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夕，我受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原许昌县）委宣传部的委派，怀着崇敬的心情，到建安区苏桥镇司堂村，缅怀革命烈士英灵，采访、记录烈士的英雄事迹。
距今92年前的1928年2月12日，司堂村及周边村庄的2000多个贫苦农民，在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县委委员、团縣委书记陈云登，县委委员、司堂村农民协会主席薛朝立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暴动。他们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颈系红布标志，手持枪支、大刀、长矛、红缨枪，杀土豪，焚地契，开仓分粮，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扩大了共产党在豫中地区的影响，由此拉开了豫中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这一壮举，被上海《申报》在1928年2月18日予以报道：“共产党武装占领许昌西北乡一带……”这一重要消息，当时轰动全国，司堂村名扬天下。
深秋季节访司堂 仰望暴动纪念碑
司堂村位于河南省许昌（今建安区）、禹州、长葛三县交界处的石梁河南岸，位置偏僻，离许昌老县城约60里，全村辖三个自然村（包括司堂、蔡庄、刘堂），现有3400口人，土地4200亩，105名共产党员，10个村民组，隶属于建安区苏桥镇。
2020年立冬前的一天，天高云淡，秋风习习，金菊吐蕊，清香扑鼻。
那天午后，我坐在前来接我的苏桥镇司堂村党支部书记司书杰驾驶的轿车里，出建安区新城沿乡村平整的水泥路向西驰去。中等身材、50多岁的司书记指着窗外的田野，说道：“农民的力量无比强大，能移山填海，能改天换地。你看，昨天中原大地田野里，还被玉米、大豆、红薯等农作物所覆盖;今天，那些农作物不见了，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农民播下的一行行、一垅垅绿盈盈的麦苗已长出四指多高。”
“是呀。”我依窗远眺，见此时的麦苗还没分蘖，显得弱小，却在地面傲然迎风挺立。我说，农谚道：“‘麦崩九股。’此时的麦苗，不怕度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寒冷严冬，再经几场大雪覆盖，待到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经阳光普照，雨水滋润，一株麦苗可分蘖九株，迅速铺严地面拔节长高，到了6月，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俩一路历数中原的农作物，唯有小麦不仅不怕严寒，还能在寒冬中缓慢生长。觉得小麦像陈毅赞美《青松》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中的那样，它具有不畏艰难，愈挫愈勇的气概……我俩在交谈中，不知不觉便进入司堂村村委院内。
下车后，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杨景尧，微笑着热情地迎上前同我握手，他满面红光，身体强壮。
我估计他60出头，问他贵庚。
他答：68岁。
司书记向我介绍，他是司堂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又是全面了解农民暴动的义务讲解员。
“好好，由您来讲解，我会掌握先烈的更多暴动壮举。”
“西边是司堂农民暴动纪念碑。”我随着他手指的方向走近纪念碑，见它坐北向南，矗立在司堂村委会西侧，下宽上窄，呈四棱方柱形的碑体，高约10米，通身为白色，上写“司堂农民暴动纪念碑”九个楷体黑色大字，字体笔锋饱满，遒劲有力。纪念碑左侧镶嵌一块11个红色大字的金色牌匾：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制作的“许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碑右侧镶嵌一块10个红色大字的牌匾：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许昌市教育委员会制作的“许昌市中小学德育基地”。碑座四周立有1.5米高的钝五角形的青石围栏，正前方是一块约有260平方米的水磨石地面小型广场。
南边一所民房的东山墙上，用醒目的黑色大字写着农民暴动简介。周围被苍松翠柏簇拥，整块碑园约有一亩大小，显得庄严肃穆。
我仰望着纪念碑，仿佛听到了当年农民协会主席薛朝立，对农民慷慨激昂的演讲声，农民手持长矛举行暴动，冲向土豪劣绅的呐喊声，不由得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中等身材的杨景尧向我介绍，每年清明节、建党节，区、乡、村的党员干部，都来缅怀先烈的英灵，学习英雄事迹，重温入党誓词，周围的学校师生也来献上黄白素花，先烈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采访司堂农民暴动的诸多往事，三言两语说不完，需要几天时间。因我家在建安区老城居住，距司堂村近60里，天天往返要在路上占用很多时间，为了掌握更多详细的农民暴动情况，我要在司堂村停驻几天采访。当晚我住在司书记家东厢房，在晚饭未做熟的一小段时间里，我见缝插针，打开笔记本，同司书记、杨景尧及其他村干部，座谈了解薛朝立的身世和暴动经过。我边问，他们边介绍……
夜幕降临，司书记拉亮电灯，他贤惠能干的妻子端上家常饭菜。我喝着她用灶火熬制的红瓤红薯稀饭，觉得甜丝丝的，非常好喝。我一连喝了两碗，又吃下半个馒头。她热情地劝我多吃：“来这里就到家啦，别作假，锅里还有，再盛一碗吧？”我摆摆手说：“吃饱啦。”饭后我坐在床前，打开笔记本，写下采访提纲……
薛朝立家境贫寒 受欺凌爷爷气死
翌日吃过早饭后，按照司书记提前的通知，司堂村革命先烈的几个后代、亲戚，和村里上岁数知道暴动经过的8个老人，早早来到村委会。在一间办公室里，大家围坐在椭圆形的长条桌子前。我见他们都是双鬓斑白，满脸皱纹，年轻的年龄63岁，年长的已经80多岁高龄。一提起当年农民暴动，群情激昂，争相发言。
薛朝立的姥娘（外祖父母）家在司堂村，他大舅父78岁的孙子，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司守信告诉大家：“薛朝立因革命工作需要，曾化名吴云、吴启明。1911年3月19日，他出生在许昌县苏桥镇磨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穷得地无一垅，全部家产仅有遮风避雨的半间草房。祖父薛全成，在石梁河给本村土豪余金池家放“扁嘴”（鸭子）度日，父亲薛万松、母亲司改妮，也在他家当长工，夜晚编席（当地有编席的传统，男女老少都会编）挣个辛苦钱。”
司守信回忆说：“那年夏季的一天，突然狂风暴雨，朝立的祖父给余金池放的扁嘴，在暴涨的河水中被冲丢了三只，余金池诬赖朝立的祖父偷卖了，打骂其祖父，逼他赔钱。余金池无端拿屎盆子朝一生清白的朝立祖父头上倒，气得身体瘦弱的朝立祖父嘴巴哆嗦，浑身发抖，最后活活被气死。余金池又转向朝立的父亲逼钱：“你爹死了，儿子在，父债子还！”他父亲被逼躲债，背井离乡流落到陕西，靠给人家编席糊口。半年后朝立父亲回来，余金池又上门逼父亲赔钱。朝立父亲逃到陕西继续打长工，在一次干重活时摔成重伤，回家不久，撇下孤儿寡母，含恨离世。” “此时无依无靠、可怜的朝立母亲抱着才4个月大的薛朝立，回到司堂村的娘家，靠两个舅父接济度日。薛朝立7岁时，外祖父司金三资助他就读司堂小学。家庭的厄运，社会的不公平，在薛朝立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激发了他刻苦学习、奋发上进的决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许昌自治讲习所教书的大舅父司子清见外甥勤奋好学，才华超群，毅力惊人，便让他到许昌县城读书。1925年，朝立在许昌育英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许昌的河南省立十四中学深造。”
司守信提起薛朝立有说不完的话，兴致很高，座谈时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朝立在中学期间，追求进步，团结同学，乐于助人。他除了完成学业外，对《向导》《新青年》《农民运动》等革命书刊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认真阅读。上学期间常同革命烈士张钟端之子，同窗好友张梦梅、张兆梅兄弟参加社会活动。对土豪劣绅欺压贫苦农民的不合理现象，非常痛恨。每逢假期，他回村同村里的长工、佃户们，提出推翻剥削阶级的主张。1926年3月，薛朝立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参加党的公开或秘密活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许昌后，薛朝立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演讲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愤怒声讨日、英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暴行，组织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罷工斗争。他还和同学们深入大街小巷，查禁日货，封存洋货。他们的义举，当时的北京《晨报》和上海《申报》都分别给予报道：“许昌各校一致罢课，学生上街演讲，在许购烟的商人已无人与之交语。”“许昌市民因沪案断绝英人食料，县署劝阻无效，英侨纷离。”
