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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浩然之气”是孟子哲学思想中一个特有的概念,“养浩然之气”是孟子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通过研读《孟子》,文章尝试厘定“浩然之气”的内涵,并浅析“养浩然之气”的途径及方法、“养浩然之气”最终的目的及在其发展中的丰富。
关键词: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不动心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一、“浩然之气”基本内涵
《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形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什么是“浩然之气”?虽然公孙丑当时就这个问题向孟子询问,孟子亦明白说“难言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明确地说:“气字本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是稷下唯物派所谓气。一种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这是孟子所谓气。”据《说文解字》:气,云气也,象形。其基本的意思是云气,其最初的含義就是这种物质的气,但“气”是个多义词,气,表现人们的精神或心理状态这一含义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为人们普遍使用。如《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具体分析了“浩然之气”所处的语言环境,很显然是指人的心志之气。
孟子是在分别评价了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和告子等人达到的“不动心”的境界后,才提出“养浩然之气”,“不动心”的精神境界首先表现为勇敢,孟子评价了他们的“养勇”,三人都是“守气”以“养勇”,但具体的“守气”方法在得其要领上有程度的不同,这里的“守气”就是勇气。告子“不动心”的方法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很显然,气,表示精神或心理的状态。孟子在评价告子的观点时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认为志对气有统帅作用,气对志有反作用,继而孟子就提出并阐释了“养浩然之气”,很显然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是指人的道德意识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伟大的精神气象,无形又不可见。其内容要为“义与道”所支配,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修养才能达到“塞于天地之间”的程度与境界。
二、“浩然之气”养成方法
据孟子的阐述,“浩然之气”就形式来看,是“至大至刚”,就内容来看,是“配义与道”。而孟子更认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之所以能够“塞于天地之间”,有如许巨大的气势,全由于“直养而无害”的培养而形成。因此,“养浩然之气”有两个层面的修养:一是“直养而无害”,一是“配义与道”。
什么是“直养而无害”呢?我们先来说“直养”。赵岐注《孟子》一谓“正直之气”,一谓“养之以义”。故后人解释“直”,皆谓为义。其实,义固然与正直相近,说“直养”之“直”为义,但从其本义来看,指不邪曲,即径直、顺直之意,引申出挺直、正直等义项。孟子性善论依据于“不忍人之心”,人有起源于“不忍人之心”的“四端”,将此“四端”“扩而充之”,就是这里的“直养”之意蕴所在。“直养”就是径直涵养其“四端”。
“无害”,后儒常以损害理解这里的“害”字之意,亦近似而不确。孟子讲“浩然之气”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的,它可以由人的“四端”油然而生,并不需要外力的干涉。他生怕别人不理解此意,所以还特地讲了一个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无害”之害,当读若遏。意即当“四端”扩而充之的时候,人们不可去遏止它,不要去阻碍它。如果说害即“损害”之意,那也应当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直养而无害( 遏)”, 是指应当让自己的浩然之气,从自己的固有的“四端”那里,自然而然地、顺直地生发出来,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人为地去遏止它、干涉它。
孟子强调了“浩然之气”的养成,必须“配义与道”。而“配义与道”,是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孟子把“ 义”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孟子·告子》中告子说“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孟子这里反对告子的“仁内义外”之说。这并不能说孟子绝对地肯定心外无义,孟子主张性善论,将作为道德标准的“义”,定为人心所固有者。他所认定的只是“义”由内心萌生,并且存在于自己心中, 强调了个人对于外在事物及社会准则的认识。所谓义,即是行而宜之,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孟子所谓“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当下即告诉人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长期地遵从“四端”的本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集义”。
所谓“道”,即是天道。天道杳冥难言,不过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整体一贯系统中,人道即天道,人性即人道。孟子是主张性善的,而且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善来指陈的,人心天生具有“四端”,四端是善之根源,所以,心善是天之所予我者,故而,心善即性善。由于孟子人性论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心显性,以心善证性善,因此,心告诉自己哪些事应该做,这一方面是“行义”,同时也是“行道”,并且“义与道”不是由外而内的,而是由内而外取得的。“配义与道”实际上就是自觉遵从人之善性的指引与范导。
