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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块“黄金”能像烟草这样诱人了。从它在地里生根发芽的那天起，它就成了一棵花枝招展的摇钱树，散发出狂热的诱惑——没错，除了吸食烟草的消费者，不论是谁，政府、烟草制造商、零售商、渠道商，烟农——只要染指它，就能满足人们对金钱的各种渴望。
四月，大地春回，万物复苏。这是一年中最适合移种烤烟的季节。大片大片的烟田里，一辆辆大型拖拉机带着旋耕起垄施肥机“隆隆”驶过，一条条笔直、均匀的烟垄随即呈现在眼前。与菜农们依靠人力春耕备播的情形有点不同，放苗、浇水、铲土、盖膜，烟农们大都可借助现代化的机械完成。发展得如此成熟，当然与烟草的地位密不可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每年中国要为世界贡献1/3的烟叶，超过240万吨，相当于把800辆火车完全塞满。
隐秘的天价利润
在烟草的产业链条里，烟农是风险最高、数量最庞大、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政策倾斜、国家补贴，让许多指望养家糊口的农户抛弃了果树、蔬菜，选择种烟。
据统计，2011年全国工商注册的烟农专业合作社多达3000个，入社烟农超过60万。而当年全国烟叶收购价格也不出意外地比上年提高了12%，由此给烟农创造了高达512.31亿元的总收入，同比增长34.12%；户均收入亦达到3.69万元。
不过，与烟农的辛劳相比，低风险高回报的烟企才是真正的吸金高手。
每年，烟草公司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从烟农处收购原烟卖给烟厂，获得第一个环节的收益。烟厂经过加工制成成品后再卖给烟草公司，获得第二个环节的收益。烟草公司再将成品烟卖给零售商，获得第三个环节的收益，零售商再将烟卖给消费者，获得第四个环节的收益。当然，零售商能挣到的只是小钱，这条产业链的绝大部分收益都掌握在了烟草公司手里。
尽管烟草行业利润率位居全行业之首已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但是一家烟草公司净利润到底高到何种程度，长久以来却讳莫如深。坊间流传的大都是烟草职工如何“肥到流油”的段子。
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一起由劳动纠纷引起的索赔案，却意外获得烟草行业的惊人内幕：杭州烟草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一时舆论哗然，越来越多的人跳出来揭露：在沿海地区烟草系统内，年薪50万的大有人在。自此，各种关于烟草暴利的内幕更是甚嚣尘上——虽然从未获得官方证实。
事情的发展颇有戏剧性。2012年3月，兴业银行发布的一纸公告竟然掀开了这座隐秘金山的一角。在这份股份定向增发公告里，烟草行业的龙头、中国烟草总公司2010年净利润达到1177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3.2亿，令人瞠目结舌。这一利润规模已经超过了中国银行，只略逊于工商银行、中石油和建设银行，可以排在第四位。
有业内人士指出，1177亿的利润极有可能是压缩过的。中国烟草的实际利润总额大概在3000亿到4000亿。
过去的20年里，烟草企业每年的增长幅度都保持在30%~40%之间。
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在吞云吐雾之中，攫取高额利润的烟草行业呢？
烟金
自1987年起，拥有5000亿资产和6000万从业人员的烟草业就一直以“纳税大户”的形象出现，每年为国家贡献着近1/10的财政收入。即使2008年金融海啸袭来，面对人人自危的形势，烟草业依然可以逆市而上、屹立不倒，成了国家财政最稳定的靠山。
统计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烟草行业税利由2530亿元增加到6045亿元，增长1．39倍，年均增速达19．03％，上缴国家财政也由1944亿元增加到4988亿元。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数据更惊人：2011年全国烟草行业共实现工商利税7529.56亿元，同比增长22.5%。
抽烟的人都听过“一包烟，八成税”的说法。烟草经济里“税源”几乎贯穿始终。
举个例子，如果某烟厂一包烟的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等）是100元，按照甲类香烟56%的消费税率计算，这包烟的最低出厂价应该是100+100×56%=156元，加上17%的增值税即156×17%=26.52元，以及10%的流转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26.52×(7%+3%)=2.652元。烟厂总共要纳的税为56+26.52+2.652=85.172元。