1926年初，共产党人谷乔迁、国民党左派郭耀珊等，先后来到许昌城内的河南省立十四中学担任老师。薛朝立在这几位老师的课堂听讲，逐步认清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什么是革命和怎样走向革命道路等问题，从而成长为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者。
当时，薛朝立经常在县城、学校、农村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种子。他回到司堂村发动群众时，想起他13岁时也就是1924年，这个村里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他正在城里上学，当时的许昌、禹州、长葛一带，国民党官府制定的苛捐杂税多达二十多种，司堂村的土豪司品卿勾结官府，趁机向他的众多佃户增加租捐，名曰“佃捐”，压得佃户难以承受。
身为司品卿的佃户，薛朝立的堂表兄司聚才，生性豪爽耿直，他找到其他佃户组织抗捐。在他的带动下，佃户们手持棍棒，一起来到司品卿家质问：“租地契约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凭空增加佃捐？还想把已经松（打）净芝麻粒，只能烧锅的芝麻秆再榨出油来吗？！还让不让穷人活下去？”司品卿面对双目冒火、怒气冲天的司聚才的据理质问，自知理亏，怕闹出人命大事，伸伸脖子暂时咽下贪得无厌的心思，被迫取消了增加的佃捐。司聚才带领佃户抗捐的行动，得到了当地贫苦农民的拥护，大家拍手称快。
薛朝立回想此事，觉得司聚才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号召力、能独当一面的农民领袖，是自己发动群众的得力助手，便天天主动接近他，向他宣传革命道理，讲穷人要翻身、要活命，就要团结起来，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革命思想。从而使司聚才树立起为贫苦农民翻身闹革命的决心。他对薛朝立说：“老表，放心吧，今后跟着你干革命，同生死，共患难，翻身求解放，斗争到底。”
此时薛朝立想带他出去见见世面，但还不能向司聚才亮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交代他存住气，有机会再说。
1927年8月，薛朝立接到上级要选拔一批革命青年，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指示。薛朝立认为机会来了，立即告诉同在许昌十四中上学的司中和（他二舅父的长子），又从许昌回到司堂，向司聚才、司中灿传达。他俩得到这一消息，情绪高涨，商定一同前往学习。二人有编席的技术，为保守秘密，在人前哼着编“龙凤呈祥”图案的床围子席的口诀：“抄二压三连抬四，一根不对拆到底。二二三四二二一……”在村里放出风声出外编席。
薛朝立一行四人乘京汉铁路火车，前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里，他们看到从未见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学习了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及有关开展农民运动的其他学习内容，武装了思想，提高了开展武装革命的认识，坚定了革命斗志。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薛朝立、司聚才、司中和、司中灿，在返回许昌的路上一直认真地思索。
组织农民协会 发动农民暴动
1927年10月，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和其他领导人陈云登、薛朝立等人，根据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要求“全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响应秋收起义以及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精神，来到位于许昌县西北乡司堂村一带开展工作。他们经过综合考虑对比，一致认为司堂村有如下优势：
1.此地位置偏僻，距许昌、禹州、长葛县城较远，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
2.1924年司聚才曾在这里，组织发动佃户向本村土豪司品卿进行过抗捐斗争，小试牛刀，取得胜利，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3.薛朝立是司堂村的外甥，自幼在该村舅父家长大，人熟地熟，群众关系特别好，有登高一呼、众人响应的优势。
1927年12月，李杜、薛朝立根据司聚才积极主动的工作表现，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薛朝立、司聚才、司中和、司中灿经过在武昌的学习，回到许昌后，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他们在中共许昌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宣传发动群众，首先组织以司聚才、司中和、司中灿、司银相、司运合、司林仓、司银聚等主要骨干成立农民协会。
薛朝立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他带领大家白天到石梁河芦苇滩中（笔者到石梁河南北两岸实地采访，见现在的芦苇十分茂密），夜晚到村外的荒地，宣传党的主张，启发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号召大家跟着共产党走，翻身求解放。他告诉大家，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就不能自卫，就没有反抗力量，只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同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才能改变贫苦农民的地位，最终获得解放。经过串联发动，偏僻的乡村沸腾了起来，群众纷纷要求早日成立农民协会。 薛朝立虽然生在磨李村，自从他4个月大时死了父亲后，便随母亲来到司堂村的舅父家生活，在磨李村原有的半间草房早已倒塌，荡然无存。实际上他在磨李村已经没有了家，司堂村的男女老少，早已把他当成司堂人。大家见薛朝立有学问，胸怀远大，为人正直公道，一致选举他担任司堂村农民协会主席。
在司堂村成立农民协会的影响和带动下，郑庄的贫苦农民郑万昌，在司堂一土豪家打长工，是司堂农民协会的一个骨干成员，他回到郑庄，串联本村贫苦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附近的蔡庄、郑庄、谢庄、杜寨、磨李、肖庄、陈堂，等20多个村庄的贫苦农民，也迅速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赤卫队员800多人。薛朝立组织赤卫队员，袭扰被北伐军击败、溃散在当地的奉军的散兵游勇，收缴他们手中的枪支弹药装备农民协会，很快拥有长短枪100多支，大刀长矛上千件。他们积极维护农民权益，勒令土豪减租减息，凭土地多少，承担官车、劳役，抗拒一切苛捐杂税。关闭一切赌场、烟馆、会馆，严禁这些场所开门营业。
抗租减租的消息，震动了许昌县西北部各乡村，广大贫苦农民深受鼓舞，纷纷效仿。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以司堂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搞得热火朝天。农民协会的建立，贫苦农民的觉醒，为以后举行农民暴动奠定了組织和思想基础。
1928年春节前，中共豫中特委在河沿张村周纪武家里，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新的一年的工作。会议决定，为配合全国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工作，定于1928年3月3日，沿京汉铁路豫中段的各县农民同时举行暴动。