此外,孟子论述“无是,馁也”。如果没有义与道充斥其中,“浩然之气”是无法养成的。“浩然之气”并非完全主观而封闭的臆想的结果,而是要经过一定的实践过程才能够实现。孟子的心性理论中确有脱离客观实践而过分张扬心性作用的倾向。然而,在具体阐述其理论时,他又往往突破自己所设的藩篱,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客观实践的作用。孟子所主张的涵养“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并没有脱离人的社会实践,“非教人于无著摸处用工( 功) 也”。而是强调了客观实践必须经过个人内心的真正反省认识才能发挥影响。
孟子的“知言”也与其浩然之气说有密切关系。所谓“知言”,并非知自己之言,而是知别人之言,在这方面,孟子也没有隔绝个人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在阐述“浩然之气”的理论时, 孟子非常赞赏曾子的守约,认为只有曾子抓住了关键。孟子的“直养”之论与曾子的“自反”之论是一致的。正是从肯定人的自我反思精神的重要作用这个层面上,肯定事物对人的影响。“仰不愧俯不怍”,即无愧于天地与人世, 这种不愧的心态虽然是自己内心的, 但反映的对象则是外界的、客观的。如果全面理解孟子的“浩然之气” 的理论, 便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是一种真诚对待事物的态度,是人对于客观外界的正确认识,认识正确了便无愧疚之感,而会油然生出正义之感。便具备了“大丈夫”气概,“大丈夫”无论得志与否,都要坚持正义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的高尚人格。 三、“浩然之气”养成目的
孟子认为养“浩然之气”是一个长期的道德践履过程,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谓“集义”并非仁义观念的积淀,而是仁义道德践履的积累,“非义袭而取之也”。养“浩然之气”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的“大丈夫”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有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才能临渊不惊、临危不惧,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箪食瓢饮、 不改其乐。进一步说就是能“不动心”,做到“内圣外王”。
孟子达到“不动心”的方法就是养“浩然之气”,从而持志以养气,注重气对仁义道德意志的反作用,从而强调气的培养,重视气的自然生长。养“浩然之气”以达到“不动心”是一个长期、艰苦的道德践履过程,需要循序渐进、顺其自然,久而久之,人们自反其身感受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内心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理直气壮的正义感,而表现出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概。
联系孟子在其他章节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孟子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了“浩然之气”这样的心境和精神状态,道德对于他来说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循道而行是必然的选择。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地超出了“养勇“的诸子。“浩然之气”不是莽夫鲁汗徒持的匹夫之勇,而是浩大的正义之气。对人们道德意志的坚定有着巨大的作用,方能让人保持自己的本心,做到真正的“不动心”,不为外界所动摇。
四、“浩然之气”的丰富与发展
自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后,便成为儒家修身的自我要求,经过我国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和仁人志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证明,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很强的时代生命力。
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主导思想,被称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的《大学》就开始强调“修身”的重要,儒家通过“修身”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已深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血液和骨髓中,养“浩然之气”更是历代仁人志士不断践行的道德之履,并不断丰富,已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壤之中。例如,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这篇古诗成为弘扬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作。诗人历数了史册上十二位忠臣义士的壮烈之举来体现“浩然正气”。对浩然之气的热情礼赞,表达了“正气”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在的伟大性质,使“正气”的描写,有了一种充塞乎天地之间的崇高美。下至大地山河,上至日月星辰,都是气的化育生成,天地萬物,均受“正气”之禀赋。人的浩然正气,更是充塞于苍冥,充塞胸中的浩然正气使人鲜明地感受到那襟怀正气、柱天维地的高大形象。
如文天祥一样后世文人志士多把孟子的浩然之气视为至大至刚、有生命力的精神追求。而真正把孟子“浩然之气”升格的是北宋关学创始人张载。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提出了“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他把孟子追求个体“浩然之气”的自身立论上升到以“气”为本体的哲理高度。正如“二程”所说:“《西铭》命里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
张载在《西铭》篇中提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这里的“天地之塞,吾其体”所“塞”的不是一般的气,正是对孟子“浩然之氣”的溯源。可见张载的“气本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孟子与张载的“养气”都是致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
