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贤”字在魏晋具有两种含义：一指才智出众，二指人格的优雅。《世说新语》所描述的“竹林七贤”， 无论在才学方面还是在追求人格解放方面，当为魏晋士人中之翘楚，“七贤”之名，当源于此。
关键词：竹林七贤才智 人格世说新语
“七贤”是指魏晋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七位颇有影响的名士，对他们的记载首见于孙盛的《魏氏春秋》，东晋的戴逵著《竹林七贤论》，分别论述了七贤的风采、趣闻轶事。同时代的孙绰则在《道贤论》中以沙门七僧匹配竹林七贤。此后，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也详细描绘了“竹林七贤”。
至于“贤”的意思有很多：①多才。《说文·贝部》：“贤，多才也。”《说文解字注》：“贤，多财也。财本作才，今正。贤本多才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意而废其本义矣。”可见“多才”是贤的本意。②才能、德行好。《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有时也专指多才能，《榖梁传·文公六年》：“使仁者佐贤者。”范宁注曰：“贤者，多才也。”也有专指德行，《周礼·地官·乡大夫》：“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玄注：“贤者，有德行者。”③良，美善。《广韵·先韵》：“贤，善也。”《礼记·内则》：“具二性，献其贤者与宗子。”郑玄注曰：“贤，犹善也。”④古时对人的敬称。《颜氏家训·风操》：“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则加贤字。”
在古时“贤”的本义是“多才”，从本义中又引申出许多意思，有时多指才能，有时又偏重德行，更多的是两者皆备。通常，一个人只要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或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就是“美善”的，因而被称为贤者。
汉代“独尊儒术”，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考察和品评士人时，就非常遵从“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后汉书·郑玄传》）的标准，德行成了品评人物优劣的主要原则。三国的曹操认识到这种人才选举“重名轻实”的弊端，于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以德为先的选举制度，昭示了以才为先品评标准的正式奠定。曹操的属官刘邵，，对汉魏人物品鉴的方法作出了理论阐述。刘邵论人重才性。为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体而言，先秦两汉至魏晋，对“贤”者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德转向了重才性。
二、“七贤”之“贤”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对汉末到东晋名士风度的总结。他同身边的文人都怀着一种欣赏、崇敬的心情去写名士风采。《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竹林七贤”的故事，见《赏誉》、《任诞》、《文学》、《容止》等，总计76条。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七贤的共同特性，以及为当时和后人所推崇的缘由。
（一）卓越的才能
在魏晋时，伴随着玄学中才性关系辩论的展开，又由于名教与自然之争，人们对于“才”的涵义理解有所改变，不只是局限于人在政治上的才能，而更加注重人自身在哲学、文学、技艺等方面的造诣。论人物常用“奇才”、“长才”、“大才”、“清才”、“高才”、“英武之才”等词汇，可見魏晋对才的重视。试看七贤之才：
１、哲学之才
玄学是魏晋哲学思想的主导。玄学是通过老庄思想演变而来的。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竹林名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并举行一种清谈活动，这种活动主要以“三玄”为谈资，从这里我们就能知晓他们共同的哲学爱好就是老庄思想。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发展了何晏、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政治哲学论，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论。
嵇康的玄学思想在《世说新语》中没有具体的描述，但通过后人的言谈和他自身的行为可略知一二，《世说新语·栖逸》2：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这里嵇康与孙登同游，表现其追求自然的人生理想，这与他在《释私论》中提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思想而使其招致杀身之祸，孙登就很有先见地对他提出“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的忠告。
嵇康对于才性论有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世说新语》：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5）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文学》21）
钟会所撰《四本论》的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才性之学。嵇康的著作《明胆论》是对才性论的深入，可见在当时他对才性也有研究。就因为这样，钟会才会在撰完《四本论》后，“甚欲使嵇公一见”，但又怕他驳难，而把书扔在嵇康家门外后，慌忙逃走了。养生论是嵇康在《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两篇论文中提出的玄学论题。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集中讨论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即乐的本体论，乐的声音与人情感的关系，乐的社会功能。嵇康的这些哲学思想非常符合东晋人思维，那时的人已经很少谈论政治，而喜欢研究养生之道，注重自身情感的陶冶，所以他的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会在东晋流行。
