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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白杨大姐是在1960年的11月间。那时,我刚调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不久。一天,食堂供应每人一客红烧肉,许多平时不坐班的导演、演员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来到厂部,等待中午开饭好领到每人一份的大块红烧肉。年轻的朋友可能难以理解,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能额外尝到一份不用肉票的红烧肉,在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当时,电影系统在宝山办了个上影农场,并饲养了一些生猪,既可让“知识分子”到农场“劳动锻炼”,又可为职工们提供一些副食,真的是一举两得。当农场杀了猪并供应给各厂时,职工们犹如过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在东部厂区办公室内聊天的人们,不知听了谁一声招呼:“十一点半了,快去排队呀!”人们便一哄而散,连走带跑地涌向马路对面的食堂,我也随着人流进入食堂排队,等候那让视觉嗅觉和味觉都得到充分享受的时刻。
窗口还未打开,我举目望去,咳!许多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明星”级的艺术大师们都赫然进入我的眼帘,那一排当中不是演员夏天嘛,在他身后是朱莎吧!嗨,大名鼎鼎的艾明之、卫禹平和凌之浩也来啦……正在举目四望时,忽然眼睛一亮,排在我前面相距四五个人的居然是大明星白杨呀!只见她正在和别人聊着什么,笑眯眯地显得大方而亲切。
未几,窗口打开了,在这个窗口值班卖饭的是炊事员包金松,他手脚飞快地打菜饭、收饭菜票。到了白杨时,包金松麻利地将盛在菜盘中的一块红烧五花肉倒在白杨的饭盒里。这时,有人打趣道:“白杨,你这块肉比别人的大,是包金松特别照顾你吧!”白杨笑了,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大概吧!”微笑着走了,一边还不停地与大家点头招呼。
于是,白杨大姐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方、庄重、和蔼而又亲切,既不失大明星的风度,又绝对没有什么“架子”。
我认识了她,但与她并无交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有了合作的机会。
她担任上海明星艺术团副团长,随我去新加坡演出,这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是让我难以忘怀的。
论年龄,论资格,论从影时间,论艺术造诣,我只能算是个“后生”,而白杨大姐的的确确是位前辈,请她来担任我的副团长,合适吗?但这是电影局党政领导班子研究并决定的安排,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白杨。
我将中侨集团林日顺邀请我们组成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的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她马上回应说:“这是好事嘛,我上次去新加坡,林先生就说过这件事,现在由电影局出面来组织,就更好了。”
我说:“局里想请你和谢晋担任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她显得很高兴,说:“你来当团长,我们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白杨大姐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的尴尬,我觉得什么解释的话都用不着说了,便对团员的构成征求她的意见,而且没有费什么劲就与她达成了一致。
我便趁机问:“白杨大姐,您出个什么节目呢?林先生很希望你亲自登台,满足新加坡人的希望。他对我说:‘白杨女士在新加坡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新加坡人都记得她,尤其她上次来新加坡时给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她一定要有节目!’你一定要来一两个节目……”
她想了一下,说:“我上次访问新加坡时,创作了一首小诗,题目叫‘我见到了新加坡’,我可以登台朗诵这首诗。”
这时,她的爱人蒋君超导演从旁插了话:“如果能请人作曲,谱成一首歌,岂不更好。”
我和白杨听了,都说这是个好主意。后来,我请作曲家金复载写了曲子,白杨听了演奏和试唱之后很满意。这首小诗和写成的歌便成了我们在新加坡演出时每天必定上的“开锣”节目,受到新加坡人的热烈欢迎。
根据谢晋的提议,不仅将白杨的朗诵定为每场演出的“开锣戏”,而且让吴雁泽演唱了这首歌,取得了更为轰动的效果。白杨后来将小诗加了一个字,更名为《我又见到了新加坡》,赋予诗作更好的含义。
我调到上海市文联工作后,与她的联系与合作空前地多起来。比如:接待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接待外国电影界人士代表团等,往往都请她出场,她的不俗谈吐、她的仪态大方、她的举止端庄,都为我们接待方加了分。尤其是,她有很多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朋友,她善于利用与这些友人的交往作话题,使对方很快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而我则暗暗地为她的“外交风度”竖起了大拇指。
