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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以“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为主要路径的乡村转型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首次提出“乡村文化资本”概念，用以解释文化在乡村转型中的价值和意义，主张自觉反思传统的乡村发展方式，挖掘并建构乡村转型的“文化动力因”。主要采用个案比较的方法，通过苏北和苏南两个典型村落的比较，解释其在空间变迁、文化生产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实践路径，并探究“乡村文化资本”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与效果。最后得出：“乡村文化资本”在乡村转型中表现出了五种显著特性：制度化的公共财富、乡土性文化精神、社会阶层属性、一定的物化载体和价值外溢。
关键词：
乡村文化资本；乡村转型；文化复兴；非线性增长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6
中国乡村建设和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遵循“城市中心主义”逻辑，这是典型的“乡村工业化”和“线性追赶”的城镇化。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乡村病”，包括耕地流失、文化衰败、失地农民、环境破坏、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以空心村为例，根据中科院的研究测算，截至2012年，中国“空心村”的面积超过了1亿亩，相当于5个北京市的面积①，村庄空心现象呈加剧趋势。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正在进入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亟需在更宽阔、更基层的乡村地区发力，必须从注重单一经济增长转变到更加注重乡村地区文化资本的重构和再生产，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与理论认知
（一）乡村复兴：文化反思和价值重构
“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给人一种安全稳定的感觉和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 [1]75，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终结》一书中发出的感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寻求乡村转型和复兴早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达成的共识，因而，如何“回归”和“活化”乡村也成为“乡村复兴”的核心议题。较早发出乡村复兴“呐喊”的声音来自于文学作品，20世纪早期鲁迅和沈从文就已经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的衰落，以梁漱溟为代表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更是从实践上尝试了从乡村教育层面的复兴。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许多乡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乡土平静、恬淡的田园生活图景，也恰是对乡村某种“理想主义”的怀念与期盼。这种传统农耕文明弥散所引起的乡村文化忧虑不仅来自于形而上的“乡愁”情怀，而且也来自于反思过度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裹挟”下，乡村地区是被动地吸纳到“城市主义”导向下地域生产力结构中的，并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命运：乡村的衰败和乡村的“异化”[2]，前者以“空心村”为代表，表现为劳动力外流、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和乡土文化弥散。而乡村的“异化”则主要表现为资本和工业催生的“超级乡村”，我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和南街村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发展，虽然获得了城市的“形”，但却丢失了乡村“魂”。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两种较为极端的乡村发展，并逐步提出了“乡村复兴”的概念和发展路径。其中以城市规划学界为代表的研究，将“乡村复兴”看作是乡村发展转型过程的必然阶段，是超越传统意义上以“生产主义”②为核心的乡村转型。为此，城市规划界将重塑乡村自组织生产生活系统看作是“乡村复兴”的核心要义，主张从文化、产业和生态等方面建立与城市平等互补的关系。社会学界则主要从“文化自觉”的视角来界定“乡村复兴”，即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阐发和创新，构建乡村“社会精准治理”[3]模式，以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建立“和而不同”的“合和”关系[4]。
由此可见，学术界视角下的“乡村复兴”强调的是现代化和城镇化语境下重塑乡村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特色价值，而不是仅仅沦为二元城乡格局中的“附庸”。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将“乡村复兴”界定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社会各界立足乡村的应有价值和意义，以建立城乡有序互动和对等互补的地域生产力格局为目标，反思和重构乡村原文化、原生态和原住民的“文化自觉”行动过程。因此，“乡村复兴” 的根本在于“文化”，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对传统乡村文化及实践的辩证反思；二是优选乡村传统文化基因；三是重构和创新“乡村文化资本”，在更理想的层面上实现乡村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文化资本：历史积累与后天习得
不同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围绕“文化”的积累和创新而形成的价值存在形式。然而，什么是文化呢？人类学家曾经基于文化的100多种定义[5]，将文化的核心内涵概括为两个部分：历史积累性价值和互动中的价值习得。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积累性、传递性、象征性和价值性等基本特征[6]。较早提出“文化资本”概念的学者是社会学家布迪厄，他将“文化资本”视为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并列的四种资本形式之一，其中文化资本是以“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7]88等三种形式而存在的。经济学领域则是将文化资本视为经济资本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文化资本是文化价值的积累” [8]，如同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可以带来剩余价值。城市学领域则是把城市看作是文化的“容器”，并在城市这一特定区域形成了具有公共文化资本属性的“城市文化资本”[7]8789，这是城市获得永续发展的动力因。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将文化资本等同于文化产品或文化资源，认为文化商品的生产、运输和交换过程中的价值累积形成文化资本，并在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资本形态，如影视业资本、传媒业资本和设计服务资本等。在文化资本的社会属性意义方面，《超越机会：文化资本和数字鸿沟的根源》一书在分析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指出“文化資本是一种文化关系和文化资产的占有，正如同权力关系结构中经济资本的作用一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资本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象征，正如《知识分子的未來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资产阶级形成一种新的阶级，他们控制了有价值的文化，并私下占有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资本优势”。 结合以上关于“文化资本”的概念认知和相关研究，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视角，更多的是将“文化资本”看作具有经济资本剩余价值的文化财富。事实上，文化资本的社会属性和关系意义对于地区增长的价值则更为深远。因此，我们对于文化资本的认知既不能否定其资本属性，又要跳出单一经济学束缚，以更多地发现文化资本内在的独特本质。结合已有相关研究，至少可以将文化资本的属性概括为四个方面：（1）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关系互动的结果；（2）具有文化系统的价值多元性；（3）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和载体；（4）具有经济增长意义的价值递增效应；（5）具有符号和象征性意义；（6）文化资本的生产是不断积累的动态过程等。
（三）乡村文化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乡村重构力量
在现代性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下，乡村一直被视为是前工业时代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始终是作为城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因此，工业时代早期的中西方无不是把“消灭”乡村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乡村的衰败和各种“乡村病”③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乡村转型和“乡村复兴”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努力的方向。然而，与城市相比，乡村从来都不是资本集聚和生产的中心，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乡村地区不可能在城乡关系结构中获得主导地位。换言之，欲改变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就必须要提升乡村作为资本和文化要素集聚的能级。基于此，本文首次提出了“乡村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和文化转型。乡村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乡村内源性和外生性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提炼，以激发乡村的“文化自觉”，构建乡村新的“地点精神”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动力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后工业社会”时代的特征。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变，并伴随着职业结构、文化结构、统治力量和社会决策机制的一系列转变，未来的社会将是无边、无底、无形的。因此，简单地追赶城市的线性乡村转型已经渐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急需一场欧洲“文艺复兴式”④的乡村文化自觉运动，通过“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產以扭转乡村在“城市主义”主导的城乡关系结构中的不利地位，真正发挥乡村应有的价值和角色。