孟子的浩然之气,在中国长期的儒家道德践履与支撑中获得理解与丰富。经过长期的修养实践,充乎体内,塞于天地,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之气”,两千多年来始终代表了了中华民族的正义。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朱 熹.孟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键词: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配义与道;不动心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一、“浩然之气”基本内涵
《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形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什么是“浩然之气”?虽然公孙丑当时就这个问题向孟子询问,孟子亦明白说“难言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明确地说:“气字本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是稷下唯物派所谓气。一种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这是孟子所谓气。”据《说文解字》:气,云气也,象形。其基本的意思是云气,其最初的含義就是这种物质的气,但“气”是个多义词,气,表现人们的精神或心理状态这一含义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为人们普遍使用。如《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具体分析了“浩然之气”所处的语言环境,很显然是指人的心志之气。
孟子是在分别评价了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和告子等人达到的“不动心”的境界后,才提出“养浩然之气”,“不动心”的精神境界首先表现为勇敢,孟子评价了他们的“养勇”,三人都是“守气”以“养勇”,但具体的“守气”方法在得其要领上有程度的不同,这里的“守气”就是勇气。告子“不动心”的方法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很显然,气,表示精神或心理的状态。孟子在评价告子的观点时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认为志对气有统帅作用,气对志有反作用,继而孟子就提出并阐释了“养浩然之气”,很显然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是指人的道德意识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伟大的精神气象,无形又不可见。其内容要为“义与道”所支配,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修养才能达到“塞于天地之间”的程度与境界。
二、“浩然之气”养成方法
据孟子的阐述,“浩然之气”就形式来看,是“至大至刚”,就内容来看,是“配义与道”。而孟子更认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之所以能够“塞于天地之间”,有如许巨大的气势,全由于“直养而无害”的培养而形成。因此,“养浩然之气”有两个层面的修养:一是“直养而无害”,一是“配义与道”。
什么是“直养而无害”呢?我们先来说“直养”。赵岐注《孟子》一谓“正直之气”,一谓“养之以义”。故后人解释“直”,皆谓为义。其实,义固然与正直相近,说“直养”之“直”为义,但从其本义来看,指不邪曲,即径直、顺直之意,引申出挺直、正直等义项。孟子性善论依据于“不忍人之心”,人有起源于“不忍人之心”的“四端”,将此“四端”“扩而充之”,就是这里的“直养”之意蕴所在。“直养”就是径直涵养其“四端”。
“无害”,后儒常以损害理解这里的“害”字之意,亦近似而不确。孟子讲“浩然之气”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的,它可以由人的“四端”油然而生,并不需要外力的干涉。他生怕别人不理解此意,所以还特地讲了一个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无害”之害,当读若遏。意即当“四端”扩而充之的时候,人们不可去遏止它,不要去阻碍它。如果说害即“损害”之意,那也应当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直养而无害( 遏)”, 是指应当让自己的浩然之气,从自己的固有的“四端”那里,自然而然地、顺直地生发出来,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人为地去遏止它、干涉它。
孟子强调了“浩然之气”的养成,必须“配义与道”。而“配义与道”,是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孟子把“ 义”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孟子·告子》中告子说“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孟子这里反对告子的“仁内义外”之说。这并不能说孟子绝对地肯定心外无义,孟子主张性善论,将作为道德标准的“义”,定为人心所固有者。他所认定的只是“义”由内心萌生,并且存在于自己心中, 强调了个人对于外在事物及社会准则的认识。所谓义,即是行而宜之,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孟子所谓“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当下即告诉人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长期地遵从“四端”的本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集义”。
所谓“道”,即是天道。天道杳冥难言,不过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整体一贯系统中,人道即天道,人性即人道。孟子是主张性善的,而且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善来指陈的,人心天生具有“四端”,四端是善之根源,所以,心善是天之所予我者,故而,心善即性善。由于孟子人性论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心显性,以心善证性善,因此,心告诉自己哪些事应该做,这一方面是“行义”,同时也是“行道”,并且“义与道”不是由外而内的,而是由内而外取得的。“配义与道”实际上就是自觉遵从人之善性的指引与范导。
此外,孟子论述“无是,馁也”。如果没有义与道充斥其中,“浩然之气”是无法养成的。“浩然之气”并非完全主观而封闭的臆想的结果,而是要经过一定的实践过程才能够实现。孟子的心性理论中确有脱离客观实践而过分张扬心性作用的倾向。然而,在具体阐述其理论时,他又往往突破自己所设的藩篱,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客观实践的作用。孟子所主张的涵养“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并没有脱离人的社会实践,“非教人于无著摸处用工( 功) 也”。而是强调了客观实践必须经过个人内心的真正反省认识才能发挥影响。