然后，这包烟被调拨到了烟草公司。烟草公司需要加上至少15%的利润。因此，在商业环节，它要交的增值税为(156+156×15%)×17%=30.5元，流转税为30.5×10%=3.05元。烟草公司把烟出售给批发商，再被征收5%的消费税(156+156×15%)×5%=8.97元。烟草公司总共纳税30.5+3.05+8.97=42.52元。
也就是说，从出厂到批发商手中，这包烟总共纳税85.172+42.52=127.692元。加上生产成本以及零售商的利润，这包烟的实际售价将超过230元。这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算法。现实中，还可能涉及到烟叶采购税、企业所得税等问题。
“烟草税”带来了滚滚财富，“黄金”越做越大，就像童话故事里那只会下金蛋的鹅，让人欲罢不能，再也停不了手。
不久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的烟草大省云南，开始在民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过去20年的雨季，各烟草种植县、乡镇为了保证“烟口袋”收成，大量发射防雹弹，防止下雨，诱发了极端天气。虽然这一说法最终得到了云南省省长李纪恒的否认。然而今年4月，久未逢甘霖的云南还是完成了移栽776.7万亩烤烟的任务，其面积相当于72.5万个足球场大小，比去年移栽面积702.2万亩还多。
戒烟药“虎口拔牙”
当然，在背后推高天价利润和高昂税收的是中国3.5亿烟民的手。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里，有63%的成年男性和4%的成年女性在吸烟，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1/3。这些数量庞大的烟草消费者很容易就派生出一个惊人的二级市场——戒烟市场。
“假设17%的烟民就是近6000万人要求解除对香烟的依赖，按每人戒烟费用500元计算，戒烟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中国戒烟市场蕴涵巨大发展潜力。”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贞贤在进入这片蓝海前曾信心满满地表示。 2007年底，制药巨头诺华在中国推出戒烟新产品尼派(尼古丁透皮贴剂)。一年之后，全球制药业老大美国辉瑞公司旗下号称全球唯一不含尼古丁成分的戒烟新药畅沛，也开始在中国销售。2009年，强生以非处方药方式推出戒烟药“力克雷”尼古丁咀嚼胶和贴片。世界三大制药巨头齐齐把目光聚向中国，意图撬动3000亿元的消费。
理论上有吸烟者吞云吐雾就该有戒烟者绝处逢生。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天然平衡却迟迟没有出现。
2010年，戒烟药市场基本还能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辉瑞生产的畅沛占据戒烟药品市场份额的51.1 %，强生生产的力克雷占据市场份额的36.18%，而包括诺华生产的尼派在内的其它品牌则瓜分了剩余12.72%的市场。
到了2011年，情况大不如前。诺华的尼派、强生的力克雷在戒烟市场基本淡出，唯有效果最明显的辉瑞畅沛还在苦苦支撑。由于销售情况与预期有出入，上世4年来，畅沛不断缩减各项开支，市场范围最终只能锁定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有限的中心城市。知情人表示，同是辉瑞的产品，“喂饱”2名降压药销售代表只需要一家三甲医院，但要让养活一名戒烟药销售则需要整个南方市场，其惨烈状况可见一斑。
西洋药遇冷，本土产品自然好不到哪去。几年前曾经红火一时的国产电子烟如烟，也因戒烟效果不尽如人意早早便败下阵来，更不用提那些五花八门的戒烟香水、戒烟含片了。
分析人士指出，戒烟市场不可能在短期内就从海水变成火焰。市场培育需要一个缓慢过程。这与戒烟理念无法深入人心有巨大关系。
早在1998年，吸烟就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种疾病——尼古丁依赖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0)。既然是疾病就需要接受一定的药物或心理治疗。但在中国，吸烟更多地被当做一种个人生活习惯。实际上，那些靠个人意志戒烟的成功率也仅为3%。
对辉瑞来说，全球戒烟市场的重心依然放在欧美地区，之所以对中国念念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战略选择。2009年，美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立法，将烟草业置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之下。这让跨国药企纷纷倾巢出动抢占海外戒烟市场。
可是，在冰火两重天的中国，要撼动既得利益者的巨额“黄金”无异于“虎口拔牙”。摆在面前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在中国，巨大的烟草消费，以及日吸数亿金的盈利规模，一个简单的控烟呼吁和控烟的法律法规，对这个巨大的产业帝国而言，无异于是撬动城墙的螳臂而已。
