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争论已久的日本消费税率2014年4月起正式从5%提高至8%，尘埃落定并未阻挡人们对未来祸福的猜测。其实，上调消费税率实属为缓解财政困境的无奈之举，能否实现政策目标尚且令人怀疑，更不必说上调带来的消费下降，对日本内需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宏观经济。
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日本的消费税相当于中国的增值税，是对日本国内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按价格的一定比例普遍征收的附加值税。二战后，日本确立了以直接税（所得税和法人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收体制，而消费税这样涵盖社会各阶层纳税人的间接税，可使日本税收结构更趋合理。基于此，1989年为解决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竹下内阁首次开征3%的消费税。1997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并沿用至今。
近20年来，随着日本人口少子高龄化加剧，社会保障连年膨胀，日本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在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三个指标——当年度经常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扣除金融资产后的政府净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2013财年日本三个指标分别为6.5%、227%和144%。无论用哪个指标衡量，日本的财政状况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是最糟的，解决财政难题迫在眉睫。
但是，通过上调消费税率来解决财政困境，似乎更是表明姿态而已。即便提高消费率1个百分点，每年最多增加2.7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这对于解决目前1000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
况且，为了防止由此可能引起的经济衰退，安倍内阁又出台了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的紧急经济对策。诚然，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提高消费税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用追加5.5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来对冲每年增收的8万多亿日元税收，实际是借债堵窟窿，使提高消费税率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增加的税收如政府所承诺的，与社会保障捆绑，用于填补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那么至少可保证今后的财政不再因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恶化，长期有益于日本财政状况改善。但安倍有可能将消费税增加的收入转用于刺激经济，如此，提高消费税率仅仅变成安倍的短期政治工具，偏离财政重建航线，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政策意义。
冲击经济不可避免
此次提高消费税难免让人联想到17年前。1997年，日本将消费税从3%上调至5%时，遭遇外有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内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破产的困境，腹背受敌令金融危机不断升级，提高消费税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民经济陷入萧条。
17年后的今天，日本内外经济环境虽没有当年那般险恶，但也不乐观。外部，世界经济还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也未彻底解决；国内，日本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并不强劲。国民对提高消费税率非常敏感，抗拒心理根深蒂固，短期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阵痛不可低估。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占日本GDP的56%的私人消费。据日本权威智库测算，增税后，消费减少将使日本GDP减少15万亿-16万亿日元。事实上，日本民众为了规避消费税带来的损失，已经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幅购买住宅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这意味着消费税率提高后，这类商品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滞销。
执政的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如前所述推出了5.5萬亿日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但由于直接用于促进消费的低收入者补贴仅为6500亿日元，仅占总额的11.8%，难抵消费下滑压力；其余绝大多数支出用于公共投资、灾后重建和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方面，使得本当用于刺激消费、防止景气夭折的巨额政府投资，变成了满足利益集团欲望的盛宴。
另据测算，消费税率提高后，年收入700万日元以下的工薪家庭受影响尤其大，特别是以领取养老金为生的老年人。本次直接补贴对象主要是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上7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未得到任何补贴。由此可见，对策能否起到拉动消费的目标值得怀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收入提高与否是决定民众能否顶住冲击的关键因素。在过去20多年中，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2013年人均月收仅为31.4万日元（约18783元人民币），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和大幅增加能源进口量的推动下，日本的物价骤升，预计通胀率将达到4%。也就是说，只有工资上涨4%以上，民众的生活才能持平。
然而，世界经济仍在困境中，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又使得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力，本能地削减人工费等经营成本。现在，提高工资已成为日本的一大政治任务。安倍首相在不同场合恳求大企业提高工资，财政金融大臣甘利甚至威胁企业，不提高工资将会受惩罚。但是，仅靠行政命令和威胁能起多大作用很难说。
即便大企业给足安倍面子，最多也只能上调工资1%左右， 与消费税率及物价涨幅相差甚远。关键是，这样的工资上涨不具备可持续性。过去的一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明显呈递减趋势，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正在减弱和消失。在经济缺乏长期增长动力之时，此时提高消费税率，恐怕凶多吉少。