阮籍是和嵇康齐名的名士。他对于虚假的名教也十分厌恶，在《大人先生传》中把那些所谓的君子比喻成处于禈中之虱。在《清思赋》中，阮籍描写了自己飘摇于仙境之中，召神女与同游，这是他心中所向往的一个境界，但这只是一个幻境，根本无法实现。
２、文学之才
一种思想和技艺的传播，除了通过口耳相传，更主要的是借助文章流传下来。刘邵《人物志》中划分的十二种人才就有“文章”，这里指善于著述的人。“七贤”中善于著述者也很多。
魏晋时，嵇康的文章非常流行。除前面提到的《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外，《世说新语》里还提及他的《琴赋》：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文学》98）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赏誉》
嵇康除了许多玄学论文，如《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外，此外还有《家诫》、《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日常应用文。他的文章语言比较犀利，思想上又标新立异，论述层层深入，为时人所不及。
嵇康的诗亦颇为出色。《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里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出自嵇康的四言诗《送秀才入军》，可见他的诗在东晋时就已经很流行了。
阮籍的五言诗成就很高，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他的文章如《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为郑冲劝晋王笺》等，都构思奇特，文笔峻拔。
刘伶比较有名的文章只有《酒德颂》，“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世说新语·文学》69）此文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３、技艺（音乐、啸咏）之才
向秀曾在《思旧赋》中说嵇康“博通技艺，于丝竹特妙”。嵇康在音乐上的成就很高，《世说新语》写道：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大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2）
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要做的最后一件事竟是弹琴，念念不忘的，竟是自己喜爱的乐曲，可见嵇康对音乐的痴迷程度！除了《广陵散》，相传他作的曲目还有《嵇氏四弄》《风入松》等。其实嵇康的书法、绘画也很好，只是《世说》中没有提及而已。
阮籍在诗里也常常写到自己弹琴自怡的情景，例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岂与蓬户士，弹琴颂言誓”（《咏怀》）。《晋书·阮籍传》也说他：“嗜酒能啸，善弹情。”此外，阮籍还善啸：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栖逸》1）
据说这个“真人”就是孙登，他是当时有名的隐者，也曾与嵇康游于山林。他对阮籍说的一切均不感兴趣，只欣赏阮籍的长啸。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1）
这里阮籍在晋文王面前箕踞啸歌，神情自怡，是一种自我欣赏的姿态，肯定自我，表现自我的方式。
阮咸也是著名的音乐家。他善于鉴赏音乐，在《世说新语·术解》中就说他妙解音律，时称“神解”，“神解”就是通过神灵的感应而领悟理解音乐，是一种自然天成的透彻理解，似乎有天才的意味。同时《晋书·阮籍传·阮咸附传》还说他“善弹琵琶”，据说他还发明了直劲琵琶，时人把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竹林名士们有太多的苦闷，只有借助音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嵇康说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态” （《琴赋》序）。后人们由于有着相同的境遇，才会深刻体会到这种心境。
（二）人性的高扬
具备哲学、文学、技艺上的才能，是成为贤者的必备条件，但是“竹林七贤”之“贤”还包括另一方面的内容，那就是对人“性”的高扬。
１、情感价值的珍视
魏晋是人的情感、心灵苏醒的时代。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感情看作人应该有的本性。魏晋许多名士，从老庄理论出发，却对老庄理论有一个根本修正：人既然要顺应自然，而情正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所以不应忘情。[14]“竹林七贤”都是重情之人，王戎就提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伤逝》4），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里所说的“情”包括亲情、友情、夫妻情等许多方面。
七人中有许多关于“至孝”的故事，孝就是亲情的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他们的孝顺与儒家所说的孝还是有区别的，儒家向来认为“礼”大于“情”，两晋标榜“以孝治天下”，也是停留在“礼”繁缛的一面，而“竹林七贤”的孝是强调真实情感的流露。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17）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德行》20）
