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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未近距离接触美国、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且缺乏深厚学术积累的青年研究人员来说，给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书做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笔者不揣浅陋，愿尝试对亨氏的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以下简称《我们是谁?》)做一简单评论。
一 《我们是谁?》的基本内容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问题，并从普遍意义的角度分析了特性／身份(Identity)的界定及其来源。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特性的主要内容。亨廷顿认为，美国特性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个人权利、政府统治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第二是文化，主要是指语言(英语)、宗教及自由的观念等。亨廷顿认为，就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言，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信念。第三部分，讨论了美国特性面临的挑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念；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拉美裔化、双语化、双文化的倾向；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和特性；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和特征等。亨廷顿在第四部分指出，这些挑战正在影响着美国特性的未来性质及其重要性。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加之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受到冲击，“美国信念”的重要性增强了，但仅靠信念或意识形态立国，将是脆弱的。因此，美国应该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重振美国特性。
13年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评论。“文明冲突论”是他对国际政治的观察。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在试图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一种范式。但他内心深处思考的其实是美国国内的文化冲突问题。李慎之先生在谈到“文明冲突论”时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氏在论及西方文化受到的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时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他还特别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当时，美国国内对移民问题、族群和种族构成问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这些问题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亨廷顿的思想。他本人对此似乎也从不讳言。
《文明的冲突》关注的是国际事务，是世界上各大文明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文明间相互作用结构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及其未来。《我们是谁?》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拉回到美国国内。一定程度上说，此书的基本思想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它关注的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主要是拉美裔(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人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的挑战。在亨廷顿看来，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甚至有人认为，“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连接共同国家的纽带，降低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使美国面临被巴尔干化的危险。”
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忧虑的是由于其他文明的复兴而导致的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他认为，为挽救相对衰落的西方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应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他紧接着说：“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如果美国摒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这样，亨廷顿就把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担心的是由于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导致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的动摇。为应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挑战，他积极倡导强化对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认同。在他看来，美国能否保住国家特性，捍卫和保持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攸关他心目中的美国能否存在，以及它的国际地位能否得以延续和维持的问题。这样，亨廷顿就是把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与美国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了。诚如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西泽(James w．Ceaser)所言：“美国的世界地位似乎从未远离亨廷顿的关注。”
《文明的冲突》的关注点是由外及内，《我们是谁?》则是由内而外，二者在形式上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但其逻辑实质是相同的。亨廷顿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文明(文化)冲突，无论是世界范围的，还是美国内部的。鉴于他的“文明冲突”的逻辑已为世界上很多人所接受，美国人是否会走得更远，接受《我们是谁?》的逻辑，从而让他的论断再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呢?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主任米盖尔·桑地诺(Miguel A．Centeno)评论道：“这本书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内容本身，还在于它怎么被理解和利用。”“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亨廷顿确实应该对他的观点如何被利用负有某种责任。他还应该对他的思想被如何出版而承担责任。”
二 决定美国特性的因素：是信念?还是文化?