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县委委员陈云登、薛朝立，根据这一决议，立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制做了绣有“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色旗帜，拟定了22条暴动口号，印制了1000多份《告农民群众书》在附近乡镇和村庄，广为张贴散发，一时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同时，中共许昌县委还和禹县、长葛、襄城、临颍、郾城、西华、商水、上蔡等地县委、农民协会联系，届时配合许昌开展农民暴动，形成豫中农民暴动以许昌为中心的局面，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豫中特委定下3月3日举行暴动的日期后，在许昌各地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农民暴动的前夕，薛朝立经过深思熟虑，主动地向中共许昌县委提出建议，把家乡司堂村作为开展武装暴动的首选村庄。县委经过研究，认为司堂村距县城较远，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基础较好。薛朝立自幼在该村长大，人熟地熟，人缘关系极好、熟悉地理环境，西临禹州浅山地带，是组织武装暴动的理想村庄，一致表示同意。
土豪闻讯拼命反扑 提前暴动有回击
当地要举行农民暴动的声势，使土豪劣绅惊恐不安，他们蠢蠢欲动，猖狂进行反扑。磨李村土豪恶霸、保董余金池在其家召集各保保长、土豪劣绅开会，一起阴险密谋：向农民继续派粮派款的同时，一方面对以薛朝立为首的所有农会主席，采取暗杀手段，斩尽杀绝，不留后患;一方面勾结官府，捉拿农会骨干，押解县城投入监狱。
1928年2月11日，共产党员司聚才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李杜、陈云登、薛朝立汇报。在革命力量面临人头落地，突发的你死我活状态的严峻时刻，中共许昌县委认为，原定的3月3日暴动，距今还有20天，现在形势突变，迫在眉睫，不能束手待毙！研究决定：立即成立以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司聚才为领导的暴动指挥部，提前19天，抢在敌人挥下屠刀前的2月12日暴动。当晚各村农民协会得到通知，分别召开秘密会议，制定统一标志，口号、旗帜。
司堂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农民暴动义务讲解员杨景尧，领着座谈的几个老人，来到司堂农民暴动纪念碑的北侧，指着路北的三间青砖瓦房，情绪激动地告诉我：“此房原是司氏祠堂，1928年2月12日上午，本村200多名暴动队员早早的聚集在这里，共产党员司聚才，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大家颈系红布标志，分别手持枪支、大刀、长矛、红缨枪。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斗志昂扬，聚集在司氏祠堂前。当年17岁的薛朝立站在祠堂前的青石碾盘上，声音高亢地动员：“乡亲们，地霸余金池和官府一个鼻孔出气，经常欺压坑害咱老百姓，让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民愤极大。今天我们面对面向他斗争。”他环顾群情激昂的大家，继续说：“我们的头是肉做的，蒋介石、冯玉祥的头是肉做的，土豪劣绅的头也是肉做的，都是血肉之驱，一命顶一命，我们不怕他。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把他们打倒，咱们穷人才有饭吃。今天我们去余金池家，找他算总账！”说罢，他向北一挥手，敏捷地跳下青石碾盘，和李杜、陈云登一起率领大家向磨李村前进。
磨李村在司堂村的北边，中间隔一条石梁河，两村相距约1.5里。十几分钟后，群情激昂的暴动队员进村包围了余金池家。队员们打开他家的大门，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上前与余金池进行说理斗争，要他把剥削佃户得来的粮食、钱财分给佃户。
余金池不仅不低头认罪，还眼露凶光，轻蔑地指着大家，口吐狂言：“现在是民国的天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就凭你们手中几杆烧火棍，想造反吗？今天是你们下手早，我晚下手了一步，我要是提前一天，你们现在都是我的刀下鬼！”暴动队员见余金池气焰嚣张，怒不可遏。薛朝立、陈云登、司聚才上前将余金池捆绑起来。在一片“打倒恶霸余金池，为穷苦百姓报仇”的口号声中，陈云登把他拉出村外打谷场上，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这时，国民党许昌县政府前来帮助余金池催粮款的一个衙役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暴动队员司运合开枪将其击伤，司聚才、司中灿、司金秀上前对其连砍数刀，将其毙命。
接着，李杜、薛朝立、陈云登主持，把余金池的地契焚烧，粮食、钱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
暴动队员旗开得胜 土豪劣绅均逃窜
除掉横行乡里的恶霸余金池的大好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附近的大小村庄，大长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志气，激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的积极性。附近的蔡庄、杜寨、谢庄、郑庄、湾胡、肖庄等十几个村庄的农协会员，从四面八方赶来助威，暴动声势旗开得胜，势不可挡。 下午，暴动队伍开到郑庄，找土豪郑海成算账，可他早已闻风逃掉。暴动指挥部把郑海成的所有粮食，钱财分给了群众。接着，队伍开到蔡庄，恶霸蔡老六也已潜逃，指挥部同样开仓分粮，焚烧地契，群情更加振奋。
13日一早，西北乡一带的农协会员大都赶来，队员猛增到3000多人。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司聚才，带领大家浩浩荡荡向闫庄进发，去抓恶霸杜建坤。可他闻讯后在头天晚上，已把钱物转移疏散，全家人员躲藏起来。农协会员冲进他家逐屋搜查，从室内地窖里搜出大量银元和铜钱，抬到村头分给贫穷农民。
接着，暴动队伍从闫庄开往杜寨。发现土豪梁川和李春荣两家的家门上锁，两家人员早已躲避。愤怒的农协会员，放火烧了他两家的房屋。下午，队伍开到湾胡村，分了土豪胡海成的财产，并将其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儿子胡戊己开枪击毙。
当晚，队伍开进孟店村，为了阻止国民党反动派从外地经铁路运兵镇压暴动农民，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审时度势，立即安排40多人，由司中灿带领去扒京汉铁路，并割断电线，切断敌人的通讯交通。由于他们只带了些斧子、杠子之类的简易工具，一直干到天明也没达到扒毁铁路的目的。
14日黎明时分，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得知逃跑的杜建坤、郑海成已去县城告状。三人分析认为，国民党县政府，一定会或派兵或搬兵前来镇压，认为当前以司堂为中心的农民暴动虽然发动起来，但由于受土豪劣绅先举起屠刀砍来的急迫形势所逼，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前举行暴动，加之与禹县、石固、长葛等地的农民协会还未取得联系，属孤军作战。如若继续在当地暴动，会有被反动军队围歼的危险。因此，为保存革命力量，须立即把革命队伍带到禹州山区，开展游击斗争。
14日下午，队伍向禹州方向前进。进入肖庄寨时，大恶霸肖老茂早已没有踪影，暴动队伍把他的粮食、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当晚休整队伍，计划次日进入禹州山区。
敌人反扑凶狠毒辣 派出重兵来镇压
2月15日凌晨，寒气逼人，大雾笼罩。国民党反动派调来大量兵力，包围了肖庄寨。带领暴动队员站岗放哨的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得到受敌包围的情报后，喊醒分散在当地群众家中休息的暴动队员……
原来，在12日暴动枪声打响时，位于磨李村东十余里的京汉铁路上的石寨火车站站长宁相华，就向武汉铁路局报告了此事。铁路局长密报给河南省反动政府。省府令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十五师师长孙桐萱率兵前来镇压。
13日深夜，孙桐萱带骑兵、步兵、炮兵、工兵和大刀队、手枪队，足足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司堂一带的村庄。然后逐村清查缩小包围圈。他们鸣枪进司堂村后，方知暴动队已向西转移。天亮时，土豪杜建坤给孙桐萱部骑马带路，向肖庄寨扑去。
14日上午，留守在城里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吴中甫，得到敌人派军队镇压暴动队伍的情报后，觉得形势十万火急，立即派吴松昌前去通知。许昌县城离肖庄寨约70里，吴松昌几乎跑步一样，把通知送给李杜、陈云登、薛朝立时，他们已被重兵团团包围，面临灭顶之灾。三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立即从南寨门撤走。当队伍来到南寨门时，发现寨门上锁。暴动队员郑金堂找来大锤砸开铁锁，队伍迅速撤出。刚出寨门的队员在大雾中，与国民党围兵遭遇，因雾中敌我双方彼此看不清，虽未激烈开火，但暴动队员被冲散不少，大部分由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带领向西南禹州方向撤离。
