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多年，“书有自己的生命”这论点我始终深信不疑，有些书会自己找到适合的编辑人、出版社，并且在最适合它的时间点上市。《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15年前的灾难预告》正是最好的例证。
　　某日下午，台湾苹果日报的记者陈玉梅在MSN上叫我：“嵩龄，旅日作家刘黎儿推荐一位日本核电专家平井宪夫的文章，想在台湾找合作出版社，我看你出的一系列《黑心房地产》，你对社会议题的观察，应该很适合做这本书，有兴趣谈谈出版的可能吗？”
　　刘黎儿是我在中国时报集团服务时的前辈，素来景仰，上网找了关于平井宪夫的资料后，更勾起我的兴趣。原来这位曾经在福岛核电厂工作过的“监工头”，已经在十多年前过世，生前留下的这篇“内幕告白”在三一一核灾之后，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看过的人都觉得，以日本的高科技形象，核电厂的运转与维护竟然处在令人不可思议的草率状态，实在是太可怕了。
　　老实说，在阅读这些资料之前，拥、反核这类议题几乎与我无关，台湾跟日本一样，长期被政府教育“核电是成本最低廉的能源”、“台湾天然资源少，核电不可废”、“没有核电，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而拥、反核议题，多年来吵闹不休，在资讯来源单一又浅薄的情况下，直接用二分法被贴上蓝绿的标签，也不足为奇。
　　刘黎儿说，在福岛核灾发生前，她对于核电议题也是完全无感，反倒是她的先生，旅日围棋高手王铭琬，十二岁时随着恩师沈君山参观过清华大学的原子实验炉后，就对核电领域感兴趣，并阅读过不下百本的相关书籍。核灾发生后，他们都认为核电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影响生命甚巨，因此不断地透过写专栏、演讲的方式，希望大家反核。
　　黎儿不愧是资深文化人，她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在日本，即便有五十五座核子反应炉，书店中仍有整整三个书架的核电专书，从科学到社运，百家争鸣，反观台湾，一年出版四万本书，但跟核电有关的，却一本都没有。”
　　的确，要民众对于如“核四”如此重大的问题做民意上的凝聚与评判，就不能少了教育的过程，我和刘黎儿都是记者出身，深信“读者有知的权利”，更何况在资讯如此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出版一本书也仅仅是尽一个出版人的基本责任罢了。
　　决定出书之后，我请黎儿帮忙解开两个疑点：一、网络上关于此文真伪论战不休，平井宪夫是否真有其人？二、作者十五年前即已过世，版权如今沦落何处？
　　多亏刘黎儿发挥了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一路寻线追查，先是透过日本媒体线索证明平井宪夫真有其人其事，再找到当年跟着平井宪夫四处演讲，并将演讲记录整理集结的佐藤弓子、小田美智子两位女士，成功取得她们的信任与授权。
　　做这本书所花的时间是另一个难得的经验，为了赶在福岛核灾满三个月前夕出书，从签约、收稿、翻译、编辑、设计、印刷到上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形同以做杂志的速度在做一本书。不过，幸亏有精通日文且熟悉核电的翻译陈炯霖、海外关系良好的导演崔愫欣、法国核电学者彭保罗等学有专精人士，各自提供专业且无私的投入，也才能取得包括前美国GE原子炉设计师菊地洋一、前东芝核电设计师小仓志郎等专家的文稿，让本书除了惊爆内幕的告白文章外，还有完整扎实又多元的论述。
　　“争议，是最好的营销工具”，一本核电员工内部告发为主题的书，在核灾仍不断发展、扩大的时候出现，自然会引起很大的关注。以核电这么冷门的领域，这本书在台湾还能攻上三大书店的排行榜，“爆料效应”占了很大的因素，这或许是讲究计划、精确、慢工出细活的出版业，能够向抢时效、重影响的传媒学习取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