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是当代著名作家、历史学者。2008年，他著的《潜规则》入选“30年30本书”。2010年，他的《血酬定律》入选新世纪10年10本书。从“潜规则”到“元规则”，从“血酬定律”到“官家主义”，他创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新词汇，并用此描述那些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政治弈局，开创了崭新的中国历史的通读方式。吴思曾任《农民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主任、机动组记者；《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常务社长。现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与文字打交道，我与父亲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算哪里人，我是1957年5月生于北京。”吴思说，太爷出生在山东，父亲出生在黑龙江，但和父亲有一点是一致的，我们都是与文字打交道。
　　吴思的父亲是一家部队杂志的编辑，母亲是大学老师。吴思说：“我小学上了好几个，一年级时，去了离母亲教书的地方最近的左家庄第二小学。“文革”开始了，母亲被批斗，只得转到父亲所在的部队大院附近的九间房小学就读。很快，父母都去了“五七干校”，不得不跟着去“五七干校”所在的河北省文安县小务村小学读书，没多久，又转到五七干校小学。因为快上初中了，就回到了九间房小学。小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石油附中，在那里念到高中毕业。然后下乡插队。
　　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的高考中，吴思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国农民报》社。
　　吴思说，《中国农民报》在1985年改成了《农民日报》。我在《农民日报》工作了十年，于1992年离开去的《桥》杂志，在那里任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在《桥》杂志工作期间，感觉就是没钱，印刷刊物都没钱。这时，香港《明报》进入大陆，走的是市场化道路，于是《桥》杂志与其合作，但做了三期就停刊了。明报集团那边就叫我们编书，把香港的书编成大陆版，干了一年多，我就失业了，这是1994年。
　　失业后，吴思就在家看书、写作、炒股。1996年底，吴思正在写《潜规则》一书，他的一个老领导、原在《农民日报》经济部当主任，后来在《中国食品报》社当社长。他退休后，和他的老领导一起合办了《炎黄春秋》杂志，让吴思过去。吴思最初并没有答应，只说过去看看，结果到了门口，几个老领导站在门口握手欢迎他。从1997年初，一直干到2014年底，吴思才从《炎黄春秋》杂志社辞职。辞职以后，他一边写东西，一边在中山大学当访问学者。在今年年初，任职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吴思说，在大学，自己绝对不是考试天才，因为我身边有一学期不上课三两天突击拿下高分的“高人”，而自己往往复习一个星期考个中等偏上成绩。“很多人说我聪明，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傻，要不然也不会一天到晚认准了一个事情就较劲这么多年。”
　　炒股赚钱，直接引发对经济学的兴趣
　　吴思学的是中文，但在他的兴趣中，经济学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对经济学产生兴趣时，吴思表示，因为首次炒股赚了钱。
　　吴思说，当年考大学，自己算是文学青年，而文学青年几乎都会选择中文系，这是时代潮流。而我对于经济学的喜欢，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是在我上大二和大三时，经济学开始热起来了，那时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时我就明确意识到，未来最火的那个集团应该是学经济学的，但我不想干那个，像账房先生一样解决的是赚钱多少的问题，那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后来，我当《农民日报》的记者，经常涉及到经济方面的问题，被迫关心一点，但也兴趣不大。后来，在1992年，我写《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要大量涉及农业经济方面的知识，对经济学才略微有了点兴趣，因为要理解当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非得算很多经济账不可。但我直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是在1996年。那一年，我让一个亲戚诱惑着买了点股票，很快就挣了一笔钱，那时我就想，这股票是怎么选的，怎么就赚钱了？由于好奇，看了很多金融、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方面的书，觉得这事挺有意思，不知不觉就看了摞起来有两尺高的经济学书籍。
　　正好从那时起，我准备从潜规则的角度研究历史。带着经济学的眼光进入历史，觉得很多事越来越明白了。微观经济学就是让人们计算成本收益，把账算得很细。同样用这个方式看历史，也会算得很细。这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对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但我的经济学水平不高，始终停留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外加一些曲线的入门水平。我觉得够用了，也没必要再深入钻研。
　　我的世界观核心也是政治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吴思的著作时，会发现一个特点：他写《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我想重新解释历史》等，看似写的是历史，但都有浓浓的政治倾向。对于这个问题，吴思解释道，中国是一个政治主导的社会。他说，如果说市场受谁的主导，那肯定是政治。如果关心的是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关心的是这个社会往哪里去，这个社会最核心的利益是怎么分配的，这些事都涉及到政治问题。如果写托尔斯泰那样的小说，也会涉及政治。迄今为止，中国最核心的主导就是政治。市场的地位，近些年来有所提高，但仍然要服从于政治，我的世界观核心自然也是政治。
　　吴思说，读中学时，我的理论兴趣挺浓，并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初三啃读政治经济学，高中啃哲学，假期闷在家里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成了我的榜样。
　　“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列文、安德烈的描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理解他们的同时，也更深地理解了自己。”吴思说，在托尔斯泰的传记中有一句话“与人们生活彼此分不开”让他触动很深。
　　但是，吴思对各种理论一直感到不满。他想找到一种新的世界观，其中经济学是一部分，还有政治学，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最后发现，这些学科并不能解释他的经历，解释他所了解的社会。然后，就需要有个新的创造。
　　他说，我的两个创造一个是《潜规则》，一个是《血酬定律》。我觉得《血酬定律》是更重要的创造。在西方经济学里面，会谈各种生产要素：资本这个要素投入了，带来的回报是利息；劳动要素投入了，回报就是工资；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要素投入了，回报就是地租。每一个要素投入，都会带来相应的那份回报。然后，这个经济运行会形成均衡，这就是经济学观点。在运用到政治方面时，就会说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公共服务，民众支付的价格就是税收，于是就可以把市场这个要素扩展到政府领域。如果把暴力要素引入社会均衡的计算，引进政治经济计算，这就是血酬定律。把这个核心要素引入西方各种政治经济学，就会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
　　在《潜规则》中，吴思以记者的敏锐和写作技巧，把这部以二十多个有着共同点的不同朝代的历史故事，通过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方式，解读了隐藏在正式规则下、但却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的历史现象。
　　安全问题是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与吴思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也谈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作为新闻界翘楚，媒体人应该如何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呢？吴思表示，食品安全问题是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抓住这个问题就能出新闻，因为这个领域很神秘，大家都关心，但又不知道。因此，新闻就一定会层出不穷。你走多深，都会有故事。而且我觉得，你一定会遇到政治。遇到一个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决策，对食品安全有着重大影响。而他们的决策、他们的想法，又包含着众多的计算。
　　比如，食品作假，它的成本收益发生变化就是政治。在市场领域，一个有毒的食品，或者造假的食品，本来是市场行为。我掏钱买了东西，对方卖的是假货，是有毒的东西，对方出现了欺诈，这个不是标准的一买一卖。进入这个领域，维护这个市场秩序的就是政治。以此类推，一个好的规则是什么？这个规则怎样实施？维护这个规则相应的费用是多少？如果有这笔费用，为什么没有拨到这里来？分配这费用是谁来决定的？等等。这个分配的程序或者价值是怎么排序的，这就是政治问题。
　　顺着这个思路，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食品故事、经济故事、企业故事，还能看到精彩的政治故事。吴思说，要是我做这方面的报道的话，我在乎的是食品背后的政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