为此，本文结合乡村复兴和文化资本的相关理论研究，将“乡村文化资本”界定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双重作用下产生的那些历史或当下、传统或现代、物质或非物质、动态或静止、有形或无形的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总称。我们通常所说的乡土建筑、民间戏曲、传统技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农业产业、自然景观等都是构成“乡村文化资本”的基因。不同于乡村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乡村文化资本”往往根植于乡村的“历史记忆”和“地点精神”，具有一套完整自洽的逻辑和意义体系。因此，生产和再生产“乡村文化资本”既需要从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又要充分借助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实现内源性和外生性动力机制的打造。
二、乡村文化资本研究两个案例的基本概况
江苏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其历来十分重视乡村建设。但是，由于历史、政策和地理的因素，苏南和苏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龟山村和大山村分属于苏北和苏南地区，但因不同的政策环境、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两个村庄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具有很强的比较研究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两个村都属于传统的落后乡村，但是最终都是选择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打造，构建了属于自身特色的乡村文化资本，实现了结构性的发展转型。
（一）案例一——龟山村：内生性“乡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淮安市洪泽县龟山村在老子山镇南约8.5公里，地处淮河入洪泽湖湖口，占地面积约3.4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300多亩，现有村民131户共728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是一个典型的苏北传统小村庄，与中国大多数传统村落无异。相传大禹曾在此治水，自此淮水始安，这也是淮安市名称的最早由来。据史料记载，龟山村最初的村落形成于秦汉时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沿革中历经刘宋文帝筑造龟山城、隋代设龟山镇、元丰漕运兴盛和明清商贾重镇，到了近代以后逐渐衰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很多文化名人在此留下“足迹”和“笔迹”，如宋代词人张耒曾在《望龟山》中写到：“云里人家自来往，天边楼阁远分明”；“登山纵目，千里长淮，尽收眼底；八方烟雨，山水一色”。但是，由于地处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且三面环水，全村主要依靠渔猎为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村里年轻人不断外出务工，村里大量宅基地闲置，几乎成为了“空心村”。
2014年龟山村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转折，从一个名不见传的衰败村落一跃而成为了全省26个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是苏北和淮安市及洪及泽湖流域唯一的中国传统村落。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老子山镇政府从开始就通过旅游开发来带动龟山村的改造，邀请设计单位从资源挖掘、保护性开发、整体定位和项目策划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力图通过依靠权力机构和顶层设计的行动，来为龟山村的发展转型描繪蓝图和促使行动合法化。之后，龟山村借助召开龟山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一体综合规划评审会和首届江苏洪泽老子山温泉联盟推介会活动的机会，将龟山村传统村落的概念和蓝图大力对外推广，并引起了县委和市委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从最初借助专家规划，到借势宣传，再到引起上层领导重视，龟山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发展“三级跳”，并在2016年4月进入2015年中央七部门联合发文的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这就意味着龟山村的发展转型模式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制度性资源。
（二）案例二——大山村：“国际慢城”⑤文化导向下的乡村蜕变
大山村隶属南京市高淳区东北部桠溪镇的蓝溪行政村，地处苏皖交界地带，坐落在大山和小山之间，距离桠溪镇区7.3公里，享有“金陵天然氧吧”的美誉。全村占地面积320亩左右，其中村庄建设用地140亩，居民203户，人口532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之前的大山村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村，在城镇化浪潮中，大量劳动人口外流、耕地闲置、交通闭塞和经济滞后。这些不足使得大山村地区既不能发挥特色农业优势，又很难接受周边城镇的经济辐射，造成村庄房屋建设参差不齐，且村内缺乏必备的环卫设施。但是，大山村周边山水相融，古色古香，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村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山一庙一戏台，六塘两库一古井，古村古树古建筑，新容新貌新风尚。 从2005年开始，大山村为了改变村容村貌，推进新农村建设，依托“村村通”道路工程在包含大山村的整个桠溪北部丘陵地带修建了长达48公里的柏油路，这不仅大大改善了乡村的道路状况，而且无形中形成了一条自然生态道路。为此，2007年桠溪镇将这条48公里的道路称为“生态之旅”，并将道路沿途近5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生态之旅”风景区，涵盖了6个行政村、2万乡村人口，这一空间的结构性功能转变使得大山村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一次转折。2010年作为中国首个“国际慢城”申报成功，大山村作为“国际慢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进入了转型发展的快车道。借助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和“国际慢城”的发展契机，大山村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作为乡村转型发展的起点，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全村的农家乐从最初的5家发展到60多家，农民人均收入实现“倍增”，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之前外出打工的大部分劳动人口纷纷返乡。为此，2010年大山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国际慢城文化和乡村资源优势，发展成为高淳县生态文明村和新农村典型示范村，实现了乡村发展的结构性转变。
三、对两个案例之乡村文化空间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
（一）乡村空间再造：空间功能的文化转向
根据社会空间理论，空间是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在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是现代性文化和乡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两个村原有经济社会空间的重组，而且再生产出了新的发展空间。
1.龟山村的空间设计与再生产。在进行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之前，龟山村内部空间功能使用较为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水塘淤塞、水系杂乱、道路狭窄和房屋散状分布，俨然处在一种稳定缓慢的“自然演替”阶段。这样的一个无序和没有活力的空间对于留住和吸引本地居民没有任何效用。2014年老子山镇政府推动下的旅游空间拓展为龟山村的空间发展带来了“裂变”。根据专业设计单位的空间规划，龟山村提出了“一轴、两环、六区”的空间布局，这一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空间生产”使得龟山村被划分为六个片区：乡村生活区、核心文化区、生活休闲区、综合服务区、滨湖美食区和特色商业区。事实上，这是典型的乡村旅游导向下的空间重组和再生产，对于这样一个仅有“沉睡”历史的衰败“空心村”来说，仅仅依靠自然演替或者传统“生产主义式”线性村庄转型，是无法完成自身良性转型发展的。为了提升空间要素的集聚功能及价值，龟山村将乡村生活区作为目前100多户居民居住的功能承载区，按照“控制性保护”原则，基本保留村落的原始空间肌理和民居格局，使之成为龟山村村落活态保护区。仅仅过了1年，龟山村通过环境整治、山体修复和文化遗址保护，已经完成120余户村民石居群原貌的打造，实现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再生产。为了获得乡村发展的资金，龟山村将产权归属镇政府的东南地块划为特色商业区，以用于进行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中承担资金平衡、银行贷款和吸引人流的功能。
龟山村的乡村空间转型还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初期阶段，现在还难去评判其最终的成效。然而，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裹挟”下，传统乡村发展与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外流、资金缺乏、交通不便和文化遗失等都是阻碍和限制乡村转型的“痛点”。处在苏北地区的龟山村的空间转型，至少为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空间生产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思路，这也许是中央七部门将龟山村列入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主要原因。
2.大山村的土地流转与空间转换。在之前的发展历史中，大山村与龟山村类似，都是遵循着自然演进的逻辑，慢慢形成了乡村空间、文化和生活的“固化”。但是，不同于龟山村内部发力的模式，大山村的空间演变更多的是依托于外部力量，即“国际慢城”的申报成功。高淳建设“国际慢城”的行动，直接促使了处在重要空间节点的大山村加速实现乡村空间的演化和功能的分化。这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土地利用逐渐向经营性使用转变，以满足“慢城”的发展需求。为了有效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村里专门成立了合作社和农业经营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在此基础上，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种植得以实现，并逐渐在全村形成了基本农田、经济作物、景观种植和生态景区等多元化的土地空间利用格局。如原来的麦地转变为苗圃和果园，村落北部的部分油菜空间变成了游客服务中心。其次是乡村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再生产。为了符合“国际慢城”对于“保护和维持纯净的自然环境”要求，大山村将大山与北面的水体进行一体化考虑，专门设立了大山风景区，扩大了大山山体的保护范围，实现了生态空间的扩大再生产。再次，是乡村服务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增加。随着大山乡村空间功能的重组，原来单一的自然和生活空间被打破，逐渐形成了相对多元化和组合化的空间，这其中就包括服务和文化空间的增加。如大山村北面的游客服务中心和以影视文化为主题的亚博园。