这两条都是记载王戎“死孝”的故事。第一条中把他与和峤相比较，和峤出自礼数规范，一切做到完备；王戎则是内心的哀痛，不去顾及礼数形式。所以一个是“生孝”，一个是“死孝”，谁都能看出和峤虚假的成分，他的孝是作给别人看的，而王戎则是发自内心的。第二条则更证明了王戎的孝更注重自然情感的流露，而不去顾及一些虚假的礼仪。刘孝标注引《曲礼》曰：“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孝经》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也。”看来王戎这种“死孝”的行为在当时是完全违反礼教的，但王戎名知故犯，说明他的观念中也是“情”高于“礼”。
阮籍也是一个“至孝”之人，虽其表现的方式颇为出格，但感情确实是至真的：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9）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度。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11）
第一条就是对阮籍“至孝”一个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离去而刻骨铭心的悲痛，又哪会哭一声就呕出自己的鲜血来。对阮籍的这种行为也只有少数像裴楷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所以他为阮籍辩护道：他是故意要做一个背离俗礼的“方外”之人。“孝与不孝”并不是表面的遵守礼教与不遵守礼教，而在于内心是否有真挚之情，那才是真正的孝——“至孝”。
“七贤”之间的友情也是非常可贵和让人向往的。他们曾携手相游竹林，畅谈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后来山涛、王戎等人投靠了司马氏，有的还当了高官，但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无法割舍的：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伤逝》2）
王戎在对过往竹林同游酣畅、快乐的回首中，更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人生的悲凉，发出了“邈若山河”的感慨。
嵇康也是一个重情之人，他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嵇康之死的直接导火线是“吕安事件”。他跟嵇康和吕安的感情很深，“每一相思”就会“千里命驾”（《简傲》4）。当吕安的哥哥吕巽计淫弟妇，且诬告吕安，嵇康才会愤写《与吕长悌绝交书》并上书为吕安辩解。这一辩解，正好让钟会之流抓住机会，拔除了这个眼中钉。嵇康的死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嵇康临刑时颜色不变，足证对朋友深情。
山涛和王戎一样都在司马氏集团中当了高官。山涛未仕前和嵇康也是很好的朋友。“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栖逸》3）嵇康在写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时，心中还是充满感激的，所以他才会在死后把自己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山涛也没有辜负死去的朋友，“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政事》8）足见其对嵇康的深情。对晚辈，山涛似乎特别愿意照顾，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曾得到他的举荐。“山公举阮咸”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山涛之举阮咸，固知上不能，善惜旷世之俊，莫识其意故耳！”这次举荐虽然失败了，但也是一种赏识、爱护之情的表现。
还有一种情很少被人提及，那便是夫妻之情。王戎和妻子之间颇有情趣。王戎曾责备其妻不应常称他为卿，但其妻却回答：“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惑溺》6）王戎也就听之任之了。就是因为对丈夫的爱，才会不顾及礼节，也因为她说的有理，王戎才没有干涉成功，反而更加增加了他们夫妻的感情。而“卿卿我我”这个寓意夫妻感情深厚的典故就被流传下来了。
对于情感的正视，正是高扬人性的一个表现，随着玄学的发展，人的真实感情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东晋名士推崇“竹林名士”也是在情理之中。
２、饮酒
饮酒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但在魏晋，酒的作用被无限制的扩大了。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除了抒发苦闷陶冶情操之外，还能使人逃避现实、超越自我。“酒，使人人自远。”（《任诞》35）“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任诞》48）“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52）这里“自远”就是自己忘掉自己；“著胜地”是对美好境地的向往；“形神不复相亲”就是指达不到一种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其实这三条的旨意相同，都是指酒有着超凡的功用，能使人物我两忘，所以有人才认为“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任诞》53）
魏晋时人们把酒的作用看得太重，导致饮酒不加节制，变成了纵酒。魏晋清谈活动常以酒助兴，“竹林之游”时肆意酣畅，不醉无归的风气渐成为一种时尚，为后人所仰慕，使饮酒成了魏晋风度的一种。“竹林七贤”皆能饮酒。其中刘伶名气最大，以喝酒著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6）
这里“脱衣裸行”“以天地为栋宇”的言行，昭示了对逍遥境界的追求――衣物、房屋都是空间的束缚，刘伶要挣脱这些束缚。酒融入了他的生命，刘伶只要有酒喝，不顾惜性命，喝醉酒也不在乎做出什么放诞的事情，只在乎自己的逍遥自在。这种思想是和他在《酒德颂》所述一样的：“惟酒为务，焉知其余。”但是在这些可笑的言行中，又含有个人的无穷智慧和难言的悲凉心境。
