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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之春在完成唁贺任务之后，由俄罗斯启程，临行之际，触景生情，口占一首，以示同人：
珠盘奉使赋駪征，浃月勾留比得城。
海外雪泥应有印，道旁风景不胜情。
新亭近洒神州泪，绝域初回使事成。
已是归途相慰藉，何从报称答升平。〔1〕
出使俄罗斯的王之春如愿在异国雪域留下了游览的足迹，完成了出使的使命，然而这对于屡次遭受西方国家侵略、新近又方遭日本重创的清王朝之使臣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国难思良将，作为使臣来说，还有一大使命，即需留心异域之情形以为中国借镜之资。王之春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旅途中对于“西学之源流、山川之险易、民物之简蕃、风俗之殊变、军械之更新”随得随录。不仅如此，他对于出使中之“朝绅宴会、官眷茶会及乐戏跳舞各节”亦无不详细记载，此即王之春的留心之作《使俄草》（又名《使俄日记》）〔2〕。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今衡南县泉溪狮子坪）人，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由诸生而从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先后任李鸿章、彭玉麟之部属，率军驻防北塘海口及江苏镇江。王之春关心时政，讲求事功，倡为经世之学。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他受两江总督沈葆桢派遣赴东瀛以探访日情，于光绪五年十月十八日（1879年12月4日）从吴淞口出发，游览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等地，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0年1月5日）回到上海，在日本游探近一月，以所见所感书为《谈瀛录》，其中第三卷《东洋琐记》对日本的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国债、物产、教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光绪五年（1879年），王之春根据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中外交涉的有关材料辑录成《清朝柔远记》一书，以为谈时务者之资〔3〕。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来华旅行的俄罗斯世子尼古拉二世。因以上经历，王之春被视为熟悉洋务之干才。亦因此之故，他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到京师为慈禧太后祝贺六十大寿以及三年任满奏请先期晋见时，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却做出了这项看似与战争无关的外交决定，派王之春作为专使参加次年四月俄罗斯沙皇的加冕仪式并赠送头等宝星，并谕令接旨之后即行交卸乘轮赴沪，候国书递到，迅速启行〔4〕。其实，这项决定实有深意，此可从光绪帝召见王之春的问答中看出端倪。光绪帝于十月十八日召见王之春时说：“甲申年间，朝鲜巨文一岛，英人曾泊兵船于其地。俄人恐其占据，屡来问讯。嗣诘英人，英人以恐为俄占据复。俄遂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王之春回答：“俟到彼国，从容与外部议及，彼纵不助我，将来亦免为其占据朝鲜境土地步。况今中俄交谊正孚，当必秉万国公法与倭人诘难也。”〔5〕此以夷制夷之法，意在通过俄罗斯对日本施加压力。
王之春是清政府中难得的有心人，受命之后即开始为出使进行各种准备。一面拜谒恭亲王奕、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请示各种机宜，一面调派熟悉洋务的人员作为随行属员并奏调翻译人员。王之春还拜会了俄罗斯驻京公使喀希尼，告以使命。此外，又还到总理衙门查阅有关巨文岛一事的来往文档、帕米尔界务档册，对于重要的部分加以抄录、整理成册以备查询和参考〔6〕。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王之春一行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自上海启程，经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在法国马赛登陆，十五日乘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十八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二十一日进入俄罗斯境内，二十二日抵达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到达圣彼得堡，到二月二十二日由俄罗斯启程，王之春在俄国的时间并不长，总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俄罗斯期间，除了参加有关的外交活动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在各处进行游览、访谈。