大山村以土地流转推动乡村空间的转型，大大改善和提高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品质，让原本落后和衰败的大山村实现了结构性变迁。但是，过度的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服务和消费空间的擴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占着原住民的空间权益，村民被置于与游客竞争空间资源的关系中。
（二）乡村文化再生：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
乡村文化资本的建构是乡村复兴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产业是为乡村复兴“塑形”，那么乡村文化则是为乡村复兴“立魂”，是乡村永葆其独特魅力、彰显其独特价值的核心所在。在一定程度上，龟山村和大山村能够实现乡村复兴和转型发展，很大原因是因为打造了属于自身的独特“乡村文化资本”。但是，由于历史、制度和现实的原因，两个村走上了不同的乡村文化资本生产路径。
1.龟山村与大山村不同的“乡村文化资本”构成要素。构成龟山村乡村文化资本要素的是来自于内源性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作为中国传统村落，龟山村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这既构成了龟山村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基因，又是龟山村进行文化资本生产的重要前提。但是，历史文化从来不会自己站出来“说话”，它需要人们在“文化自觉”的推动下，进行能动性的挖掘与整合。龟山村进行乡村转型发展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历史文化资源的深挖与整合，最后挖掘出14处历史文化遗迹、8项非物质文化资源、5项唯一性自然景观，以及与龟山村相关的历史诗词歌赋33首，这些构成了龟山村“乡村文化资本”的文化“基因”。据此，可以将龟山村的乡村文化资本概括为七类：历史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自然景观、乡村形象、发展理念、产业特色和乡村品牌等（见表1）。与龟山村依靠“内力”挖掘文化资源不同，大山村主要是借助“慢城”这一外来文化的力量。“国际慢城”55项准则中的首要条件是“营造具有独特地方感，拥有美食、健康环境、可持续经济和节奏悠闲舒适的社区慢生活”，对此，大山村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乡村“慢文化资本”的生产。包括慢生态、慢餐饮、慢居住、慢景观和慢形象等乡村文化资本要素（见表2）。由于“国际慢城”起源于西方，其在中国的本地化过程中缺乏典型范例，因此，大山村在进行“慢城文化资本”的打造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更多的是把“慢城”理念仅仅当作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一种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异化”的現象。如为了迎合城市消费者的偏好，大山村兴建了影视基地、真人CS、流行歌手演出舞台等现代旅游设施，丧失了基于当地自然空间和景观的“地方特色”。 2.龟山村和大山村大致相同相似的“乡村文化资本”生产逻辑。中国的国家行政制度和乡村治理结构，决定了乡村的转型发展必然受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纵观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转型历程，不难发现政府的“权力性存在”和“制度性生产”贯穿始终。因此，现阶段以龟山村和大山村为代表的“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是典型的制度生产的结果。同时，在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政府、企业、专家和村民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县级政府和镇级政府是制度产品和资金的供给者，掌握乡村发展转型的决策权；专家学者是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决策顾问，为乡村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和合理性解释；企业家是行动落地实施的主要参与者，主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本地村民则主要扮演的是受惠者和参与者的角色。由此可见，制度、权力和资本构成了在龟山村和大山村“乡村文化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主要力量。首先是制度对于乡村文化资本再造的作用，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要素集聚和吸引能力较弱，政府有关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就成为实现乡村文化资本生产的重要前提。作为象征乡村转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上级政府都有着将其打造成标杆示范村庄的强烈政绩观，因而更易获得政府在土地审批、项目投标、政策优惠和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从前期规划到评审再到后期建设，洪泽县和淮安市相关部门都是全程参与，市委市政府针对龟山村专门开展“三解三促”和“三进三帮”行动，表现出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其次在获取乡村转型发展的资金来源方面，龟山村和大山村不甚相同。开发前期，龟山村主要是依靠有限的镇级财政进行乡村规划、土地平整和耕地流转，在获得中国传统古村落称号之后引起了上级政府的重视，并先后申请获得省级乡村旅游专项引导资金和省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后期则主要是通过项目进行对外招商。大山村在开发前期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上级行政拨款（包括乡村环境整治和乡村道路平整等专项资金）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乡村环境治理和道路建设。获得“慢城”称号之后大山村以集体注资的方式成立了大山农业休闲观光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化的融资和管理来进行全村项目建设和对外宣传工作，并以项目合作、土地租赁和服务外包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通过对比龟山村和大山村，不难发現，两者在乡村改造的前期对政府的制度和资金依赖性较强，在充分利用有限资金的基础上，重视对乡村规划和文化品牌建设的前期投入，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性支持。所不同的是，大山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比龟山村更为成熟和专业化，因此在后期政府财政支持减少的情况下，更容易获得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
（三）乡村生活变迁：经济发展和文化内核
从本质上说，“乡村文化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乡村复兴转型，让乡村原住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乡村生活变迁构成乡村文化资本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从经济收入、文化传承和乡土集体精神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龟山村和大山村居民生活变迁方面的差异。
一是充分借助文化品牌发展本地经济。虽然在文化类型、乡村经济组织和管理方式上，龟山村和大山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充分借助乡村生态和文化品牌来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吸引来自城市的消费者，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增收。龟山村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古村落的文化品牌效应，拓展延伸渔村的旅游品牌，引导当地船民参与渔文化旅游项目。由于龟山村具有苏北唯一传统古村落的称号，在市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年就实现接待游客2万人以上，实现村集体增收40万元。受此影响，龟山村村民主动投入到特色民宿“石屋”和“阳光房”的建设中。大山村则积极地利用“国际慢城”的文化品牌效应，将本地传统特色文化与“慢城”品牌后现代生活理念有机嫁接，带动了本地乡村民俗、特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的挖掘与创新，并由此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效应也是显性化的。冠以“国际慢城”品牌后，大山村诸如山芋粉丝、菜籽油、草鸡蛋和春茶等普通时令产品获得了较高的品牌溢价，农副产品附加值显著提高。根据实地调研数据，2015年大山村全村农家乐从最初的五家已经发展到60多家，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50倍。有的村民仅周末两天卖米糕的经济收入就超过2000元，远远超过慢城建设前的收入，村民生活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二是加强了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是乡村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内容。能否做到对乡土文化的精准保护与有效传承，也是衡量乡村转型或复兴成功的重要依据。总体来说，两个村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龟山村为了实现乡土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确定了五大重点文化保护对象（見表3），提出了“尊重历史、留住乡愁、整体保护、村民主体、活态传承与合理开发”的总体要求，为此该村专门搭建了“精准管理”平台，对全村历史、资源和文化项目进行分类管理。与此同时，两个村组织还充分借助乡村旅游的发展契机，复兴和创新传统民俗活动，如龟山村的渔鼓舞和踩高跷等当地传统民俗活动因此发展成为本地特色旅游项目。相对而言，以原生态和原文化为特色的大山村，在乡村传统习俗的传承和发扬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本地人参与度和认同度都较高，一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民俗活动得以“复活”，如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山钗在歇演50多年后，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由此可见，经济的富裕和乡村的发展是传统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乡村情结与归属感的重新回归。