把这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他精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专号还刊发了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周作人的译作《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及转载自其他报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文章。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也刊登在专号上。鲁迅称李大钊是“革命的先驱者”，自己是“听将令”的“小兵”：“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李大钊说：“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鲁迅）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连同当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刊登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李大钊首次在我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我们现在讲党员要不忘初心，这篇两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初心之作，也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侯且岸说。

问题与主义之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强继续在中国享有“势力范围”和特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俄则改变了对外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俄罗斯劳农政府致中国国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通告》，提出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本身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使进步知识分子打破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加上眼见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1919年，出版业迅速发展，满足了这种需求。蒋梦麟在1919年底时写道：“自从5月以后，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和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的。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例如，1919年7月15日，李大钊编辑的《少年中国》在北京创刊;7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下旬，周恩来在天津编辑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些刊物都有宣传社会主义的内容。

　　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曾回忆说：“1919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这次‘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一场‘论战’。这是不准确的。”侯且岸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胡适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他所说的‘阿猫阿狗’不是指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指当时的安福系反动军阀王揖唐一类的人。1918年8月，安福系以非法手段操纵国会选举，在全部议员的400多人中，安福系即占380余人，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之流却也在假惺惺地谈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讨论中，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同时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 阿狗、 鹦鹉、 留声机来混我们， 骗大家’。胡适很感谢李大钊，后来正是胡适当轮值编辑时，把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实际上，两人的共识大于分歧。”
　　“胡适和李大钊虽然有争论，但那不是政治上的分野、斗争。李大钊是个持重的长者，不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和胡适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他1927年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杀害后，好多人也担心被害，躲避不及，但胡适牵头处理了李大钊的后事。”石仲泉告诉记者。

为革命“点种”

　　据李大钊家乡的亲戚赵云奇回忆，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逐步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他曾于1936年在延安向斯诺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20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又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時，依据的是英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英文版就是李大钊通过陈独秀借给他的。“《资本论》也是在李大钊的鼓励下，由我祖父侯外庐从德文原版开始系统翻译。为求准确，李大钊还把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教授陈瀚笙介绍给我祖父。”侯且岸说。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会议商定了4条规约：“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第二天，学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的个性之温和且极富耐心，都非常人可比。

　　1919年9月21日，即周恩来发起组织的天津觉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钊应邀前往天津给予指导。上午，他做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下午，他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对这个被称为“天津小明星”的组织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表示非常赞许，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当时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后来回忆道：“他走后，我们都传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战后之妇人问题》这三篇，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大家第一次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生那次来觉悟社，使多数社员同他发生了关系，也就是通过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

　　正如毛泽东所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石仲泉说。
　　据罗章龙回忆，陈独秀1919年6月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捕入狱后，李大钊“嘱咐我们要以全力营救他出狱。经多方设法，花了很大力量，历时数月独秀才被释放。独秀从狱中出来后，思想更激进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我们通过营救活动，彼此也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力量。独秀先生虽是从监狱出来，但他的处境仍是很危险的。守常先生和我们，考虑到仲甫先生的安全，决定由守常先生护送他出京。”
　　鲁迅曾回忆：“他（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这次护送陈独秀出京，李大钊就是扮作了一名下乡收账的商人。1920年初，两人秘密出发了。他们雇了一辆骡车，李大钊坐在骡车外面的车把上，陈独秀坐在车里面。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坐船去了上海。两人在路上商量了建党的问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便始于此。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是李大钊牺牲之后，高一涵在一次纪念李大钊的会议上讲的，这以后慢慢就传开了。后来大家说这是孤证，只有他这么讲，其他人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当时报纸上也没这么说。但更多的学者觉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可信度比较高，现在也成了定论了。”石仲泉说，“陈独秀锋芒毕露，勇于冲锋陷阵，革命家的气质、感染力比李大钊要强。上海知识青年比较多，活动余地大一些，陈独秀搞得生龙活虎。李大钊很尊重他，好多事让他牵头。”
　　1920年春，俄共（布）鉴于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随即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到中国了解情况。他到北京后找到李大钊，并向李大钊提出关于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很赞同他的见解，并向他说明陈独秀去年曾被捕，不便回京与他见面，而且陈独秀在上海联络的人多一些，力量比北京强，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于是，维经斯基就带着李大钊给陈独秀的信去了上海。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开始筹划建立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为书记。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迎来了一名特殊的新成员——林伯渠。他早在1905年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15年，李大钊、林伯渠在日本分别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乙卯学会。第二年，两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之后两人回国。“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1920年秋，李大钊给林伯渠写信，介绍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情况，并介绍他去会见陈独秀，作“主义”上的深谈。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后，林伯渠决心献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后来回忆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的党员都盼望李大钊出席，但是李大钊正好碰到北京大学工作繁忙。罗章龙说：“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7月23日，党的一大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如李大钊所期盼的那样，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和平之曙光”。
　　“在李大钊牺牲之前，中国共产党共举行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他仅仅出席了中共三大。他也没有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在建党之初，党的规模不大，活动范围有限，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深刻洗礼，党内充满民主与平等气息。党员把党内的职位首先视为工作岗位，并没有当成荣誉与资本。李大釗通常让年轻一代替他参加会议，也为党培养了新生力量。比如1922年党的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5名成员中，邓中夏、高君宇都是当年围绕在李大钊身边的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侯且岸说。
　　1927年4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陈独秀评价说：“‘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