在文联组织的、有她参加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参加的慰问太浦湖工地劳动者和对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慰问演出。
在筹备这些慰问活动组团时,我都请她担任团长。第一次请她时,她认为还是由我这个书记当团长为好,当我说明请她带队的意图——由一位在艺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来领军比我这个行政主管担任团长更有代表性与权威性,会在被慰问对象那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产生更积极的影响。经我这么一说,她便不再推辞,以后再请她时便不用我再解释了。
从太湖开出一条大河到上海,是解决太湖周围水患的一项重要工程,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军民奋战在这个工地上。我们文联组织了文艺家们到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对鼓舞士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许多著名演员踊跃报名参加,成了“知名演员最多、演出水平最高”(工地广播新闻用语)的一次演出,而白杨大姐在演出前的讲话,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倾注了这位老艺术家的激情。我记得,她是用这样的话结尾的:“战斗在太浦河工地的同志们,在你们的背后,有超过1000万的上海人民,也包括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我们一定用自己在不同岗位上的努力,来支持你们胜利完成这件关系到江、浙和上海安危的重要工程!”虽然,她讲话的全文我已难以复述,但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却从未在我记忆中消失。
1994年冬,白杨中风了,我闻讯后与时任文联党组成员、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的刘泉同志去看她。这时,她的丈夫蒋君超已先她而去,我们在见到她之前特别担心她的情绪不佳。但在见面之后,我们发现她虽然活动和说话有些障碍,但神志安详,穿着整洁,情绪正常,思路也比较清楚,使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我们在询问了她的病情后,请她注意休息,说了“吉人自有天相”这类安慰的话,她也连连点头称“是!”这时,刘泉有些“技痒”,说:“我最近给几个人发过功,有些疗效,给你发发功怎么样?” 白杨一听,笑着说:“好呀,你试试!”虽然中了风,但她的笑仍像往日那样的灿烂。
刘泉在运了一阵气之后,便对着白杨的头部、臂部发起功来。我虽然对刘泉的功底不清楚,但内心希望能够在白杨身上奏效。于是在刘泉收功之后问她:“怎么样?”
白杨试着动了动身躯说:“唔,轻松多了!”这当然使我和刘泉很高兴。但我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与白杨的最后一次对话。不久,她进了医院,待我去看她时她已不能言语了。
以前每次去白杨家,都能见到君超先生。记得“文革”以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张口就问:“怎么样,还在研读鲁迅先生的诗吗?”见白杨有些诧异,便告诉她我俩同在“隔离室”时讨论读鲁迅诗作的往事。
白杨大姐听了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胆子也够大的,当时的处境下,你们有什么资格谈论鲁迅和毛主席的作品呀。”又有点后怕地说:“幸亏造反派不知道,要不然,这岂不是斗你们的好材料!”
白杨大姐的话并不错,但她可能没有想到,正因鲁迅的诗,才使我与君超导演在情感上得以沟通并能建立友情的呀!
在那“十年动乱”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我的“待遇”逐步升级——从“羊棚”而“牛棚”,到1969年的5月,又进一步被“造反派”隔离审查,被“关”在漕溪北路天马电影制片厂传达室后面一间屋子里。先后被关在这里的有著名摄影师黄绍芬、著名导演汤晓丹、演员剧团的金乃华等人,宣传部长杨永直也在这里关了个把星期,而我,则在这间斗室中被关了整整一年。
大约在1969年的8、9月间,蒋君超被押了进来,在这之前,我们曾见过一面,那是我从川沙“四清”工作队调回厂不久的1966年6月。那时“文革”已拉开序幕,正是“山雨欲来”之际,但尚未发生过激行动。我们去华山路白杨的寓所去探望白杨,适她外出,蒋君超接待了我们。
初次见面,觉得此人谈吐不俗。当时,他正在家中等待白杨回来晚餐,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了几副刀叉,我心想:这对夫妇的生活倒有几分“洋味”,大概是蒋君超曾久居香港,从那里带回来的生活方式吧。这不大的厅堂,却充满了温馨的气息。然而这种“温馨”很快就被“砸得个稀巴烂”,白杨不知被“何方神圣”带往何处,他也在劫难逃,如今被“关”了进来,这分明是受了白杨的牵连,而他的资产阶级身份,也无疑是造反派们可以任意处置他的根据。
我虽然认识他,也曾在心中称赞他温文尔雅,有学者风度,但在他来到隔离室的初期,并不想与他搭讪。我当时已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可在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左”的思潮也占据了自己的身心。我对这位被“造反派”斥之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蒋君超,自然产生了距离感。事后来看“左”的那一套,多么坑人,而且是那么广泛地毒害人的心灵!