乡村转型和复兴必然要求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村民在心理层面的转变和适应。历史地看，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乡村居民的心理认同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传统乡村情结和文化观念的消解需要制度安排和“集体记忆”重建。龟山村在此之前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能依然留守乡村的大多是老弱者，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外流的人口对本地缺乏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龟山村进行改造之前，本文作者在对全村100户居民的访谈中发现：全村超过80%的居民愿意搬离村庄，并把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交通不便、居住环境恶化和经济收入较低等。但仅仅过了1年，龟山村在获得中国传统古村落称号之后，随着政府和企业的投入增加，村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村民对于本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大山村村民的乡村情结和归属感转变则更为明显，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认为村集体活动和传统手艺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加之村民持续增长的收入状况，大山村村民普遍不愿意离开乡村到城市居住，相对于城市的喧嚣，他们更愿意留在美丽而安宁的乡村。由于龟山村的开发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乡村转型驱动下的乡村文化复兴还不够显性化。与之相比，大山村经过多年的发展，村民对于乡村文化和美丽乡村的认同感明显更为深切。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苏北和苏南两个典型村落转型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在“城市主义”和“工业主义”占主导的乡村建设中，传统乡村的历史文化、景观风貌、文化民俗和集体记忆面临着消亡，并伴着各种“乡村病”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托乡村文化自觉的“乡村文化资本”建构路径，为乡村复兴和“乡村病”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两个村的实践可以看出，强势政府和制度性投入是两个传统村落转型和乡村文化资本建构的重要前提，这也许是现行“中央—地方”二元行政体制下，传统乡村快速集聚资源要素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而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乡村文化资本建构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龟山村内源式传统古村落文化资本的凝练，还是大山村外生性“国际慢城”文化资本的生产，都成为乡村转型和“裂变式”发展的动力源泉，充分表明乡村文化资本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经济报酬递增作用。乡村文化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类型，既具有文化资本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质。通过分析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文化资本具体表现出了这样几个共有特性：制度化的公共财富、乡土性文化精神、社会阶层属性、一定的物化载体和价值外溢。此外，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两个村落的乡村文化资本生产路径遵循着这样的共同逻辑：首先是需要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符号，这些资源可能是历史积淀的，也可能是创新建构的；其次是需要一个文化资本运作的执行机构进行资源整合和强力推进，政府在前期扮演着主要角色，到了后期，企业和组织则发挥着文化生产和运作的核心作用；再者是乡村文化资本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是乡村文化资源的价值“变现”，让乡村文化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和消费意义的“公共产品”，这是实现乡村文化资本生产和价值积累的关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性”和过度的乡村旅游开发，使得龟山村和大山村在获得较高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空间消费化、文化异化和“超级经济村庄”的问题。这种更多基于制度化和经济共同体利益而被强化的乡村文化“符号化”和“标签化”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因此，乡村文化资本建构不是单一的“乡村文化旅游化”或“乡村文化经济化”，而是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乡村居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得他们在获得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同时，能够保留自身的“乡土性”和文化特性。
当然，中国的“差异化多梯度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乡村发展路径必然是多元多类型的。从方法论来说，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龟山村和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大山村，它们只是处于两种不同发展水平条件下的乡村转型的典型代表，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乡村都要走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转型之路。因此，本质上看，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建设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考范例，诠释了基于“内源式”和“外生性”的与传统乡村转型相异的“乡村文化资本”再生产路径。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经其综合测算与分析表明，在分批推进城镇化情景下，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可达約1.14亿亩。
②传统意义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发展转型是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乡村始终处在城乡结构关系的弱势地位。纵观西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城镇化道路，可以看出其遵循着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再到“乡村复兴”的基本规律。
③“乡村病”指的是城镇化扩张下出现的乡村耕地流失、文化衰败、失地农民增加、环境破坏、大量空心村出现和留守儿童问题等。
④西方中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最深刻的意义不仅在于艺术复兴本身，更在于文艺复兴的影响既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也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使得社会转型进入到“现代性”民主社会进程。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珍贵的，即来自文化层面的觉醒和复兴往往对社会具有结构性变迁的意义。
⑤慢城（Slow Cities or Citta slow）是1999年自意大利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城市模式，如今在歐洲及欧洲以外的地方已有相当规模，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入“慢城协会”。截至到2015年，全球已经有29个国家的200个城市加入到了“国际慢城”组织，其中中国有五个城市加入。“慢城”是这样的城市：它是一种更加宜居的城市模式，具有独特的地方感，拥有美食、健康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节奏悠闲舒适的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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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Path：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wo Typical Villagesof Jiangsu
CHEN R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ural renaissance”， the traditional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as the main path of rural linear transformation， was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rural cultural capital”， and advocatedthat we should consciously reflect on the tradi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paradigm to excavate “cultural power factor” of the village culture. Through the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wo different typical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we have explained the two rural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path from space transi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life. We think that the rural cultural capital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ized public wealth， the local cultural spirit， the social class attribute， the certain physical carrier and the value overflow.And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determines the different pathsof country recovery， but both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rural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are effective pathsof breakthrough an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ural linearrevival.