这种足够令国家财政和烟草制造商稳定利润收入的、甚至不能在公众媒体上做广告的灰色商业帝国，依然有相当长的时间，闪耀着灿烂的金色。
四月，大地春回，万物复苏。这是一年中最适合移种烤烟的季节。大片大片的烟田里，一辆辆大型拖拉机带着旋耕起垄施肥机“隆隆”驶过，一条条笔直、均匀的烟垄随即呈现在眼前。与菜农们依靠人力春耕备播的情形有点不同，放苗、浇水、铲土、盖膜，烟农们大都可借助现代化的机械完成。发展得如此成熟，当然与烟草的地位密不可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每年中国要为世界贡献1/3的烟叶，超过240万吨，相当于把800辆火车完全塞满。
隐秘的天价利润
在烟草的产业链条里，烟农是风险最高、数量最庞大、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政策倾斜、国家补贴，让许多指望养家糊口的农户抛弃了果树、蔬菜，选择种烟。
据统计，2011年全国工商注册的烟农专业合作社多达3000个，入社烟农超过60万。而当年全国烟叶收购价格也不出意外地比上年提高了12%，由此给烟农创造了高达512.31亿元的总收入，同比增长34.12%；户均收入亦达到3.69万元。
不过，与烟农的辛劳相比，低风险高回报的烟企才是真正的吸金高手。
每年，烟草公司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从烟农处收购原烟卖给烟厂，获得第一个环节的收益。烟厂经过加工制成成品后再卖给烟草公司，获得第二个环节的收益。烟草公司再将成品烟卖给零售商，获得第三个环节的收益，零售商再将烟卖给消费者，获得第四个环节的收益。当然，零售商能挣到的只是小钱，这条产业链的绝大部分收益都掌握在了烟草公司手里。
尽管烟草行业利润率位居全行业之首已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但是一家烟草公司净利润到底高到何种程度，长久以来却讳莫如深。坊间流传的大都是烟草职工如何“肥到流油”的段子。
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一起由劳动纠纷引起的索赔案，却意外获得烟草行业的惊人内幕：杭州烟草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一时舆论哗然，越来越多的人跳出来揭露：在沿海地区烟草系统内，年薪50万的大有人在。自此，各种关于烟草暴利的内幕更是甚嚣尘上——虽然从未获得官方证实。
事情的发展颇有戏剧性。2012年3月，兴业银行发布的一纸公告竟然掀开了这座隐秘金山的一角。在这份股份定向增发公告里，烟草行业的龙头、中国烟草总公司2010年净利润达到1177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3.2亿，令人瞠目结舌。这一利润规模已经超过了中国银行，只略逊于工商银行、中石油和建设银行，可以排在第四位。
有业内人士指出，1177亿的利润极有可能是压缩过的。中国烟草的实际利润总额大概在3000亿到4000亿。
过去的20年里，烟草企业每年的增长幅度都保持在30%~40%之间。
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在吞云吐雾之中，攫取高额利润的烟草行业呢？
烟金
自1987年起，拥有5000亿资产和6000万从业人员的烟草业就一直以“纳税大户”的形象出现，每年为国家贡献着近1/10的财政收入。即使2008年金融海啸袭来，面对人人自危的形势，烟草业依然可以逆市而上、屹立不倒，成了国家财政最稳定的靠山。
统计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烟草行业税利由2530亿元增加到6045亿元，增长1．39倍，年均增速达19．03％，上缴国家财政也由1944亿元增加到4988亿元。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数据更惊人：2011年全国烟草行业共实现工商利税7529.56亿元，同比增长22.5%。
抽烟的人都听过“一包烟，八成税”的说法。烟草经济里“税源”几乎贯穿始终。
举个例子，如果某烟厂一包烟的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等）是100元，按照甲类香烟56%的消费税率计算，这包烟的最低出厂价应该是100+100×56%=156元，加上17%的增值税即156×17%=26.52元，以及10%的流转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26.52×(7%+3%)=2.652元。烟厂总共要纳的税为56+26.52+2.652=85.172元。
然后，这包烟被调拨到了烟草公司。烟草公司需要加上至少15%的利润。因此，在商业环节，它要交的增值税为(156+156×15%)×17%=30.5元，流转税为30.5×10%=3.05元。烟草公司把烟出售给批发商，再被征收5%的消费税(156+156×15%)×5%=8.97元。烟草公司总共纳税30.5+3.05+8.97=42.52元。