阮籍和刘伶一样，也是有名的“饮士”。阮籍饮酒，主要原因，是为环境所迫。司马氏早想篡权，阮籍在当时的名声又很大，司马氏很想拉拢他，阮籍很难两全，所以只能“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少讲话，多饮酒，借助酒的名义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事。阮籍向来不喜仕宦，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酒数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还和王戎一起与当垆美妇饮酒，醉了，就眠其侧。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王忱曾说：“阮籍胸中有垒块，故须酒浇之。”（《任诞》51）就因为阮籍深知自己的痛苦与无奈，才不让儿子和后辈来模仿他：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任诞》１３）
他是因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佯醉，不可学，而阮咸则是烂醉，不能学。
阮家的另一位饮者是阮咸，他最夸张的举动就是与群猪共饮：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任诞》１２）
这种行为是与他的思想相通的。阮咸好老庄，崇尚自然，而庄子就提出过“齐万物”的思想，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平等，既然万物平等，那么人与猪之间也是平等，所以他才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竹林七贤”之所以被尊为“贤”者，应归功其在文学、哲学、艺术诸方面的精深造诣，更有赖于他们自然潇洒、任心而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七贤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及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贤”之称，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1]孔繁.魏晋玄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11.
[2]容肈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３．
[3]（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尚慈 ，张万起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8．
[4]汤用彤撰；汤一介等导读．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宁稼雨．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6]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3．
[12]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竹林七贤才智 人格世说新语
“七贤”是指魏晋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七位颇有影响的名士，对他们的记载首见于孙盛的《魏氏春秋》，东晋的戴逵著《竹林七贤论》，分别论述了七贤的风采、趣闻轶事。同时代的孙绰则在《道贤论》中以沙门七僧匹配竹林七贤。此后，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也详细描绘了“竹林七贤”。
至于“贤”的意思有很多：①多才。《说文·贝部》：“贤，多才也。”《说文解字注》：“贤，多财也。财本作才，今正。贤本多才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意而废其本义矣。”可见“多才”是贤的本意。②才能、德行好。《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有时也专指多才能，《榖梁传·文公六年》：“使仁者佐贤者。”范宁注曰：“贤者，多才也。”也有专指德行，《周礼·地官·乡大夫》：“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玄注：“贤者，有德行者。”③良，美善。《广韵·先韵》：“贤，善也。”《礼记·内则》：“具二性，献其贤者与宗子。”郑玄注曰：“贤，犹善也。”④古时对人的敬称。《颜氏家训·风操》：“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则加贤字。”
在古时“贤”的本义是“多才”，从本义中又引申出许多意思，有时多指才能，有时又偏重德行，更多的是两者皆备。通常，一个人只要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或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就是“美善”的，因而被称为贤者。
汉代“独尊儒术”，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考察和品评士人时，就非常遵从“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后汉书·郑玄传》）的标准，德行成了品评人物优劣的主要原则。三国的曹操认识到这种人才选举“重名轻实”的弊端，于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以德为先的选举制度，昭示了以才为先品评标准的正式奠定。曹操的属官刘邵，，对汉魏人物品鉴的方法作出了理论阐述。刘邵论人重才性。为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体而言，先秦两汉至魏晋，对“贤”者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德转向了重才性。