处于美国特性核心地位是文化还是信念?对此，美国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美国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认为：“一种民族文化就是由一个种族集团或者种族决定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所有其他人都顺应它。但国家(national)信念只是一套关于美国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论其信仰、民族或者种族如何。对信念的认同一直在美国的伟大之处中居于中心位置，在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精英变得反动和缺乏进取精神时，它通过吸收新的移民团体来增加其活力。”在沃尔夫看来，界定美国特性的核心因素显然是美国信念。
亨廷顿并不否认美国信念对于确定美国特性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曾是一个非常强调美国信念的学者。有意思的是，亨廷顿经历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他从一个信念论者(creedalism)转变为一个文化论者(cultural—ism)。这也正是人们对他批评较多的地方。在冷战结束前的60年代至80年代，亨廷顿对美国的长远未来保持着乐观的看法。他坚信，移民和多样性是积极的因素，开放且富有活力的美国能够吸收和同化任何一个种族团体。他认为，美国是一个立足于自由和公正的“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国 家，而不是一个种族国家；美国在文化上越是变得具有多样性，在确立美国人的共性时，“美国信念”的政治价值就越重要，多样性正是其力量之源泉。但现在，亨廷顿却认为，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对于界定美国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美国信念”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的产物。
亨廷顿为何会从一个信念论者转变为文化论者?原因大致如下：第一，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推进，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并实现民主化之后，美国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它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信念似乎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不再为美国人所独享。亨廷顿因此认为，美国信念已不能作为界定美国特性的决定性因素了。第二，亨廷顿可能不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但他却是一个盎格鲁一新教文化至上者，或用他自己的概念界定，是一个“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正如他在《我们是谁?》的前言中所言：“我强调的是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一新教的人重要，”只要美国人能够“致力于发扬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以及我们前辈所树立的‘美国信念’，”“即便是创建美国的那些白人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无足轻重的少数，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这样的美国才是亨廷顿所认识和热爱的美国。亨廷顿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要保守乃至发扬光大的就是盎格鲁一新教文化。
三 谁决定美国的核心文化：定居者?还是移民?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依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即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为论证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亨廷顿把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开拓者定义为“定居者”，而不是“移民”。他写道：“定居者和移民有根本的区别。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建立‘山巅之城’，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它构建他们所建立的群体的基础并界定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相比之下，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以个人的方式界定他们与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文化就是这些早期的定居者创造的，后来的移民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文化。
对于亨廷顿的这种看法，约翰·兹米拉克(John Zmirak)和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批评道：“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关于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神话，这低估了独立之前的定居者的多样性和分裂性。宣称盎格鲁一新教(Anglo-Protestantism)决定了这种文化，也就是低估或忽视殖民地时期其他移民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既影响了那些殖民地的一般特征，也影响了特定地区的特征。”“即便只关注新教徒，仅把他们视为美国特性的源泉也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是作为一种冲突的结果而出现的；在冲突的两边，都有盎格鲁一新教徒。他“低估了盎格鲁一新教世界内部分裂的程度及其影响。”他们接着说：“亨廷顿过多地强调了现代美国的基督教特性，但低估了包括新教在内的基督教在那种环境里所具有的信仰和经验的多样性。为了强调当前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多元文化主义、拉美裔移民和双语主义的威胁，亨廷顿贬低了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受早期移民，以及移民所给予的密切关注所造成的影响。”
艾伦·沃尔夫列举了独立前后美国社会复杂的教会构成，论证了“持异议的盎格鲁一新教塑造了美国的特性”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美国立国之时，英格兰教会(以新教圣公会的名义在弗吉尼亚)和长老会(在苏格兰地区)这两个重要的教会已成为官方教会而不是异教组织；新教徒在英格兰曾经是持异见者，但他们在马萨诸塞、纽约和新泽西成为官方教会，且其信众主要是荷兰定居者；天主教在马里兰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罗得岛是由浸信会教徒建立的；德国人和英国教友会信徒在宾夕法尼亚占有重要地位。显然，新教徒之间对于“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看法恐怕也是非常不一致的。
应该说，美国的核心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自各个国家、教会和文化背景的移民都对其形成做出了贡献。美国核心文化的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其间经历了从宗教、教派的不宽容到宽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理解、融合和传播的过程。
四 拉美裔移民：对美国的威胁?