也就是说，从出厂到批发商手中，这包烟总共纳税85.172+42.52=127.692元。加上生产成本以及零售商的利润，这包烟的实际售价将超过230元。这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算法。现实中，还可能涉及到烟叶采购税、企业所得税等问题。
“烟草税”带来了滚滚财富，“黄金”越做越大，就像童话故事里那只会下金蛋的鹅，让人欲罢不能，再也停不了手。
不久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的烟草大省云南，开始在民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过去20年的雨季，各烟草种植县、乡镇为了保证“烟口袋”收成，大量发射防雹弹，防止下雨，诱发了极端天气。虽然这一说法最终得到了云南省省长李纪恒的否认。然而今年4月，久未逢甘霖的云南还是完成了移栽776.7万亩烤烟的任务，其面积相当于72.5万个足球场大小，比去年移栽面积702.2万亩还多。
戒烟药“虎口拔牙”
当然，在背后推高天价利润和高昂税收的是中国3.5亿烟民的手。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里，有63%的成年男性和4%的成年女性在吸烟，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1/3。这些数量庞大的烟草消费者很容易就派生出一个惊人的二级市场——戒烟市场。
“假设17%的烟民就是近6000万人要求解除对香烟的依赖，按每人戒烟费用500元计算，戒烟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元。中国戒烟市场蕴涵巨大发展潜力。”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贞贤在进入这片蓝海前曾信心满满地表示。 2007年底，制药巨头诺华在中国推出戒烟新产品尼派(尼古丁透皮贴剂)。一年之后，全球制药业老大美国辉瑞公司旗下号称全球唯一不含尼古丁成分的戒烟新药畅沛，也开始在中国销售。2009年，强生以非处方药方式推出戒烟药“力克雷”尼古丁咀嚼胶和贴片。世界三大制药巨头齐齐把目光聚向中国，意图撬动3000亿元的消费。
理论上有吸烟者吞云吐雾就该有戒烟者绝处逢生。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天然平衡却迟迟没有出现。
2010年，戒烟药市场基本还能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辉瑞生产的畅沛占据戒烟药品市场份额的51.1 %，强生生产的力克雷占据市场份额的36.18%，而包括诺华生产的尼派在内的其它品牌则瓜分了剩余12.72%的市场。
到了2011年，情况大不如前。诺华的尼派、强生的力克雷在戒烟市场基本淡出，唯有效果最明显的辉瑞畅沛还在苦苦支撑。由于销售情况与预期有出入，上世4年来，畅沛不断缩减各项开支，市场范围最终只能锁定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有限的中心城市。知情人表示，同是辉瑞的产品，“喂饱”2名降压药销售代表只需要一家三甲医院，但要让养活一名戒烟药销售则需要整个南方市场，其惨烈状况可见一斑。
西洋药遇冷，本土产品自然好不到哪去。几年前曾经红火一时的国产电子烟如烟，也因戒烟效果不尽如人意早早便败下阵来，更不用提那些五花八门的戒烟香水、戒烟含片了。
分析人士指出，戒烟市场不可能在短期内就从海水变成火焰。市场培育需要一个缓慢过程。这与戒烟理念无法深入人心有巨大关系。
早在1998年，吸烟就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种疾病——尼古丁依赖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0)。既然是疾病就需要接受一定的药物或心理治疗。但在中国，吸烟更多地被当做一种个人生活习惯。实际上，那些靠个人意志戒烟的成功率也仅为3%。
对辉瑞来说，全球戒烟市场的重心依然放在欧美地区，之所以对中国念念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战略选择。2009年，美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立法，将烟草业置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之下。这让跨国药企纷纷倾巢出动抢占海外戒烟市场。
可是，在冰火两重天的中国，要撼动既得利益者的巨额“黄金”无异于“虎口拔牙”。摆在面前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在中国，巨大的烟草消费，以及日吸数亿金的盈利规模，一个简单的控烟呼吁和控烟的法律法规，对这个巨大的产业帝国而言，无异于是撬动城墙的螳臂而已。
这种足够令国家财政和烟草制造商稳定利润收入的、甚至不能在公众媒体上做广告的灰色商业帝国，依然有相当长的时间，闪耀着灿烂的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