他先后参观过船式厂、制造钱币局、大教堂、皇宫、博物院、万生院（动物园）、书库（图书馆）、格致学塾、礼拜堂、水师学堂、哥特林岛（岛上有船厂、炮厂、军械火药库）、布霍弗司克炮厂、报馆等，此外还曾观看芭蕾舞、陆操（陆军演练）、溜冰、赛马。通过这些活动，他对俄罗斯的“山川、险要、政治、帑藏、兵力、物产、户口、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7〕。回国途中，王之春又取道柏林、伦敦、巴黎，以考察各国的武备与军械，他曾参观德国的伏尔铿船厂、鱼雷厂、枪炮厂、克鲁伯炮厂，英国的胡力枢枪炮厂，法国的武备学堂，此外还曾到英国和法国的议院参观。
在游览和参观的时候，王之春时时留心，处处留意，随时想着清政府之内政，如参观船式厂，见到了彼得一世亲手所制的舰船模型，随后就想到康熙六十年时，彼得一世曾向清王朝赠送亲手所制木船模型三个，他认为如果将来清政府仿效俄罗斯建立类似机构时，可以将此三个模型存于其中，以备考证，只是不知道这些模型是否还存于内库〔8〕。俄罗斯的制造钱币局也给王之春留下了深刻制印象，他在回国后所上奏折中称：“泰西造办纸厂，俄国为上，此纸须用机器，其费甚巨，民间不能猝办，故可杜绝伪造，其用暗码人头即在水中制成。”由此主张由驻俄使臣从俄国订购暗印纸张，作为发行钞票用纸。从这些小处可以看到，王之春在俄罗斯不仅处处留印，亦且时时留心〔9〕。
通过实地考察与参观，使得他对于一些新事物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如对于铁路的理解，王之春在到日本探访时就曾乘坐过火车，并以诗的形式形象而传神地描述了火车的迅捷，他写道：
车声辘辘逐斜晖，四面苍茫入翠微。
良骥追风偏就范，游龙天翼亦能飞。
路如砥矢长绳亘，山比烟云转眼非。
或挽或推都是拙，本来达者在知机。〔10〕
这次到达俄罗斯之后，更加深了他对于铁路的认识，他认识到“西人创兴火车，不过数十年，今已密若蛛丝，往来梭织，遇水则设长桥，过山则穿洞穴，或架桥行街市之上，或穴地而行其下，并无大碍人庐墓者，至经行之路不过稍为平治，于风水一说尤无妨碍，道路之畚锸修治，邨落之分运货物，一一需人，亦并无伤于贫民生计，而百货流连化重为轻，缩远若近，不啻以陆作海而以车当舟，运兵速，运漕便，行旅迅疾而无泥泞风涛之苦，何快如之！何惮而不为之？此中土所急宜创兴者也”〔11〕。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认为国内反对修建铁路的那些理由完全是想当然而已，根本站不住脚。认为铁路可以“通国家之有无，济生人之日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2〕。因此，王之春回国后在其所上奏折中提出了八条应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其中第一条就是铁路。他阐明了铁路的价值，指出了铁路的功用，并且提出建造三条线路的计划：由瓜州到天津以代替漕运，由汉口经襄樊、陕甘到四川，由上海经浙江到广东，以便货物流通、捍卫边疆。他甚至提出：“若十年之内不著成效，臣之身家愿职其咎。”〔13〕由此，可以看出此次出使加深了王之春对于新事物的信心。
通过这次出使，王之春加深了对于西方的认识与了解，如对于教育与富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欧西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各学其学，女亦无所不学，即聋瞽跛哑者流亦各有学院，设塾师，择其可为者以教之。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令收付义塾，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县及国都之内，学塾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详者，莫不有一定程限……近数十年学校以德为尤著，其兵多出学校，所以战胜攻取，而诸大国亦争先竞爽。推之于士农工商，何独不然，推究大局兴衰，观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勃兴之本原不在彼而在此也”〔14〕。当看到“欧洲妇人无一不识字就学者，无事不与男子同，即战阵亦用之，是其人数虽寡，实则一人有一人之用”，而“中国妇女惟秘置室中，是以人数虽多，已废弃其半于无用之地，宜其积弱而不克自富强”，王之春认为“今日中国万不能似欧洲之薄无检束，然建设女塾，使之各习艺能，自未尝不可仿而行之”〔15〕。