但是,这种距离感在鲁迅先生的诗句中被缩短以至于完全消失了。这话从何谈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成天被关在隔离室,自然是十分无聊的,毛选已通读了一遍,有的篇章还重读过,像“老三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都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于是便在鲁迅先生的诗作中寻找思绪可以飞越隔离室的乐趣。此所谓“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也。
一天晚间,熄灯号已播放过了(那时,造反派搞军事化作息时间是在喇叭中播放军号的),我仍未入梦,便在口中念念有词:“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然后咀嚼着诗中的意境,颇觉自在。
躺在我左侧床上的蒋君超却忍不住了,好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首《无题》,高度概括了当时的时局,鲁迅先生有一支如椽之笔呀!”
就是这些话,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便问他:“你也喜欢鲁迅的诗?”这明明是一句多余的废话,他若不喜欢,能如此赞美这首《无题》吗?这种“明知故问”不过是以话搭话的“由头”而已!
蒋君超果然答道:“我很早就爱上鲁迅先生的诗,他的诗,敌我分明,用词十分犀利,感染力极强。不少诗作又都表明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接着念道。
蒋君超跟着说:“对!”接着低吟起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并说:“这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跃然于纸上了,是何等的胸怀与气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信念,都足以证明毛主席称他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他谈到这里,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这样一位被人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造反派”口中还要加上反动二字并早已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居然对鲁迅有这样的评价,使我刮目相看了。
我便趁机问他:“‘所思美人不可见’中说的‘美人’指谁?”
“泛指革命者呀。蒋介石在雨花台杀害了几十万革命志士,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共产党员,他们被迫从武装斗争中退出——断戟被埋了,但他们的战友在有形的、无形的战场上与反动派战斗着。鲁迅怀念他们,寄希望于他们……”
我又问:“‘寄意寒星荃不察’中的荃应该是一种香草,古人是拿她来比喻君王的,鲁迅在这里是指谁呢?”
他说:“应该是人民。当时的民众需要革命者的大声疾呼,让他们觉醒。鲁迅其实也正在这样做。他把比喻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荃来比喻民众,可见他对人民的期望有多高。”
鲁迅对人民群众怀有炽热的情感,他对柔石等革命文化人感情则格外深厚,于是我说:“鲁迅在得知柔石、胡也频等年轻的友人遇难后,曾在悲愤中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的骨头的确是最硬的,在那种‘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反动派的屠刀高高举起的时刻,他公开声明要与反动势力血战到底,即使身陷‘刀丛’也要为真理而献身。他用自己的笔作投枪、作匕首,直刺反动派的心脏。这是中国人在死亡威胁前挺身而出的巍然正气……”
“你说得对!”蒋君超分明同意我的看法,“鲁迅的好多诗句和文章都一再证明这一点。我还喜欢他另外几首诗,如《赠邬其山》《南京民谣》等,可谓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一看就懂,谁都知道诗的矛头所向。这些反动成性的家伙‘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不能改变他们嗜血的本性。‘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把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号,干着背叛孙中山事业的丑恶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活脱脱地勾画出他们假作正经的强盗本质。在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情况下,他能这么写真不容易。这是要有一副铮铮铁骨才能做到的!” 以此为开端,我们成了在隔离室中“高谈阔论”的伙伴,从鲁迅的作品谈到毛主席的诗词。我们都认为:毛主席的诗大气磅礴,让许多诗人相形见拙。他对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也是倒背如流,对一些诗句赞不绝口。