亨廷顿认为，当前“对美国传统的国家特性的唯一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来自大量的持续不断的墨西哥移民，以及他们远比黑人和白人高得多的出生率。”“墨西哥移民持续不断的涌人美国会降低文化同化的动力。墨西哥裔美国人不再视自己为必须适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群体并接受其文化的一个小团体的成员。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变得更加坚持他们自己的种族认同和文化。”长此以往，美国将会被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美国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不一定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这将是我们所熟悉的已存在了3个世纪的美国的终结。美国人不应该让这种改变发生，除非他们能确信新出现的国家会更好。”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也说：“一个没有共同文化的社会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一个移民大规模持续涌人的社会将慢慢地不再拥有共同的文化”。
拉美裔移民的涌入真的会威胁美国吗?这取决于怎么看待“同化”问题。
在工业化时代的移民过程中，欧洲移民成为信奉盎格鲁一新教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进步政治家、知识分子及像亨利·福特这样的工业界领袖等组成的庞杂联盟的压力。这个联盟努力对移民在语言、道德观念以及市民观念等方面进行教育。移民还面临来自移民社会内部的压力，他们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主教和犹太传教士，政治人物和老板——经常带头鼓励同化，顺应美国的文化，颂扬美国的民族主义。”美国立国之后，随着移民的流入，美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地进行。美国化运动最初由非官方组织发动，随后一些大公司、企业家及诸如基督教青年会等非官方非盈利的组织也加入进来，后来各级政府也被要求加入，有力地推动了移民的同化。但最近数十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似乎会阻碍同化的因素：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盛行，使次国家特性／认同得以强化；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并集中居住，使得对他们的同化更加困难；在政党政治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有的政客和政党出于胜选的需要，迎合这些移民，鼓励他们保留母国文化和语言。由于拉美裔移民大都集中在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少数几个州，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大都集中在美墨战争前后被美国侵占的土地上，一些美国人更担心：随着墨西哥裔移民的不断增加，他们可能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把这些地区从美国分离出去。
但移民同化问题非常复杂，恐怕很难从短期和表面的现象中推出恰当 的结论。《经济学家》杂志2004年3月6日的一篇评论说：“历史上，同化是双向的：移民团体一方面顺应美国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贡献自己的文化，重新解释和丰富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亨廷顿对拉美裔移民的认同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他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移民的认同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二是，这些移民能够同时接受不止一种文化。拉美裔移民也是非常渴望同化的。米盖尔·桑地诺(Miguel A．Centeno)说，最新几波移民几乎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也在追求美国梦：“更加民主的公共生活、更加安全的经济环境以及让他们的子女生活得可能更好等。”亨廷顿“未能理解拉美裔社会的很多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适应美国文化、学习英语、自我教育和教育子女，以及成为美国人并变得富有”。
针对拉美裔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人可能导致美国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魁北克化”的说法，布兰迪斯大学教授劳伦斯·法克斯(Lawrence H．Fuchs)在评论《我们是谁?》时说，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与假设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分离运动进行类比是不能成立的。他列举了至少4点理由：第一，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不仅仅是支持法语，他们还反对英语；墨西哥裔美国人领袖虽然有时倡导保留自己的语言，但他们并不排斥英语。第二，在美墨战争后，墨西哥的一半多领土被美国占领，但墨西哥裔美国人却没有这种历史记忆。而法裔加拿大人对法国在英法战争中的失败却有着深刻的记忆。第三，魁北克的天主教徒一直心怀怨恨，并推动法裔加拿大人的分离主义。而美国西南部的宗教组织却号召墨西哥移民及其后代通过取得公民身份、学习英语以及参加青年活动等活动融人到美国社会之中。第四，美国和加拿大的立国观念(founding myth)完全不同。在加拿大，其核心观念是两个民族建立一个邦联；而美国是要为追求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人，无论其祖先、种族或者宗教派别，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园。“实际上，没有证据可以让人相信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及其后代将会继续保持他们对其祖先国家的政治忠诚。”他接着说，大多数墨西哥裔美国人是非常愿意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言论和集会自由、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规则生活，以及在监督、制衡和分权的限权政府体制下生活。很多人愿意为这一制度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显然，在缺乏足够经验支持的情况下，做出拉美裔移民的涌人会挑战美国的特性或危及美国存在的论断，其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也远远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此，人们往往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关键是看人们怎么想事情。这可能就更多地受到个人经历、主观偏好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了。
五 美国国家特性／认同与美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的国家特性／认同、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亨廷顿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制订的重要因素。何为国家利益呢?“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只能是国家、民族内部各种利益的交织，也只能是领袖和精英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认识到的利益。”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要能够被认识到。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人的身份与自我认知将会影响认识到的国家利益。
亨廷顿认为，美国一般公众和很多精英对国家特性／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看法差异很大。公众比较关心的是确保军事安全、社会保障、国内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主权等，而外交政策精英关注更多的是参与全球经济、支持国际贸易和移民、强化国际制度、推动国际安全与和平、向外推广美国式民主及在国内鼓励少数族群的认同和文化等。这样，在美国的精英阶层和公众之间“对影响国家特性的国内及外交政策问题日益增长的不同态度，构成了一条超越阶级、教派、人种、地区以及种族差异的重要的文化断层线。”
从这一角度出发，亨廷顿提出了美国与世界交往的三种模式：第一，美国拥抱世界(世界主义的方案)。这一方案持世界主义的态度，向其他人民和文化敞开大门。多样性成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像种族的、人种的、文化的等次国家层次认同应受到鼓励；美国的治理将愈来愈多地受到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影响，而不再完全取决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第二，美国塑造世界(帝国性质的方案)。这一方案就是用所谓具有普世意义的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像美国。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拥抱世界，还是塑造世界，都将会降低甚至消除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异，使美国丧失其特性。