孟子的“知言”也与其浩然之气说有密切关系。所谓“知言”,并非知自己之言,而是知别人之言,在这方面,孟子也没有隔绝个人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在阐述“浩然之气”的理论时, 孟子非常赞赏曾子的守约,认为只有曾子抓住了关键。孟子的“直养”之论与曾子的“自反”之论是一致的。正是从肯定人的自我反思精神的重要作用这个层面上,肯定事物对人的影响。“仰不愧俯不怍”,即无愧于天地与人世, 这种不愧的心态虽然是自己内心的, 但反映的对象则是外界的、客观的。如果全面理解孟子的“浩然之气” 的理论, 便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是一种真诚对待事物的态度,是人对于客观外界的正确认识,认识正确了便无愧疚之感,而会油然生出正义之感。便具备了“大丈夫”气概,“大丈夫”无论得志与否,都要坚持正义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的高尚人格。 三、“浩然之气”养成目的
孟子认为养“浩然之气”是一个长期的道德践履过程,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谓“集义”并非仁义观念的积淀,而是仁义道德践履的积累,“非义袭而取之也”。养“浩然之气”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的“大丈夫”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有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才能临渊不惊、临危不惧,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箪食瓢饮、 不改其乐。进一步说就是能“不动心”,做到“内圣外王”。
孟子达到“不动心”的方法就是养“浩然之气”,从而持志以养气,注重气对仁义道德意志的反作用,从而强调气的培养,重视气的自然生长。养“浩然之气”以达到“不动心”是一个长期、艰苦的道德践履过程,需要循序渐进、顺其自然,久而久之,人们自反其身感受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内心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理直气壮的正义感,而表现出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概。
联系孟子在其他章节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孟子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了“浩然之气”这样的心境和精神状态,道德对于他来说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循道而行是必然的选择。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地超出了“养勇“的诸子。“浩然之气”不是莽夫鲁汗徒持的匹夫之勇,而是浩大的正义之气。对人们道德意志的坚定有着巨大的作用,方能让人保持自己的本心,做到真正的“不动心”,不为外界所动摇。
四、“浩然之气”的丰富与发展
自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后,便成为儒家修身的自我要求,经过我国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和仁人志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证明,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很强的时代生命力。
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主导思想,被称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的《大学》就开始强调“修身”的重要,儒家通过“修身”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已深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血液和骨髓中,养“浩然之气”更是历代仁人志士不断践行的道德之履,并不断丰富,已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壤之中。例如,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这篇古诗成为弘扬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作。诗人历数了史册上十二位忠臣义士的壮烈之举来体现“浩然正气”。对浩然之气的热情礼赞,表达了“正气”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在的伟大性质,使“正气”的描写,有了一种充塞乎天地之间的崇高美。下至大地山河,上至日月星辰,都是气的化育生成,天地萬物,均受“正气”之禀赋。人的浩然正气,更是充塞于苍冥,充塞胸中的浩然正气使人鲜明地感受到那襟怀正气、柱天维地的高大形象。
如文天祥一样后世文人志士多把孟子的浩然之气视为至大至刚、有生命力的精神追求。而真正把孟子“浩然之气”升格的是北宋关学创始人张载。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提出了“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他把孟子追求个体“浩然之气”的自身立论上升到以“气”为本体的哲理高度。正如“二程”所说:“《西铭》命里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
张载在《西铭》篇中提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这里的“天地之塞,吾其体”所“塞”的不是一般的气,正是对孟子“浩然之氣”的溯源。可见张载的“气本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孟子与张载的“养气”都是致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
孟子的浩然之气,在中国长期的儒家道德践履与支撑中获得理解与丰富。经过长期的修养实践,充乎体内,塞于天地,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之气”,两千多年来始终代表了了中华民族的正义。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朱 熹.孟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