王之春赞扬欧洲各国在学堂、商政、监狱、街道方面无不法良意美，但是对其道德、风俗、法律等方面并不赞同，甚至是深恶痛绝。他是信奉传统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往往拿了其中的一些观念、道德标准来观察和考量异域之政情民俗。如看到俄罗斯“官多由世及”，而“其读各国书者，颇自负才能而名位反居其下，多有私意不平者”，他认为对此应该运用儒家的思想来加以教化，让在下位者“读论孟五经，使知纲常之理”，这样“在下者自不敢侵凌其上矣”〔16〕。当看到议院可以“刑赏与共，而无上下雍阏之虞”时，王之春是赞赏的，一旦由此而导致“权魁巨憨要结蓄谋，迫令其君去位”的局面时，王之春认为是“君臣之义未知讲求者也”。当看到“子女年满二十即所谓宜有自主之权，可婚嫁不请命于父母。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或不相闻问，其稍知亲爱者，夫妇于礼拜日食翁姑一餐即去”，认为是“以骨肉至亲而推远之若途人，宗彝传食，羔羊跪乳，是曾禽兽之不若”。当看到“子殴父坐狱三月，父殴子亦坐狱三月”的法律规定时，他认为是被墨子爱无差等一说所误，这简直是颠倒错乱。当看到“西俗贵女贱男，道遇妇女必让其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有外遇虽公侯夫人或弃本夫而再醮，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中国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袒肩露臂或竟徒跣，男子除面与两手外，必掩藏甚密，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生子不以为嫌，国中斗榖于兔之流几于四分居一，所以女多终身不嫁，免受拘束”的情况时，王之春认为是夫妇之伦失正。对于以上种种违背中国三纲大义之民俗、法规，他深不以为然，认为无疑是无君无父无夫的局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此，王之春希望“吾道西行”，以孔孟之道挽回此种恶风颓俗〔17〕。
王之春认为基督教同中国的佛教、道教一样是愚民之举，其理论不足采信。他说：“耶稣生时，考其行事不过一医生耳，其守摩西礼拜亦七日来复之义，其持十字架以治疾亦周礼以午横互之义，意其立说当与墨子相似。至所云天堂地狱当是教王假饰其说以欺哄西人使畏敬而广为布施也。”〔18〕不仅如此，王之春还认为基督教虚靡钱财，到俄罗斯大教堂游览时，了解到其始建于嘉庆中叶至咸丰六年才落成，花费达二千万卢布，认为这是“虚靡金碧，罔计生民膏血”〔19〕。对于西方崇信基督教一事，他认为是西人对“生死之关未能了悟”，“于阴阳升降之理、造化消息之机、神质离合之故，茫乎未之有知”，是“务征实而不求诸精深”而造成的，而儒教经典可以使得西人脱离宗教之桎梏，由此还可以减少教案的发生〔20〕。
此次出使并非王之春初次走出国门，但置身于异国他乡，面对另一种文明的时候仍不免时时有新奇之感，看到某些现象时，他往往想当然地加以揣测、臆度，不免由此而生出较大之误解，如在皇家大戏院观看芭蕾舞鸿池时（即举世闻名的《天鹅湖》），了解到戏院内设有沙皇的座位，且沙皇不时与妃嫔前来观剧，认为此是“与民同乐之意”〔21〕。正是“礼失而求诸野”，仿佛在现实的异域亲眼见到了在孟子书中读到的情景。到皇家戏院看法人与阿非利加州争战事之戏剧，又认为俄人“盖虽戏出，犹不忘武备”。以上之理解皆去事实甚远，不免是拿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加于他人身上而已，但却可以由此看出其的真实思想〔22〕。
对于西方的科技发明，王之春并不完全排斥，而是以中国各种学说加以推测、附会，尤其是从诸子中找寻千丝万缕之依据。对于西方之礼俗，王之春并不详其政令风俗之源，而持中国传统观念加以批判，认为中国之政治思想、道德观念远优于西方。在他看来，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自然急需学习和引进，但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却可以矫正西方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夫妇之伦，儒家罕言怪力乱神、不盲目崇信外部未知世界的思想可以破除西方的宗教崇拜。总的说来，王之春的思想核心仍是西学东源、中体西用。然而，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何尝不是一样充满了想像，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他者身上找寻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已。也许这是两种不同文化最初相遇时的通例，又岂独王之春哉！
经过将近七个月的旅行之后，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到达上海。次日，即忍痛（其手臂在西贡被枪击伤）草拟奏折。通过出使，王之春对于西方的工商、制造、武备、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这些方面是西方的先进之处，中国为求富强，必须加以学习。为此，他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的八项主张，具体内容是：一、修建铁路；二、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制造，招募洋将训练军队；三、变通科举，将天文、光学、化学、电学、重学、机器、格致等方面内容列入考试范围，或者将天文、舆地各学特设一科，与科甲出身者并重，对于武科举，将步箭改为枪炮；四、广设新式学堂；五、开设官银号，发行钞票，以筹集款项；六、加强商务管理，特简大臣专理商务，允许开设工厂，奖励发明；七、振兴矿务，允许外商开矿；八、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派头等公使驻扎英、俄〔23〕。以上建议并非王之春首次提出，但他以亲身体会加以证实，大大增强了说服力，虽当时并未见诸实行，而后来几乎一一实现，可以说此行不虚。