Key words：rural cultural capital； r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Renaissance； nonlinear growth
关键词：
乡村文化资本；乡村转型；文化复兴；非线性增长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6
中国乡村建设和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遵循“城市中心主义”逻辑，这是典型的“乡村工业化”和“线性追赶”的城镇化。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乡村病”，包括耕地流失、文化衰败、失地农民、环境破坏、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以空心村为例，根据中科院的研究测算，截至2012年，中国“空心村”的面积超过了1亿亩，相当于5个北京市的面积①，村庄空心现象呈加剧趋势。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正在进入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亟需在更宽阔、更基层的乡村地区发力，必须从注重单一经济增长转变到更加注重乡村地区文化资本的重构和再生产，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与理论认知
（一）乡村复兴：文化反思和价值重构
“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给人一种安全稳定的感觉和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 [1]75，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终结》一书中发出的感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寻求乡村转型和复兴早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达成的共识，因而，如何“回归”和“活化”乡村也成为“乡村复兴”的核心议题。较早发出乡村复兴“呐喊”的声音来自于文学作品，20世纪早期鲁迅和沈从文就已经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的衰落，以梁漱溟为代表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更是从实践上尝试了从乡村教育层面的复兴。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许多乡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乡土平静、恬淡的田园生活图景，也恰是对乡村某种“理想主义”的怀念与期盼。这种传统农耕文明弥散所引起的乡村文化忧虑不仅来自于形而上的“乡愁”情怀，而且也来自于反思过度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裹挟”下，乡村地区是被动地吸纳到“城市主义”导向下地域生产力结构中的，并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命运：乡村的衰败和乡村的“异化”[2]，前者以“空心村”为代表，表现为劳动力外流、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和乡土文化弥散。而乡村的“异化”则主要表现为资本和工业催生的“超级乡村”，我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和南街村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发展，虽然获得了城市的“形”，但却丢失了乡村“魂”。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两种较为极端的乡村发展，并逐步提出了“乡村复兴”的概念和发展路径。其中以城市规划学界为代表的研究，将“乡村复兴”看作是乡村发展转型过程的必然阶段，是超越传统意义上以“生产主义”②为核心的乡村转型。为此，城市规划界将重塑乡村自组织生产生活系统看作是“乡村复兴”的核心要义，主张从文化、产业和生态等方面建立与城市平等互补的关系。社会学界则主要从“文化自觉”的视角来界定“乡村复兴”，即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阐发和创新，构建乡村“社会精准治理”[3]模式，以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建立“和而不同”的“合和”关系[4]。
由此可见，学术界视角下的“乡村复兴”强调的是现代化和城镇化语境下重塑乡村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特色价值，而不是仅仅沦为二元城乡格局中的“附庸”。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将“乡村复兴”界定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社会各界立足乡村的应有价值和意义，以建立城乡有序互动和对等互补的地域生产力格局为目标，反思和重构乡村原文化、原生态和原住民的“文化自觉”行动过程。因此，“乡村复兴” 的根本在于“文化”，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对传统乡村文化及实践的辩证反思；二是优选乡村传统文化基因；三是重构和创新“乡村文化资本”，在更理想的层面上实现乡村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文化资本：历史积累与后天习得
不同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围绕“文化”的积累和创新而形成的价值存在形式。然而，什么是文化呢？人类学家曾经基于文化的100多种定义[5]，将文化的核心内涵概括为两个部分：历史积累性价值和互动中的价值习得。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积累性、传递性、象征性和价值性等基本特征[6]。较早提出“文化资本”概念的学者是社会学家布迪厄，他将“文化资本”视为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并列的四种资本形式之一，其中文化资本是以“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7]88等三种形式而存在的。经济学领域则是将文化资本视为经济资本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文化资本是文化价值的积累” [8]，如同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可以带来剩余价值。城市学领域则是把城市看作是文化的“容器”，并在城市这一特定区域形成了具有公共文化资本属性的“城市文化资本”[7]8789，这是城市获得永续发展的动力因。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将文化资本等同于文化产品或文化资源，认为文化商品的生产、运输和交换过程中的价值累积形成文化资本，并在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资本形态，如影视业资本、传媒业资本和设计服务资本等。在文化资本的社会属性意义方面，《超越机会：文化资本和数字鸿沟的根源》一书在分析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指出“文化資本是一种文化关系和文化资产的占有，正如同权力关系结构中经济资本的作用一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资本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象征，正如《知识分子的未來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资产阶级形成一种新的阶级，他们控制了有价值的文化，并私下占有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资本优势”。 结合以上关于“文化资本”的概念认知和相关研究，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视角，更多的是将“文化资本”看作具有经济资本剩余价值的文化财富。事实上，文化资本的社会属性和关系意义对于地区增长的价值则更为深远。因此，我们对于文化资本的认知既不能否定其资本属性，又要跳出单一经济学束缚，以更多地发现文化资本内在的独特本质。结合已有相关研究，至少可以将文化资本的属性概括为四个方面：（1）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关系互动的结果；（2）具有文化系统的价值多元性；（3）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和载体；（4）具有经济增长意义的价值递增效应；（5）具有符号和象征性意义；（6）文化资本的生产是不断积累的动态过程等。
（三）乡村文化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乡村重构力量
在现代性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下，乡村一直被视为是前工业时代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始终是作为城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因此，工业时代早期的中西方无不是把“消灭”乡村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乡村的衰败和各种“乡村病”③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乡村转型和“乡村复兴”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努力的方向。然而，与城市相比，乡村从来都不是资本集聚和生产的中心，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乡村地区不可能在城乡关系结构中获得主导地位。换言之，欲改变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就必须要提升乡村作为资本和文化要素集聚的能级。基于此，本文首次提出了“乡村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和文化转型。乡村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乡村内源性和外生性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提炼，以激发乡村的“文化自觉”，构建乡村新的“地点精神”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动力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后工业社会”时代的特征。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变，并伴随着职业结构、文化结构、统治力量和社会决策机制的一系列转变，未来的社会将是无边、无底、无形的。因此，简单地追赶城市的线性乡村转型已经渐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急需一场欧洲“文艺复兴式”④的乡村文化自觉运动，通过“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產以扭转乡村在“城市主义”主导的城乡关系结构中的不利地位，真正发挥乡村应有的价值和角色。
为此，本文结合乡村复兴和文化资本的相关理论研究，将“乡村文化资本”界定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双重作用下产生的那些历史或当下、传统或现代、物质或非物质、动态或静止、有形或无形的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总称。我们通常所说的乡土建筑、民间戏曲、传统技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农业产业、自然景观等都是构成“乡村文化资本”的基因。不同于乡村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乡村文化资本”往往根植于乡村的“历史记忆”和“地点精神”，具有一套完整自洽的逻辑和意义体系。因此，生产和再生产“乡村文化资本”既需要从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又要充分借助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实现内源性和外生性动力机制的打造。
