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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3日，由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隆重召开，来自重庆市委宣传部、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市委党校、第三军医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长江师范学院、西南大学社科处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及学院部分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文余同志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跃教授致欢迎词。研讨会围绕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相关理论问题、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交流与争论，现就研讨会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南方谈话后，“邓小平理论”概念的逐步提出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倪志安教授就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概况作了发言，他重点介绍了1994年5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作为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相关情况。倪教授说，在以往人们主流意识的观念中，有关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思想或小平同志的思想，由于把它看成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历史性飞跃，所以没有人使用过有关“邓小平思想”的概念。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南方谈话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于是开始有人使用“小平的思想”、“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来概括包括南方谈话的整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1993年7月，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在湖南召开的全国性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决定1994年上半年拟召开的全国性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由西南师范大学承办。西南师范大学于1993年10月下旬召开了筹办该次研讨会的筹备会，秘书组的同志在讨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与会标”时，彭承福教授提出要把本次研讨会的内容与中华腾飞联系起来的理念，倪志安副教授提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应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念，经充分的争议与论证，拟定了会议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会标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随后筹委会领导批准了秘书组呈报的研讨会的主题与会标。这样，1994年5月15日—19日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上，即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本次研讨会的信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等作了报道；研讨会综述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3期；《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研讨会论文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二、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是南方谈话的主线和灵魂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曾维伦教授，结合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在逻辑和当前改革开放的重大实际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当时国内经历了“89”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人们对改革产生了质疑和反对，在这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发表的南方谈话切中要害、逻辑清晰，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是整个谈话的主线和灵魂。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改革与革命一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能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必须坚持。邓小平提出判断改革和各项政策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手段，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以打消人们担心搞改革会滑向资本主义的疑惑。这样从“标准”到“手段”再到“本质”的层层深入，不仅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帮助人们拨开了姓“资”、姓“社”的迷雾。南巡谈话要求人们从各种对改革性质之争回归到发展这一中心命题上来，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此外，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改革、推动发展的方法和策略。比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等。这些论述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为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动我国的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民生指向是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理论的核心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邓斌教授认为，当我们回忆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的论断中，最为核心的应是他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共同富裕的“担忧”：“走共同富裕的路，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今天看来是目的，也是现象。邓小平同志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不难看出，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与关键，是在正确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适到一个最佳的程度而出现的结果。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论断的核心指向是在“人”，即指向民生。这种指向既包含对历史发展脉络准确的拿捏，即尊重与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说明共同富裕的论断具有前瞻性与预见性，即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解决作为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共同富裕”难题——贫富差距。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也不容许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
四、以民生推进改革，以法治保障发展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何跃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调动干部群众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才能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性健康发展，并确保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民主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最基本的办法；法治也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是保障社会理性发展最重要的手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就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风清气顺，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五、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改革需要新的顶层设计
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蒋盛云教授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中国发展来说意义十分重大。1992年的南方谈话前，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东欧苏联剧变，世界两极体系崩溃；在国内发生的1989年政治风波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很大，“左”和“右”的思想交锋激烈。对中国所面临的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给予的根本性回答，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顶层设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顶层设计。今天中国发展、改革开放也需要新的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集中了学者的研究、领袖的贡献、党内民主的智慧，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有着权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对今年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充满期待。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需要理性、智慧和勇气，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是，不管怎样，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是我们成功的经验，未来中国仍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
六、发展与稳定的哲学关系和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
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葛天博教授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在于：一是阐明了发展与稳定在一段时期内的哲学关系。发展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问题，可是，稳定自身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为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会不会因资本主义成分多些就变质的争论划上了句号。邓小平强调检验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所能决定的，而是党领导人民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只要政权是人民的，就不要担心。就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应抓住战略机遇期，抛弃非此即彼的“一分为二”论调，以民生的不断稳步增长（即小平说的“人民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改革开放的验金石，谨慎而有为地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助推“两手抓，两手硬”，实现党群信仰上的再统一，不啻是一种理性的举措。
七、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贾霄峰教授认为，当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必须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虽然党和国家高层都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发布了一系列政策等，但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由于资源高度依附于权力，造成了实际执行部门领导的个人因素影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基层民众发挥作用的空间很有限。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培育，对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培育，能够使基层民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及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并健康治理社会组织，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平台。要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对社会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
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推进文化大发展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国安教授指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针对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方谈话以来、特别是“十七大”提出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以来，精神文明软的状况有很大改变。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与强劲快速的经济建设相比，文化建设仍处于疲软缓慢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让精神文明建设真正硬起来，我们应当把建设文化“软实力”当作“硬任务”，更加自觉、更加强劲、更加切实地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不仅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保证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赢得主动和优势的需要。