二、“七贤”之“贤”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对汉末到东晋名士风度的总结。他同身边的文人都怀着一种欣赏、崇敬的心情去写名士风采。《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竹林七贤”的故事，见《赏誉》、《任诞》、《文学》、《容止》等，总计76条。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七贤的共同特性，以及为当时和后人所推崇的缘由。
（一）卓越的才能
在魏晋时，伴随着玄学中才性关系辩论的展开，又由于名教与自然之争，人们对于“才”的涵义理解有所改变，不只是局限于人在政治上的才能，而更加注重人自身在哲学、文学、技艺等方面的造诣。论人物常用“奇才”、“长才”、“大才”、“清才”、“高才”、“英武之才”等词汇，可見魏晋对才的重视。试看七贤之才：
１、哲学之才
玄学是魏晋哲学思想的主导。玄学是通过老庄思想演变而来的。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竹林名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并举行一种清谈活动，这种活动主要以“三玄”为谈资，从这里我们就能知晓他们共同的哲学爱好就是老庄思想。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发展了何晏、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政治哲学论，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论。
嵇康的玄学思想在《世说新语》中没有具体的描述，但通过后人的言谈和他自身的行为可略知一二，《世说新语·栖逸》2：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这里嵇康与孙登同游，表现其追求自然的人生理想，这与他在《释私论》中提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思想而使其招致杀身之祸，孙登就很有先见地对他提出“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的忠告。
嵇康对于才性论有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世说新语》：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5）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文学》21）
钟会所撰《四本论》的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才性之学。嵇康的著作《明胆论》是对才性论的深入，可见在当时他对才性也有研究。就因为这样，钟会才会在撰完《四本论》后，“甚欲使嵇公一见”，但又怕他驳难，而把书扔在嵇康家门外后，慌忙逃走了。养生论是嵇康在《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两篇论文中提出的玄学论题。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集中讨论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即乐的本体论，乐的声音与人情感的关系，乐的社会功能。嵇康的这些哲学思想非常符合东晋人思维，那时的人已经很少谈论政治，而喜欢研究养生之道，注重自身情感的陶冶，所以他的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会在东晋流行。
阮籍是和嵇康齐名的名士。他对于虚假的名教也十分厌恶，在《大人先生传》中把那些所谓的君子比喻成处于禈中之虱。在《清思赋》中，阮籍描写了自己飘摇于仙境之中，召神女与同游，这是他心中所向往的一个境界，但这只是一个幻境，根本无法实现。
２、文学之才
一种思想和技艺的传播，除了通过口耳相传，更主要的是借助文章流传下来。刘邵《人物志》中划分的十二种人才就有“文章”，这里指善于著述的人。“七贤”中善于著述者也很多。
魏晋时，嵇康的文章非常流行。除前面提到的《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外，《世说新语》里还提及他的《琴赋》：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文学》98）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赏誉》
嵇康除了许多玄学论文，如《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外，此外还有《家诫》、《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日常应用文。他的文章语言比较犀利，思想上又标新立异，论述层层深入，为时人所不及。
嵇康的诗亦颇为出色。《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里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出自嵇康的四言诗《送秀才入军》，可见他的诗在东晋时就已经很流行了。
阮籍的五言诗成就很高，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他的文章如《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为郑冲劝晋王笺》等，都构思奇特，文笔峻拔。
刘伶比较有名的文章只有《酒德颂》，“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世说新语·文学》69）此文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３、技艺（音乐、啸咏）之才
向秀曾在《思旧赋》中说嵇康“博通技艺，于丝竹特妙”。嵇康在音乐上的成就很高，《世说新语》写道：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大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2）
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要做的最后一件事竟是弹琴，念念不忘的，竟是自己喜爱的乐曲，可见嵇康对音乐的痴迷程度！除了《广陵散》，相传他作的曲目还有《嵇氏四弄》《风入松》等。其实嵇康的书法、绘画也很好，只是《世说》中没有提及而已。