二、乡村文化资本研究两个案例的基本概况
江苏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其历来十分重视乡村建设。但是，由于历史、政策和地理的因素，苏南和苏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龟山村和大山村分属于苏北和苏南地区，但因不同的政策环境、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两个村庄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具有很强的比较研究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两个村都属于传统的落后乡村，但是最终都是选择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打造，构建了属于自身特色的乡村文化资本，实现了结构性的发展转型。
（一）案例一——龟山村：内生性“乡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淮安市洪泽县龟山村在老子山镇南约8.5公里，地处淮河入洪泽湖湖口，占地面积约3.4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300多亩，现有村民131户共728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是一个典型的苏北传统小村庄，与中国大多数传统村落无异。相传大禹曾在此治水，自此淮水始安，这也是淮安市名称的最早由来。据史料记载，龟山村最初的村落形成于秦汉时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沿革中历经刘宋文帝筑造龟山城、隋代设龟山镇、元丰漕运兴盛和明清商贾重镇，到了近代以后逐渐衰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很多文化名人在此留下“足迹”和“笔迹”，如宋代词人张耒曾在《望龟山》中写到：“云里人家自来往，天边楼阁远分明”；“登山纵目，千里长淮，尽收眼底；八方烟雨，山水一色”。但是，由于地处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且三面环水，全村主要依靠渔猎为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村里年轻人不断外出务工，村里大量宅基地闲置，几乎成为了“空心村”。
2014年龟山村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转折，从一个名不见传的衰败村落一跃而成为了全省26个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是苏北和淮安市及洪及泽湖流域唯一的中国传统村落。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老子山镇政府从开始就通过旅游开发来带动龟山村的改造，邀请设计单位从资源挖掘、保护性开发、整体定位和项目策划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力图通过依靠权力机构和顶层设计的行动，来为龟山村的发展转型描繪蓝图和促使行动合法化。之后，龟山村借助召开龟山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一体综合规划评审会和首届江苏洪泽老子山温泉联盟推介会活动的机会，将龟山村传统村落的概念和蓝图大力对外推广，并引起了县委和市委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从最初借助专家规划，到借势宣传，再到引起上层领导重视，龟山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发展“三级跳”，并在2016年4月进入2015年中央七部门联合发文的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这就意味着龟山村的发展转型模式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制度性资源。
（二）案例二——大山村：“国际慢城”⑤文化导向下的乡村蜕变
大山村隶属南京市高淳区东北部桠溪镇的蓝溪行政村，地处苏皖交界地带，坐落在大山和小山之间，距离桠溪镇区7.3公里，享有“金陵天然氧吧”的美誉。全村占地面积320亩左右，其中村庄建设用地140亩，居民203户，人口532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之前的大山村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村，在城镇化浪潮中，大量劳动人口外流、耕地闲置、交通闭塞和经济滞后。这些不足使得大山村地区既不能发挥特色农业优势，又很难接受周边城镇的经济辐射，造成村庄房屋建设参差不齐，且村内缺乏必备的环卫设施。但是，大山村周边山水相融，古色古香，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村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山一庙一戏台，六塘两库一古井，古村古树古建筑，新容新貌新风尚。 从2005年开始，大山村为了改变村容村貌，推进新农村建设，依托“村村通”道路工程在包含大山村的整个桠溪北部丘陵地带修建了长达48公里的柏油路，这不仅大大改善了乡村的道路状况，而且无形中形成了一条自然生态道路。为此，2007年桠溪镇将这条48公里的道路称为“生态之旅”，并将道路沿途近5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生态之旅”风景区，涵盖了6个行政村、2万乡村人口，这一空间的结构性功能转变使得大山村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一次转折。2010年作为中国首个“国际慢城”申报成功，大山村作为“国际慢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进入了转型发展的快车道。借助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和“国际慢城”的发展契机，大山村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作为乡村转型发展的起点，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全村的农家乐从最初的5家发展到60多家，农民人均收入实现“倍增”，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之前外出打工的大部分劳动人口纷纷返乡。为此，2010年大山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国际慢城文化和乡村资源优势，发展成为高淳县生态文明村和新农村典型示范村，实现了乡村发展的结构性转变。
三、对两个案例之乡村文化空间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
（一）乡村空间再造：空间功能的文化转向
根据社会空间理论，空间是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在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是现代性文化和乡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两个村原有经济社会空间的重组，而且再生产出了新的发展空间。
1.龟山村的空间设计与再生产。在进行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之前，龟山村内部空间功能使用较为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水塘淤塞、水系杂乱、道路狭窄和房屋散状分布，俨然处在一种稳定缓慢的“自然演替”阶段。这样的一个无序和没有活力的空间对于留住和吸引本地居民没有任何效用。2014年老子山镇政府推动下的旅游空间拓展为龟山村的空间发展带来了“裂变”。根据专业设计单位的空间规划，龟山村提出了“一轴、两环、六区”的空间布局，这一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空间生产”使得龟山村被划分为六个片区：乡村生活区、核心文化区、生活休闲区、综合服务区、滨湖美食区和特色商业区。事实上，这是典型的乡村旅游导向下的空间重组和再生产，对于这样一个仅有“沉睡”历史的衰败“空心村”来说，仅仅依靠自然演替或者传统“生产主义式”线性村庄转型，是无法完成自身良性转型发展的。为了提升空间要素的集聚功能及价值，龟山村将乡村生活区作为目前100多户居民居住的功能承载区，按照“控制性保护”原则，基本保留村落的原始空间肌理和民居格局，使之成为龟山村村落活态保护区。仅仅过了1年，龟山村通过环境整治、山体修复和文化遗址保护，已经完成120余户村民石居群原貌的打造，实现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再生产。为了获得乡村发展的资金，龟山村将产权归属镇政府的东南地块划为特色商业区，以用于进行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中承担资金平衡、银行贷款和吸引人流的功能。
龟山村的乡村空间转型还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初期阶段，现在还难去评判其最终的成效。然而，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裹挟”下，传统乡村发展与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外流、资金缺乏、交通不便和文化遗失等都是阻碍和限制乡村转型的“痛点”。处在苏北地区的龟山村的空间转型，至少为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空间生产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思路，这也许是中央七部门将龟山村列入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主要原因。
2.大山村的土地流转与空间转换。在之前的发展历史中，大山村与龟山村类似，都是遵循着自然演进的逻辑，慢慢形成了乡村空间、文化和生活的“固化”。但是，不同于龟山村内部发力的模式，大山村的空间演变更多的是依托于外部力量，即“国际慢城”的申报成功。高淳建设“国际慢城”的行动，直接促使了处在重要空间节点的大山村加速实现乡村空间的演化和功能的分化。这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土地利用逐渐向经营性使用转变，以满足“慢城”的发展需求。为了有效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村里专门成立了合作社和农业经营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在此基础上，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种植得以实现，并逐渐在全村形成了基本农田、经济作物、景观种植和生态景区等多元化的土地空间利用格局。如原来的麦地转变为苗圃和果园，村落北部的部分油菜空间变成了游客服务中心。其次是乡村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再生产。为了符合“国际慢城”对于“保护和维持纯净的自然环境”要求，大山村将大山与北面的水体进行一体化考虑，专门设立了大山风景区，扩大了大山山体的保护范围，实现了生态空间的扩大再生产。再次，是乡村服务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增加。随着大山乡村空间功能的重组，原来单一的自然和生活空间被打破，逐渐形成了相对多元化和组合化的空间，这其中就包括服务和文化空间的增加。如大山村北面的游客服务中心和以影视文化为主题的亚博园。