所以，亨廷顿认为，“美国不可能变成世界，它依然是美国。其他人民也不可能变成美国人，他们依然是他们自己。美国是与众不同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宗教信仰和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决定的。”①由此，他提出了美国与世界接触的第三种选择：即民族主义模式(民族性质的方案)，从而保持和促进美国的这一宗教和文化特征。这也就是亨廷顿最愿意看到的选择。
如何认识亨廷顿所说的公众和精英阶层之间对美国国家特性／认同的不同认知?他的民族性质的方案就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选择吗?公众真的比精英人物更加爱国吗?
亨廷顿强调的所谓一般大众和精英阶层对国家特性／认同的认知差异，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不同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层对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或许还有国家利益)的认知差异。他们的地位、利益和日常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倾向。他们对国家利益及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亨廷顿所讨论的三种模式在不同的人看来，似乎都有其合理性；似乎都能实现他们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
美国社会和文化是极其复杂的，具有不同经验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对美国做出不同的理解。亨廷顿本人对美国国家特性／认同的认知也是前后矛盾的(如前文所述)，他的观点也只能代表美国学术界(或许还有政界和舆论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有很多判断只是“纯粹的、缺乏论证的概括性的假设，”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真正深刻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特性／认同，还需要对美国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美国会像亨廷顿担心的那样，变成一个被多元文化主义、多样性和拉美裔移民等问题撕裂的社会吗?这确实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仇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 《我们是谁?》的基本内容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问题，并从普遍意义的角度分析了特性／身份(Identity)的界定及其来源。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特性的主要内容。亨廷顿认为，美国特性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个人权利、政府统治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第二是文化，主要是指语言(英语)、宗教及自由的观念等。亨廷顿认为，就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言，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信念。第三部分，讨论了美国特性面临的挑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念；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拉美裔化、双语化、双文化的倾向；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和特性；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和特征等。亨廷顿在第四部分指出，这些挑战正在影响着美国特性的未来性质及其重要性。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加之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受到冲击，“美国信念”的重要性增强了，但仅靠信念或意识形态立国，将是脆弱的。因此，美国应该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重振美国特性。
13年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评论。“文明冲突论”是他对国际政治的观察。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在试图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一种范式。但他内心深处思考的其实是美国国内的文化冲突问题。李慎之先生在谈到“文明冲突论”时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氏在论及西方文化受到的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时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他还特别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当时，美国国内对移民问题、族群和种族构成问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这些问题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亨廷顿的思想。他本人对此似乎也从不讳言。
《文明的冲突》关注的是国际事务，是世界上各大文明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文明间相互作用结构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及其未来。《我们是谁?》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拉回到美国国内。一定程度上说，此书的基本思想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它关注的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主要是拉美裔(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人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的挑战。在亨廷顿看来，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甚至有人认为，“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连接共同国家的纽带，降低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使美国面临被巴尔干化的危险。”
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忧虑的是由于其他文明的复兴而导致的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他认为，为挽救相对衰落的西方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应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他紧接着说：“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如果美国摒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这样，亨廷顿就把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担心的是由于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导致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的动摇。为应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挑战，他积极倡导强化对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认同。在他看来，美国能否保住国家特性，捍卫和保持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攸关他心目中的美国能否存在，以及它的国际地位能否得以延续和维持的问题。这样，亨廷顿就是把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与美国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了。诚如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西泽(James w．Ceaser)所言：“美国的世界地位似乎从未远离亨廷顿的关注。”
《文明的冲突》的关注点是由外及内，《我们是谁?》则是由内而外，二者在形式上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但其逻辑实质是相同的。亨廷顿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文明(文化)冲突，无论是世界范围的，还是美国内部的。鉴于他的“文明冲突”的逻辑已为世界上很多人所接受，美国人是否会走得更远，接受《我们是谁?》的逻辑，从而让他的论断再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呢?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主任米盖尔·桑地诺(Miguel A．Centeno)评论道：“这本书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内容本身，还在于它怎么被理解和利用。”“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亨廷顿确实应该对他的观点如何被利用负有某种责任。他还应该对他的思想被如何出版而承担责任。”
二 决定美国特性的因素：是信念?还是文化?