敌人为了全歼这支革命队伍，用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联合夹击的办法追赶。大土豪蔡老六，是这一带红枪会头领，他派出爪牙四处传告，让各村红枪会截杀农民武装。在撤离的路上，当遇到有人持枪拦截，薛朝立总是临危不惧，把李杜、陈云登拉在身后，上前对他们说：“我叫薛朝立，东边司堂村人。咱们都是穷苦人，给土豪当佃户，你我无怨无仇，别给坏人当枪使。让开一条路，以后会回报你们。”红枪会员听后深表同情，说：“咱们都是穷人，同吃长工饭，都是一家人，俺不拦，你们走吧。”就这样，薛朝立打通了红枪会把守的一个个关卡，带领队伍继续向西南方向转移。
当暴动队伍撤到马头魏村时，又同敌军相遇，大部分队员被冲散。共产党员司聚才和农协会员司中和、司林仓、司运合、司遂昌、司银聚等20多名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李杜、薛朝立、陈云登等主要领导人护送到许昌、禹州交界的水潮店村，使他们脱离了险境。中共许昌县委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暴动队伍分散隐蔽，以后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斗争。
李杜、薛朝立、陈云登暂时离开许昌，向中共豫中特委汇报暴动情况，接受党的下一步工作指示。
敌人报复惨无人道 先烈被捕人心寒
由于敌我双方武装力量悬殊过大，自16日起，参加暴动的农协会员，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国民党反动军队，采用抄、抓、抢等残酷手段，对司堂、杜寨、郑庄等几十个村参加暴动的农民，逐人逐户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迫害。
当时司堂村共116户，（其中土豪占13户），被反动军队抄家的就有66户，他们的家产被洗劫一空。司聚才一门近族四家，家具农具全被砸毁，连门窗都被扒个净光，几十口家庭成员被扫地出门。
郑庄、蔡庄、杜寨等村也遭到了同样的洗劫。敌人天天出动兵马、便衣队，到处明查暗访，缉拿暴动骨干。先后逮捕农民120多人，押解县城审讯后，除放回43人外，其余的全押解到新鄉驻军司令赵守钰处。经国民党河南省府审理后，关入监狱。暴动骨干司中灿、司坤岭、司金三、司子清、司群成等人二次被捕入狱。其中一人被关押3个月，4人被判处7年徒刑。未被捉拿的群众，有的藏在西南乡禹州一带，有的逃往豫南、豫西、山西等地谋生。司银聚等10多户贫苦农民，直到全国解放后才敢回到家乡。
年仅18岁的郑庄村农协会员郑建松、郑长喜，嘴上刚长出毛茸茸的胡须，显得英气勃发。他俩在暴动队伍撤离肖庄寨时未来得及逃脱，被土豪肖连生抓住，拉到肖庄寨北门外的马家潭，残暴地用乱刀砍死，尸体被剁成了肉泥。家人装殓时，看着一小块一小块的骨肉，哭晕过去，醒来只能用铁锨一块块地铲进棺木。更令人发指的是，肖连生竟把郑长喜的心脏挖出来炒熟，当下酒菜吃掉，并哼哼奸笑，凶狠地说：“这就是暴动者的下场！” 司聚才今年63岁的孙子司书庆，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目光炯炯，他继承先祖的遗志，身上透着革命者的遗风。
座谈时他悲愤地说：“那天早上暴动队伍分散后，我爷爷司聚才护送李杜、陈云登、薛朝立来到安全村庄水潮店，牢记薛朝立同他分手时，交代他继续斗争的嘱咐，辗转来到长葛县暂时躲避官府缉拿。我爷爷司聚才是司堂村农民协会领袖之一，是敌人重点捕杀对象。因为一时抓不到他，残暴的敌人把我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司长运抓去。为防止他逃跑，脱去他的棉袄，用绿豆粗细的铁丝穿透他的锁骨，逼他说出儿子的下落。我曾祖父傲骨挺立，拒绝回答。敌人指使保丁梁可俊，用麻绳绑住我曾祖父的两个脚脖，将他仰面平放在地上，让牛拖拉沿村示众。惨无人道地把他活活地折磨两天后，奄奄一息的曾祖父被敌人枪杀在杜寨村的梁家打谷场上，享年58岁。好心的乡亲们，把他掩埋到杜寨东门三官庙后。8年后，我家筹钱买了棺木，把我曾祖父的尸骨迁到祖坟埋葬时，看到锈迹斑斑的铁丝，仍然穿在他的锁骨骨架上……”
司书庆哽咽得说不下去，他接过司书记递给他的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待情绪平静下来，又说：“我爷爷司聚才在长葛隐蔽时，一天他有事外出，被闫庄土豪杜合兰的儿子杜林认出，他不露声色喊来几个保丁，强行把爷爷抓住，绳捆索绑押到杜寨。”
土豪胡新乾立即把司聚才押到三官庙严刑审问。脱去他的棉袄，让他光着脊梁，把他打得浑身血肉模糊，要他交代李杜、陈云登、薛朝立现在何处，在哪里藏身。司聚才被打得昏死过去，又泼上凉水冻醒过来，一直坚贞不屈，自始至终不泄露李杜、陈云登、薛朝立三人的去向。凶残的敌人，用刀子割掉他的耳朵，一刀一刀割掉他身上的肉，仍然得不到任何回答。胡新乾知道他是个硬骨头，想从他口中得到回答很难，便残无人道地用斧头，劈开他的胸膛挖去心肝肺，煮熟吃掉。“又挥刀把我爷爷司聚才的头颅砍去，接着把他的身体砍成五六段。当年39岁的爷爷的鲜血喷在胡新乾身上，吓得他脸色发黄，双腿发软瘫在地上。乡亲们目睹我爷爷被杀的惨状……悲痛……欲绝……哭声……连……天……”司书庆哽咽地说到这里，泪花闪闪。
听着敌人的残暴兽行，此时屋内静得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到，众人都垂首搌泪，我心里隐隐作疼，一揪一揪……
稍停片刻，司书庆说：“在这次农民暴动中，我曾祖父司长运，我爷爷司聚才，还有高留聚、司廷俊、郑波君、司东振、司根、郑建松、郑长喜等九名骨干分子，在敌人的屠刀下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薛朝立到省城开封 被抓捕壮烈牺牲
1929月1月，薛朝立和陈云登按党的指示來到省城开封，面见了中共河南省委的谷乔迁。谷乔迁指示薛朝立，担任省委秘书处技术书记。他接受任务后，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薛朝立男扮女装，化名吴云，假装陈云登的妻子，在双龙下街租赁门面房，以缝纫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薛朝立在缝纫店编印省委文件、报刊，印刷装订成册后，乔装成行李带出发行。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检查，出色地完成任务。
1929年9月7日，由于叛徒告密，薛朝立不幸被捕入狱。敌人在预审中，发现他男扮女装，认定他肩负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任务，要他如实交代。
薛朝立用早已编好的话，不卑不亢的回答：“我原名吴启明，家境贫寒。你们知道，外来开封的单身汉不能租赁房舍，我无处存身，无奈与他假扮夫妻。”再问就什么也不说了。敌人对他使用重刑，仍然得不到任何口供。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知薛朝立坚不开口的报告，命令军警把薛朝立带到省政府，由他亲自审问。韩复榘见薛朝立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上前说道：“你有文化，又年轻，我让你当副官，以后前途无量。”任由韩复榘如何用高官厚禄引诱，薛朝立都断然拒绝。韩复榘仍不死心，又说，“马国忠（此人被捕后叛变）已对你指证，你就是薛朝立，组织领导了司堂的共匪暴动，你难以开脱罪责。只要供出你的同伙，答应从此洗手不干，做个安分守己的国民，供出李杜、陈云登在哪里，就给你高官做，不然……”
“不然就要杀头吗？共产党人。以身报国，死而无憾！”薛朝立轻蔑地斜他一眼。
韩复榘穷形尽相，吼道：“此人非杀不可！”
几天后，薛朝立在开封曹门刑场上英勇就义，临刑前他昂首高呼：“打倒一切反动派！农民协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薛朝立壮烈牺牲时，英年18岁。
薛朝立殉难后，他大舅父司子清、二舅父司子明到开封，把他的尸体就地掩埋，并担负他母亲的生活费。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薛朝立为革命烈士，抚养其母亲度过晚年。
先烈英名代代传 英勇悲壮载史册
司堂农民暴动队伍，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打土豪，焚地契，分钱粮，打响了豫中农民暴动第一枪，向土豪劣绅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河南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司堂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双方武装力量悬殊过大，虽然失败了，但是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拉开了豫中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序幕。显示了中原农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势不可挡。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他们的英名流芳百代，永垂不朽，将永远载入农民革命的光辉史册！