大山村以土地流转推动乡村空间的转型，大大改善和提高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品质，让原本落后和衰败的大山村实现了结构性变迁。但是，过度的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服务和消费空间的擴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占着原住民的空间权益，村民被置于与游客竞争空间资源的关系中。
（二）乡村文化再生：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
乡村文化资本的建构是乡村复兴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产业是为乡村复兴“塑形”，那么乡村文化则是为乡村复兴“立魂”，是乡村永葆其独特魅力、彰显其独特价值的核心所在。在一定程度上，龟山村和大山村能够实现乡村复兴和转型发展，很大原因是因为打造了属于自身的独特“乡村文化资本”。但是，由于历史、制度和现实的原因，两个村走上了不同的乡村文化资本生产路径。
1.龟山村与大山村不同的“乡村文化资本”构成要素。构成龟山村乡村文化资本要素的是来自于内源性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作为中国传统村落，龟山村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这既构成了龟山村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基因，又是龟山村进行文化资本生产的重要前提。但是，历史文化从来不会自己站出来“说话”，它需要人们在“文化自觉”的推动下，进行能动性的挖掘与整合。龟山村进行乡村转型发展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历史文化资源的深挖与整合，最后挖掘出14处历史文化遗迹、8项非物质文化资源、5项唯一性自然景观，以及与龟山村相关的历史诗词歌赋33首，这些构成了龟山村“乡村文化资本”的文化“基因”。据此，可以将龟山村的乡村文化资本概括为七类：历史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自然景观、乡村形象、发展理念、产业特色和乡村品牌等（见表1）。与龟山村依靠“内力”挖掘文化资源不同，大山村主要是借助“慢城”这一外来文化的力量。“国际慢城”55项准则中的首要条件是“营造具有独特地方感，拥有美食、健康环境、可持续经济和节奏悠闲舒适的社区慢生活”，对此，大山村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乡村“慢文化资本”的生产。包括慢生态、慢餐饮、慢居住、慢景观和慢形象等乡村文化资本要素（见表2）。由于“国际慢城”起源于西方，其在中国的本地化过程中缺乏典型范例，因此，大山村在进行“慢城文化资本”的打造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更多的是把“慢城”理念仅仅当作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一种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异化”的現象。如为了迎合城市消费者的偏好，大山村兴建了影视基地、真人CS、流行歌手演出舞台等现代旅游设施，丧失了基于当地自然空间和景观的“地方特色”。 2.龟山村和大山村大致相同相似的“乡村文化资本”生产逻辑。中国的国家行政制度和乡村治理结构，决定了乡村的转型发展必然受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纵观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转型历程，不难发现政府的“权力性存在”和“制度性生产”贯穿始终。因此，现阶段以龟山村和大山村为代表的“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是典型的制度生产的结果。同时，在乡村文化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政府、企业、专家和村民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县级政府和镇级政府是制度产品和资金的供给者，掌握乡村发展转型的决策权；专家学者是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决策顾问，为乡村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和合理性解释；企业家是行动落地实施的主要参与者，主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本地村民则主要扮演的是受惠者和参与者的角色。由此可见，制度、权力和资本构成了在龟山村和大山村“乡村文化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主要力量。首先是制度对于乡村文化资本再造的作用，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要素集聚和吸引能力较弱，政府有关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就成为实现乡村文化资本生产的重要前提。作为象征乡村转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上级政府都有着将其打造成标杆示范村庄的强烈政绩观，因而更易获得政府在土地审批、项目投标、政策优惠和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从前期规划到评审再到后期建设，洪泽县和淮安市相关部门都是全程参与，市委市政府针对龟山村专门开展“三解三促”和“三进三帮”行动，表现出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其次在获取乡村转型发展的资金来源方面，龟山村和大山村不甚相同。开发前期，龟山村主要是依靠有限的镇级财政进行乡村规划、土地平整和耕地流转，在获得中国传统古村落称号之后引起了上级政府的重视，并先后申请获得省级乡村旅游专项引导资金和省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后期则主要是通过项目进行对外招商。大山村在开发前期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上级行政拨款（包括乡村环境整治和乡村道路平整等专项资金）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乡村环境治理和道路建设。获得“慢城”称号之后大山村以集体注资的方式成立了大山农业休闲观光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化的融资和管理来进行全村项目建设和对外宣传工作，并以项目合作、土地租赁和服务外包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通过对比龟山村和大山村，不难发現，两者在乡村改造的前期对政府的制度和资金依赖性较强，在充分利用有限资金的基础上，重视对乡村规划和文化品牌建设的前期投入，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性支持。所不同的是，大山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比龟山村更为成熟和专业化，因此在后期政府财政支持减少的情况下，更容易获得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
（三）乡村生活变迁：经济发展和文化内核
从本质上说，“乡村文化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乡村复兴转型，让乡村原住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乡村生活变迁构成乡村文化资本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从经济收入、文化传承和乡土集体精神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龟山村和大山村居民生活变迁方面的差异。
一是充分借助文化品牌发展本地经济。虽然在文化类型、乡村经济组织和管理方式上，龟山村和大山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充分借助乡村生态和文化品牌来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吸引来自城市的消费者，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增收。龟山村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古村落的文化品牌效应，拓展延伸渔村的旅游品牌，引导当地船民参与渔文化旅游项目。由于龟山村具有苏北唯一传统古村落的称号，在市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年就实现接待游客2万人以上，实现村集体增收40万元。受此影响，龟山村村民主动投入到特色民宿“石屋”和“阳光房”的建设中。大山村则积极地利用“国际慢城”的文化品牌效应，将本地传统特色文化与“慢城”品牌后现代生活理念有机嫁接，带动了本地乡村民俗、特色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的挖掘与创新，并由此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效应也是显性化的。冠以“国际慢城”品牌后，大山村诸如山芋粉丝、菜籽油、草鸡蛋和春茶等普通时令产品获得了较高的品牌溢价，农副产品附加值显著提高。根据实地调研数据，2015年大山村全村农家乐从最初的五家已经发展到60多家，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50倍。有的村民仅周末两天卖米糕的经济收入就超过2000元，远远超过慢城建设前的收入，村民生活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二是加强了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是乡村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内容。能否做到对乡土文化的精准保护与有效传承，也是衡量乡村转型或复兴成功的重要依据。总体来说，两个村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龟山村为了实现乡土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确定了五大重点文化保护对象（見表3），提出了“尊重历史、留住乡愁、整体保护、村民主体、活态传承与合理开发”的总体要求，为此该村专门搭建了“精准管理”平台，对全村历史、资源和文化项目进行分类管理。与此同时，两个村组织还充分借助乡村旅游的发展契机，复兴和创新传统民俗活动，如龟山村的渔鼓舞和踩高跷等当地传统民俗活动因此发展成为本地特色旅游项目。相对而言，以原生态和原文化为特色的大山村，在乡村传统习俗的传承和发扬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本地人参与度和认同度都较高，一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民俗活动得以“复活”，如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山钗在歇演50多年后，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由此可见，经济的富裕和乡村的发展是传统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乡村情结与归属感的重新回归。乡村转型和复兴必然要求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村民在心理层面的转变和适应。历史地看，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乡村居民的心理认同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传统乡村情结和文化观念的消解需要制度安排和“集体记忆”重建。