回国之后，王之春曾先后任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广西巡抚任内，传闻其主张出让广西铁路及矿产权利，换取法国侵略者的支持以镇压广西农民起义，从而激起了国内的拒法运动。在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被清廷革职，此后寓居上海，因倡议“联俄拒日”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被爱国志士万福华行刺，事未遂而万福华被捕，黄兴、章士钊等亦被牵连入狱，其后王之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消失了。
王之春是清政府当中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时务人才，政务之暇，兼事著述，除以上提到诸书之外，还有《王椒生集》、《王船山公年谱》、《王大中丞椒生奏议》等。他关心时政，明了世界大局，提倡向西方学习是难能可贵的，但即使身为封疆大吏，在清末之政坛亦无从充分施展其才能，又由于其对清政府的忠顺态度，终至随着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而成为过时之人物。
注释：
〔1〕〔2〕〔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王之春：《使俄草》，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辑，第67种，文海出版社，第329、8～9、23～24、29～36、328～329、257～258、694、197～198、332、682、315～316、289～290、252、320～322、307、235、307～308、201～202、216、675～703页。
〔3〕该书因版本、内容不同，又有《国朝柔远记》、《国朝通商始末记》、《中外通商始末记》、《各国通商始末记》、《通商始末记》等名称。
〔4〕《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第938、964页。
〔10〕王之春：《谈瀛录》第一卷，光绪六年刻本，第10b～11a页。
珠盘奉使赋駪征，浃月勾留比得城。
海外雪泥应有印，道旁风景不胜情。
新亭近洒神州泪，绝域初回使事成。
已是归途相慰藉，何从报称答升平。〔1〕
出使俄罗斯的王之春如愿在异国雪域留下了游览的足迹，完成了出使的使命，然而这对于屡次遭受西方国家侵略、新近又方遭日本重创的清王朝之使臣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国难思良将，作为使臣来说，还有一大使命，即需留心异域之情形以为中国借镜之资。王之春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旅途中对于“西学之源流、山川之险易、民物之简蕃、风俗之殊变、军械之更新”随得随录。不仅如此，他对于出使中之“朝绅宴会、官眷茶会及乐戏跳舞各节”亦无不详细记载，此即王之春的留心之作《使俄草》（又名《使俄日记》）〔2〕。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今衡南县泉溪狮子坪）人，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由诸生而从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先后任李鸿章、彭玉麟之部属，率军驻防北塘海口及江苏镇江。王之春关心时政，讲求事功，倡为经世之学。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他受两江总督沈葆桢派遣赴东瀛以探访日情，于光绪五年十月十八日（1879年12月4日）从吴淞口出发，游览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等地，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0年1月5日）回到上海，在日本游探近一月，以所见所感书为《谈瀛录》，其中第三卷《东洋琐记》对日本的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国债、物产、教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光绪五年（1879年），王之春根据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中外交涉的有关材料辑录成《清朝柔远记》一书，以为谈时务者之资〔3〕。