阮籍在诗里也常常写到自己弹琴自怡的情景，例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岂与蓬户士，弹琴颂言誓”（《咏怀》）。《晋书·阮籍传》也说他：“嗜酒能啸，善弹情。”此外，阮籍还善啸：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栖逸》1）
据说这个“真人”就是孙登，他是当时有名的隐者，也曾与嵇康游于山林。他对阮籍说的一切均不感兴趣，只欣赏阮籍的长啸。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1）
这里阮籍在晋文王面前箕踞啸歌，神情自怡，是一种自我欣赏的姿态，肯定自我，表现自我的方式。
阮咸也是著名的音乐家。他善于鉴赏音乐，在《世说新语·术解》中就说他妙解音律，时称“神解”，“神解”就是通过神灵的感应而领悟理解音乐，是一种自然天成的透彻理解，似乎有天才的意味。同时《晋书·阮籍传·阮咸附传》还说他“善弹琵琶”，据说他还发明了直劲琵琶，时人把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竹林名士们有太多的苦闷，只有借助音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嵇康说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态” （《琴赋》序）。后人们由于有着相同的境遇，才会深刻体会到这种心境。
（二）人性的高扬
具备哲学、文学、技艺上的才能，是成为贤者的必备条件，但是“竹林七贤”之“贤”还包括另一方面的内容，那就是对人“性”的高扬。
１、情感价值的珍视
魏晋是人的情感、心灵苏醒的时代。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感情看作人应该有的本性。魏晋许多名士，从老庄理论出发，却对老庄理论有一个根本修正：人既然要顺应自然，而情正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所以不应忘情。[14]“竹林七贤”都是重情之人，王戎就提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伤逝》4），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里所说的“情”包括亲情、友情、夫妻情等许多方面。
七人中有许多关于“至孝”的故事，孝就是亲情的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他们的孝顺与儒家所说的孝还是有区别的，儒家向来认为“礼”大于“情”，两晋标榜“以孝治天下”，也是停留在“礼”繁缛的一面，而“竹林七贤”的孝是强调真实情感的流露。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17）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德行》20）
这两条都是记载王戎“死孝”的故事。第一条中把他与和峤相比较，和峤出自礼数规范，一切做到完备；王戎则是内心的哀痛，不去顾及礼数形式。所以一个是“生孝”，一个是“死孝”，谁都能看出和峤虚假的成分，他的孝是作给别人看的，而王戎则是发自内心的。第二条则更证明了王戎的孝更注重自然情感的流露，而不去顾及一些虚假的礼仪。刘孝标注引《曲礼》曰：“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孝经》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也。”看来王戎这种“死孝”的行为在当时是完全违反礼教的，但王戎名知故犯，说明他的观念中也是“情”高于“礼”。
阮籍也是一个“至孝”之人，虽其表现的方式颇为出格，但感情确实是至真的：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9）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度。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11）
第一条就是对阮籍“至孝”一个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离去而刻骨铭心的悲痛，又哪会哭一声就呕出自己的鲜血来。对阮籍的这种行为也只有少数像裴楷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所以他为阮籍辩护道：他是故意要做一个背离俗礼的“方外”之人。“孝与不孝”并不是表面的遵守礼教与不遵守礼教，而在于内心是否有真挚之情，那才是真正的孝——“至孝”。
“七贤”之间的友情也是非常可贵和让人向往的。他们曾携手相游竹林，畅谈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后来山涛、王戎等人投靠了司马氏，有的还当了高官，但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无法割舍的：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伤逝》2）
王戎在对过往竹林同游酣畅、快乐的回首中，更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人生的悲凉，发出了“邈若山河”的感慨。
嵇康也是一个重情之人，他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嵇康之死的直接导火线是“吕安事件”。他跟嵇康和吕安的感情很深，“每一相思”就会“千里命驾”（《简傲》4）。当吕安的哥哥吕巽计淫弟妇，且诬告吕安，嵇康才会愤写《与吕长悌绝交书》并上书为吕安辩解。这一辩解，正好让钟会之流抓住机会，拔除了这个眼中钉。嵇康的死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嵇康临刑时颜色不变，足证对朋友深情。
山涛和王戎一样都在司马氏集团中当了高官。山涛未仕前和嵇康也是很好的朋友。“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栖逸》3）嵇康在写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时，心中还是充满感激的，所以他才会在死后把自己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山涛也没有辜负死去的朋友，“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政事》8）足见其对嵇康的深情。对晚辈，山涛似乎特别愿意照顾，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曾得到他的举荐。“山公举阮咸”条，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山涛之举阮咸，固知上不能，善惜旷世之俊，莫识其意故耳！”这次举荐虽然失败了，但也是一种赏识、爱护之情的表现。