九、“南方谈话”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和政治决策智慧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刘教授认为，首先，南方谈话提供了诊断和破解中国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以及时代主题、时代发展趋势的高度把脉、诊断以及破解中国问题。将发展、改革与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总体性问题，并结合必须首先解决温饱这一具体问题来确立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对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也就是坚持用整体性思维与实践性思维来思考中国问题。其次，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着眼大局，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和路径，蕴含着高水平的政治决策智慧。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和解读南方谈话的具体文本及其理论意义，因为历史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就蕴含于南方谈话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实践，就是南方谈话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一、南方谈话后，“邓小平理论”概念的逐步提出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倪志安教授就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概况作了发言，他重点介绍了1994年5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作为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相关情况。倪教授说，在以往人们主流意识的观念中，有关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思想或小平同志的思想，由于把它看成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历史性飞跃，所以没有人使用过有关“邓小平思想”的概念。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南方谈话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于是开始有人使用“小平的思想”、“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来概括包括南方谈话的整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1993年7月，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在湖南召开的全国性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决定1994年上半年拟召开的全国性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由西南师范大学承办。西南师范大学于1993年10月下旬召开了筹办该次研讨会的筹备会，秘书组的同志在讨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与会标”时，彭承福教授提出要把本次研讨会的内容与中华腾飞联系起来的理念，倪志安副教授提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应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念，经充分的争议与论证，拟定了会议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会标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随后筹委会领导批准了秘书组呈报的研讨会的主题与会标。这样，1994年5月15日—19日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上，即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本次研讨会的信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等作了报道；研讨会综述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3期；《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研讨会论文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二、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是南方谈话的主线和灵魂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曾维伦教授，结合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在逻辑和当前改革开放的重大实际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当时国内经历了“89”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人们对改革产生了质疑和反对，在这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发表的南方谈话切中要害、逻辑清晰，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是整个谈话的主线和灵魂。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改革与革命一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能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必须坚持。邓小平提出判断改革和各项政策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手段，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以打消人们担心搞改革会滑向资本主义的疑惑。这样从“标准”到“手段”再到“本质”的层层深入，不仅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帮助人们拨开了姓“资”、姓“社”的迷雾。南巡谈话要求人们从各种对改革性质之争回归到发展这一中心命题上来，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此外，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改革、推动发展的方法和策略。比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等。这些论述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为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动我国的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民生指向是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理论的核心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邓斌教授认为，当我们回忆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的论断中，最为核心的应是他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共同富裕的“担忧”：“走共同富裕的路，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今天看来是目的，也是现象。邓小平同志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不难看出，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与关键，是在正确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适到一个最佳的程度而出现的结果。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论断的核心指向是在“人”，即指向民生。这种指向既包含对历史发展脉络准确的拿捏，即尊重与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说明共同富裕的论断具有前瞻性与预见性，即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解决作为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共同富裕”难题——贫富差距。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也不容许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
四、以民生推进改革，以法治保障发展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何跃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调动干部群众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才能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性健康发展，并确保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民主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最基本的办法；法治也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是保障社会理性发展最重要的手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就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风清气顺，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五、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改革需要新的顶层设计
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蒋盛云教授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中国发展来说意义十分重大。1992年的南方谈话前，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东欧苏联剧变，世界两极体系崩溃；在国内发生的1989年政治风波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很大，“左”和“右”的思想交锋激烈。对中国所面临的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给予的根本性回答，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顶层设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顶层设计。今天中国发展、改革开放也需要新的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集中了学者的研究、领袖的贡献、党内民主的智慧，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有着权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对今年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充满期待。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需要理性、智慧和勇气，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是，不管怎样，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是我们成功的经验，未来中国仍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
六、发展与稳定的哲学关系和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
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葛天博教授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在于：一是阐明了发展与稳定在一段时期内的哲学关系。发展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问题，可是，稳定自身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为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会不会因资本主义成分多些就变质的争论划上了句号。邓小平强调检验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所能决定的，而是党领导人民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只要政权是人民的，就不要担心。就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应抓住战略机遇期，抛弃非此即彼的“一分为二”论调，以民生的不断稳步增长（即小平说的“人民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改革开放的验金石，谨慎而有为地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助推“两手抓，两手硬”，实现党群信仰上的再统一，不啻是一种理性的举措。
七、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贾霄峰教授认为，当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必须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虽然党和国家高层都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发布了一系列政策等，但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由于资源高度依附于权力，造成了实际执行部门领导的个人因素影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基层民众发挥作用的空间很有限。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培育，对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培育，能够使基层民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及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并健康治理社会组织，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平台。要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对社会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
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推进文化大发展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国安教授指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针对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方谈话以来、特别是“十七大”提出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以来，精神文明软的状况有很大改变。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与强劲快速的经济建设相比，文化建设仍处于疲软缓慢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让精神文明建设真正硬起来，我们应当把建设文化“软实力”当作“硬任务”，更加自觉、更加强劲、更加切实地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不仅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保证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赢得主动和优势的需要。
九、“南方谈话”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和政治决策智慧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刘教授认为，首先，南方谈话提供了诊断和破解中国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以及时代主题、时代发展趋势的高度把脉、诊断以及破解中国问题。将发展、改革与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总体性问题，并结合必须首先解决温饱这一具体问题来确立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对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也就是坚持用整体性思维与实践性思维来思考中国问题。其次，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着眼大局，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和路径，蕴含着高水平的政治决策智慧。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和解读南方谈话的具体文本及其理论意义，因为历史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就蕴含于南方谈话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实践，就是南方谈话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