他说:“除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断断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我们之间的交谈,让我发现这位被“左”派人士放在对立面的先生,居然对毛泽东是那样地崇敬,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蒋君超先生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在影片《人道》《共赴国难》《良宵》《青春》等11部影片中担任角色,与他合作过的导演有朱石麟、杨小仲、费穆、庄国钧、卜万苍等,演员有阮玲玉、林楚楚、黎莉莉、金焰、刘继群、韩兰根等,在姜起凤导演的《除夕》中,他与陈燕燕分任男女主角,表明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去香港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但未有良好机缘,又辗转于重庆、昆明等地,于1945年后到香港定居。这一期间,他参加拍摄或导演的影片共有23部以上,其中的《血肉长城》《游击队进行曲》等贯串了爱国的内容,而《孤岛天堂》《卿何薄命》《赛金花》《大雷雨》等都堪称上乘之作。同时,他还在香港经营了自己的电影院,投资创建了电影制片公司,成为艺术家、企业家“一肩挑”的罕见人物。
在进步电影人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当全中国解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时,他听从了周恩来总理的召唤,毅然于1949年回归祖国,企望对新中国电影事业有所建树。因而,他对鲁迅有那样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诗词有如此高的评价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但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回到上海后仅仅在张客导演的《农家乐》和汤晓丹导演的《胜利重逢》中当制片,与孙瑜合作导演了《乘风破浪》,以及在《风流人物数今朝》中有过一些工作,就再也没有演过或导过任何影片了!无疑,因为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怎么容得他来“占领无产阶级电影阵地”呢?他被“挂”了起来,而且“挂”了一辈子。我们可以从他的遭遇看到“左”的路线是多么地无情,又是怎样地作践人才的。
我至今仍然感谢“隔离室”中的难友们,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人向造反派告发我们妄议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岂不要立刻被揪了出去,怒斥我们狗胆包天,“反面人物”岂敢亵渎革命作家与革命领袖!乃至被看做“阶级斗争新动向”,誓将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后果真不堪设想。
蒋君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风,一次我去他们家时,他已语言不清了,还断断续续地问我:“对鲁迅的诗,有什么新见解。”不料,这却是我们最后一面。1991年5月,他就先离白杨而去了。
时间老人又走过了四个年头。1995年听说白杨大姐住院了,我约了曾参与创办上海电影图书馆的邱忠毅到华东医院去探望她。不料,白杨大姐已昏迷不醒,但我看到病重中的她“睡”得那么安详、那么庄重!
我们献上了鲜花,我俯身在她的耳畔轻声喃喃地说:“白杨大姐,我们来探望你,希望你早日苏醒过来,祝福你迅速康复。过一阵,我们会再来看你。”但没有料到,这却是我们的永诀!
2012年,是君超导演100周年诞辰,他的子女已筹备纪念活动,我有幸成为这个活动的发起人之一。通过这一活动,我们将追思这对贤夫妇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
当时,电影系统在宝山办了个上影农场,并饲养了一些生猪,既可让“知识分子”到农场“劳动锻炼”,又可为职工们提供一些副食,真的是一举两得。当农场杀了猪并供应给各厂时,职工们犹如过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在东部厂区办公室内聊天的人们,不知听了谁一声招呼:“十一点半了,快去排队呀!”人们便一哄而散,连走带跑地涌向马路对面的食堂,我也随着人流进入食堂排队,等候那让视觉嗅觉和味觉都得到充分享受的时刻。
窗口还未打开,我举目望去,咳!许多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明星”级的艺术大师们都赫然进入我的眼帘,那一排当中不是演员夏天嘛,在他身后是朱莎吧!嗨,大名鼎鼎的艾明之、卫禹平和凌之浩也来啦……正在举目四望时,忽然眼睛一亮,排在我前面相距四五个人的居然是大明星白杨呀!只见她正在和别人聊着什么,笑眯眯地显得大方而亲切。
未几,窗口打开了,在这个窗口值班卖饭的是炊事员包金松,他手脚飞快地打菜饭、收饭菜票。到了白杨时,包金松麻利地将盛在菜盘中的一块红烧五花肉倒在白杨的饭盒里。这时,有人打趣道:“白杨,你这块肉比别人的大,是包金松特别照顾你吧!”白杨笑了,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大概吧!”微笑着走了,一边还不停地与大家点头招呼。
于是,白杨大姐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方、庄重、和蔼而又亲切,既不失大明星的风度,又绝对没有什么“架子”。
我认识了她,但与她并无交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有了合作的机会。
她担任上海明星艺术团副团长,随我去新加坡演出,这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是让我难以忘怀的。