距今92年前的1928年2月12日，司堂村及周边村庄的2000多个贫苦农民，在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县委委员、团縣委书记陈云登，县委委员、司堂村农民协会主席薛朝立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暴动。他们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颈系红布标志，手持枪支、大刀、长矛、红缨枪，杀土豪，焚地契，开仓分粮，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扩大了共产党在豫中地区的影响，由此拉开了豫中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这一壮举，被上海《申报》在1928年2月18日予以报道：“共产党武装占领许昌西北乡一带……”这一重要消息，当时轰动全国，司堂村名扬天下。
深秋季节访司堂 仰望暴动纪念碑
司堂村位于河南省许昌（今建安区）、禹州、长葛三县交界处的石梁河南岸，位置偏僻，离许昌老县城约60里，全村辖三个自然村（包括司堂、蔡庄、刘堂），现有3400口人，土地4200亩，105名共产党员，10个村民组，隶属于建安区苏桥镇。
2020年立冬前的一天，天高云淡，秋风习习，金菊吐蕊，清香扑鼻。
那天午后，我坐在前来接我的苏桥镇司堂村党支部书记司书杰驾驶的轿车里，出建安区新城沿乡村平整的水泥路向西驰去。中等身材、50多岁的司书记指着窗外的田野，说道：“农民的力量无比强大，能移山填海，能改天换地。你看，昨天中原大地田野里，还被玉米、大豆、红薯等农作物所覆盖;今天，那些农作物不见了，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农民播下的一行行、一垅垅绿盈盈的麦苗已长出四指多高。”
“是呀。”我依窗远眺，见此时的麦苗还没分蘖，显得弱小，却在地面傲然迎风挺立。我说，农谚道：“‘麦崩九股。’此时的麦苗，不怕度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寒冷严冬，再经几场大雪覆盖，待到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经阳光普照，雨水滋润，一株麦苗可分蘖九株，迅速铺严地面拔节长高，到了6月，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俩一路历数中原的农作物，唯有小麦不仅不怕严寒，还能在寒冬中缓慢生长。觉得小麦像陈毅赞美《青松》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中的那样，它具有不畏艰难，愈挫愈勇的气概……我俩在交谈中，不知不觉便进入司堂村村委院内。
下车后，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杨景尧，微笑着热情地迎上前同我握手，他满面红光，身体强壮。
我估计他60出头，问他贵庚。
他答：68岁。
司书记向我介绍，他是司堂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又是全面了解农民暴动的义务讲解员。
“好好，由您来讲解，我会掌握先烈的更多暴动壮举。”
“西边是司堂农民暴动纪念碑。”我随着他手指的方向走近纪念碑，见它坐北向南，矗立在司堂村委会西侧，下宽上窄，呈四棱方柱形的碑体，高约10米，通身为白色，上写“司堂农民暴动纪念碑”九个楷体黑色大字，字体笔锋饱满，遒劲有力。纪念碑左侧镶嵌一块11个红色大字的金色牌匾：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制作的“许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碑右侧镶嵌一块10个红色大字的牌匾：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许昌市教育委员会制作的“许昌市中小学德育基地”。碑座四周立有1.5米高的钝五角形的青石围栏，正前方是一块约有260平方米的水磨石地面小型广场。
南边一所民房的东山墙上，用醒目的黑色大字写着农民暴动简介。周围被苍松翠柏簇拥，整块碑园约有一亩大小，显得庄严肃穆。
我仰望着纪念碑，仿佛听到了当年农民协会主席薛朝立，对农民慷慨激昂的演讲声，农民手持长矛举行暴动，冲向土豪劣绅的呐喊声，不由得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中等身材的杨景尧向我介绍，每年清明节、建党节，区、乡、村的党员干部，都来缅怀先烈的英灵，学习英雄事迹，重温入党誓词，周围的学校师生也来献上黄白素花，先烈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采访司堂农民暴动的诸多往事，三言两语说不完，需要几天时间。因我家在建安区老城居住，距司堂村近60里，天天往返要在路上占用很多时间，为了掌握更多详细的农民暴动情况，我要在司堂村停驻几天采访。当晚我住在司书记家东厢房，在晚饭未做熟的一小段时间里，我见缝插针，打开笔记本，同司书记、杨景尧及其他村干部，座谈了解薛朝立的身世和暴动经过。我边问，他们边介绍……
夜幕降临，司书记拉亮电灯，他贤惠能干的妻子端上家常饭菜。我喝着她用灶火熬制的红瓤红薯稀饭，觉得甜丝丝的，非常好喝。我一连喝了两碗，又吃下半个馒头。她热情地劝我多吃：“来这里就到家啦，别作假，锅里还有，再盛一碗吧？”我摆摆手说：“吃饱啦。”饭后我坐在床前，打开笔记本，写下采访提纲……
薛朝立家境贫寒 受欺凌爷爷气死
翌日吃过早饭后，按照司书记提前的通知，司堂村革命先烈的几个后代、亲戚，和村里上岁数知道暴动经过的8个老人，早早来到村委会。在一间办公室里，大家围坐在椭圆形的长条桌子前。我见他们都是双鬓斑白，满脸皱纹，年轻的年龄63岁，年长的已经80多岁高龄。一提起当年农民暴动，群情激昂，争相发言。
薛朝立的姥娘（外祖父母）家在司堂村，他大舅父78岁的孙子，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司守信告诉大家：“薛朝立因革命工作需要，曾化名吴云、吴启明。1911年3月19日，他出生在许昌县苏桥镇磨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穷得地无一垅，全部家产仅有遮风避雨的半间草房。祖父薛全成，在石梁河给本村土豪余金池家放“扁嘴”（鸭子）度日，父亲薛万松、母亲司改妮，也在他家当长工，夜晚编席（当地有编席的传统，男女老少都会编）挣个辛苦钱。”
司守信回忆说：“那年夏季的一天，突然狂风暴雨，朝立的祖父给余金池放的扁嘴，在暴涨的河水中被冲丢了三只，余金池诬赖朝立的祖父偷卖了，打骂其祖父，逼他赔钱。余金池无端拿屎盆子朝一生清白的朝立祖父头上倒，气得身体瘦弱的朝立祖父嘴巴哆嗦，浑身发抖，最后活活被气死。余金池又转向朝立的父亲逼钱：“你爹死了，儿子在，父债子还！”他父亲被逼躲债，背井离乡流落到陕西，靠给人家编席糊口。半年后朝立父亲回来，余金池又上门逼父亲赔钱。朝立父亲逃到陕西继续打长工，在一次干重活时摔成重伤，回家不久，撇下孤儿寡母，含恨离世。” “此时无依无靠、可怜的朝立母亲抱着才4个月大的薛朝立，回到司堂村的娘家，靠两个舅父接济度日。薛朝立7岁时，外祖父司金三资助他就读司堂小学。家庭的厄运，社会的不公平，在薛朝立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激发了他刻苦学习、奋发上进的决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许昌自治讲习所教书的大舅父司子清见外甥勤奋好学，才华超群，毅力惊人，便让他到许昌县城读书。1925年，朝立在许昌育英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许昌的河南省立十四中学深造。”
司守信提起薛朝立有说不完的话，兴致很高，座谈时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朝立在中学期间，追求进步，团结同学，乐于助人。他除了完成学业外，对《向导》《新青年》《农民运动》等革命书刊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认真阅读。上学期间常同革命烈士张钟端之子，同窗好友张梦梅、张兆梅兄弟参加社会活动。对土豪劣绅欺压贫苦农民的不合理现象，非常痛恨。每逢假期，他回村同村里的长工、佃户们，提出推翻剥削阶级的主张。1926年3月，薛朝立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参加党的公开或秘密活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许昌后，薛朝立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演讲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愤怒声讨日、英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暴行，组织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罷工斗争。他还和同学们深入大街小巷，查禁日货，封存洋货。他们的义举，当时的北京《晨报》和上海《申报》都分别给予报道：“许昌各校一致罢课，学生上街演讲，在许购烟的商人已无人与之交语。”“许昌市民因沪案断绝英人食料，县署劝阻无效，英侨纷离。”
