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佛泉先生，很多人都很推崇他的代表作《自由与人权》。的确，该书在两种自由的概念区分上，足以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相提并论；该书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述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迄今无人超越，被誉为“半世纪以来国内解析自由思想最深刻的经典”。但《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一书所收录的张佛泉著述中，对当下中国最有启发意义的却是写于193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关于在中国如何开启民主政治进程的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从民主政治介绍进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不乏反对的声音，诸如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国民素质不足以实行民主政治等等。清末新政、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似乎使这种批评获得了历史经验的证明。于是，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孙中山则提出“训政”作为过渡，梁漱溟等人则主张从基层政治开始，通过国民教育训练国民的政治素质。民主政治应从乡村自治开始，成为一种主流观点。
　　在1930年代，张佛泉先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种思路提出了相当有力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有价值。他认为梁启超、孙中山、梁漱溟等人的观点有个错误的预设，即把民主政治看得太高不可及。梁启超把民主政治看作全民政治，所有国民都要躬亲政治；孙中山主张直接民主，人民要能行使选举权、立法权、复决权和罢免权；梁漱溟要使乡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现代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这种高不可及的宏伟目标很显然是难以立即付诸实践的，所以他们通常一面主张由政治强人代行训政、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一方面主张“新民”，对乡村自治、国民教育寄予厚望。其结果就变成了，为了将来民主政治的实现，我们要暂时忍耐这不民主的政治。其症结就是把目标悬得太高。因为标准高，所以忘掉了现实，忘掉了本可利用的条件，民主政治只寄望于未来，而且客观上沦为论证当下非民主政治的正当性的工具。
　　张佛泉的观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主张一种低调的民主政治观。民主政治应该被看为一种“气质”，其核心即是在已有条件下，尽可能实践民主政治。“社会里面有了一分民治力量，即要过一分民治的生活，有两分民治力量，便过两分民治生活”，因此，民主政治随时可以开始，“在起始也许范围很狭，规模很小，但只要做到有力便容它发挥的一步，便算养成了民治气质”。
　　在现代中国，已有的民治力量，在他看来就是几十年的新教育所养成的一批有参政能力的城市公民，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反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 这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城市，成为现成的民主政治力量。现代中国的教育、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都从大城市开始，唯独政治的现代化，却要从穷乡僻壤中开始，在张佛泉看来，这实在是舍近求远、缘木求鱼，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这就是高调民主政治观的恶果。
　　具体而言，民主政治应从城市开始，从受过现代教育的城市公民开始，从知识分子开始；从选举市长开始，从选举市政机构开始；选举如不可能，也可从单纯表达“是”“否”的公决开始。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1947年张佛泉与友人崔书琴等人在北平成立“市民自治促进会”，组织制定市宪章，积极推进市民自治进程。遗憾的是，这一尝试一方面被国民党当局的专断倾向所阻断，另一方面又被战争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