论年龄,论资格,论从影时间,论艺术造诣,我只能算是个“后生”,而白杨大姐的的确确是位前辈,请她来担任我的副团长,合适吗?但这是电影局党政领导班子研究并决定的安排,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白杨。
我将中侨集团林日顺邀请我们组成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的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她马上回应说:“这是好事嘛,我上次去新加坡,林先生就说过这件事,现在由电影局出面来组织,就更好了。”
我说:“局里想请你和谢晋担任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她显得很高兴,说:“你来当团长,我们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白杨大姐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的尴尬,我觉得什么解释的话都用不着说了,便对团员的构成征求她的意见,而且没有费什么劲就与她达成了一致。
我便趁机问:“白杨大姐,您出个什么节目呢?林先生很希望你亲自登台,满足新加坡人的希望。他对我说:‘白杨女士在新加坡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新加坡人都记得她,尤其她上次来新加坡时给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她一定要有节目!’你一定要来一两个节目……”
她想了一下,说:“我上次访问新加坡时,创作了一首小诗,题目叫‘我见到了新加坡’,我可以登台朗诵这首诗。”
这时,她的爱人蒋君超导演从旁插了话:“如果能请人作曲,谱成一首歌,岂不更好。”
我和白杨听了,都说这是个好主意。后来,我请作曲家金复载写了曲子,白杨听了演奏和试唱之后很满意。这首小诗和写成的歌便成了我们在新加坡演出时每天必定上的“开锣”节目,受到新加坡人的热烈欢迎。
根据谢晋的提议,不仅将白杨的朗诵定为每场演出的“开锣戏”,而且让吴雁泽演唱了这首歌,取得了更为轰动的效果。白杨后来将小诗加了一个字,更名为《我又见到了新加坡》,赋予诗作更好的含义。
我调到上海市文联工作后,与她的联系与合作空前地多起来。比如:接待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接待外国电影界人士代表团等,往往都请她出场,她的不俗谈吐、她的仪态大方、她的举止端庄,都为我们接待方加了分。尤其是,她有很多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朋友,她善于利用与这些友人的交往作话题,使对方很快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而我则暗暗地为她的“外交风度”竖起了大拇指。
在文联组织的、有她参加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参加的慰问太浦湖工地劳动者和对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慰问演出。
在筹备这些慰问活动组团时,我都请她担任团长。第一次请她时,她认为还是由我这个书记当团长为好,当我说明请她带队的意图——由一位在艺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来领军比我这个行政主管担任团长更有代表性与权威性,会在被慰问对象那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产生更积极的影响。经我这么一说,她便不再推辞,以后再请她时便不用我再解释了。
从太湖开出一条大河到上海,是解决太湖周围水患的一项重要工程,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军民奋战在这个工地上。我们文联组织了文艺家们到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对鼓舞士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许多著名演员踊跃报名参加,成了“知名演员最多、演出水平最高”(工地广播新闻用语)的一次演出,而白杨大姐在演出前的讲话,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倾注了这位老艺术家的激情。我记得,她是用这样的话结尾的:“战斗在太浦河工地的同志们,在你们的背后,有超过1000万的上海人民,也包括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我们一定用自己在不同岗位上的努力,来支持你们胜利完成这件关系到江、浙和上海安危的重要工程!”虽然,她讲话的全文我已难以复述,但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却从未在我记忆中消失。
1994年冬,白杨中风了,我闻讯后与时任文联党组成员、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的刘泉同志去看她。这时,她的丈夫蒋君超已先她而去,我们在见到她之前特别担心她的情绪不佳。但在见面之后,我们发现她虽然活动和说话有些障碍,但神志安详,穿着整洁,情绪正常,思路也比较清楚,使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我们在询问了她的病情后,请她注意休息,说了“吉人自有天相”这类安慰的话,她也连连点头称“是!”这时,刘泉有些“技痒”,说:“我最近给几个人发过功,有些疗效,给你发发功怎么样?” 白杨一听,笑着说:“好呀,你试试!”虽然中了风,但她的笑仍像往日那样的灿烂。
刘泉在运了一阵气之后,便对着白杨的头部、臂部发起功来。我虽然对刘泉的功底不清楚,但内心希望能够在白杨身上奏效。于是在刘泉收功之后问她:“怎么样?”
