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初起源于古代印度，自汉朝传入我国开始，经过两汉、三国、南北朝时期，在古代中国不断兴盛起来，特别是到了隋唐前期，佛教在古代印度逐渐转向衰弱的时候，却在古代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各个阶层都对佛教经典推崇备至，人们捐赠巨资兴建和支持寺院的发展。
　　然而到了唐朝末年，佛教却迅速地转向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本土儒学大行其道。为什么儒学能够在唐朝时期成功逆袭佛教，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文化和思想呢？
　　佛教受到皇帝的追捧
　　公元589年，隋朝的大军攻克了陈朝的国都——南京。从汉朝末年开始的三百年大动荡、大分裂局面结束了，中国再次实现了政治上的南北统一。武力和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是如何弥合中国南方和北方文化、思想上的分裂，成为隋朝和此后的唐明皇帝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早在南北大分裂结束之前，南方和北方的民众就是佛教的追随者，他们虔诚地修建寺院，在山上雕刻佛像。所以隋唐统一天下后，自然首选用佛教来教化民众。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在民众面前，总是打扮成一副虔诚的信徒和佛教大施主的面目。甚至对于自己发动的战争，他都用佛教的观点来解释，说自己是“用轮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同净国。”这段话中，“轮王”“十善”“净国”都是佛教的概念，杨坚高举佛教大旗，把统一天下的残酷战争说成是建立佛国净土的善行。
　　隋唐前期的皇帝们虽然确立了自己是“天子”的形象，但是他们却以佛教来增加他们权力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因为广大的民众都是佛教的追随者，对佛教的崇拜已经扩张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因此皇家也不得不搞佛教的仪式来收拢人心。新皇帝的登基，皇子出生后的仪式，皇家祭祖的盛典，以及许许多多场合，都要用到佛教的仪式，请僧人们唱诵经文，大念咒语，更不用说捐献巨款供养寺院了。佛教仪式成为国家和皇家礼仪中的主流形式。
　　让皇帝又爱又怕的佛教
　　如果民众都成了佛教徒，上层统治者也宣扬佛教，的确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久的和平。但是隋唐的皇帝们始终对佛教怀有戒心，因为寺院和寺院财产的增长，常常得到后妃、外戚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佛教势力与这些高官贵族们联手，极容易对皇帝的宝座构成威胁。
　　此外，商人集团也对佛教趋之若鹜，这不仅仅是他们要祈求佛祖保佑自己生意兴隆，他们还把对寺院的捐献、供养活动演变成了各地的商贸活动，成为商业经营的一部分。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皇帝是很担心商人利用财富来谋求政治权力的。
　　而且，在中原地区传播的大乘佛教里有几种教义，极有可能被造反者和谋求篡位者利用。比如佛教的一种教义认为，社会有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认为到了末法时期宗教会消失，到了这个时候，政府也不值得信赖了。这个观念显然对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颠覆，所以当三阶教这种教派广泛散播这种观念时，隋唐政府一再镇压这个教派。
　　另一个危险的教义是信仰未来佛即弥勒佛，其信徒们相信，世界末日马上就来了，弥勒佛降生将开创一个新的天地。既然要开创新的天地，那么现在的政府也就要被清扫了。在隋朝没有统一天下之前，北方地区就有许多弥勒佛的信徒经常造反，给政府制造麻烦。
　　在隋唐前期，皇帝往往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佛教团体数量的增长，三令五申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遴选方法录取僧人，生怕佛教团体壮大起来。但这些限制效果不佳，佛教甚至还在中国形成了本土的宗派，比如禅宗，对中国的精英阶层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试图通过禅修和内省，得到思想上的顿悟和解脱。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经常描写精英阶层在禅宗寺院里的隐修生活，或者他们与禅宗大师的对话。
　　安史之乱重创佛教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起兵反唐，连年内乱重创了大唐帝国，国家和人民陷入了贫困，而且间接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壮大，削弱了朝廷的力量。由于安史之乱主要是异民族势力与汉民族的冲突，大唐盛世时对外来文化吸收的博大胸怀此时被人们放弃了，人们不仅对异域文化产生了抵触，甚至有时候还有仇外的心理。再加上一些周边国家比如突厥、回鹘也威胁到了唐朝的安危，让唐朝更趋向于保守。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也开始受到广泛的指责。佛教的寺院、造像、仪式太铺张浪费了，僧人无所事事，佛教的土地还免税，佛教团体的奢华生活与百姓的穷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怎能不招人憎恨？唐朝后期，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民众，开始了对佛教的打压，甚至出现了激烈的灭佛事件，佛教的田产被没收，寺院被毁坏，僧人被迫还俗。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后果是，许多延续了几百年的名门望族彻底衰落了下去，它们曾经与佛教势力彼此支持，一荣俱荣，如今却一损俱损，佛教没有了这些名门望族的支持，在社会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
　　儒学携科举之利兴起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出现的，成为中国古代选拔文官的重要制度。在科举制度之前，许多朝代是由世家大族把持的，官员的任免全看这些大族想要推举谁。随着科举制度出现和世家大族的衰落，穷酸了很长时间的儒学终于咸鱼翻身，一举取代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
　　安史之乱后，有学识和良知的精英阶层开始用严肃的态度来研究儒家经典，希望从中找到诊断社会危机和解决社会危机的良策。韩愈就主张肃清佛教盛行带来的一些问题，主张回到圣贤的儒学理想中来。欧阳修著书立说，批评佛教对中国的渗透，并且认为国家制度上的衰弱，一定程度上是佛教昌盛造成的。以他们为代表的一部分精英阶层开始试图复兴诞生于本土的儒家传统。
　　儒家的长处在于它有较为系统的政治理论和社会规范，这一点正是佛教的弱点。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经说，大乘佛教是政治上无能的宗教。虽然佛教有时候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比如为皇帝登基举行仪式，为战争提供道德支持，但是总的来看，佛教把世间万物看成是虚幻的、短暂的，这个基本的教义阻碍了它形成一个全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理论。佛教的信徒们会倾向于辞去世俗的职位，因为职位只是“浮云”。有学识的佛教僧人往往会远离信徒，放弃在政治和社会中的活动，独自一人隐居，不问世事，那国家和社会交给谁管理呢？
　　交给儒家吧！唐朝及以后的朝代越来越依赖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员，科举考试的科目则是儒学的一些经典，儒家的学问成了做官的通行证，许多年轻人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学。社会上有才能的人已经不把去寺院出家当成值得选择的生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才是正途。由于科举制度的兴盛，文人家族越来越多了，他们自然大力支持儒学事业，他们有了钱以后，也更倾向于资助建立书院，而不是拿去供养寺院。
　　儒学精神抖擞地接管了古代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儒家人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成为了社会主流。反观佛教，经过南北朝到隋唐初期的辉煌，在儒学的逆袭之下，佛教最终退居二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