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来华旅行的俄罗斯世子尼古拉二世。因以上经历，王之春被视为熟悉洋务之干才。亦因此之故，他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到京师为慈禧太后祝贺六十大寿以及三年任满奏请先期晋见时，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却做出了这项看似与战争无关的外交决定，派王之春作为专使参加次年四月俄罗斯沙皇的加冕仪式并赠送头等宝星，并谕令接旨之后即行交卸乘轮赴沪，候国书递到，迅速启行〔4〕。其实，这项决定实有深意，此可从光绪帝召见王之春的问答中看出端倪。光绪帝于十月十八日召见王之春时说：“甲申年间，朝鲜巨文一岛，英人曾泊兵船于其地。俄人恐其占据，屡来问讯。嗣诘英人，英人以恐为俄占据复。俄遂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王之春回答：“俟到彼国，从容与外部议及，彼纵不助我，将来亦免为其占据朝鲜境土地步。况今中俄交谊正孚，当必秉万国公法与倭人诘难也。”〔5〕此以夷制夷之法，意在通过俄罗斯对日本施加压力。
王之春是清政府中难得的有心人，受命之后即开始为出使进行各种准备。一面拜谒恭亲王奕、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请示各种机宜，一面调派熟悉洋务的人员作为随行属员并奏调翻译人员。王之春还拜会了俄罗斯驻京公使喀希尼，告以使命。此外，又还到总理衙门查阅有关巨文岛一事的来往文档、帕米尔界务档册，对于重要的部分加以抄录、整理成册以备查询和参考〔6〕。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王之春一行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自上海启程，经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在法国马赛登陆，十五日乘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十八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二十一日进入俄罗斯境内，二十二日抵达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到达圣彼得堡，到二月二十二日由俄罗斯启程，王之春在俄国的时间并不长，总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俄罗斯期间，除了参加有关的外交活动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在各处进行游览、访谈。他先后参观过船式厂、制造钱币局、大教堂、皇宫、博物院、万生院（动物园）、书库（图书馆）、格致学塾、礼拜堂、水师学堂、哥特林岛（岛上有船厂、炮厂、军械火药库）、布霍弗司克炮厂、报馆等，此外还曾观看芭蕾舞、陆操（陆军演练）、溜冰、赛马。通过这些活动，他对俄罗斯的“山川、险要、政治、帑藏、兵力、物产、户口、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7〕。回国途中，王之春又取道柏林、伦敦、巴黎，以考察各国的武备与军械，他曾参观德国的伏尔铿船厂、鱼雷厂、枪炮厂、克鲁伯炮厂，英国的胡力枢枪炮厂，法国的武备学堂，此外还曾到英国和法国的议院参观。
在游览和参观的时候，王之春时时留心，处处留意，随时想着清政府之内政，如参观船式厂，见到了彼得一世亲手所制的舰船模型，随后就想到康熙六十年时，彼得一世曾向清王朝赠送亲手所制木船模型三个，他认为如果将来清政府仿效俄罗斯建立类似机构时，可以将此三个模型存于其中，以备考证，只是不知道这些模型是否还存于内库〔8〕。俄罗斯的制造钱币局也给王之春留下了深刻制印象，他在回国后所上奏折中称：“泰西造办纸厂，俄国为上，此纸须用机器，其费甚巨，民间不能猝办，故可杜绝伪造，其用暗码人头即在水中制成。”由此主张由驻俄使臣从俄国订购暗印纸张，作为发行钞票用纸。从这些小处可以看到，王之春在俄罗斯不仅处处留印，亦且时时留心〔9〕。
通过实地考察与参观，使得他对于一些新事物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如对于铁路的理解，王之春在到日本探访时就曾乘坐过火车，并以诗的形式形象而传神地描述了火车的迅捷，他写道：
车声辘辘逐斜晖，四面苍茫入翠微。
良骥追风偏就范，游龙天翼亦能飞。
路如砥矢长绳亘，山比烟云转眼非。
或挽或推都是拙，本来达者在知机。〔10〕
这次到达俄罗斯之后，更加深了他对于铁路的认识，他认识到“西人创兴火车，不过数十年，今已密若蛛丝，往来梭织，遇水则设长桥，过山则穿洞穴，或架桥行街市之上，或穴地而行其下，并无大碍人庐墓者，至经行之路不过稍为平治，于风水一说尤无妨碍，道路之畚锸修治，邨落之分运货物，一一需人，亦并无伤于贫民生计，而百货流连化重为轻，缩远若近，不啻以陆作海而以车当舟，运兵速，运漕便，行旅迅疾而无泥泞风涛之苦，何快如之！何惮而不为之？此中土所急宜创兴者也”〔11〕。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认为国内反对修建铁路的那些理由完全是想当然而已，根本站不住脚。认为铁路可以“通国家之有无，济生人之日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2〕。因此，王之春回国后在其所上奏折中提出了八条应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其中第一条就是铁路。他阐明了铁路的价值，指出了铁路的功用，并且提出建造三条线路的计划：由瓜州到天津以代替漕运，由汉口经襄樊、陕甘到四川，由上海经浙江到广东，以便货物流通、捍卫边疆。他甚至提出：“若十年之内不著成效，臣之身家愿职其咎。”〔13〕由此，可以看出此次出使加深了王之春对于新事物的信心。