1926年初，共产党人谷乔迁、国民党左派郭耀珊等，先后来到许昌城内的河南省立十四中学担任老师。薛朝立在这几位老师的课堂听讲，逐步认清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什么是革命和怎样走向革命道路等问题，从而成长为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者。
当时，薛朝立经常在县城、学校、农村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种子。他回到司堂村发动群众时，想起他13岁时也就是1924年，这个村里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他正在城里上学，当时的许昌、禹州、长葛一带，国民党官府制定的苛捐杂税多达二十多种，司堂村的土豪司品卿勾结官府，趁机向他的众多佃户增加租捐，名曰“佃捐”，压得佃户难以承受。
身为司品卿的佃户，薛朝立的堂表兄司聚才，生性豪爽耿直，他找到其他佃户组织抗捐。在他的带动下，佃户们手持棍棒，一起来到司品卿家质问：“租地契约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凭空增加佃捐？还想把已经松（打）净芝麻粒，只能烧锅的芝麻秆再榨出油来吗？！还让不让穷人活下去？”司品卿面对双目冒火、怒气冲天的司聚才的据理质问，自知理亏，怕闹出人命大事，伸伸脖子暂时咽下贪得无厌的心思，被迫取消了增加的佃捐。司聚才带领佃户抗捐的行动，得到了当地贫苦农民的拥护，大家拍手称快。
薛朝立回想此事，觉得司聚才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号召力、能独当一面的农民领袖，是自己发动群众的得力助手，便天天主动接近他，向他宣传革命道理，讲穷人要翻身、要活命，就要团结起来，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革命思想。从而使司聚才树立起为贫苦农民翻身闹革命的决心。他对薛朝立说：“老表，放心吧，今后跟着你干革命，同生死，共患难，翻身求解放，斗争到底。”
此时薛朝立想带他出去见见世面，但还不能向司聚才亮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交代他存住气，有机会再说。
1927年8月，薛朝立接到上级要选拔一批革命青年，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指示。薛朝立认为机会来了，立即告诉同在许昌十四中上学的司中和（他二舅父的长子），又从许昌回到司堂，向司聚才、司中灿传达。他俩得到这一消息，情绪高涨，商定一同前往学习。二人有编席的技术，为保守秘密，在人前哼着编“龙凤呈祥”图案的床围子席的口诀：“抄二压三连抬四，一根不对拆到底。二二三四二二一……”在村里放出风声出外编席。
薛朝立一行四人乘京汉铁路火车，前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里，他们看到从未见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学习了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及有关开展农民运动的其他学习内容，武装了思想，提高了开展武装革命的认识，坚定了革命斗志。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薛朝立、司聚才、司中和、司中灿，在返回许昌的路上一直认真地思索。
组织农民协会 发动农民暴动
1927年10月，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和其他领导人陈云登、薛朝立等人，根据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要求“全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响应秋收起义以及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精神，来到位于许昌县西北乡司堂村一带开展工作。他们经过综合考虑对比，一致认为司堂村有如下优势：
1.此地位置偏僻，距许昌、禹州、长葛县城较远，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
2.1924年司聚才曾在这里，组织发动佃户向本村土豪司品卿进行过抗捐斗争，小试牛刀，取得胜利，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3.薛朝立是司堂村的外甥，自幼在该村舅父家长大，人熟地熟，群众关系特别好，有登高一呼、众人响应的优势。
1927年12月，李杜、薛朝立根据司聚才积极主动的工作表现，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薛朝立、司聚才、司中和、司中灿经过在武昌的学习，回到许昌后，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他们在中共许昌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宣传发动群众，首先组织以司聚才、司中和、司中灿、司银相、司运合、司林仓、司银聚等主要骨干成立农民协会。
薛朝立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他带领大家白天到石梁河芦苇滩中（笔者到石梁河南北两岸实地采访，见现在的芦苇十分茂密），夜晚到村外的荒地，宣传党的主张，启发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号召大家跟着共产党走，翻身求解放。他告诉大家，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就不能自卫，就没有反抗力量，只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同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才能改变贫苦农民的地位，最终获得解放。经过串联发动，偏僻的乡村沸腾了起来，群众纷纷要求早日成立农民协会。 薛朝立虽然生在磨李村，自从他4个月大时死了父亲后，便随母亲来到司堂村的舅父家生活，在磨李村原有的半间草房早已倒塌，荡然无存。实际上他在磨李村已经没有了家，司堂村的男女老少，早已把他当成司堂人。大家见薛朝立有学问，胸怀远大，为人正直公道，一致选举他担任司堂村农民协会主席。
在司堂村成立农民协会的影响和带动下，郑庄的贫苦农民郑万昌，在司堂一土豪家打长工，是司堂农民协会的一个骨干成员，他回到郑庄，串联本村贫苦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附近的蔡庄、郑庄、谢庄、杜寨、磨李、肖庄、陈堂，等20多个村庄的贫苦农民，也迅速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赤卫队员800多人。薛朝立组织赤卫队员，袭扰被北伐军击败、溃散在当地的奉军的散兵游勇，收缴他们手中的枪支弹药装备农民协会，很快拥有长短枪100多支，大刀长矛上千件。他们积极维护农民权益，勒令土豪减租减息，凭土地多少，承担官车、劳役，抗拒一切苛捐杂税。关闭一切赌场、烟馆、会馆，严禁这些场所开门营业。
抗租减租的消息，震动了许昌县西北部各乡村，广大贫苦农民深受鼓舞，纷纷效仿。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以司堂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搞得热火朝天。农民协会的建立，贫苦农民的觉醒，为以后举行农民暴动奠定了組织和思想基础。
1928年春节前，中共豫中特委在河沿张村周纪武家里，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新的一年的工作。会议决定，为配合全国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工作，定于1928年3月3日，沿京汉铁路豫中段的各县农民同时举行暴动。
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县委委员陈云登、薛朝立，根据这一决议，立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制做了绣有“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色旗帜，拟定了22条暴动口号，印制了1000多份《告农民群众书》在附近乡镇和村庄，广为张贴散发，一时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同时，中共许昌县委还和禹县、长葛、襄城、临颍、郾城、西华、商水、上蔡等地县委、农民协会联系，届时配合许昌开展农民暴动，形成豫中农民暴动以许昌为中心的局面，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豫中特委定下3月3日举行暴动的日期后，在许昌各地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农民暴动的前夕，薛朝立经过深思熟虑，主动地向中共许昌县委提出建议，把家乡司堂村作为开展武装暴动的首选村庄。县委经过研究，认为司堂村距县城较远，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基础较好。薛朝立自幼在该村长大，人熟地熟，人缘关系极好、熟悉地理环境，西临禹州浅山地带，是组织武装暴动的理想村庄，一致表示同意。