处于美国特性核心地位是文化还是信念?对此，美国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美国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认为：“一种民族文化就是由一个种族集团或者种族决定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所有其他人都顺应它。但国家(national)信念只是一套关于美国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论其信仰、民族或者种族如何。对信念的认同一直在美国的伟大之处中居于中心位置，在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精英变得反动和缺乏进取精神时，它通过吸收新的移民团体来增加其活力。”在沃尔夫看来，界定美国特性的核心因素显然是美国信念。
亨廷顿并不否认美国信念对于确定美国特性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曾是一个非常强调美国信念的学者。有意思的是，亨廷顿经历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他从一个信念论者(creedalism)转变为一个文化论者(cultural—ism)。这也正是人们对他批评较多的地方。在冷战结束前的60年代至80年代，亨廷顿对美国的长远未来保持着乐观的看法。他坚信，移民和多样性是积极的因素，开放且富有活力的美国能够吸收和同化任何一个种族团体。他认为，美国是一个立足于自由和公正的“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国 家，而不是一个种族国家；美国在文化上越是变得具有多样性，在确立美国人的共性时，“美国信念”的政治价值就越重要，多样性正是其力量之源泉。但现在，亨廷顿却认为，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对于界定美国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美国信念”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的产物。
亨廷顿为何会从一个信念论者转变为文化论者?原因大致如下：第一，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推进，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并实现民主化之后，美国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它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信念似乎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不再为美国人所独享。亨廷顿因此认为，美国信念已不能作为界定美国特性的决定性因素了。第二，亨廷顿可能不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但他却是一个盎格鲁一新教文化至上者，或用他自己的概念界定，是一个“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正如他在《我们是谁?》的前言中所言：“我强调的是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一新教的人重要，”只要美国人能够“致力于发扬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以及我们前辈所树立的‘美国信念’，”“即便是创建美国的那些白人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无足轻重的少数，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这样的美国才是亨廷顿所认识和热爱的美国。亨廷顿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要保守乃至发扬光大的就是盎格鲁一新教文化。
三 谁决定美国的核心文化：定居者?还是移民?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依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即盎格鲁一新教文化。为论证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亨廷顿把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开拓者定义为“定居者”，而不是“移民”。他写道：“定居者和移民有根本的区别。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建立‘山巅之城’，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它构建他们所建立的群体的基础并界定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相比之下，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以个人的方式界定他们与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文化就是这些早期的定居者创造的，后来的移民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文化。
对于亨廷顿的这种看法，约翰·兹米拉克(John Zmirak)和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批评道：“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关于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神话，这低估了独立之前的定居者的多样性和分裂性。宣称盎格鲁一新教(Anglo-Protestantism)决定了这种文化，也就是低估或忽视殖民地时期其他移民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既影响了那些殖民地的一般特征，也影响了特定地区的特征。”“即便只关注新教徒，仅把他们视为美国特性的源泉也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是作为一种冲突的结果而出现的；在冲突的两边，都有盎格鲁一新教徒。他“低估了盎格鲁一新教世界内部分裂的程度及其影响。”他们接着说：“亨廷顿过多地强调了现代美国的基督教特性，但低估了包括新教在内的基督教在那种环境里所具有的信仰和经验的多样性。为了强调当前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多元文化主义、拉美裔移民和双语主义的威胁，亨廷顿贬低了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受早期移民，以及移民所给予的密切关注所造成的影响。”
艾伦·沃尔夫列举了独立前后美国社会复杂的教会构成，论证了“持异议的盎格鲁一新教塑造了美国的特性”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美国立国之时，英格兰教会(以新教圣公会的名义在弗吉尼亚)和长老会(在苏格兰地区)这两个重要的教会已成为官方教会而不是异教组织；新教徒在英格兰曾经是持异见者，但他们在马萨诸塞、纽约和新泽西成为官方教会，且其信众主要是荷兰定居者；天主教在马里兰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罗得岛是由浸信会教徒建立的；德国人和英国教友会信徒在宾夕法尼亚占有重要地位。显然，新教徒之间对于“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看法恐怕也是非常不一致的。
应该说，美国的核心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自各个国家、教会和文化背景的移民都对其形成做出了贡献。美国核心文化的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其间经历了从宗教、教派的不宽容到宽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理解、融合和传播的过程。
四 拉美裔移民：对美国的威胁?