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日本的消费税相当于中国的增值税，是对日本国内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按价格的一定比例普遍征收的附加值税。二战后，日本确立了以直接税（所得税和法人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收体制，而消费税这样涵盖社会各阶层纳税人的间接税，可使日本税收结构更趋合理。基于此，1989年为解决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竹下内阁首次开征3%的消费税。1997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并沿用至今。
近20年来，随着日本人口少子高龄化加剧，社会保障连年膨胀，日本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在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三个指标——当年度经常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扣除金融资产后的政府净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2013财年日本三个指标分别为6.5%、227%和144%。无论用哪个指标衡量，日本的财政状况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是最糟的，解决财政难题迫在眉睫。
但是，通过上调消费税率来解决财政困境，似乎更是表明姿态而已。即便提高消费率1个百分点，每年最多增加2.7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这对于解决目前1000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
况且，为了防止由此可能引起的经济衰退，安倍内阁又出台了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的紧急经济对策。诚然，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提高消费税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用追加5.5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来对冲每年增收的8万多亿日元税收，实际是借债堵窟窿，使提高消费税率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增加的税收如政府所承诺的，与社会保障捆绑，用于填补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那么至少可保证今后的财政不再因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恶化，长期有益于日本财政状况改善。但安倍有可能将消费税增加的收入转用于刺激经济，如此，提高消费税率仅仅变成安倍的短期政治工具，偏离财政重建航线，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政策意义。
冲击经济不可避免
此次提高消费税难免让人联想到17年前。1997年，日本将消费税从3%上调至5%时，遭遇外有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内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破产的困境，腹背受敌令金融危机不断升级，提高消费税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民经济陷入萧条。
17年后的今天，日本内外经济环境虽没有当年那般险恶，但也不乐观。外部，世界经济还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也未彻底解决；国内，日本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并不强劲。国民对提高消费税率非常敏感，抗拒心理根深蒂固，短期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阵痛不可低估。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占日本GDP的56%的私人消费。据日本权威智库测算，增税后，消费减少将使日本GDP减少15万亿-16万亿日元。事实上，日本民众为了规避消费税带来的损失，已经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幅购买住宅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这意味着消费税率提高后，这类商品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滞销。
执政的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如前所述推出了5.5萬亿日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但由于直接用于促进消费的低收入者补贴仅为6500亿日元，仅占总额的11.8%，难抵消费下滑压力；其余绝大多数支出用于公共投资、灾后重建和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方面，使得本当用于刺激消费、防止景气夭折的巨额政府投资，变成了满足利益集团欲望的盛宴。
另据测算，消费税率提高后，年收入700万日元以下的工薪家庭受影响尤其大，特别是以领取养老金为生的老年人。本次直接补贴对象主要是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上7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未得到任何补贴。由此可见，对策能否起到拉动消费的目标值得怀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收入提高与否是决定民众能否顶住冲击的关键因素。在过去20多年中，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2013年人均月收仅为31.4万日元（约18783元人民币），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和大幅增加能源进口量的推动下，日本的物价骤升，预计通胀率将达到4%。也就是说，只有工资上涨4%以上，民众的生活才能持平。
然而，世界经济仍在困境中，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又使得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力，本能地削减人工费等经营成本。现在，提高工资已成为日本的一大政治任务。安倍首相在不同场合恳求大企业提高工资，财政金融大臣甘利甚至威胁企业，不提高工资将会受惩罚。但是，仅靠行政命令和威胁能起多大作用很难说。
即便大企业给足安倍面子，最多也只能上调工资1%左右， 与消费税率及物价涨幅相差甚远。关键是，这样的工资上涨不具备可持续性。过去的一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明显呈递减趋势，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正在减弱和消失。在经济缺乏长期增长动力之时，此时提高消费税率，恐怕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