土豪闻讯拼命反扑 提前暴动有回击
当地要举行农民暴动的声势，使土豪劣绅惊恐不安，他们蠢蠢欲动，猖狂进行反扑。磨李村土豪恶霸、保董余金池在其家召集各保保长、土豪劣绅开会，一起阴险密谋：向农民继续派粮派款的同时，一方面对以薛朝立为首的所有农会主席，采取暗杀手段，斩尽杀绝，不留后患;一方面勾结官府，捉拿农会骨干，押解县城投入监狱。
1928年2月11日，共产党员司聚才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李杜、陈云登、薛朝立汇报。在革命力量面临人头落地，突发的你死我活状态的严峻时刻，中共许昌县委认为，原定的3月3日暴动，距今还有20天，现在形势突变，迫在眉睫，不能束手待毙！研究决定：立即成立以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司聚才为领导的暴动指挥部，提前19天，抢在敌人挥下屠刀前的2月12日暴动。当晚各村农民协会得到通知，分别召开秘密会议，制定统一标志，口号、旗帜。
司堂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农民暴动义务讲解员杨景尧，领着座谈的几个老人，来到司堂农民暴动纪念碑的北侧，指着路北的三间青砖瓦房，情绪激动地告诉我：“此房原是司氏祠堂，1928年2月12日上午，本村200多名暴动队员早早的聚集在这里，共产党员司聚才，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大家颈系红布标志，分别手持枪支、大刀、长矛、红缨枪。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斗志昂扬，聚集在司氏祠堂前。当年17岁的薛朝立站在祠堂前的青石碾盘上，声音高亢地动员：“乡亲们，地霸余金池和官府一个鼻孔出气，经常欺压坑害咱老百姓，让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民愤极大。今天我们面对面向他斗争。”他环顾群情激昂的大家，继续说：“我们的头是肉做的，蒋介石、冯玉祥的头是肉做的，土豪劣绅的头也是肉做的，都是血肉之驱，一命顶一命，我们不怕他。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把他们打倒，咱们穷人才有饭吃。今天我们去余金池家，找他算总账！”说罢，他向北一挥手，敏捷地跳下青石碾盘，和李杜、陈云登一起率领大家向磨李村前进。
磨李村在司堂村的北边，中间隔一条石梁河，两村相距约1.5里。十几分钟后，群情激昂的暴动队员进村包围了余金池家。队员们打开他家的大门，中共许昌县委书记李杜，上前与余金池进行说理斗争，要他把剥削佃户得来的粮食、钱财分给佃户。
余金池不仅不低头认罪，还眼露凶光，轻蔑地指着大家，口吐狂言：“现在是民国的天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就凭你们手中几杆烧火棍，想造反吗？今天是你们下手早，我晚下手了一步，我要是提前一天，你们现在都是我的刀下鬼！”暴动队员见余金池气焰嚣张，怒不可遏。薛朝立、陈云登、司聚才上前将余金池捆绑起来。在一片“打倒恶霸余金池，为穷苦百姓报仇”的口号声中，陈云登把他拉出村外打谷场上，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这时，国民党许昌县政府前来帮助余金池催粮款的一个衙役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暴动队员司运合开枪将其击伤，司聚才、司中灿、司金秀上前对其连砍数刀，将其毙命。
接着，李杜、薛朝立、陈云登主持，把余金池的地契焚烧，粮食、钱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
暴动队员旗开得胜 土豪劣绅均逃窜
除掉横行乡里的恶霸余金池的大好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附近的大小村庄，大长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志气，激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的积极性。附近的蔡庄、杜寨、谢庄、郑庄、湾胡、肖庄等十几个村庄的农协会员，从四面八方赶来助威，暴动声势旗开得胜，势不可挡。 下午，暴动队伍开到郑庄，找土豪郑海成算账，可他早已闻风逃掉。暴动指挥部把郑海成的所有粮食，钱财分给了群众。接着，队伍开到蔡庄，恶霸蔡老六也已潜逃，指挥部同样开仓分粮，焚烧地契，群情更加振奋。
13日一早，西北乡一带的农协会员大都赶来，队员猛增到3000多人。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司聚才，带领大家浩浩荡荡向闫庄进发，去抓恶霸杜建坤。可他闻讯后在头天晚上，已把钱物转移疏散，全家人员躲藏起来。农协会员冲进他家逐屋搜查，从室内地窖里搜出大量银元和铜钱，抬到村头分给贫穷农民。
接着，暴动队伍从闫庄开往杜寨。发现土豪梁川和李春荣两家的家门上锁，两家人员早已躲避。愤怒的农协会员，放火烧了他两家的房屋。下午，队伍开到湾胡村，分了土豪胡海成的财产，并将其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儿子胡戊己开枪击毙。
当晚，队伍开进孟店村，为了阻止国民党反动派从外地经铁路运兵镇压暴动农民，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审时度势，立即安排40多人，由司中灿带领去扒京汉铁路，并割断电线，切断敌人的通讯交通。由于他们只带了些斧子、杠子之类的简易工具，一直干到天明也没达到扒毁铁路的目的。
14日黎明时分，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得知逃跑的杜建坤、郑海成已去县城告状。三人分析认为，国民党县政府，一定会或派兵或搬兵前来镇压，认为当前以司堂为中心的农民暴动虽然发动起来，但由于受土豪劣绅先举起屠刀砍来的急迫形势所逼，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前举行暴动，加之与禹县、石固、长葛等地的农民协会还未取得联系，属孤军作战。如若继续在当地暴动，会有被反动军队围歼的危险。因此，为保存革命力量，须立即把革命队伍带到禹州山区，开展游击斗争。
14日下午，队伍向禹州方向前进。进入肖庄寨时，大恶霸肖老茂早已没有踪影，暴动队伍把他的粮食、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当晚休整队伍，计划次日进入禹州山区。
敌人反扑凶狠毒辣 派出重兵来镇压
2月15日凌晨，寒气逼人，大雾笼罩。国民党反动派调来大量兵力，包围了肖庄寨。带领暴动队员站岗放哨的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得到受敌包围的情报后，喊醒分散在当地群众家中休息的暴动队员……
原来，在12日暴动枪声打响时，位于磨李村东十余里的京汉铁路上的石寨火车站站长宁相华，就向武汉铁路局报告了此事。铁路局长密报给河南省反动政府。省府令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十五师师长孙桐萱率兵前来镇压。
13日深夜，孙桐萱带骑兵、步兵、炮兵、工兵和大刀队、手枪队，足足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司堂一带的村庄。然后逐村清查缩小包围圈。他们鸣枪进司堂村后，方知暴动队已向西转移。天亮时，土豪杜建坤给孙桐萱部骑马带路，向肖庄寨扑去。
14日上午，留守在城里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吴中甫，得到敌人派军队镇压暴动队伍的情报后，觉得形势十万火急，立即派吴松昌前去通知。许昌县城离肖庄寨约70里，吴松昌几乎跑步一样，把通知送给李杜、陈云登、薛朝立时，他们已被重兵团团包围，面临灭顶之灾。三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立即从南寨门撤走。当队伍来到南寨门时，发现寨门上锁。暴动队员郑金堂找来大锤砸开铁锁，队伍迅速撤出。刚出寨门的队员在大雾中，与国民党围兵遭遇，因雾中敌我双方彼此看不清，虽未激烈开火，但暴动队员被冲散不少，大部分由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带领向西南禹州方向撤离。