通过这次出使，王之春加深了对于西方的认识与了解，如对于教育与富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欧西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各学其学，女亦无所不学，即聋瞽跛哑者流亦各有学院，设塾师，择其可为者以教之。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令收付义塾，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县及国都之内，学塾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详者，莫不有一定程限……近数十年学校以德为尤著，其兵多出学校，所以战胜攻取，而诸大国亦争先竞爽。推之于士农工商，何独不然，推究大局兴衰，观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勃兴之本原不在彼而在此也”〔14〕。当看到“欧洲妇人无一不识字就学者，无事不与男子同，即战阵亦用之，是其人数虽寡，实则一人有一人之用”，而“中国妇女惟秘置室中，是以人数虽多，已废弃其半于无用之地，宜其积弱而不克自富强”，王之春认为“今日中国万不能似欧洲之薄无检束，然建设女塾，使之各习艺能，自未尝不可仿而行之”〔15〕。
王之春赞扬欧洲各国在学堂、商政、监狱、街道方面无不法良意美，但是对其道德、风俗、法律等方面并不赞同，甚至是深恶痛绝。他是信奉传统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往往拿了其中的一些观念、道德标准来观察和考量异域之政情民俗。如看到俄罗斯“官多由世及”，而“其读各国书者，颇自负才能而名位反居其下，多有私意不平者”，他认为对此应该运用儒家的思想来加以教化，让在下位者“读论孟五经，使知纲常之理”，这样“在下者自不敢侵凌其上矣”〔16〕。当看到议院可以“刑赏与共，而无上下雍阏之虞”时，王之春是赞赏的，一旦由此而导致“权魁巨憨要结蓄谋，迫令其君去位”的局面时，王之春认为是“君臣之义未知讲求者也”。当看到“子女年满二十即所谓宜有自主之权，可婚嫁不请命于父母。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或不相闻问，其稍知亲爱者，夫妇于礼拜日食翁姑一餐即去”，认为是“以骨肉至亲而推远之若途人，宗彝传食，羔羊跪乳，是曾禽兽之不若”。当看到“子殴父坐狱三月，父殴子亦坐狱三月”的法律规定时，他认为是被墨子爱无差等一说所误，这简直是颠倒错乱。当看到“西俗贵女贱男，道遇妇女必让其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有外遇虽公侯夫人或弃本夫而再醮，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中国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袒肩露臂或竟徒跣，男子除面与两手外，必掩藏甚密，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生子不以为嫌，国中斗榖于兔之流几于四分居一，所以女多终身不嫁，免受拘束”的情况时，王之春认为是夫妇之伦失正。对于以上种种违背中国三纲大义之民俗、法规，他深不以为然，认为无疑是无君无父无夫的局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此，王之春希望“吾道西行”，以孔孟之道挽回此种恶风颓俗〔17〕。
王之春认为基督教同中国的佛教、道教一样是愚民之举，其理论不足采信。他说：“耶稣生时，考其行事不过一医生耳，其守摩西礼拜亦七日来复之义，其持十字架以治疾亦周礼以午横互之义，意其立说当与墨子相似。至所云天堂地狱当是教王假饰其说以欺哄西人使畏敬而广为布施也。”〔18〕不仅如此，王之春还认为基督教虚靡钱财，到俄罗斯大教堂游览时，了解到其始建于嘉庆中叶至咸丰六年才落成，花费达二千万卢布，认为这是“虚靡金碧，罔计生民膏血”〔19〕。对于西方崇信基督教一事，他认为是西人对“生死之关未能了悟”，“于阴阳升降之理、造化消息之机、神质离合之故，茫乎未之有知”，是“务征实而不求诸精深”而造成的，而儒教经典可以使得西人脱离宗教之桎梏，由此还可以减少教案的发生〔20〕。