亨廷顿认为，当前“对美国传统的国家特性的唯一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来自大量的持续不断的墨西哥移民，以及他们远比黑人和白人高得多的出生率。”“墨西哥移民持续不断的涌人美国会降低文化同化的动力。墨西哥裔美国人不再视自己为必须适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群体并接受其文化的一个小团体的成员。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变得更加坚持他们自己的种族认同和文化。”长此以往，美国将会被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美国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不一定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这将是我们所熟悉的已存在了3个世纪的美国的终结。美国人不应该让这种改变发生，除非他们能确信新出现的国家会更好。”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也说：“一个没有共同文化的社会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一个移民大规模持续涌人的社会将慢慢地不再拥有共同的文化”。
拉美裔移民的涌入真的会威胁美国吗?这取决于怎么看待“同化”问题。
在工业化时代的移民过程中，欧洲移民成为信奉盎格鲁一新教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进步政治家、知识分子及像亨利·福特这样的工业界领袖等组成的庞杂联盟的压力。这个联盟努力对移民在语言、道德观念以及市民观念等方面进行教育。移民还面临来自移民社会内部的压力，他们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主教和犹太传教士，政治人物和老板——经常带头鼓励同化，顺应美国的文化，颂扬美国的民族主义。”美国立国之后，随着移民的流入，美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地进行。美国化运动最初由非官方组织发动，随后一些大公司、企业家及诸如基督教青年会等非官方非盈利的组织也加入进来，后来各级政府也被要求加入，有力地推动了移民的同化。但最近数十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似乎会阻碍同化的因素：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盛行，使次国家特性／认同得以强化；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并集中居住，使得对他们的同化更加困难；在政党政治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有的政客和政党出于胜选的需要，迎合这些移民，鼓励他们保留母国文化和语言。由于拉美裔移民大都集中在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少数几个州，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大都集中在美墨战争前后被美国侵占的土地上，一些美国人更担心：随着墨西哥裔移民的不断增加，他们可能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把这些地区从美国分离出去。
但移民同化问题非常复杂，恐怕很难从短期和表面的现象中推出恰当 的结论。《经济学家》杂志2004年3月6日的一篇评论说：“历史上，同化是双向的：移民团体一方面顺应美国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贡献自己的文化，重新解释和丰富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亨廷顿对拉美裔移民的认同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他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移民的认同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二是，这些移民能够同时接受不止一种文化。拉美裔移民也是非常渴望同化的。米盖尔·桑地诺(Miguel A．Centeno)说，最新几波移民几乎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也在追求美国梦：“更加民主的公共生活、更加安全的经济环境以及让他们的子女生活得可能更好等。”亨廷顿“未能理解拉美裔社会的很多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适应美国文化、学习英语、自我教育和教育子女，以及成为美国人并变得富有”。
针对拉美裔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人可能导致美国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魁北克化”的说法，布兰迪斯大学教授劳伦斯·法克斯(Lawrence H．Fuchs)在评论《我们是谁?》时说，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与假设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分离运动进行类比是不能成立的。他列举了至少4点理由：第一，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不仅仅是支持法语，他们还反对英语；墨西哥裔美国人领袖虽然有时倡导保留自己的语言，但他们并不排斥英语。第二，在美墨战争后，墨西哥的一半多领土被美国占领，但墨西哥裔美国人却没有这种历史记忆。而法裔加拿大人对法国在英法战争中的失败却有着深刻的记忆。第三，魁北克的天主教徒一直心怀怨恨，并推动法裔加拿大人的分离主义。而美国西南部的宗教组织却号召墨西哥移民及其后代通过取得公民身份、学习英语以及参加青年活动等活动融人到美国社会之中。第四，美国和加拿大的立国观念(founding myth)完全不同。在加拿大，其核心观念是两个民族建立一个邦联；而美国是要为追求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人，无论其祖先、种族或者宗教派别，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园。“实际上，没有证据可以让人相信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及其后代将会继续保持他们对其祖先国家的政治忠诚。”