龟山村在此之前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能依然留守乡村的大多是老弱者，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外流的人口对本地缺乏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龟山村进行改造之前，本文作者在对全村100户居民的访谈中发现：全村超过80%的居民愿意搬离村庄，并把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交通不便、居住环境恶化和经济收入较低等。但仅仅过了1年，龟山村在获得中国传统古村落称号之后，随着政府和企业的投入增加，村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村民对于本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大山村村民的乡村情结和归属感转变则更为明显，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认为村集体活动和传统手艺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加之村民持续增长的收入状况，大山村村民普遍不愿意离开乡村到城市居住，相对于城市的喧嚣，他们更愿意留在美丽而安宁的乡村。由于龟山村的开发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乡村转型驱动下的乡村文化复兴还不够显性化。与之相比，大山村经过多年的发展，村民对于乡村文化和美丽乡村的认同感明显更为深切。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苏北和苏南两个典型村落转型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在“城市主义”和“工业主义”占主导的乡村建设中，传统乡村的历史文化、景观风貌、文化民俗和集体记忆面临着消亡，并伴着各种“乡村病”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托乡村文化自觉的“乡村文化资本”建构路径，为乡村复兴和“乡村病”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两个村的实践可以看出，强势政府和制度性投入是两个传统村落转型和乡村文化资本建构的重要前提，这也许是现行“中央—地方”二元行政体制下，传统乡村快速集聚资源要素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而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乡村文化资本建构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龟山村内源式传统古村落文化资本的凝练，还是大山村外生性“国际慢城”文化资本的生产，都成为乡村转型和“裂变式”发展的动力源泉，充分表明乡村文化资本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经济报酬递增作用。乡村文化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类型，既具有文化资本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质。通过分析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文化资本具体表现出了这样几个共有特性：制度化的公共财富、乡土性文化精神、社会阶层属性、一定的物化载体和价值外溢。此外，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两个村落的乡村文化资本生产路径遵循着这样的共同逻辑：首先是需要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符号，这些资源可能是历史积淀的，也可能是创新建构的；其次是需要一个文化资本运作的执行机构进行资源整合和强力推进，政府在前期扮演着主要角色，到了后期，企业和组织则发挥着文化生产和运作的核心作用；再者是乡村文化资本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是乡村文化资源的价值“变现”，让乡村文化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和消费意义的“公共产品”，这是实现乡村文化资本生产和价值积累的关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性”和过度的乡村旅游开发，使得龟山村和大山村在获得较高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空间消费化、文化异化和“超级经济村庄”的问题。这种更多基于制度化和经济共同体利益而被强化的乡村文化“符号化”和“标签化”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因此，乡村文化资本建构不是单一的“乡村文化旅游化”或“乡村文化经济化”，而是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乡村居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得他们在获得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同时，能够保留自身的“乡土性”和文化特性。
当然，中国的“差异化多梯度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乡村发展路径必然是多元多类型的。从方法论来说，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龟山村和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大山村，它们只是处于两种不同发展水平条件下的乡村转型的典型代表，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乡村都要走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转型之路。因此，本质上看，龟山村和大山村的乡村建设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考范例，诠释了基于“内源式”和“外生性”的与传统乡村转型相异的“乡村文化资本”再生产路径。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经其综合测算与分析表明，在分批推进城镇化情景下，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可达約1.14亿亩。
②传统意义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发展转型是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乡村始终处在城乡结构关系的弱势地位。纵观西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城镇化道路，可以看出其遵循着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再到“乡村复兴”的基本规律。
③“乡村病”指的是城镇化扩张下出现的乡村耕地流失、文化衰败、失地农民增加、环境破坏、大量空心村出现和留守儿童问题等。
④西方中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最深刻的意义不仅在于艺术复兴本身，更在于文艺复兴的影响既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也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使得社会转型进入到“现代性”民主社会进程。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珍贵的，即来自文化层面的觉醒和复兴往往对社会具有结构性变迁的意义。
⑤慢城（Slow Cities or Citta slow）是1999年自意大利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城市模式，如今在歐洲及欧洲以外的地方已有相当规模，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入“慢城协会”。截至到2015年，全球已经有29个国家的200个城市加入到了“国际慢城”组织，其中中国有五个城市加入。“慢城”是这样的城市：它是一种更加宜居的城市模式，具有独特的地方感，拥有美食、健康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节奏悠闲舒适的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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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尔文·古纳德.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顾晓辉，蔡嵘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730. （責任編辑王婷婷）
The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Path：
——Based on Comparison of Two Typical Villagesof Jiangsu
CHEN R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ural renaissance”， the traditional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as the main path of rural linear transformation， was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rural cultural capital”， and advocatedthat we should consciously reflect on the tradi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paradigm to excavate “cultural power factor” of the village culture. Through the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wo different typical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we have explained the two rural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path from space transi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life. We think that the rural cultural capital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ized public wealth， the local cultural spirit， the social class attribute， the certain physical carrier and the value overflow.And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determines the different pathsof country recovery， but both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rural cultural capital production are effective pathsof breakthrough an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ural linearrevival.
Key words：rural cultural capital； r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Renaissance； nonlinear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