还有一种情很少被人提及，那便是夫妻之情。王戎和妻子之间颇有情趣。王戎曾责备其妻不应常称他为卿，但其妻却回答：“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惑溺》6）王戎也就听之任之了。就是因为对丈夫的爱，才会不顾及礼节，也因为她说的有理，王戎才没有干涉成功，反而更加增加了他们夫妻的感情。而“卿卿我我”这个寓意夫妻感情深厚的典故就被流传下来了。
对于情感的正视，正是高扬人性的一个表现，随着玄学的发展，人的真实感情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东晋名士推崇“竹林名士”也是在情理之中。
２、饮酒
饮酒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但在魏晋，酒的作用被无限制的扩大了。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除了抒发苦闷陶冶情操之外，还能使人逃避现实、超越自我。“酒，使人人自远。”（《任诞》35）“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任诞》48）“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52）这里“自远”就是自己忘掉自己；“著胜地”是对美好境地的向往；“形神不复相亲”就是指达不到一种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其实这三条的旨意相同，都是指酒有着超凡的功用，能使人物我两忘，所以有人才认为“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任诞》53）
魏晋时人们把酒的作用看得太重，导致饮酒不加节制，变成了纵酒。魏晋清谈活动常以酒助兴，“竹林之游”时肆意酣畅，不醉无归的风气渐成为一种时尚，为后人所仰慕，使饮酒成了魏晋风度的一种。“竹林七贤”皆能饮酒。其中刘伶名气最大，以喝酒著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任诞》6）
这里“脱衣裸行”“以天地为栋宇”的言行，昭示了对逍遥境界的追求――衣物、房屋都是空间的束缚，刘伶要挣脱这些束缚。酒融入了他的生命，刘伶只要有酒喝，不顾惜性命，喝醉酒也不在乎做出什么放诞的事情，只在乎自己的逍遥自在。这种思想是和他在《酒德颂》所述一样的：“惟酒为务，焉知其余。”但是在这些可笑的言行中，又含有个人的无穷智慧和难言的悲凉心境。
阮籍和刘伶一样，也是有名的“饮士”。阮籍饮酒，主要原因，是为环境所迫。司马氏早想篡权，阮籍在当时的名声又很大，司马氏很想拉拢他，阮籍很难两全，所以只能“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少讲话，多饮酒，借助酒的名义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事。阮籍向来不喜仕宦，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酒数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还和王戎一起与当垆美妇饮酒，醉了，就眠其侧。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王忱曾说：“阮籍胸中有垒块，故须酒浇之。”（《任诞》51）就因为阮籍深知自己的痛苦与无奈，才不让儿子和后辈来模仿他：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任诞》１３）
他是因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佯醉，不可学，而阮咸则是烂醉，不能学。
阮家的另一位饮者是阮咸，他最夸张的举动就是与群猪共饮：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任诞》１２）
这种行为是与他的思想相通的。阮咸好老庄，崇尚自然，而庄子就提出过“齐万物”的思想，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平等，既然万物平等，那么人与猪之间也是平等，所以他才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竹林七贤”之所以被尊为“贤”者，应归功其在文学、哲学、艺术诸方面的精深造诣，更有赖于他们自然潇洒、任心而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七贤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及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贤”之称，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1]孔繁.魏晋玄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11.
[2]容肈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３．
[3]（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尚慈 ，张万起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8．
[4]汤用彤撰；汤一介等导读．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宁稼雨．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6]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3．
[12]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