白杨试着动了动身躯说:“唔,轻松多了!”这当然使我和刘泉很高兴。但我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与白杨的最后一次对话。不久,她进了医院,待我去看她时她已不能言语了。
以前每次去白杨家,都能见到君超先生。记得“文革”以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张口就问:“怎么样,还在研读鲁迅先生的诗吗?”见白杨有些诧异,便告诉她我俩同在“隔离室”时讨论读鲁迅诗作的往事。
白杨大姐听了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胆子也够大的,当时的处境下,你们有什么资格谈论鲁迅和毛主席的作品呀。”又有点后怕地说:“幸亏造反派不知道,要不然,这岂不是斗你们的好材料!”
白杨大姐的话并不错,但她可能没有想到,正因鲁迅的诗,才使我与君超导演在情感上得以沟通并能建立友情的呀!
在那“十年动乱”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我的“待遇”逐步升级——从“羊棚”而“牛棚”,到1969年的5月,又进一步被“造反派”隔离审查,被“关”在漕溪北路天马电影制片厂传达室后面一间屋子里。先后被关在这里的有著名摄影师黄绍芬、著名导演汤晓丹、演员剧团的金乃华等人,宣传部长杨永直也在这里关了个把星期,而我,则在这间斗室中被关了整整一年。
大约在1969年的8、9月间,蒋君超被押了进来,在这之前,我们曾见过一面,那是我从川沙“四清”工作队调回厂不久的1966年6月。那时“文革”已拉开序幕,正是“山雨欲来”之际,但尚未发生过激行动。我们去华山路白杨的寓所去探望白杨,适她外出,蒋君超接待了我们。
初次见面,觉得此人谈吐不俗。当时,他正在家中等待白杨回来晚餐,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了几副刀叉,我心想:这对夫妇的生活倒有几分“洋味”,大概是蒋君超曾久居香港,从那里带回来的生活方式吧。这不大的厅堂,却充满了温馨的气息。然而这种“温馨”很快就被“砸得个稀巴烂”,白杨不知被“何方神圣”带往何处,他也在劫难逃,如今被“关”了进来,这分明是受了白杨的牵连,而他的资产阶级身份,也无疑是造反派们可以任意处置他的根据。
我虽然认识他,也曾在心中称赞他温文尔雅,有学者风度,但在他来到隔离室的初期,并不想与他搭讪。我当时已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可在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左”的思潮也占据了自己的身心。我对这位被“造反派”斥之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蒋君超,自然产生了距离感。事后来看“左”的那一套,多么坑人,而且是那么广泛地毒害人的心灵!
但是,这种距离感在鲁迅先生的诗句中被缩短以至于完全消失了。这话从何谈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成天被关在隔离室,自然是十分无聊的,毛选已通读了一遍,有的篇章还重读过,像“老三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都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于是便在鲁迅先生的诗作中寻找思绪可以飞越隔离室的乐趣。此所谓“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也。
一天晚间,熄灯号已播放过了(那时,造反派搞军事化作息时间是在喇叭中播放军号的),我仍未入梦,便在口中念念有词:“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然后咀嚼着诗中的意境,颇觉自在。
躺在我左侧床上的蒋君超却忍不住了,好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首《无题》,高度概括了当时的时局,鲁迅先生有一支如椽之笔呀!”
就是这些话,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便问他:“你也喜欢鲁迅的诗?”这明明是一句多余的废话,他若不喜欢,能如此赞美这首《无题》吗?这种“明知故问”不过是以话搭话的“由头”而已!
蒋君超果然答道:“我很早就爱上鲁迅先生的诗,他的诗,敌我分明,用词十分犀利,感染力极强。不少诗作又都表明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接着念道。
蒋君超跟着说:“对!”接着低吟起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并说:“这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跃然于纸上了,是何等的胸怀与气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信念,都足以证明毛主席称他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他谈到这里,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这样一位被人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造反派”口中还要加上反动二字并早已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居然对鲁迅有这样的评价,使我刮目相看了。
我便趁机问他:“‘所思美人不可见’中说的‘美人’指谁?”
“泛指革命者呀。蒋介石在雨花台杀害了几十万革命志士,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共产党员,他们被迫从武装斗争中退出——断戟被埋了,但他们的战友在有形的、无形的战场上与反动派战斗着。鲁迅怀念他们,寄希望于他们……”
我又问:“‘寄意寒星荃不察’中的荃应该是一种香草,古人是拿她来比喻君王的,鲁迅在这里是指谁呢?”