他接着说，大多数墨西哥裔美国人是非常愿意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言论和集会自由、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规则生活，以及在监督、制衡和分权的限权政府体制下生活。很多人愿意为这一制度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显然，在缺乏足够经验支持的情况下，做出拉美裔移民的涌人会挑战美国的特性或危及美国存在的论断，其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也远远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此，人们往往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关键是看人们怎么想事情。这可能就更多地受到个人经历、主观偏好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了。
五 美国国家特性／认同与美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的国家特性／认同、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亨廷顿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制订的重要因素。何为国家利益呢?“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只能是国家、民族内部各种利益的交织，也只能是领袖和精英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认识到的利益。”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要能够被认识到。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人的身份与自我认知将会影响认识到的国家利益。
亨廷顿认为，美国一般公众和很多精英对国家特性／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看法差异很大。公众比较关心的是确保军事安全、社会保障、国内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主权等，而外交政策精英关注更多的是参与全球经济、支持国际贸易和移民、强化国际制度、推动国际安全与和平、向外推广美国式民主及在国内鼓励少数族群的认同和文化等。这样，在美国的精英阶层和公众之间“对影响国家特性的国内及外交政策问题日益增长的不同态度，构成了一条超越阶级、教派、人种、地区以及种族差异的重要的文化断层线。”
从这一角度出发，亨廷顿提出了美国与世界交往的三种模式：第一，美国拥抱世界(世界主义的方案)。这一方案持世界主义的态度，向其他人民和文化敞开大门。多样性成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像种族的、人种的、文化的等次国家层次认同应受到鼓励；美国的治理将愈来愈多地受到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影响，而不再完全取决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第二，美国塑造世界(帝国性质的方案)。这一方案就是用所谓具有普世意义的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像美国。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拥抱世界，还是塑造世界，都将会降低甚至消除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异，使美国丧失其特性。
所以，亨廷顿认为，“美国不可能变成世界，它依然是美国。其他人民也不可能变成美国人，他们依然是他们自己。美国是与众不同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宗教信仰和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决定的。”①由此，他提出了美国与世界接触的第三种选择：即民族主义模式(民族性质的方案)，从而保持和促进美国的这一宗教和文化特征。这也就是亨廷顿最愿意看到的选择。
如何认识亨廷顿所说的公众和精英阶层之间对美国国家特性／认同的不同认知?他的民族性质的方案就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选择吗?公众真的比精英人物更加爱国吗?
亨廷顿强调的所谓一般大众和精英阶层对国家特性／认同的认知差异，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不同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层对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或许还有国家利益)的认知差异。他们的地位、利益和日常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倾向。他们对国家利益及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亨廷顿所讨论的三种模式在不同的人看来，似乎都有其合理性；似乎都能实现他们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
美国社会和文化是极其复杂的，具有不同经验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对美国做出不同的理解。亨廷顿本人对美国国家特性／认同的认知也是前后矛盾的(如前文所述)，他的观点也只能代表美国学术界(或许还有政界和舆论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有很多判断只是“纯粹的、缺乏论证的概括性的假设，”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真正深刻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国家特性／认同，还需要对美国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美国会像亨廷顿担心的那样，变成一个被多元文化主义、多样性和拉美裔移民等问题撕裂的社会吗?这确实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仇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