敌人为了全歼这支革命队伍，用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联合夹击的办法追赶。大土豪蔡老六，是这一带红枪会头领，他派出爪牙四处传告，让各村红枪会截杀农民武装。在撤离的路上，当遇到有人持枪拦截，薛朝立总是临危不惧，把李杜、陈云登拉在身后，上前对他们说：“我叫薛朝立，东边司堂村人。咱们都是穷苦人，给土豪当佃户，你我无怨无仇，别给坏人当枪使。让开一条路，以后会回报你们。”红枪会员听后深表同情，说：“咱们都是穷人，同吃长工饭，都是一家人，俺不拦，你们走吧。”就这样，薛朝立打通了红枪会把守的一个个关卡，带领队伍继续向西南方向转移。
当暴动队伍撤到马头魏村时，又同敌军相遇，大部分队员被冲散。共产党员司聚才和农协会员司中和、司林仓、司运合、司遂昌、司银聚等20多名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李杜、薛朝立、陈云登等主要领导人护送到许昌、禹州交界的水潮店村，使他们脱离了险境。中共许昌县委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暴动队伍分散隐蔽，以后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斗争。
李杜、薛朝立、陈云登暂时离开许昌，向中共豫中特委汇报暴动情况，接受党的下一步工作指示。
敌人报复惨无人道 先烈被捕人心寒
由于敌我双方武装力量悬殊过大，自16日起，参加暴动的农协会员，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国民党反动军队，采用抄、抓、抢等残酷手段，对司堂、杜寨、郑庄等几十个村参加暴动的农民，逐人逐户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迫害。
当时司堂村共116户，（其中土豪占13户），被反动军队抄家的就有66户，他们的家产被洗劫一空。司聚才一门近族四家，家具农具全被砸毁，连门窗都被扒个净光，几十口家庭成员被扫地出门。
郑庄、蔡庄、杜寨等村也遭到了同样的洗劫。敌人天天出动兵马、便衣队，到处明查暗访，缉拿暴动骨干。先后逮捕农民120多人，押解县城审讯后，除放回43人外，其余的全押解到新鄉驻军司令赵守钰处。经国民党河南省府审理后，关入监狱。暴动骨干司中灿、司坤岭、司金三、司子清、司群成等人二次被捕入狱。其中一人被关押3个月，4人被判处7年徒刑。未被捉拿的群众，有的藏在西南乡禹州一带，有的逃往豫南、豫西、山西等地谋生。司银聚等10多户贫苦农民，直到全国解放后才敢回到家乡。
年仅18岁的郑庄村农协会员郑建松、郑长喜，嘴上刚长出毛茸茸的胡须，显得英气勃发。他俩在暴动队伍撤离肖庄寨时未来得及逃脱，被土豪肖连生抓住，拉到肖庄寨北门外的马家潭，残暴地用乱刀砍死，尸体被剁成了肉泥。家人装殓时，看着一小块一小块的骨肉，哭晕过去，醒来只能用铁锨一块块地铲进棺木。更令人发指的是，肖连生竟把郑长喜的心脏挖出来炒熟，当下酒菜吃掉，并哼哼奸笑，凶狠地说：“这就是暴动者的下场！” 司聚才今年63岁的孙子司书庆，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目光炯炯，他继承先祖的遗志，身上透着革命者的遗风。
座谈时他悲愤地说：“那天早上暴动队伍分散后，我爷爷司聚才护送李杜、陈云登、薛朝立来到安全村庄水潮店，牢记薛朝立同他分手时，交代他继续斗争的嘱咐，辗转来到长葛县暂时躲避官府缉拿。我爷爷司聚才是司堂村农民协会领袖之一，是敌人重点捕杀对象。因为一时抓不到他，残暴的敌人把我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司长运抓去。为防止他逃跑，脱去他的棉袄，用绿豆粗细的铁丝穿透他的锁骨，逼他说出儿子的下落。我曾祖父傲骨挺立，拒绝回答。敌人指使保丁梁可俊，用麻绳绑住我曾祖父的两个脚脖，将他仰面平放在地上，让牛拖拉沿村示众。惨无人道地把他活活地折磨两天后，奄奄一息的曾祖父被敌人枪杀在杜寨村的梁家打谷场上，享年58岁。好心的乡亲们，把他掩埋到杜寨东门三官庙后。8年后，我家筹钱买了棺木，把我曾祖父的尸骨迁到祖坟埋葬时，看到锈迹斑斑的铁丝，仍然穿在他的锁骨骨架上……”
司书庆哽咽得说不下去，他接过司书记递给他的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待情绪平静下来，又说：“我爷爷司聚才在长葛隐蔽时，一天他有事外出，被闫庄土豪杜合兰的儿子杜林认出，他不露声色喊来几个保丁，强行把爷爷抓住，绳捆索绑押到杜寨。”
土豪胡新乾立即把司聚才押到三官庙严刑审问。脱去他的棉袄，让他光着脊梁，把他打得浑身血肉模糊，要他交代李杜、陈云登、薛朝立现在何处，在哪里藏身。司聚才被打得昏死过去，又泼上凉水冻醒过来，一直坚贞不屈，自始至终不泄露李杜、陈云登、薛朝立三人的去向。凶残的敌人，用刀子割掉他的耳朵，一刀一刀割掉他身上的肉，仍然得不到任何回答。胡新乾知道他是个硬骨头，想从他口中得到回答很难，便残无人道地用斧头，劈开他的胸膛挖去心肝肺，煮熟吃掉。“又挥刀把我爷爷司聚才的头颅砍去，接着把他的身体砍成五六段。当年39岁的爷爷的鲜血喷在胡新乾身上，吓得他脸色发黄，双腿发软瘫在地上。乡亲们目睹我爷爷被杀的惨状……悲痛……欲绝……哭声……连……天……”司书庆哽咽地说到这里，泪花闪闪。
听着敌人的残暴兽行，此时屋内静得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到，众人都垂首搌泪，我心里隐隐作疼，一揪一揪……
稍停片刻，司书庆说：“在这次农民暴动中，我曾祖父司长运，我爷爷司聚才，还有高留聚、司廷俊、郑波君、司东振、司根、郑建松、郑长喜等九名骨干分子，在敌人的屠刀下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薛朝立到省城开封 被抓捕壮烈牺牲
1929月1月，薛朝立和陈云登按党的指示來到省城开封，面见了中共河南省委的谷乔迁。谷乔迁指示薛朝立，担任省委秘书处技术书记。他接受任务后，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薛朝立男扮女装，化名吴云，假装陈云登的妻子，在双龙下街租赁门面房，以缝纫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薛朝立在缝纫店编印省委文件、报刊，印刷装订成册后，乔装成行李带出发行。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检查，出色地完成任务。
1929年9月7日，由于叛徒告密，薛朝立不幸被捕入狱。敌人在预审中，发现他男扮女装，认定他肩负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任务，要他如实交代。
薛朝立用早已编好的话，不卑不亢的回答：“我原名吴启明，家境贫寒。你们知道，外来开封的单身汉不能租赁房舍，我无处存身，无奈与他假扮夫妻。”再问就什么也不说了。敌人对他使用重刑，仍然得不到任何口供。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知薛朝立坚不开口的报告，命令军警把薛朝立带到省政府，由他亲自审问。韩复榘见薛朝立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上前说道：“你有文化，又年轻，我让你当副官，以后前途无量。”任由韩复榘如何用高官厚禄引诱，薛朝立都断然拒绝。韩复榘仍不死心，又说，“马国忠（此人被捕后叛变）已对你指证，你就是薛朝立，组织领导了司堂的共匪暴动，你难以开脱罪责。只要供出你的同伙，答应从此洗手不干，做个安分守己的国民，供出李杜、陈云登在哪里，就给你高官做，不然……”
“不然就要杀头吗？共产党人。以身报国，死而无憾！”薛朝立轻蔑地斜他一眼。
韩复榘穷形尽相，吼道：“此人非杀不可！”
几天后，薛朝立在开封曹门刑场上英勇就义，临刑前他昂首高呼：“打倒一切反动派！农民协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薛朝立壮烈牺牲时，英年18岁。
薛朝立殉难后，他大舅父司子清、二舅父司子明到开封，把他的尸体就地掩埋，并担负他母亲的生活费。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薛朝立为革命烈士，抚养其母亲度过晚年。
先烈英名代代传 英勇悲壮载史册
司堂农民暴动队伍，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打土豪，焚地契，分钱粮，打响了豫中农民暴动第一枪，向土豪劣绅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河南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司堂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双方武装力量悬殊过大，虽然失败了，但是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拉开了豫中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序幕。显示了中原农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势不可挡。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他们的英名流芳百代，永垂不朽，将永远载入农民革命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