此次出使并非王之春初次走出国门，但置身于异国他乡，面对另一种文明的时候仍不免时时有新奇之感，看到某些现象时，他往往想当然地加以揣测、臆度，不免由此而生出较大之误解，如在皇家大戏院观看芭蕾舞鸿池时（即举世闻名的《天鹅湖》），了解到戏院内设有沙皇的座位，且沙皇不时与妃嫔前来观剧，认为此是“与民同乐之意”〔21〕。正是“礼失而求诸野”，仿佛在现实的异域亲眼见到了在孟子书中读到的情景。到皇家戏院看法人与阿非利加州争战事之戏剧，又认为俄人“盖虽戏出，犹不忘武备”。以上之理解皆去事实甚远，不免是拿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加于他人身上而已，但却可以由此看出其的真实思想〔22〕。
对于西方的科技发明，王之春并不完全排斥，而是以中国各种学说加以推测、附会，尤其是从诸子中找寻千丝万缕之依据。对于西方之礼俗，王之春并不详其政令风俗之源，而持中国传统观念加以批判，认为中国之政治思想、道德观念远优于西方。在他看来，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自然急需学习和引进，但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却可以矫正西方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夫妇之伦，儒家罕言怪力乱神、不盲目崇信外部未知世界的思想可以破除西方的宗教崇拜。总的说来，王之春的思想核心仍是西学东源、中体西用。然而，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何尝不是一样充满了想像，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他者身上找寻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已。也许这是两种不同文化最初相遇时的通例，又岂独王之春哉！
经过将近七个月的旅行之后，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到达上海。次日，即忍痛（其手臂在西贡被枪击伤）草拟奏折。通过出使，王之春对于西方的工商、制造、武备、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这些方面是西方的先进之处，中国为求富强，必须加以学习。为此，他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的八项主张，具体内容是：一、修建铁路；二、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制造，招募洋将训练军队；三、变通科举，将天文、光学、化学、电学、重学、机器、格致等方面内容列入考试范围，或者将天文、舆地各学特设一科，与科甲出身者并重，对于武科举，将步箭改为枪炮；四、广设新式学堂；五、开设官银号，发行钞票，以筹集款项；六、加强商务管理，特简大臣专理商务，允许开设工厂，奖励发明；七、振兴矿务，允许外商开矿；八、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派头等公使驻扎英、俄〔23〕。以上建议并非王之春首次提出，但他以亲身体会加以证实，大大增强了说服力，虽当时并未见诸实行，而后来几乎一一实现，可以说此行不虚。
回国之后，王之春曾先后任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广西巡抚任内，传闻其主张出让广西铁路及矿产权利，换取法国侵略者的支持以镇压广西农民起义，从而激起了国内的拒法运动。在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被清廷革职，此后寓居上海，因倡议“联俄拒日”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被爱国志士万福华行刺，事未遂而万福华被捕，黄兴、章士钊等亦被牵连入狱，其后王之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消失了。
王之春是清政府当中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时务人才，政务之暇，兼事著述，除以上提到诸书之外，还有《王椒生集》、《王船山公年谱》、《王大中丞椒生奏议》等。他关心时政，明了世界大局，提倡向西方学习是难能可贵的，但即使身为封疆大吏，在清末之政坛亦无从充分施展其才能，又由于其对清政府的忠顺态度，终至随着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而成为过时之人物。
注释：
〔1〕〔2〕〔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王之春：《使俄草》，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辑，第67种，文海出版社，第329、8～9、23～24、29～36、328～329、257～258、694、197～198、332、682、315～316、289～290、252、320～322、307、235、307～308、201～202、216、675～703页。
〔3〕该书因版本、内容不同，又有《国朝柔远记》、《国朝通商始末记》、《中外通商始末记》、《各国通商始末记》、《通商始末记》等名称。
〔4〕《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第938、964页。
〔10〕王之春：《谈瀛录》第一卷，光绪六年刻本，第10b～11a页。