他说:“应该是人民。当时的民众需要革命者的大声疾呼,让他们觉醒。鲁迅其实也正在这样做。他把比喻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荃来比喻民众,可见他对人民的期望有多高。”
鲁迅对人民群众怀有炽热的情感,他对柔石等革命文化人感情则格外深厚,于是我说:“鲁迅在得知柔石、胡也频等年轻的友人遇难后,曾在悲愤中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的骨头的确是最硬的,在那种‘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反动派的屠刀高高举起的时刻,他公开声明要与反动势力血战到底,即使身陷‘刀丛’也要为真理而献身。他用自己的笔作投枪、作匕首,直刺反动派的心脏。这是中国人在死亡威胁前挺身而出的巍然正气……”
“你说得对!”蒋君超分明同意我的看法,“鲁迅的好多诗句和文章都一再证明这一点。我还喜欢他另外几首诗,如《赠邬其山》《南京民谣》等,可谓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一看就懂,谁都知道诗的矛头所向。这些反动成性的家伙‘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不能改变他们嗜血的本性。‘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把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号,干着背叛孙中山事业的丑恶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活脱脱地勾画出他们假作正经的强盗本质。在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情况下,他能这么写真不容易。这是要有一副铮铮铁骨才能做到的!” 以此为开端,我们成了在隔离室中“高谈阔论”的伙伴,从鲁迅的作品谈到毛主席的诗词。我们都认为:毛主席的诗大气磅礴,让许多诗人相形见拙。他对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也是倒背如流,对一些诗句赞不绝口。他说:“除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断断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我们之间的交谈,让我发现这位被“左”派人士放在对立面的先生,居然对毛泽东是那样地崇敬,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蒋君超先生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在影片《人道》《共赴国难》《良宵》《青春》等11部影片中担任角色,与他合作过的导演有朱石麟、杨小仲、费穆、庄国钧、卜万苍等,演员有阮玲玉、林楚楚、黎莉莉、金焰、刘继群、韩兰根等,在姜起凤导演的《除夕》中,他与陈燕燕分任男女主角,表明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去香港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但未有良好机缘,又辗转于重庆、昆明等地,于1945年后到香港定居。这一期间,他参加拍摄或导演的影片共有23部以上,其中的《血肉长城》《游击队进行曲》等贯串了爱国的内容,而《孤岛天堂》《卿何薄命》《赛金花》《大雷雨》等都堪称上乘之作。同时,他还在香港经营了自己的电影院,投资创建了电影制片公司,成为艺术家、企业家“一肩挑”的罕见人物。
在进步电影人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当全中国解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时,他听从了周恩来总理的召唤,毅然于1949年回归祖国,企望对新中国电影事业有所建树。因而,他对鲁迅有那样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诗词有如此高的评价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但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回到上海后仅仅在张客导演的《农家乐》和汤晓丹导演的《胜利重逢》中当制片,与孙瑜合作导演了《乘风破浪》,以及在《风流人物数今朝》中有过一些工作,就再也没有演过或导过任何影片了!无疑,因为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怎么容得他来“占领无产阶级电影阵地”呢?他被“挂”了起来,而且“挂”了一辈子。我们可以从他的遭遇看到“左”的路线是多么地无情,又是怎样地作践人才的。
我至今仍然感谢“隔离室”中的难友们,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人向造反派告发我们妄议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岂不要立刻被揪了出去,怒斥我们狗胆包天,“反面人物”岂敢亵渎革命作家与革命领袖!乃至被看做“阶级斗争新动向”,誓将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后果真不堪设想。
蒋君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风,一次我去他们家时,他已语言不清了,还断断续续地问我:“对鲁迅的诗,有什么新见解。”不料,这却是我们最后一面。1991年5月,他就先离白杨而去了。
时间老人又走过了四个年头。1995年听说白杨大姐住院了,我约了曾参与创办上海电影图书馆的邱忠毅到华东医院去探望她。不料,白杨大姐已昏迷不醒,但我看到病重中的她“睡”得那么安详、那么庄重!
我们献上了鲜花,我俯身在她的耳畔轻声喃喃地说:“白杨大姐,我们来探望你,希望你早日苏醒过来,祝福你迅速康复。过一阵,我们会再来看你。”但没有料到,这却是我们的永诀!
2012年,是君超导演100周年诞辰,他的子女已筹备纪念活动,我有幸成为这个活动的发起人之一。通过这一活动,我们将追思这对贤夫妇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